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民教育会与同盟会的成立

作者：沈寂

安徽史学 2008年05期

　　中图分类号：K25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8)01-0054-10

　　关于同盟会的成立，过去流行的说法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个革命团体联合而成。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有人重新探讨，指出“同盟会的建立，是孙中山与留日学生中来自国内各地的革命分子相结合的结果。……以组织名义转入同盟会的，只有兴中会一家”①。更有人撰《同盟会成立新论》，论证“同盟会不是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三个团体联合而成，也不是几个革命团体的联盟，而是孙中山继兴中会之后，集全国之英俊而成立的一个革命团体”②。两者立论的角度有所不同，资料的运用上也有相互补充之处，但均以孙中山为主轴，全仗他以全国革命领袖的态势，不失时机地寻求发展。同盟会的成立，是逻辑的必然。虽然已注意到了中国留日学生，但对留学生的历史地位未加重视。军国民教育会也已有人作专项研究③，却忽视了留日学生在1903年的思想转变与实践活动，及其与同盟会的渊源关系，依然未能摆脱传统的思路。

　　历史的发展，不是按照预设的目标按部就班前进的，偶然的因素常起决定作用。后来有人提出：同盟会的成立，是几个特别人物试图把众多激进的知识分子的才干，以及中国秘密社会及新军的潜在力量联合起来。在这问题上，孙中山是被动的④。还有人说：“同盟会不是，也不可能是各个革命小团体者组织的联合，确切地说，它是在革命思潮高涨的形势下，留学生中的革命志士们拥戴孙中山为领袖，风云际会的历史壮举。”⑤这样的论述，虽仍在陈轨上徘徊，但已经到达了解决问题的边缘。留学生中的军国民教育会已呼之欲出。

　　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孙中山、黄兴合作的结果。黄兴是军国民教育会的代表。

　　一、留日学生与军国民教育会

　　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与一衣带水的上海志士相呼应，从1901年至1905年，共同经历了由爱国而革命的历程。

　　1896年，清廷驻日公使裕庚向日本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提出接受中国留学生的要求，西园将此任务交给了嘉纳治五郎。第一批派往日本的留学生有13名，他们是唐金锷、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翚、吕烈辉等，最后只有7人修完了3年课程，由嘉纳授予毕业证书⑥。梁启超于1899年在东京亦创设了高等大同学校。由此很快出现留学日本的高潮。

　　1900年，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在长江流域起义，已有留日学生参与其事。

　　1901年，留日学生已逾200人，其中有一以联络感情为宗旨的“励志会”，“为留学界创设团体之先河”。据张继说：当时“尚无革命与不革命之分”⑦。“惟发刊译书汇编及参加汉口发难（指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诸人，多属此会分子”⑧。“辛丑七月，（清廷）下诏废止八股文，改试策论，并选派学生出洋，且有用东西洋毕业生之议。留学生热衷利禄者，多认为仕途捷径。励志会会员乃亦次第解体。”⑨陈独秀就在此时自费东渡留学，也参加了励志会，因见该会“本质不妙”，则与张继等“后参加而先脱会”。于是励志会中“意气舒发者为青年会”⑩。是年冬，青年会的成立大会借牛込区周寓召开，出席者计有秦毓鎏、董鸿袆、叶澜、周宏业、张继、程家柽、冯自由、谢晓石、陈由己、苏子谷等数十人，“明白揭示民族主义为宗旨，破坏主义为目的”(11)。“金邦平本在内，因卒业早稻田大学，将回国谋官，请求脱会”(12)。这个团体，当初是仿意大利在独立前曾成立的“少年意大利”组织，故定名为“少年中国”，后经再三斟酌，觉得“少年中国”四字易招满清当局所忌，“乃隐约其词，名曰青年会”(13)。

　　就在这年6月，顾乃珍等9人要求进成城学校学军事，遭日本政府拒绝。中国留学生则要求撤换中国驻日公使蔡钧，并有百余人弃学归国以示抗议(14)。这一事件导致翌年3月31日张继、邹容、陈由己、翁浩、王孝缜惩罚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事件。据章士钊说：“姚昱（文甫）风尘下吏……无端撄留学生之逆鳞，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由己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以致酿成交涉大故，三人被遣返国，邹容则乘机刊布《革命军》，激起排满浪潮。”(15)

　　上海开埠较早，经半个世纪的发展，至20世纪初已成为近代工商业最发达的大城市，也是西方文化最易传播和生根落户的场所。20世纪初推动上海文化与革命发展的关键人物是蔡元培。他在1901年来到上海，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2年4月，他与蒋智由（观云）、黄宗仰等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决议“自设学堂，自教子弟，不必赴日本留学”(16)。适值南洋公学校方压迫学生而引起集体退学的风潮，有200多学生离校，转入中国教育会，组成爱国学社，订章规定：“略师日本吉田氏松下讲社、西乡鹿儿私学之意，重教育精神、重军事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励志气之助。”(17)冬，又成立爱国女校。

　　1903年是关键的一年，迎来了巨大风暴——拒俄运动。

　　沙俄在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出兵侵占了我东北三省。1900年1月8日，沙俄强迫盛京将军增祺的代表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就在“辛丑和约”正式签订之前（1901年2月），沙俄又向清政府提出一个书面约款（12条），企图造成掠夺我东北三省为既成事实。消息传到上海，则有旅居上海的各省爱国人士，集会于张园“力拒俄约”。1901年9月《辛丑和约》正式签订，英、日、美等国对俄仍不撤兵表示不满。沙俄政府则于1902年4月8日与清政府签订《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条约规定俄兵分3期于18个月内撤离中国。这实是一个骗局，佯把一部分俄国占领军换上（中东）“铁道守备队”的名称，算是第一期撤兵。迄1903年4月8日，是俄兵第二次撤兵日期，俄政府拒不履约，还于4月18日向清政府又提出7项要求，力图确保东北三省成为俄国的“黄俄罗斯”。旅居沪上的18省爱国人士于4月29日再次集会于张园，通电反对。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闻之大愤，各省同乡会纷纷开会研究对策。钮永建“忽发奇想，欲发起拒俄义勇队”，要求中国留学生会馆召集全体留学生讨论此事，以拒沙俄的侵略。会馆干事章宗祥、曹汝霖“以学生手无斧柯，决无所成，且易引起政府之疑忌，拒绝其请”。青年会成员叶澜、秦毓鎏认为这正是推广青年会宗旨“民族主义”的大好机会，“赞成惕生（钮永建）组织拒俄义勇队之主张，借此题目结一大团体以灌输民族主义。青年会员均以为然”。于是与钮永建联名发传单，定于4月29日在神田锦辉馆开大会。各省留学生到会500余人，有“蒯寿枢（若木）、钮永建、叶澜、林长民、王璟芳上台演说，激昂慷慨，鼓掌如雷。全体通过组织拒俄义勇队。举陆军士官生蓝天蔚为队长，日日操练，备赴疆场。先电北洋大臣袁世凯，请其拒绝俄人，否则与之决绝。且告以学生军之组织，请隶其麾下，求其援助”(18)。黄兴等130余人签名入队，陈天华等50余人签名加入本部。决心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军决一死战(19)。苏鹏回忆：“欲效命疆场……主之者黄君廑午，每星期三、星期六午后及星期日……实弹射击……精神发越。”(20)

