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如何塑造英雄.为政治服务?流传最广的领袖像又是谁画的?

'两个杀人犯与一座丰碑'

1793年，7月11日，巴黎。

马拉（Jean-Paul　Marat,1743-1793）正坐在浴缸中工作，作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为了躲避政府的追捕，常年在阴冷潮湿的地窖下工作，因此得了极为严重的“疱疹性皮炎'，只能靠泡在药水中稍有缓解。贫穷，疾病，政治迫害都没能要了马拉的命，在他的力主之下，法皇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因为学术恩怨，将拉瓦锡处决，诽谤拉法耶特“与一切革命的敌人勾结”。在那革命年代，在大多底层法国人眼中，他是“人民之友”。他认为，他在拯救法兰西。

“路易十六必须死，因为祖国必须生” --马拉

夏洛蒂科黛（Charlotte　Corday,1768-1793）这个受吉伦特派影响的法国姑娘，从小在修道院长大，大革命的风暴中，亲眼见到了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目睹了太多无辜的人被送上了断头台，仇恨在她的心中滋长，随着6月2日吉伦特派政府被推翻，暴政已然近在咫尺，她愿意用自己的牺牲，将马拉送进地狱。她也认为，她是在拯救法兰西。

“一个人只能死一次，在我们的恐怖处境之中，如果能以我死换来他人之生，那于我将是莫大的安慰。”--科黛

于是，被吉伦特派情报冲昏了头的马拉，将死神请进了家中。

当晚，雅各宾派主席，马拉被刺杀于自家的浴缸中。

同年，雅各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1738-1825，又译达维特)，新古典主义绘画的代表，未来的帝国画师，画下了这幅留名青史的作品《马拉之死》（Death Of marat）。

藏 布鲁塞尔皇家美术馆

一个被戳死在浴缸里的皮肤病患者，如果大卫忠实的再现这一犯罪现场，画面恐怕实难称之为高贵，更遑论展示于公众。出于自身的政治立场，以及对朋友的诚挚情感，大卫却成功的将马拉塑造成了一位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烈士，曾在罗马游学的他在古典雕塑中，学会了如何将高贵的美赋予肉体，一束光打在马拉的躯体上，握着羽毛笔的手无力的垂了下去，就像圣母手中的耶稣一般。锁骨上的伤口还在滴着血，观众如同直面一个圣徒殉难的现场。整幅画面没有任何繁复的细枝末节，色彩单纯，构图质朴，就像一块真正的'人民之友'纪念碑。

米开朗琪罗 圣母怜子

同时，马拉手中还握着鹅毛笔，一份申请书。上面写道：“1793年7月13日，玛丽安娜夏洛蒂科黛致公民马拉：我十分不幸，指望能够得到您的慈善，这就够了。“木箱上的便条则写道：”请把这五个法郎的纸币交给一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根据我们所知的事实，现实并非如此。这些物品经过大卫的精心安排，用以体现马拉的崇高道德之善，来衬托反对派阴谋刺杀之恶，以革命领袖马拉的牺牲，来激发和鼓舞观众。

马拉之死（局部）

艺术发展到此时，画家的画笔终于开始为自身的政治立场服务，《马拉之死》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长期以来，我们以一种阶级立场的观念来看待这幅画，因为教育，马拉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是一个烈士般的存在。

“圣人”马拉，是在法国实行恐怖统治的雅各宾派主席，双手鲜血累累。放置信件的木箱，实为吉伦特派党人的断头台，一个又一个的“可疑反革命份子”名字在这个木箱上被记录，被抓捕，不经审判便处决。而面见科黛的理由，也是听说科黛有吉伦特派党人的情报，要把他们头砍掉。

“邪恶的女刺客”科黛，从小在修道院中长大，从小读者卢梭，伏尔泰的著作自我学习，与马拉素昧平生。一女子，却有着绝大多数男人所不能及勇气，单枪匹马，将马拉刺杀。憎恶罪恶，但绝不憎恶罪人，科黛在刺杀了马拉之后，便安静的在屋子里等待警察的抓捕，并在最后饱受侮辱的死在了断头台上。

传 夏洛蒂 科黛像

当世最为杰出的画家之一，用自己最为精湛的写实绘画技巧，成就了马拉的圣人形象。而科黛，只留下了这么一张不知道谁画，画于何时，藏于何地的简略之作。

崇高的，拯救法国的个人意愿，让他们献出了自己生命，并使他们统统成为了手染鲜血的杀人犯。

这一年，巴黎城外，土伦港炮火轰鸣。

马拉之死素描草图

“为了革命的艺术”

一副画的诞生，大多会受到一种风格的影响，一种风格的产生，背后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大历史，新古典主义如此，《马拉之死》亦如此。

当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各大强国在从事海外贸易，扩大殖民地的同时，也逐渐在经济，政治上重视近东,巴尔干地区。在当时，人们对古典遗迹的兴趣重燃，环游欧洲已经成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情，背包客文化即兴起于此时，但各国的王公贵族有钱人，却始终对意大利，古希腊情有独钟。

