地球上的王家庄

作者 毕飞宇

1、《哺乳期的女人》

小说《推拿》

2、冯牧文学奖（奖励作家）

3、三届小说月报奖（《哺乳期的女人》《青衣》《玉米》[3]

4、两届小说选刊奖（《青衣》《玉米》）

5、首届中国小说学会奖（奖励作家《青衣》《玉米》）

6、两届鲁迅文学奖（《哺乳期的女人》《玉米》）

7、2009年，毕飞宇自愿放弃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小说家奖”； 8、2011年3月，获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玉米》长篇） 2011年8月 重庆大学出版社.楚尘文化版 (3张)

9、2011年8月，长篇小说《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其人其语

我从书房出来的时候大多恍惚。有一次太太说：“一天到晚不知道你在哪里。”这是一句抱怨的话。但我是自作多情的，我总觉得这句话是对一个小说家的最高表彰。

2012-5-29 20:32 来自新浪微博

过去的两三天好几个人这样问：如何看待外界说你是“写女人最好的男作家”？老问题了。我说，感谢第一个这么说的人，他有独到的眼光。但我反感后面的人跟风。——跟风会导致起哄，起哄一定会带来愚蠢的共识。愚蠢的共识是一种暴力，它阻碍了自由、探索和想象力。

2012-1-7 16:03 来自新浪微博

文革期间，我家那堆发黄的《收获》吸引了许多知青，我的家成了知青俱乐部。他们从很远的村子赶来，一坐就是一下午。天黑之后，他们会用《人民日报》裹着一两本《收获》，夹在夹肢窝里走人。感谢那些知青，他们让我在闭塞的小天地里“见识”了大世面。我至今都不能理解，他们怎么知道我家有收获的呢？

2011-11-1 13:15 来自新浪微博

Q1：故事发生的背景

A：文革时期。

 证据：1、公社 队长 生产社 苏修 美帝 社员 王爱贫 王爱国

2、学制“缩短”了，教育“革命”了“东方红，太阳升„„”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1968年07月21日 毛泽东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向前进。共产党像太阳，照到那里那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那里人民得解放大救星 。

————《东方红》歌词

Q2：父亲的形象？

Q:为什么我被叫“神经病”后还很高兴，还说明“我跟父亲平起平坐了。”？

“神经病”有什么含义，父亲的身份？

父亲为什么要打我？

父亲为什么不说地球上的事？

Q： 文中出现了好几次“八十六只也可能是一百零八只鸭子”？

为什么反复提到数字，“八十七粒或一百零三粒芝麻”？

为什么“危险在任何时候都是有诱惑力的”？

Q：地图有什么作用？

文章的主旨是什么？

急就章：《地球上的王家庄》

日期：2009-12-30 作者：毕飞宇 来源：文汇报

2001年11月10日6时38分（卡塔尔首都多哈时间），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请，会议决定，从2001年12月11日起，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

我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反正是2001年11月10日之前，还有再之前，在中国的大地上，我们的报刊、书籍、电视、广播不停地涉及两个概念：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要不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民间的争执更是空前。在我的记忆里，我们的国民向来都是坚决的、激情澎湃的，我们十分坚决和激情澎湃地万众一心，很少有过什么分歧，很少有过什么动摇。但是，在世界贸易组织面前，我们的国民——尤其是精英知识分子——终于流露出了王子一般高贵的犹豫：To be还是不to be？

非常遗憾，在2001年11月10日之前，也许还有之后，太多优秀的、博学的、善辩的精英会选择醉汉的立场。他们知识丰富，理论素养深厚，他们的逻辑能力和思辨能力足以推倒一头大象。 这样的精英里就有我的朋友，一个我喜爱和尊敬的朋友。他写了一篇很漂亮的、很抒情的、很悲悯的、很有鼓动力的文章。文章的论点是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论述却很特别，是反对美国。这是一个怪诞的逻辑推导。我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精英都

擅长并热衷于这个怪诞的形式逻辑进程。

我不打算沉默，我想反驳我的朋友，可是，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老实说，我还是想讲道理、讲常识。我想告诉我的朋友，我是一个乡下人，我来自于一个闭塞的乡村。对，主题词或曰关键词出现了，闭塞。我想给我的朋友描绘这种可怕而恐怖的闭塞，我想说，闭塞会导致愚昧，愚昧将带来可怕的结果，而这样的结果就更使人愚昧。使人愚昧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叫你闭塞——而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勇敢地走出闭塞。

我决定把我的想法写下来，这是2001年冬天的事，离多哈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会议已经不远了——那时候我正在写《玉秧》，那是《玉米》和《玉秀》的姐妹篇。我一点也不想夸张，我写“三玉”所投入的心智是空前的，我用夸张的语气对我的兄弟李敬泽说：“我成仙了。”然而，我没有成仙，我要写一篇文章反对我的朋友，我把《玉秧》停了下来。——我已经给闭塞、或愚昧、或专制完成了命名：王家庄。我有这个资格：《玉米》、《玉秀》和《玉秧》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那是一个最容易孳生“王”和产生“王”的地方，倒了一个还可以再来一个，因为那是“王家庄”。

可我终究不是一个理论上的能手，写着写着，我把我的文章写歪了。我多么渴望我可以写一篇漂亮的、抒情的、悲悯的、很有鼓动力

的理论文章，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将证明我拥有丰富的知识、深厚的理论素养、足以推倒一头大象的逻辑能力和思辨能力。题目我已经想好了：《论中国之必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很奇怪，我写歪了，却一点也不沮丧。——这就是做一个小说家的好。没有能力思辨，我可以去写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谁呢？“我”，地点则是业已被我命名的“王家庄”。我最终也没有把《论中国之必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写出来。其实也算是写出来了，是一个急就章，我只用一天就把它写完了，它就是短篇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