　　4月30日，上海爱国人士1200余人于张园安垲第成立四民总会，“爱国、育才诸学社学生戎服齐队而来”。会议中间，忽接东京留学生“飞电”，称：“俄祸日急，已电北洋主战，留学生编义勇队赴敌，请协力。”电文由蔡元培宣读，会议立即组织上海的义勇队以与东京相呼应(21)。

　　5月2日，东京留学生再开会，拒俄义勇队改名学生军，仍以“拒俄”为目的，“在政府统治之下”，担荷主战义务。5月6日，学生军齐集会馆开操。7日，日本政府以组成军队有碍所在国的主权为由出面干涉，东京神田警察署勒令其解散。5月8日，学生军队员在留学生会馆开大会，主张改军队之名，或改为“军事讲习会，其精神与军队实无所异”。适值上海教育会派汪德渊、朱莲溪为代表到东京，报告上海亦编有义勇队，爱国学社学生百余人皆愿赴敌。5月11日，留学生决定把“学生军”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22)，继续操练。《军国民教育会公约》规定其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23)。

　　上海的中国教育会得悉东京将义勇队改名“军国民教育会”，于5月25日亦将义勇队易名“军国民教育会”，并致函向东京祝贺，自称“上海热血动物候补军国民教育会同人”(24)。该会“自蔡孑民、吴稚晖、黄宗仰等重要会员，及年龄较长之社员，志愿入会者共九十六人，分为八小队，早晚训练”(25)。蔡元培说：“留日学生为东三省俄兵不撤事，发起军国民教育会，于是爱国学社亦组织义勇队以应之。是时，爱国学社几为国内惟一之革命机关矣。”(26)自此，上海与东京时有书函来往，交流经验。从军事操练的情况来看，东京尚不如上海(27)。

　　5月13日，东京军国民教育会在欢送特派员钮永建等二人回国探听消息后，收到留学生监督转来学部大臣的信，说“俄约政府方坚拒，诸生宜一意科学”。5月18日又转来载振贝子的信，说“诸生爱国之忱，实可嘉尚。但俄约，政府已决计拒之。庆邸才德虽薄，亦断不至受俄人笼络”(28)。为什么清驻日留学监督又突然责令学生停止活动？日警方为什么亦勒令解散学生军？原因是学生内部有人告密，也是清廷不具自信。湖北学生王璟芳虽在会上激昂慷慨演说，“会后竟向驻日公使蔡钧告密，谓义勇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蔡钧立即分别给清外务部及两江总督等发密电：“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29)地方大吏立即响应，端方说：“必有康梁孙文诸逆居中主持。”(30)张之洞说：“借俄约为名，阴实是自立会党，借端煽众，以图国会权力，能把持国政。”(31)所以不仅在日本、同时在北洋和长江一带，均有政府通缉回国留学生的密令。

　　由东京与上海发起的拒俄运动，辐射至全国各地。北京、武昌、安庆、南京、杭州、福州、河南等地，均有拒俄的爱国集会，组织学生军，请缨前敌卫国。因蔡钧的密电，均遭政府缉拿。风云突变，青年由此醒觉。有人喟叹：“夫有拒俄之诚而即蒙革命之名，吾知自今以往，世人之欲效忠满洲者惧矣。然使倡言革命而徐图拒俄之计，吾转不知彼满洲者于我将奈之何？”许多留日学生，“以报国无路，莫不义愤填膺，痛哭流涕。至是，青年会同志乃向各省同乡会大倡革命排满之说”(32)。由此学生队伍急剧分化，一部分“卑怯者，以畏惧政府干涉，不敢再预闻政治运动”；另一些激进者，则不满军国民教育会原定宗旨含糊不明。1903年6月底7月初，清廷驻日留学生监督汪大燮致端方的密信中，说到了留日学生的分化情况：

　　此回学生编立义勇队……又改军国民教育会，若有若无，迁移两月，其中知爱国者多不到会，有名会中者约二百余人。月初，钮（永建）自北洋回，将以十日（按：指癸丑闰五月十日，即阳历7月4日）开会。密告日政府防范。是日有劣生十余人，出意见书，专主排满。鄂生王璟芳厉声骂之，相率出会者百余人。并将意见书交来。其原印本已交日外交部查办(33)。

　　密信中所说的“劣生十余人”，即是秦毓鎏、萨端、周宏业、贝镛礼、叶澜、张肇桐、华鸿、陈秉忠、董鸿祎、翁浩、陈定保、胡崇伊、程家柽、王家驹、郑宪成15人。

　　意见书由秦毓鎏起草，其文曰：

　　欲达目的，不可不用手段，故先时章程中措词含浑，未将“民族”二字大书特书，以明宗旨者，职是此故。然宗旨不明，其害不可胜言。吾会成立后，国中响应者甚多，故吾会之举动大为国人所注意，若误以手段为宗旨，互相仿效，势将率吾四百兆同胞为效力异族之奴隶，此大有害于中国前途者也。……因是之故，某等拟于今日开会，定本会之宗旨曰“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鼓吹此旨，以唤醒国人之迷梦(34)。

