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国家释放社会是社会善治前提(1)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任剑涛
核心提示：国家需要顶层设计，但顶层设计应该是社会竞争性设计。在一个高度自治的社会中，国家才有可能获取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国家必须有序退出自己所挤占的社会空间。退出太急，社会会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退出太慢，社会会逐渐丧失自主、自治与自律的能力，形成无赖社会的习性，一切都只好仰赖国家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照顾，而这恰恰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承担的沉重任务。
现代国家依靠三根支柱而稳定、发展和繁荣。这三根支柱是国家权力体系、市场价格机制和社会自治系统。三者各自需要安顿在现代制度平台上，以期实现国家权力体系的法治运作，市场对资源的高效配置，社会公众的自主、自治与自律。这是从传统国家强调统治逻辑转变为现代国家重视治理逻辑的体现。与此同时，三者之间必须展开良性的互动，形成一种精巧的平衡局面，从而保证整个国家实现善治。从统治到治理，是国家发展的一个结构性转变;而从治理跃升到善治，则是国家发展需要努力追求的目标。
社会善治，是国家善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善治显现为两种状态：一是社会公众分类分流展开自治和共治;二是国家与社会积极协商，解决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这样的社会处在一个安定有序、心态健康、积极有为、互助互爱的状态中，而绝对不至于陷入相互冷漠、暗中敌视、互相拆台、丛林游戏的恶性境地。如果承认社会善治与国家善治有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那么，人们也就会承认，善治的社会，一定为善治的国家提供优良的社会土壤;善治的国家，也一定会为善治的社会供给优良的法治和积极的政策。这是一种值得所有现代国家追求的社会治理状态，也是值得它们在现实中矫正治理失当、改进治理状态时应注重的治理基准。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转型社会。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称奇的奇迹。但是，国家的治理体系却还处在旧有动员式氛围里，这是一种明显有碍于国家持续发展的情形。目前，举国上下都已经明确意识到，不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就不可能表现出现代国家的治理能力。相应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也就前景堪忧。因此，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划分清楚国家、市场与社会的边界，实现三者各自的善治，推进国家进入总体的善治状态，成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核心问题。
理顺中国的国家权力、市场机制和社会体系的关系，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任务。中国社会被国家权力束缚，即使假定国家权力乐见一个自主、自治与自律的社会，愿意与社会公众一起分享治理的权力与权利，起码也会遭遇两个重大难题：一是国家必须逐渐为社会腾出自主活动的空间，从而促使社会养成追求自身利益、利益合理分流和凸显社会公益的健康习性。二是国家必须有序退出自己所挤占的社会空间。退出太急，社会会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退出太慢，社会会逐渐丧失自主、自治与自律的能力，形成无赖社会的习性，一切都只好仰赖国家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照顾，而这恰恰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承担的沉重任务。
一个善治的社会，公众必须能够自由地思考个人责任、组织义务和互助关系，从而在日常生活和组织行动中，尝试承担起相关的个人与社会责任。
对今天的中国来讲，社会的一些无赖习性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这与中国的国家权力疾速从社会微观领域退出有关。长期缺乏起码组织的中国社会，因此似乎成为一盘散沙。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肆意享受不受国家权力制约和压制的细小自由，几乎不会为之感到紧张和彷徨。唯有在个人遭遇到生活小事的折磨之时，才会罕见地想起社会秩序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中国的国家权力尚未打算从塑造社会的意识形态、强制制度和捕获社会的强势取向中淡出。于是，宏观的社会控制与微观的社会放任相形而在，让社会公众有些无所适从：一个善治的社会，公众必须能够自由地思考个人责任、组织义务和互助关系，从而在日常生活和组织行动中，尝试承担起相关的个人与社会责任。假如他们从来无法自由地思考责任与义务之类的问题，而是由国家不断地进行强行灌输，而这些灌输又受到审美疲劳和心理抵抗的双重抗拒，结果自然就是在微观社会的失序与宏观社会的控制之间，出现背道而驰。
[责任编辑:蒋正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