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性报道的案例:巴德
巴德·芒恩在加盟《每日都市报》之前，专门报道犯罪、刑事案件。当时，报纸非常重视犯罪报道，几乎在每个警局都派驻了专门的记者。当时最有名望的记者往往都与警务人员私交很深，以便能够拿到重大刑事案件的独家新闻，或能率先披露长时间被通缉的要犯落人法网的消息。
巴德是当时的记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为了能看上去更老道、凶狠，与罪犯打成一片，巴德总是斜斜地叼着雪茄。但是，巴德的工作成绩并不十分理想。随着报纸对犯罪新闻的逐渐冷淡，巴德就更加失意了。
为了同电视新闻分庭抗礼，报纸新闻开始注重揭露社会问题，为读者提供深度分析。体育新闻报道方式也发生了类似的变革。体育新闻记者不苒奔走于每场比赛之间，简单地报道每场比赛的结果，而是发掘与比赛相关的重要事件、趣味故事和重要人物的消息。过去被人们称为“人情味特稿”——如报纸偶尔
刊登的警察找到走失的宠物狗等消息——的报道，也有了新的变化。报纸纷纷开辟了独立的专栏，报道人们生活、文化差异和科学发现等软新闻。巴德所熟悉的追求独家新闻和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的报纸，现在看上去更像是综合性杂志。当时很多杂志破产，报纸正好填补了杂志的空白。
巴德认为自己适合体育新闻或是新闻特写的报道，但他也注意到，调查性报道已开始成为报纸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吸引读者购买报纸的主要原因之一。他相信他能够成为一名成功的调查性报道记者。于是，他在报道重大犯罪新闻的同时，开始有计划地开展小规模的调查性报道。尽管这不属于他的工作范围，但他很清楚主编欣赏这种创新精神和进取心。不管报道的作者是谁，只要是读者喜闻乐见的报道，编辑们都欢迎。
巴德偶然发现郊区的一个区长利用职务之便，把自己的家人还有七大姑八大姨全都弄进了政府，成为政府公务人
员：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是警察局局长和消防局局长，他的妻子是政府文员。这些事实并不能构成一个优秀的调查性报道，因为区长并没有隐瞒这些事实。但是，巴德在报道中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区长的行为到底是出于公众利益还是个人利益?巴德以轻松略带幽默的笔触作为整个报道的基调，引起了读者的注意。
巴德的第一个调查性报道刊出后，很多读者就致电报社，纷纷向他提供其他地方长官的渎职和腐败行为的线索。巴德的处女作为他跟踪报道当地各方面的问题打开了方便之门。不久，也就是当地议会选举过后，巴德的调查性报道的新闻线索开始短缺。于是，巴德给落败的议会候选人打电话，了解他们的竞争对手是否存在问题。巴德的系列报道再次成功地揭露了当地选举中存在的腐败问题。
巴德的调查性报道在数量、规模和新闻价值上都越做越大。巴德第一个“重
要”的调查性报道披露了当地政府失业救济中存在的腐败问题。他获悉当地市政府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政府基金，为那些超过失业救济补助金期限的长期失业者设置工作岗位，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然而，这些工作机会不但没有真正落到贫困的失业者身上，反而被政府工作人员占据。他清楚地记得，市长曾经在电视讲话上宣布“失业者再就业工程”启动。市长呼吁所有符合条件、并对工作机会感兴趣的失业者打热线电话，咨询就业信息，索要就业机会申请表。
巴德的消息来源于负责政府支出的市政府职员。她告诉巴德，有好几千个失业者打来电话，索要工作申请表，并将填好的申请表寄回。但是，政府却没有继续安排失业者的工作面试，而是把所有的申请表装进三个大垃圾袋中，扔到了市政大厅后面的一个办公室内。
一直以来，巴德都是当地政府的忠实拥护者。他的祖祖辈辈一直生活在这个城市，他的求学生涯也都在这个城市
完成。多年的教育一直教导他尊重当局，他认为市长和他的高级助理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体面人。他也曾读到一些有关城市腐败问题的报道，但他固执地认为，那只是高效运作的政府的支流，不具有代表性。过去他与政府公务人员的交道一直都局限在警察、消防员和教师的小圈子内，他深刻地体会到他们工作艰辛，并对社会对于他们缺乏足够的重视表示深深的同情。他很难相信市长会在失业者再就业如此重要的问题上故意欺骗公众。于是，他决心找出事情的真相。
晚上，巴德往提供新闻线索者家里打电话，她有些害怕，如果当局获知是她泄漏了消息，她会被立即解雇。知情者向巴德提供了那些从可怜的失业者手中夺得工作机会的人的名字；并且告知巴德，要想获得工作机会，申请者都必须出具一份政府内部高层人士的推荐信。这些信现在被保留在市政大厅的某个办公室内，只有很少人能够看到这些信。