　　这“民族主义”已是排满的了。此时的会员估计只剩下数十人。军国民教育会就此成了革命团体。上海的亦然，它标志着中国的激进知识青年此时已革命化(35)。

　　二、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回国活动

　　军国民教育会定有公约、设有职员。职员为教员、事务员、执法员和职员长，均由会员推举产生。事务员即行政干部，有经理、书记、会计和运动员几种。书记有叶澜（后被推举为职员长）、林长民等；会计有陈福颐、张肇桐、黄轸（兴）；经理有王璟芳、谢晓石、王嘉榘。黄轸（兴）因自认为运动员，所以会计员选他人。运动员有12人，他们的产生，参用推举、公认和自认三种办法。在这12人中，由推举产生、以公费活动的是黄润贵1人（运动地区是横滨、神户、大阪、长崎）；由推举产生、以自费运动的有3人：黄铎（长江一带）、余德元（湖北）、朱祖简（美洲）；由自认并以自费运动的有8人：程家柽（运动南洋各岛）、张嵩云（横滨、神户、大阪、长崎）、费善机（西浙一带）、丁嘉墀（浙江）、俞大纯（南京一带）、黄轸（即黄兴，湖南及湖北、南京）、杨毓麟（江南）、陈天华（湖南）。据《军国民教育会纪事》记载，运动员奔赴既定地区进行“活动”，分四批出发：第一批5人，于5月21日出发，其中有杨毓麟（江南）；第二批是5月25日出发，有2人（横滨、神户、大阪、长崎）；第三批是5月31日，有2人，黄轸（即黄兴）就是这批；第四批是6月11日出发，只有1人。《纪事》中没有程家柽和陈天华出发的记录(36)。

　　《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公约》规定：筹集的经费和联络同志之团体须随时汇寄和通知本部，通信联络的方式，分直接和间接两种。间接者，以上海教育会为代收处。运动员到达上海必与教育会商议专托一人代办寄信款事。上海专托吴柳甫先生负责。《纪事》所记的运动员出发时，清廷的态度尚未改变，他们的任务仍是爱国拒俄。通过这通信联络专线，东京的变化，随时传到国内的运动员。《纪事》中的大事只记到癸卯五月十九日，是年有闰五月，运动员出发后，在各地活动情况没有反馈的记录。

　　运动员活动的方式当时未有明确规定，据秦毓鎏在《自书履历》中说，“中分鼓吹、暗杀、起兵三部”，这显然是在革命化以后的分工。上海支部的活动方式与此相同，也是这三个方面。

　　运动员是把信念付诸实践的人，陶成章说：“自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功用从此一大进步，均由鼓吹时代转趋于实行之一方面。”(37)回国运动有显著成绩与影响的，多是自认自费的运动员，且都是湖南人。

　　黄轸（兴）回国组织华兴会，论者已多。他先到上海，再至南京、武汉而湖南，完全是既定路线，社会关系都是有线索可寻的。五月在武昌两湖书院演说“满汉畛域及改革国体政体之理由”，应是阴历的闰五月，清廷已开始镇压留学生了。黄兴原以“教育救国”为宗旨，骤闻清廷镇压爱国学生，“焦急万状，咯血斗余”，慨叹“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唯有实行革命，始可挽危亡于万一耳”(38)。11月4日在长沙创设华兴会(39)，黄兴“举为会长”(40)，秦毓鎏举为副会长(41)。黄兴“思会众多属学界分子，恐与洪会接洽，或多隔阂，乃与揆一别创同仇会，专为联络洪会机关”(42)，这实是一种创举。

　　《军国民教育会纪事》虽未有记录陈天华于何时出发，不过，他在自认运动员后，即发表《敬告湖南人》(43)的公开信，并有《复湖南同学诸君书》(44)，称“以力薄不足以鼓动全国，遂欲先夺湖南的誓师”。嗣后，与姚宏业游说江西防营，与湘马福益同时举义。盖陈与黄兴统力合作于华兴会的起义中，多为文字鼓动。

　　杨毓麟自定的运动地区是江南，亦以长沙华兴会起义为中心，活动的地域却不以江南为限。“守仁与蔡元培、杭辛斋、章士钊等在沪组织机关，一面接济湖南，一面结合留日各省同志”(45)。因形势有变，在上海已不用军国民教育会原定的由吴柳甫先生负责的通信站，而是由华兴会在上海所设的联络站，地址在新闸路余庆里。欲与浙江陶成章协约共起，杭辛斋就是浙江驻沪代表。

　　此外，杨还有自己的独立行动。他自1903年5月21日由东京回国至1904年初的活动情况，今无资料可查。下列三条资料都是记述他1904年的独立行动：(1)曹亚伯说：“守仁归国，周流于扬子江流域，游说达官幕客，使其中有所动，联络秘密社会，再渡日本，阳为解散义军，而阴与苏鹏、周来苏结为中国革命党会，推守仁为长，复与同志组织军国民教育会，专主暗杀。”(46)(2)苏鹏说：“组织义勇队，欲效革命疆场。……无何，为清、日两政府协谋所解散。群情更愤，遂改为秘密结社，效俄虚无党之所为，实行暗杀。名曰‘军国民教育会’。本部设东京，由黄瑾午（后更名黄克强）、杨笃生、陈天华（均湘人）、刘禺生（鄂人）、蒯若木（皖人）、张溥泉（冀人）、何海樵（苏人）……与予等主之。设支部于上海，由蔡孑民、吴稚晖、章行严……等主之，以爱国女校为机关。”(47)(3)张继对此也有回忆：“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正月，满清政府为日俄宣战，向日俄两国宣告中立，囗囗囗（按：疑为杨毓麟三字）愤极，组织军国民教育会，主张推翻清政府。入会者皆用黄帝纪元，上海主持人蔡元培，余亦加盟。”(48)上述曹、苏、张三人所说，都是同一件事，即杨毓麟在此期间组织了一个秘密的暗杀组织，时间在1904年，名称仍叫“军国民教育会”。黄兴在长沙联络会党起兵，杨则在长江流域和北中国联合会党从事暗杀，在同一目标下合作分工，相得益彰。1903年与1904年是一脉相承的。不过，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的资料比较丰富，杨毓麟在1904年活动的资料则十分稀少，也少为人注意，几乎没有专文叙述，回忆也只是片断。但它绝不是孤证，所述史事或有不确处，基本的轮廓是清楚的。“军国民教育会之组织，是谋对满清君臣，实行暗杀之政策”(49)，使暗杀成了当时革命行动的一种时尚。“党人能自制炸弹自守仁始。甲辰夏，守仁偕周来苏、苏鹏等组织暗杀队，由日本携炸药进发燕京，约张继自湘至，何海樵自沪至，设机关于津门，图炸内城宫殿及颐和园，以倾动天下之耳目。守仁潜住京师，周历地形，相机待发，狙伺数月，无隙可乘，南旋至沪”(50)。杨毓麟暗杀活动失利之时，也正是黄兴长沙起义失败之日。