1748年，庞贝古城与赫库兰尼姆古城群落被系统发掘，大量古罗马时期的绘画雕塑被发掘出来，这一事件更是助推了大众对古典艺术的迷恋。

对古典文化的这种狂热， 也影响了当时的学术界。第一位现代艺术史学家温克尔曼（Johan Joachin Winckelmann），在1755年明确地指出“希腊艺术是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艺术。”并评价希腊雕塑：“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爱德华 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正是在这个节点横空出世，并出版发行。

思想上，启蒙运动蓬勃发展，理性之光照耀欧洲大陆，古典艺术和建筑中那种精确的比例与和谐似乎正体现了理性思考的理念。古希腊古罗马的共和政体成为了进步的政治典范，古代文化所具有的自由，公民美德，道德和奉献的传统，令当时大多数备受贵族压迫的人们心生向往，并成为了当时的理想国，革命者更是热衷以古人自居。

当这种对古典事物的迷恋表现在艺术上时，“新古典主义”的诞生也就顺理成章了。

大卫，贺拉斯兄弟之誓（The Oath of Horatii) 330cm×425cm 现藏于卢浮宫。

“英雄主义和公民美德，以滋养人们的双眼，震撼他们的灵魂，并在他们的心上播下荣誉和为祖国献身的的种子”。 --雅各路易大卫

这幅画是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作，也是大卫的成名作，创作于法国大革命前夕，订购人：路易十六。

这个故事来自李维的《建城以来史》，对于当时的法国人而言却并不陌生，在画作问世的几年前，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的悲剧《贺拉斯》曾登上巴黎的舞台，并引起了极大地轰动：罗马与阿尔巴（alba）城邦开战，多年未分胜负，最终决定双方各派三名勇士决斗，胜者，将得到对方的城。罗马选中了贺拉斯三兄弟，阿尔贝城选择了库拉蒂家族（Curatii）三兄弟。这是一个悲剧的结果，两个家族有着极深的联姻关系，贺拉斯兄弟的老大娶了居里亚斯兄弟的妹妹，而居里亚斯的老三又是贺拉斯妹妹的丈夫。无论哪一方，输或赢，都将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而最终的结果也是如此，只有罗马城的小贺拉斯幸存，并在凯旋之际杀死了自己的妹妹，因为她向法庭控告小贺拉斯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而大卫选择了贺拉斯兄弟对剑立誓的那一瞬间进行了描绘：男人们的躯体盎然向上，充满英雄气概，女人们如同雕塑一般，无力的靠在一边，悲伤而无奈。整幅画面在一个类似舞台布景的空间中展开，背后的三个柱廊将三组人分别框在了门洞里。所有的视觉中心都被前景浮雕般结实有力的人物形象所吸引。左边雄姿英发的男性形象与右侧无力而柔软的体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雄者俞雄，柔者越柔。

对于当时的巴黎人而言，这幅画里所展现的爱国精神，勇气，自由，对理想的忠贞并不难以接受，因为启蒙运动正赋予了巴黎人民以这样的精神气质，女人所代表的另一种人性：爱情，痛苦，悲伤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这幅画在完成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连罗马教皇都忍不住前来观看，并于1785年运抵巴黎展出，他简洁，清晰，充满古典美的风格与洛可可的繁复，矫揉完全不同。虽然这幅画是在皇室的赞助下完成，但却与马赛曲一起，成了法国大革命的艺术标志，以绘画来匡正颓风，画以载道，显然大卫做到了。

“加冕为王”

当大革命的风暴来临，大卫追随罗伯斯庇尔的脚步，开始为雅各宾派服务，积极投身政治，成为公共教育委员会和艺术教育委员会的委员，并用自己的力量，保护卢浮宫，推动法国博物馆的建设，是法国博物馆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到了热月政变，雅各宾派统治被推翻，大卫身负17条罪状，投入监牢中，虽经过学生的多方奔走得以解救出狱。大革命与监狱中的动荡与阴暗，让他开始向往和平，以往炽热的革命精神开始冷却。这种转变直接反映在了创作上，他放弃了由《马拉之死》开始，直接描绘现实题材的作品，再一次向古典题材转变。

新古典主义降临时，上承启蒙运动，顺应革命以及新兴资产阶级的艺术需求，一跃成为法国艺术的主流。然而随着大卫自身的革命性消失，新古典主义也不免流新为陈，成为了一种程式化的艺术。这在这幅《劫掠萨宾妇女》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虽然剑戟横列，杀气冲天，但画面上的每个人都毫无神韵，表情冷漠。

至此，大卫画作中的革命性，那种鼓舞人心的力量已经完全消失。

当这幅画在1799年展出时，画家心绪与立场的转变立刻被大众所察觉。在拿破仑上台之后，邀请他成为帝国首席画师。在拿破仑帝国期间，大卫最为著名的便是《拿破仑加冕》与《翻越阿尔卑斯山》两幅画。