我要感谢《上海文学》当时的主编蔡翔先生，几乎没有耽搁，他在2002年第1期的《上海文学》推出了拙作。

编辑手记：

七年了，我还清晰地记得《地球上的王家庄》的开头：“我还是更喜欢鸭子，„„但是我数不清这群鸭子。它们不停地动。”于是，那个八岁的男孩子每天天一亮就去放鸭子，“把八十六只也可能是一百零二只鸭子赶到河里”。忍俊不禁。

然后，这个孩子由一张世界地图开始了对世界的想象，终于决定要带上他的鸭子顺流而下，一起到大西洋，到世界的边缘走一走，看

一看„„

童话般的故事背后当然有深意在。七年后，毕飞宇终于在这篇创作谈里提供了他自己的解释。而有的评论家则认为：“毕飞宇不仅将历史强权、生存苦难和心灵贫乏等一系列沉重的历史记忆推到了叙事的背后，而且用一种梦态般轻盈的话语，对人的诗性愿望和自由灵魂进行了一次夸饰性的扩张。”（洪治纲语）

我没有能力论述中国为什么要加入到世界里去，可我有能力把闭塞的世界描绘给你看。——我们是弱者，弱者就喜欢在不安全的时候喊几声，这喊声有人听见了，我们将是一个活法，没人听见， 我们将是另一个活法。

对普世价值视而不见，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

张 莉：能不能这样说，尊严感一直是你写作的目标？

毕飞宇：我一直渴望自己能够写出一些庄严的东西，庄严，同时还宏大。庄严而又宏大的东西一定是充满尊严感的，但是，在这里我要把宏大这个东西单列出来作一番解释，我所认定的宏大从来不是时间上的大跨度，也不是空间上的大跨度，甚至不是复杂而又错综的人物关系；我所认定的宏大是内心的纵横，开阖，是精神上的渴求，它是不及物的，却雄伟壮丽，它是巍峨的，史诗般的，令人荡气回肠。很遗

憾，我的写作至今都没有达到我的预期。在这里我还要做一点小小的补充，我是被“彻底的唯物主义”喂大的孩子，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做一个唯心主义的艺术家。

张 莉：刚才你说很多小说都是你对社会的发言，我想到《地球上的王家庄》。据说这小说是急就章，有感而发。

毕飞宇：那是2001 年11 月的事，离多哈会议、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会议不远了，那时候我们都在讨论中国要不要加入WTO, 知识分子当中反对的人很多。我是支持的。道理很简单，我们不能独立于世界的外面，我们的游戏不能游离于大的游戏规则之外。我是喜欢踢足球的，在球场上，你粗暴、你犯规，这些都不要紧，但是，得有黄牌和红牌。

张 莉：小说写得精妙，它有“以轻写重”的美学特点：王爱贫和王爱国都有自己的一个宇宙系统，坚信这个系统是以王家庄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你将王家庄作为了一个很重要

的意象。

毕飞宇：地球上的“王家庄”是闭塞的，这是一个没有红牌和黄牌的世界。自己当运动员，自己做裁判，这也许就叫中国特色吧。有时候，我们的主人意识真是太强大了，我们会梗

着脖子反问：是我在踢球，凭什么让你来做裁判？凭什么呀？你一定要来做裁判，好，我不高兴，说不。

张 莉：说到中国特色，我想到一直以来关于核心价值与普世价值的讨论，写作者恐怕也得面对这个问题。

毕飞宇：我们一直生活在“核心价值”里头，而不是普世价值。远的不说，大半个世纪之内，我们的作家其实是在指定的核心价值下面思考生活和写作的，这是中国文学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特色。问题是，普世价值和我们的核心价值是分离的，甚至是矛盾的，这是一个谁也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

张 莉：这种分离在今天更需要被重新认知和反省。

毕飞宇：我给你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在你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讲过了，今天讲给你听。故事发生在七十年代，那时候中国的大地上刚刚时兴喇叭裤。喇叭裤，你知道的吧？

张 莉：当然。

毕飞宇：知道就好办了。有一天，在一条船上，一个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上船了，另一个没穿喇叭裤的小伙子就和穿着喇叭裤的小伙子对视。突然，没穿喇叭裤的小伙子站起来了，抽了穿喇叭裤的小伙子一大嘴巴。穿喇叭裤的小伙子问：“为什么打我？”打人的小伙子说：“老子就是看不惯你的裤子。”打起来了。

张 莉：很无厘头场景。

毕飞宇：我要说的不是打架，我要说的是另外的一件事。两个小伙子被人拉开来之后，船舱里的人们开始讨论了，讨论的中心是：挨打的小伙子到底该不该穿喇叭裤？——然而，没有人涉及他该不该挨打。

张 莉：这个故事有隐喻气息。

毕飞宇：一个人不可以无缘无故地打人，这就是普世价值；该不该穿喇叭裤，这里头也许有价值问题，但显然，它不涉及普世价值。这个故事非常清晰地表明了一件事：我们时常把普

世价值丢在一边，然后，叽叽喳喳，没完没了。前些日子我正好读到过一篇文章，意思很简单、很明确，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普世价值，——说什么好呢。在今天，我特别想说，对普世价值视而不见，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其实，视而不见这个说法还是轻佻了，我个人的体会是，我们在刻意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