　　长沙华兴会成员在行事中泄密，10月24日湘抚下令通缉黄兴，起义宣告破产。黄兴由开明绅缙和圣公会牧师黄吉亭掩护逃遁至沪。全国的革命形势未因长沙起义的破产而受挫。“尔时内地各处，东连日本东京，同人风闻克强在湘举大谋，渐次到沪会合。各招待所随分安置，而余庆里尤有人满之患”(51)。所以黄兴等人到上海后，有鉴于此，欲趁势再举，又于11月7日邀集杨守仁、仇亮、陈天华、张继、黄炎培、章士钊、陈去病、刘季平、徐佛苏、林螭、赵纪暄、杨度、徐敬吾、周素铿、柳弃疾、赵缭、万声杨、余焕东、何赓熊、仇鳌、陈嘉会、蔡锷、曾广轼、苏元瑛、盛时、卢和生、陈竞全、周云轩、石润全、方表、周范九、罗良锦等，重新集合于英租界新闸路余庆里，“拟即日分途运动大江南北之学界军队，起义鄂宁等处；不旬日会势大振”(52)。有人说这次“共集会友五十余人，歃血为盟，设一爱国协会(53)。推杨毓麟为会长，造炸弹，谋再举”(54)。章士钊说：“盖克强志切实行，恐其名重易漏，坚不肯任会长，于是众推笃生主持，而吾副焉。所有革命计划，当然以暴动为主，而暗杀亦在讨论之列。特后者克强不甚赞成，而笃生认为必要。”(55)这是由于时值初败，“同志沮丧，四方以上海为集中地……于是革命思潮，经回旋而一时趋于暗杀，使成为尾闾以求其通。”(56)黄兴此时俨然已是大江南北的革命中心人物。

　　爱国协会运动鄂宁学军界筹划再举不到两星期，11月19日万福华于租界行刺王之春被捕。章士钊说：“斯案也，异军突起，与华兴会原不相涉。”(57)但他却在20日去捕房慰问万福华而被抓。余庆里机关暴露，时在余庆里机关的郭人漳、张继、黄兴等十余人均被捕。因郭人漳时为江西巡防统领，赣抚夏时电袁树勋向会审公廨交涉。“袁树勋方为上海道，以湘人故，为之解脱。既讯与万福华案无涉，乃逐之出境。黄兴等皆东渡日本。”(58)黄兴因身分未被识破，与张继等都被当作郭人漳的随从而获释。章士钊等则在40天后才出狱，时已12月30日，“即光绪三十年(1904)冬初也”。杨毓麟未被捕。但因警方在搜查机关时，发现其名片多张，遂改名“杨守仁”，变计溷迹政界，潜踪北京，组织北方暗杀团，仍称“军国民教育会保定支部”(59)。“上海之局，暂告结束。”(60)

　　在这里，有必要追述一下1904年上海的情况。

　　蔡元培在1903年上海军国民教育会成立之际，因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内部纠纷，愤而走青岛，继而是《苏报》案和章太炎、邹容被捕，爱国学社随之停办。是年冬，蔡由青岛回上海，也正是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成员大批归国之时。由蔡元培领导的上海军国民教育会的革命活动，分公开与秘密两方面。公开的为组织对俄同志会（会员不及200人），出版《俄事警闻》。迄1904年初，改对俄同志会为“争存会”(61)。所谓“争存会者，对俄同志会之化身，而中国教育会之支部也”(62)。《俄事警闻》改为《警钟日报》。“爱国女校、镜今书局、科学仪器馆、《中国白话报》各机关”同属这一系统(63)。秘密的是制造炸药、炸弹，培养暗杀人员。科学仪器馆即是其秘密基地，由钟观光（宪鬯，宁波柴桥人）创设，实即上海暗杀团。蔡元培说：“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革命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校预备下暗杀的种子。”(64)

　　关于东京暗杀团来上海成立支部的事，蔡元培回忆说：“何君（海樵）到上海，访孑民（蔡自称），密谈数次，先介绍入同盟会，次介绍入暗杀团，并告以苏君将来上海，转授所学于其他同志。……开会时，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每纸上，宰一鸡，洒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乃教授制炸药法。若干日而毕。”(65)以上回忆所记有必须说明的地方，先入的“同盟会”应是军国民教育会(66)，蔡尊东京军国民教育会为正宗，故言先入其会，次入暗杀团，实即是东京、上海两暗杀团的合并。

　　“上海同志散亡略尽，唯鹤卿以清静不竞，得留故国，因相与联合为光复会。”(67)时人说“该会名称，实由暗杀而来，为前军国民教育会各省会员留在上海的组织”(68)。

　　三、孙黄合作同盟会诞生

　　刘揆一说：“军国民教育会，此实学界民族革命团体之嚆矢，而公（黄兴）乃被推为归国实行革命第一人焉。”(69)此誉并不过分，应把杨毓麟等人也包括其中。军国民教育会的发展过程，是不断分化的过程，随着形势的变化新陈代谢。1903年11月4日，华兴会成立，与会的二三十人中(70)，军国民教育会的老成员有黄兴、叶澜、陈天华、秦毓鎏、杨守仁。叶澜还是军国民教育会的“职员长”，张继是东京青年会的发起者，亦应算是老成员，其他为新纳进的。1904年在上海余庆里召开的爱国协会，出席者四五十人(71)，黄兴、杨守仁、陈天华、张继是华兴会的创立者，陈去病、苏元瑛是军国民教育会的老成员，其余成员与华兴会成立时也不尽相同，尤其是政治倾向上的差异。