雅各路易大卫《拿破仑加冕》1805-1808年，布面油彩 620X980厘米，卢浮宫

这是一副宽10米，高6米的鸿幅巨制，受限于我们的屏幕，远不及亲眼所见感受之万一。大卫以他当世顶尖的写实绘画技巧，充满条理而严谨的构图，将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加冕这一历史性事件生动的描绘出来，虽然场面宏大而奢华，但每个人都被叙述的井井有条，主次分明。处于黄金分割点上的拿破仑将皇冠拿在手上，摆脱了千年以来国王需由教会加冕的传统，教皇安稳而神圣的坐在一旁，每个人都像大革命过后的政局一般，妥协，又恰如其分的处在自己的位置上，神情淡漠而刻板。

拿破仑假加冕局部（存在色差 请关注细节的表达）

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向来是欧洲国家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自己加冕的拿破仑，正是体现了他对于国家权力分配的忧虑，画面左侧的拿破仑宫廷成员与画面右侧天主教的教士们遥遥相对。现实中对拿破仑不满，而没参加此次大典的拿破仑之母，则端坐于二楼。这是一幅赞助者与艺术家双赢的典范，也是政治绘画的典范，画面上的各方利益均得到了体现，真实的历史场景被刻意更改，还有加冕仪式背后的权利倾轧，流血牺牲，统统被一张画概括，刻板，却复杂。

百年后，中国也有一幅油画描写国家诞生的油画《开国大典》。这幅画便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每一次的权力斗争，带来的都是一次蛮横的修改，直到最后，原画已被修改的无法再展，徒余复制品，充着天地一片祥和的门面。

而大卫为拿破仑描绘的另一幅画，已经成为拿破仑的真相。

雅各路易大卫《1800年5月25日：拿破仑跨越阿尔卑斯山》1803年作 267X223CM

这是一幅有着四个版本的绘画，区别只是披风的颜色不同，现藏于卢浮宫。

失去了大革命期间的革命精神，屈服于皇权的大卫空有一身精妙的写实技巧，如果以知名度来说，描绘拿破仑的这两幅画显然要比大革命期间的《马拉之死》与《贺拉斯兄弟之誓》知名到不知哪里去了，但这并不等同于艺术史，评论家，与画家本人的评价。

与其说拿破仑感兴趣的是大卫的个人绘画技巧，不如说是整个新古典主义风格。法国国王向来以高品位的艺术审美而著称，作为世界文明的中心，拿破仑帝国迫切需要一种能作为王朝皇权象征的艺术风格，这一点，在拿破仑时期的建筑上体现的最为明显，高大的罗马柱，雄伟的柱廊正是在此时，成为国家威权的象征。

新古典主义至此加冕，成为帝政风格。

青山依旧在

然而，没有哪个王朝能永垂不朽，随着拿破仑下台，法国皇室的回归，大卫作为一个弑君犯被流放至比利时，虽然依旧从事绘画，但已经是一颗无根的树，失去了艺术创作的土壤，再没有拿出什么值得叙述的作品了。

他最得意的作品《马拉之死》，最终让他身败名裂，成为支持弑君者的最佳罪证。

1825年，大卫死于布鲁塞尔，他的心脏被运回法国，葬于拉雪兹神父公墓。

他的学生们出色的继承了他的衣钵，青出于蓝：

安格尔扛起了新古典主义的大旗，并将它发扬光大，成为学院派官方艺术语言。

欧仁，德拉克罗瓦则挣脱了新古典主义的束缚，作为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与安格尔领衔的新古典主义相抗衡，并创作出《自由引导法国人民》这等旷世巨作。

大历史下的艺术

当绘画艺术来到18世纪这个节点，艺术家在题材上已经不再满足于对自然，对现实的模仿，开始根据自己的想法，需求，“别有用心”的去创作了，比如英国画家霍加斯的一系列讽刺版画，画家的画笔在发掘自然美的基础之上，开始有意识的探讨更广义的美：人类的道德与伦理。

而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时代，也使创作者与欣赏者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理性的力量影响了艺术的方方面面，从绘画，到建筑，再到音乐。法国大革命敲碎了太多以往认为天经地义的东西，艺术家们突然感觉选择什么做题材都没有限制了，可以是一出古典戏剧，可以是中世纪，古罗马的一个传说，甚至可以是脑海里的幻象（戈雅《吞食其子的农神》。

就像风吹散了霾，露出了无尽的蓝天。

参考书目：

[美]《加德纳艺术通史》（Gardner's Art Through The Ages) 弗雷德 S 克雷纳 . 克里斯汀 J 玛米亚

[英] 《牛津西方艺术史》 [The Oxford History of Western Art]马丁·坎普

[英]《艺术的故事》(The Story of Art) [英]贡布里希爵士著

[英]《艺术及伟大艺术家评注》(Annotated Art and Great Artists) 罗伯特 卡明

[日]《西洋绘画史话》 相良德二等著

[中]《外国美术史》 王树良 张玉花主编

[中]《你应该读懂的100副世界名画》易乐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