巴德也可以通过《信息自由法》来要求查阅这些信件，但这样政府当局就会得知他正在调查这一事件，并竭力隐瞒事实，阻止他接近事实真相。或者，当局极有可能直接告诉他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信件，其至以这是私人信件为由，拒绝他查阅个人信息资料。于是，他只能私下展开调查。他查阅了政府的薪水单，将单据上的名字和信息源提供的名字进行对比。他发现，这些人都在同一部门工作，负责维修损毁的街道。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些人与政府人士有裙带关系。
巴德知道自己缺乏从事调查性报道的经验，他的报道很有可能会失败。于是，他考虑是否寻找可以帮助他调查的外部力量，如政府腐败监督部门。他反复衡量，如果他要求当局公开那些信件，当局掩盖事实，销毁信件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寻求政府帮助的利弊分析
这个事件对于一个缺乏操作调查性报
道的新手来说过于复杂和重大。只要记者犯一个小错误，证据就会被销毁，信息源也会受到牵连。而且，如果记者调查发掘出的事实证明记者最初的判断是错误的，记者又该怎么处理呢?巴德不但不会得到上级的褒奖，还会受到处罚，被剥夺参与重大调查性报道的权利。与政府相关人员一起调查，他能够挖掘得更深、更准。巴德知道，与自己的事业和抱负相比，这个调查性报道对公众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自己单干的利弊分析
巴德年轻有为、热情澎湃、聪明机智，他完全能够与政府的专职调查人员媲美，胜任此次调查工作。他想要挖掘的并不是市长的违法行为，仅仅是事实的真相，一个关于政治腐败的报道。他所要做的只是搜集和展示事实。既然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当局无论怎样也无法瞒天过海，遮盖他们的丑恶行径，他何苦杞人忧天呢?只要消息来源正确，巴德就一定能够找到证据。如果他不秘密地开
展调查，整个事件很可能被严密地遮掩起来。如果联邦政府官员从一开始就协助或参与当局完成这件龌龊事，那么联邦政府官员极有可能与当局狼狈为奸，共同销赃。这样，巴德所冒的风险就太大了。如果记者依赖政府官员，那么那些揭露政府黑暗内幕和销赃的重大调查性报道根本不会存在。为了公众的利益，记者不应该妥协。
最后的抉择
与政府调查员联手会将巴德置于调查报道的中间位置。他将不再是一个轰动的调查性报道的挖掘者。但是，刚开始从事调查性报道的新手在遇到重大的调查事件时，确实需要政府调查员的协助。当然，也有很多获取信息的其他渠道，比如同更多的政府内部知情者沟通关系，或是借助《信息自由法》等等。
巴德最终决定寻求外部的帮助。他把掌握的关于再就业计划的所有情况都告诉联邦政府的一个专职调查员。调查员表示，他并不清楚将工作机会让给与政
府人士有裙带关系的人是否违反了法律；但是，他愿意去市政大厅，搜索所有的档案记录，看能否找到那些政府官员写的推荐信。他承诺，如果他找到那些信件，会第一时间告诉巴德，作为巴德向他提供内幕信息的交换。巴德还同调查员达成了另一个协议：调查员在巴德刊发报道之后，才能对政府当局采取行动。由于巴德和调查员的鼎力合作，他们迎来了一个双赢的调查结果。
调查员不仅找到了那些信件，还在检查申请文件时发现，那些得到工作机会的人很多原本就拥有稳定的工作，根本就不是长期的失业者。他们只是换了工作，而他们所留下的职位空缺又由其他的政治裙带关系填补。因此，他们并不符合条件——长期的失业者。也就是说，当局违反了对这批就业机会提供财政资助的联邦法律。
当整个事实真相暴露在巴德面前时，他怒不可遏。每当遇到社会不公的现象时，巴德总是满腔愤怒。他想到了那些
相信政府、花费很多时间填写和寄回申请表、并对这个计划寄予了所有希望的失业者。他希望他的读者同他一样愤怒。没有比一张真实记录那些渗透着失业者的希望的申请表，被装在垃圾袋内，孤零零地被扔在市政大厅的照片更让人热血沸腾的证据了。他从消息源那里获悉了那些垃圾袋的确切位置，并拿到了市政大厅的平面图。然后，他利用政府职员出去午餐的空当，带着摄影记者躲过接待员，直奔垃圾袋所在地。在巴德以问路为幌子的瞬间，摄影记者就拍下了垃圾袋的照片。这是一张彩色照片，照片里，黑色的塑料袋上部，清晰地露出了申请表淡黄色的扉页。
紧接着，巴德采访了市政府人事部门的主管杰克·杭乔(Jake Honcho)，将调查结果告诉了他，并要求他代表政府对此事发表意见。
“你不会真的报道这件事情吧?谁会关心这几个工作机会呢?”杰克问道，“报社的其他人都跟我说，你是一个忠
实可靠的人。你总是报道对这个城市发展有利的正面消息，那才是记者应该关注的问题。你现在所关注的报道会阻碍我们城市的发展，公众会指责我们工作不当。我们拥有选择、决定雇员的权利。我们不能够雇用一些整天无所事事的流氓，并支付他们薪水。如果那些人在城市政府部门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在巴德准备报道的过程中，另一个同事也劝他放弃，认为他的做法是错误的。“如果你刊发了这个报道，这个地方就没有人相信你了，”他说，“你简直就是自毁前程。”
后来，报道被刊登在报纸头版，那张垃圾袋的经典照片也被醒目地印在报纸头版。巴德再也没有回警察局继续犯罪新闻报道，他成为一名全职的调查性新闻记者。此后，联邦政府接管了当地的再就业工程，开始雇用那些符合条件、最需要工作地申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