　　华兴会、暗杀团、爱国协会，都是全国革命力量统力合作的成果，起兵或暗杀，是革命形势所要求，也是其逻辑的发展。与此同时所出现的科学补习所、光复会以及岳王会，均与此有关，军国民教育会是其母体。

　　黄兴原名轸，字廑午（庆午）。据黄一欧说，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后，黄轸经圣公会牧师黄吉亭营救，送至靖港，在登轮赴汉口转上海时，黄吉亭“嘱先君至达上海后来一电报……约定电报只署一‘兴’字”。从此改名为“黄兴”(72)。但黄廑午以“兴”为名，并非如此偶然。有人说他“留学日本，渐知革命，取黄帝子孙当兴之义，改名黄兴。见梁启超所著之《新中国未来记》，有黄克强其人，乃改克强”(73)。

　　华兴会起兵失败，黄兴等人逃亡海外，处境与孙文等人一样，同病相怜，谋联合，乃自然之理。不过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于1903-1904年在国内所造的声势和所起影响，比孙中山1895年广州起义和1900年的惠州起义要大得多。因兴中会的起义，均在南方边陲，孙中山嗣后的活动又在海外。诚如章士钊所说：“吾闻之：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内地实行革命者得一人。”(74)

　　兴中会1894年创建于檀香山，迄1902年曾在香港、广州、横滨、南非以及台湾等地建立过兴中会的分会。在20世纪初，除横滨和香港外，其他地区的组织都已处于停顿或解体状态。檀香山本是发祥地，但自梁启超来活动以后，兴中会会员投身到保皇会的颇多。广州自史坚如谋刺两广总督失败后，完全遭到破坏。南非的分会，“党员皆寂然无闻”。台湾亦早无音讯。日本横滨是孙中山活动和居留的主要地区，亦同样不景气。1903年7月22日，孙中山由西贡返横滨，正是日本中国留学生革命化之际，据冯自由说，程家柽、杨毓麟等数十人来横滨拜访，孙无所反应。在日本逗留两月，创办东京军事训练班，依然无视知识青年的作用。仍奔波于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圣路易、费城、华盛顿、西雅图等地运动致公堂与保皇派争夺华侨群众。有人说：兴中会“自广州、惠州两次起义败后，无力再举，名存实亡，此后的活动，其实是孙中山个人海外活动，谈不上组织活动”(75)。1905年初，孙中山才从美国到欧洲，7月抵日本横滨。此时华兴会已声震革命界。

　　黄兴于1904年底再次东渡，已是东京革命学生中的著名领袖(76)。此时黄兴所追求的，仍是“合各省之同志立一革命总机关”。1904年12月，黄兴同湖南、直隶、河南及江苏等籍的学生100余人，组织了一个革命同志会(77)。同时，宋教仁、陈天华和白逾桓、田桐、吴昆、程家柽等创办《二十世纪支那》。宋教仁即“以同志日渐加多，意欲立会党，以为革命中坚”，征求程家柽的意见。程“力阻之，谓革命者阴谋也，事务其实，勿惟其名。近得孙文自美洲来书，不久将游日本。孙文于革命，名已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日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而吾辈得以归国，相机起义，事在必成”(78)。“孙黄合作”的酝酿即始于此。

　　据陈天华说，孙“由欧洲返日本横滨，旅东同人闻之，派代表百余人恭迎于埠”(79)。曹亚伯也说，孙是“为黄兴等人迎入东京，组织中国同盟会”(80)。孙中山在此时也向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打听留学生中“杰出人物”。宫崎告诉他“有一位叫黄兴的是个非常的人物”。于是孙先访问杨度再访问黄兴。1905年7月28日，孙中山又邀宋教仁、陈天华等会谈，强调“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7月29日，华兴会的主要成员研究如何应对孙要求的“互相联络”。在讨论中，陈天华“主张团体与之联合”，黄兴“主张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刘林生“主张不入孙会”。宋则说“既有人会不入会者之别，则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与不入会者之关系如何”，“其余各有所说，终莫能定谁是，遂以个人自由一言了结”(81)，没有做出集体的结论，而“个人自由”终于统一在另组一个新团体的方式中合作。

　　在此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孙中山这次由横滨被迎来东京，已有虚位以待登台入座之势，他在此时所考虑的，是如何面对并把握这个现实。他说“欲联络湖南团体中人”，其意是他要联络的是这个团体中的个人（杨度虽不是华兴会的成员，但却是爱国协会成员），而不是这个团体。为什么？其中原因，他在7月28日的谈话中已说明了。他说：“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82)鉴于国内以往从事武装起义的只有他兴中会一家，现在军国民教育会、华兴会的声势与规模比兴中会更大，如保存团体，以团体相联合，势必“各自号号”，难以驾驭，重蹈秦末、元末之乱，这是孙中山所深虑的。黄兴等湖南团体中人考虑比较单纯。黄兴在第一次与孙晤谈时，即应允了孙提出的原则，亦即等于同意不保留“华兴会”这个团体的形式与名称。“华兴会”本来就是军国民教育会在长沙起兵时的掩护体——华兴公司，1904年再来东京欲“合各省同志立一革命总机关”，并非重振华兴会，也不是想以华兴会为基础扩而大之。宋教仁在讨论中说，“既有入会不入会者之别，则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与不入会者之关系如何”，也没有考虑既有的华兴会之存废。他的思路是，大家都是同一宗旨，不在乎入会与否。

　　合作后新团体的名称，“孙公主张定名‘中国革命党’，黄公以此名一出，党员行动不便。讨论后，定名‘中国同盟会’”(83)。

　　7月30日，史称是酝酿成立一个新团体的筹备会。

　　在同盟会成立大会前，黄兴等人在8月13日组织了一个盛况空前的欢迎孙中山大会，地址在东京坂田町富士见楼。一位参与者在日记中说：“因开会欢迎孙逸仙也，不期而会者千余人。警察原限准三百人，继许九百人，楼中亦只能容千人，踵门而退者殆又数百人。”(84)这次大会所以能开得如此空前，来者并非“不期而会”。据宫崎寅藏说：“黄兴、宋教仁、张继、程家柽等相协商后，决定开一个留学生欢迎大会，乃用一个晚上，通知了住在各学校、各旅馆的留日学生，在坂田町富士见楼开会欢迎。”黄兴在会上“拉下了一点帽子，满脸笑容，为大会的成功感到高兴”(85)。

　　黄兴等人为什么要组织如此盛大欢迎会？陈天华在《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逸仙事》中说：“孙君逸仙者，非成功之英雄，而失败之英雄也……虽屡失败，而于将来有大望。”大望寄何在？他接着说：“孙君既获闻各国大政治家之议论，盖以参观所得，学识愈富，热度愈涨。”(86)是承认孙在革命中的地位，寄望他继续发挥作用，因而尊之为领袖。

　　8月20日下午，在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上，通过各项章程草案，又根据黄兴的提议（会前已一致同意了的），由孙中山出任新团体同盟会的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是同盟会的二号人物。在成立会上选出的30多个同盟会职员中，只有两人属于兴中会。评议部议长汪精卫，稍后有胡汉民，他俩只是粤籍，并非兴中会会员。有人指出，同盟会中的显赫成员，没有一个来自兴中会。同盟会中的活跃人物，都是在日本留学的知识分子。由此，改变了兴中会以洪门为主体的格局。它是军国民教育会中的革命知识分子与孙中山的汇合。同盟会的成立堪称中国革命史上的里程碑。孙中山在1917年以前，并没有“把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之说。只是在黄兴逝世以后，1918年撰《有志竟成》才以正统自居。

　　同盟会的成立，又是一次大分化，也是一次更大的新陈代谢，如闽人林长民走了另道，方声洞、方声涛在同盟会最初三年的名册中，不见其名，最终还是入列了。方声洞还是黄花岗72烈士之一。诚如秦毓鎏所言：“辛亥以前为国流血者，多半会（军国民教育会）中人也。”(87)

　　四、容受先进，革命有发展

　　所谓“孙黄合作”，在孙中山来说，是其个人寻找革命的出路和合作的对象；在黄兴这方面来说，是代表军国民教育会中的革命留学生主动与孙中山合作，尊崇他有丰富的西方文明知识，以及与清政府斗争的经验与教训，是从大局着眼。

　　同盟会的成立，也是当时革命知识青年对孙中山民族主义（确切说是种族之见）政纲的认同。曹亚伯说：孙中山的“种族之见，究不能普及内地各省。至是，结合各省留学于日本之志士，主义因而大昌”(88)。1900年自立军被镇压，就有个别留学生倾向排满。1902年4月，章太炎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亲自拟有言词激烈的排满宣言，留学生附和者共十几人，中途有几人撤除署名，在留学生中影响不大。1903年元旦，东京留学生会馆开演说会，“有汉学生（刘成禺）主张排满，满学生良弼与长福闻之惧，三日不食”(89)等现象，但均未形成主流。

　　孙中山“驱除鞑虏”的理念，与会党的“反清复明”宗旨类同。广东是洪门盛行的地方，“客籍人，多半都加入三点会”(90)，所以容易得到他们响应。诚如致公堂成员在1904年所说：“孙某未入洪门，已实行洪门宗旨多年，何以拒之门外？”(91)孙中山有时还亲自加入洪门，曾被封为二级“洪棍”，以致有人把孙视为“会党首领”，或“江湖豪杰”。中国留学生在青年会时期所奉行的民族主义，目标是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民主共和国，对内不分满汉。遭清廷镇压后，报国无门，才被迫反满，认同孙中山的“驱除鞑虏”种族之见。

　　有人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推向仇满一端，如邹容《革命军》提出将来的“中华共和国”是“汉种中国人之中国”，必须“诛杀满洲人创立的皇帝”，“驱逐住居在中国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91)，提倡种族复仇。孙中山、章太炎等先赞同此论，并大加张扬。蔡元培就此发表《释“仇满”》(93)，代表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意见。其要旨是：“满人之血统久已与汉族混合……所以为满人所标志者，惟其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坐食之特权耳。”所以保存“满洲人”三字，是一部分人保持特权的一种“政略”；反其道而倡“仇满”，也是一种“政略”，“苟满人自觉，能放弃特权，则汉人决无杀尽满人之必要”(94)。他在文中指出，若“纯乎种族之见”，则必走向“无满不仇，无汉不亲，事之有利于满人者，虽善亦恶，而事之有害于满人者，虽凶亦吉”(95)。由此则无是非，但论种族，社会焉能进步？

　　大部分知识分子所认同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从政治层面反对清政府的腐败；主张暗杀者，也是“效俄虚无党之所为”。都是为了改变政治，属“政略”。孙中山的“驱除鞑虏”，理应亦属“政略”。不过，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在日本的一部分主张排满的革命党人，竟精心编制了一份《灭汉种策》，以“留美宗室×××”的口吻，计划将汉人全部消灭。“乙巳八月十三日翻版印刷，非卖品”。以此激发汉人对满族的仇恨。该书以眉批为按语，宣传革命党采取的对策，寄回国内秘密宣传(96)。

　　孙中山还把革命行动称之为“造反”。冯自由说，广州起义（1895年）以前，党人均沿用“造反”、“起义”、“光复”等名词，广州起义失败后，东渡日本，在神户看到日本报纸刊载“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消息，于是自称兴中会为革命党(97)。他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预备会上，仍然说：“革命即造反，造者，即造世界；反者，即反对异族强权卖国政府”(98)。中国传统的“革命”与“造反”是有区别的，虽然两者都是指政权转移的方式，但中国传统的“革命”是指政权转移于上层社会（诸侯之间），是革“天命”，即改变天命所定的姓字王朝；“造反”是指转移给基层，农民起义的领袖取得政权当皇帝，两者都是改朝换代。过去我们强调革命，神化革命，也神化孙中山。其实改朝换代的革命与“改变政治”的理念不一定完全相符。“改变政治”有Revolution之义，是革故更新；中国传统的“革命”或“造反”，政权易了姓，政治不一定改，革故不一定更新，两者仍有一定差异。

　　同盟会的成立，也使孙中山开始摆脱狭隘的会党观，重视知识分子。偏重会党，认为“秀才不能造反”，是我国自古农民起义的旧传统观念。固然孙中山本人与兴中会的负责人都是知识分子，深知关键问题必由知识分子把关掌舵，但一遇问题，就会自然流露：“我早知读书人不能革命，不敌会党”(99)。1905年在欧洲与留学生讨论“方略”时，仍“主张从改良会党为入手之方”(100)。“反复争论三日三夜，结果始定为双方并进”，勉强认同留学生也能分途做领导人。7月28日，孙在东京访问湖南团体中人于《二十世纪之支那》社时，仍表扬会党人士：“两粤之间，民气强悍，会党充斥，与清政府为难者已十余年，而清兵不能平之，此其破坏之能力已有余矣。但其间人才太少，无一稍可有为之人以主持之。”(101)这就是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的思想基础。就在同盟会正式成立的前夕，约集陈天华、黄克强、宋教仁、张继等人于北辰社寓庐会谈，“孙文所斤斤者，仍以二十人为事，自午迄酉未能决。”程家柽开导说：“开山引泉，已达大川，奚事蹄涔(102)之量以二十人为哉。”(103)劝他不必拘泥于几个会党式的首领。因此孙中山在欢迎大会上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上之人，实为寥寥。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104)情态有感自豪。他在此所谓“中流社会”，即指留学生等知识分子。陈天华说，“留学生者，中国之代表也”。当时留学生认为“自己对乎外，为全体国民之代表，对乎内为全体国民之师资，责任之重，无有过于是者”(105)。

　　陈天华对孙中山演说的反应是：“吾闻孙君所抱持之主义，实兼民族、平民二主义也。是日之演说，仅及民族主义，于平民主义则未曾提及……中国所宜急于行者，亦以民族主义为先，此所以特缓平民主义，而急其所先焉！”(106)陈在此代表中等社会认同“反满”民族主义是当务之急。由此，排满思想渐次遍及国中了。

　　注释：

　　①桑兵：《孙中山与留日学生及同盟会的成立》，《中山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也论孙中山与同盟会的成立》，《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②何泽福：《同盟会成立新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再论同盟会的成立》，《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③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金冲及、胡绳武：《军国民教育会史考辨》，《光明日报》1962年11月21日；杨天石、王学庄：《1901-1905年的拒俄运动》，《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桑兵：《军国民教育会若干问题的探讨》，《孙中山研究论丛》（二），1984年。

　　④（美）普莱斯(Don C.Price)：《同盟会成立人事与策略》，《近代中国》第16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⑤郭汉民：《同盟会成立若干史事辨证》（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中山陵园管理局、孙中山纪念馆“纪念中国同盟会成立100周年暨孙中山先生逝世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会议刊印）。

　　⑥中村新太郎：《日中两千年》，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8-239页。

　　⑦(12)张继：《回忆录》，《国史馆馆刊》1卷2号。

　　⑧(11)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革命逸史》第6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⑨冯自由：《励志会与译书汇编》，《革命逸史》初集。

　　⑩(15)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29页。

　　(13)冯自由：《壬寅东京青年会》，《革命逸史》初集。

　　(14)《蔡使第二次要求警察入署拘捕学生始末记》，《新民丛报》第14号，1920年。

　　(16)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7页。

　　(17)《爱国学社之建设》，《选报》第35期，第22-23页。

　　(18)以上引文均见冯自由：《青年会与拒俄义勇队》，《革命逸史》初集。

　　(19)《致北洋大臣袁缄》，《浙江潮》第4期。

　　(20)苏鹏：《柳溪忆语》，见《拒俄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15页。

　　(21)《致上海教育会、爱国学社电文》，《苏报》1903年5月27日。

　　(22)《拒俄事件》，《浙江潮》第4期。

　　(23)《记军国民教育会》，《浙江潮》第5期。

　　(24)《上海中国教育会致东京军国民教育会颂词》，《留学记录》，《湖北学生界》第5期。

　　(25)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华书局1939年版。

　　(26)《蔡孑民先生传略》，蔡孑民先生口述，黄世晖记。

　　(27)叶澜：《军国民教育会致费善机（公直）函》，柳亚子存原件照片，藏苏州博物馆。

　　(28)《大公报》1903年6月27日。

　　(29)《申报》1903年7月1日。

　　(30)《张文襄公电稿》第45卷，1918年排印本。

　　(31)《苏报》1903年6月10日。

　　(32)冯自由：《青年会与拒俄义勇队》，《革命逸史》初集。

　　(33)故宫档案馆：《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470页。

　　(34)冯自由：《东京军国民教育会》，《革命逸史》初集，第111页。

　　(35)《岭东日报》1903年8月21日报道，7月4日会议因王璟芳的反对，“当堂请除名者七十余人，及散会后递言除名又数十人。现在所余者仅三十余人，而其中代表人亦极力主张解散。”有人据此作出“军国民教育会因而解体”的推断（《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90页），是不符合史实的。事实应该是主力转移去了国内。

　　(36)均见《军国民教育会纪事》，1903年自印本。在运动员的名单中只有12人，但在分批出发的纪事中，在6月6日却有12人名单中未载的“运动员廖世勷出发”的记载。

　　(37)陶成章：《浙案纪略会党原始》，《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3-334页。

　　(38)《黄克强先生哀思录》，第25-26页。

　　(39)黄一欧：《回忆先君克强先生》（《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华兴会成立的时间，还有三说：刘揆一在《黄兴传记》中说成立于11月；章士钊在《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中则说：“华兴会开第一次会议于长沙……到会者共二十人，十人湘籍，余二人为侯官翁巩、无锡秦毓鎏。”时间在“癸卯七八月间”，此乃阴历；秦毓鎏说“癸卯冬返国”，亦出席了这次成立会议。以上数说，当是同一事。只是回忆的人物和时间各有差异而已。左舜生在《黄兴评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中说，“此两说（指刘、章二说）并不冲突，盖章所记或为最初讨论的情形，刘所记者当为正式成立的实况。”如此把诸说并列并存的假设不符实情。本文从黄一欧说。

　　(40)(42)刘揆一：《黄兴传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297页。

　　(41)《秦毓鎏自书履历》，《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43)(44)《苏报》1903年5月24日、6月14日。《陈天华集》未收这两封公开信，也未录《国民必读》等著作。

　　(45)(46)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杨笃生蹈海》（上），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371页。

　　(47)(49)苏鹏：《柳溪忆语》，《拒俄运动》，第315-316页。

　　(48)张继：《回忆录》，《国史馆馆刊》1卷2号。

　　(50)(57)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第371页。

　　(51)(55)(61)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

　　(52)刘揆一：《黄兴传记》。

　　(53)关于“爱国协会”，章士钊在《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说，华兴会在湘中“增设同仇会”，又在“上海别树爱国协会，在时间上与华兴会在上海所设联络站相混”。但他在《初出湘》（《文史杂志》1卷5期，1941年）诗中云：“醴陵（马福益势力在浏醴，指长沙起义）初失律，歃血同黄杨（黄兴、杨笃生）；协会谥爱国，杨主而吾襄。”从时序上看，爱国协会在长沙起义失败之后。又章太炎说：“杨度本爱国协会会员，与徐锡麟、黄兴、刘揆一盖尝歃血莅盟。”（《王夫之从祀与杨度参机要》，《民报》第22号，1908年）杨度在华兴会其他场合没有出现过。杨毓麟也说：“谋再举结为爱国协会……守仁为会长。”（《武昌革命真史》（上），第391页）。但据胡瑛说，这个组织的名称为“启华译书局”（见宋教仁：《我之历史》，《宋教仁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03页）。

　　(54)(58)《黄兴小史》，民国排印本，未署作者姓名，亦无出版单位。内容有：绪论；第一节，黄兴革命开始之时代；第二节，黄兴革命激烈之时代；第三节，黄兴革命成功之时代；第四节，黄兴背叛民国之时代。作者似为袁世凯御用文人，撰书于二次革命时。作者对黄兴知之甚深，所述史事多不讹，只是多贬辞，并揭私短，或诬蔑之。

　　(56)章士钊：《书甲辰三暗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

　　(59)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宇宙风》第55期。

　　(60)邹鲁：《吴越传》，《中国国民党史稿》。

　　(62)《中国教育会会员议事》，《刘光汉君提议》，《警钟日报》1904年4月7日。

　　(63)《争存会合并议案》，《警钟日报》1904年4月8日。

　　(64)《争存会合并议案》，《警钟日报》1904年4月8日。

　　(65)《蔡孑民先生传略》，蔡元培口述，黄世晖记。

　　(66)见苏仲湘：《辛亥革命活动家苏鹏事略》注：“当时同盟会尚未成立，他们所参加的乃‘军国民教育会’，其所述当时仪式，即入会仪式，而非教授制炸药之法之仪式。”《辛亥革命史丛刊》（四），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0页。

　　(67)蒋维乔：《民国教育总长蔡孑民之历史》，《民立报》1912年1月9日。光复会成立于“甲辰年冬”，换算阳历已是1905年1月上旬至2月初，见俞子夷：《回忆蔡元培先生和草创时的光复会》，《文史资料选辑》第77辑。

　　(68)《同盟会》（二），《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2分册，台湾正中书局1946年印行，第458—459页。

　　(69)(70)(71)刘揆一：《黄兴传记》。

　　(72)黄一欧：《回忆先君克强先生》。

　　(73)《黄兴小史》。

　　(74)章士钊：《沈荩》(1903年9月），《章士钊全集》（一），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75)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8页。

　　(76)《革命逸史》第2集，第148页。

　　(77)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70页。

　　(78)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革命逸史》第6集。

　　(79)过庭：《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民报》第1号，1905年11月26日。

　　(80)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第126页。

　　(81)(82)宋教仁：《我之历史》，《宋教仁集》（下），第546、506页。

　　(83)田桐：《同盟会成立记》，《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4页。

　　(84)《凌容众日记》，未刊本，湖南省图书馆藏，转引自毛注青：《黄兴与宫崎寅藏》，《辛亥革命史丛刊》（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5-120页。

　　(85)《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东京平凡社1976年版，第283页。

　　(86)《民报》第1号，1905年11月26日。

　　(87)《秦毓鎏自书履历》。

　　(88)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第15页。

　　(89)《异哉满学生，异哉汉学生》，《苏报案纪事》，见《章士钊全集》（一），第381-382页。

　　(90)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23页。

　　(91)冯自由：《孙总理癸卯赴美补述》，《革命逸史》第2集，第110页。

　　(92)邹容：《革命军》，上海大同书局1903年5月印行。此书大体在日本时就完成。

　　(93)《释“仇满”》，《苏报》1903年4月1日；《蔡元培全集》，第427-429页。章士钊在《疏（黄帝魂）》中说：“此文吾所草也”，又说“几不能确认为己作”，只是认为文字恰是“尔日吾所惯用之术语”。此说似不确。

　　(94)《蔡孑民先生传略》，蔡元培口述，黄世晖记录。

　　(95)《释“仇满”》，《苏报》1903年4月1日。

　　(96)这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杂件”之册。其中有1905年12月29日日本驻长沙领事馆的官员向日本外务省呈递的一份秘密报告之附件。最近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孔祥吉所发现。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孙逸仙演说〉与〈灭汉种策〉——对日本档案中两份重要反满文献之考察》，《福建论坛》2006年第10期。

　　(97)冯自由：《革命二字之由来》，《革命逸史》初集，第1页。

　　(98)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第15页。

　　(99)《欧洲同盟会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六）。

　　(100)《辛亥光复成于武汉之原因及欧洲发起同盟会之经过》，《建国月刊》第2卷第5期。

　　(101)宋教仁：《我之历史》，《宋教仁集》（下），第546页。

　　(102)“蹄涔不容尺鲤”，谓牛马践踏足迹中之积水。

　　(103)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上），《革命逸史》第6集，第48页。

　　(104)过庭：《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逸仙君事》，《民报》第1号。

　　(105)云窝：《教育通论》，《江苏》第4期，第36页。

　　(106)《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页。

作者介绍：沈寂，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合肥 23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