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一沙鸥

2012年07月19日 13:53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汪崇屏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有着热血澎湃、指点江山的青年时期，经过了学生运动的洗礼，希望国富民强，也相信国家能走向富强

张程|文

1960年底和1961年初的交替时节，在基隆市仁一路永华巷五十四号寓所狭小的卧室里，年逾古稀的汪崇屏接受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口述纪录。

毋庸说现在，就是在当时，“汪崇屏”对世人来说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当年，他坐在占了卧室主要面积的床上，近代史研究所的两位工作人员挤在墙壁和床之间的竹凳上，围绕着他，听他将自己的一生和一个时代娓娓道来……

汪崇屏，北京大学肄业，是“五四”前后的北大学生会主席，当时的学界风云人物。“北大学生会原来只设干事部与评议会。干事部是执行部门，评议会是学生会的议会……当时评议会的主席是高尚德，干事部的主席是我。”北京八家国立大中专学校成立了八校学生联合会，每校担任一股，北大管总务，“北大的总务由我来主持，实际上负责八校学生联合会的工作”。关于“五四”运动，汪崇屏回忆道：“起初跟谁都没有关系，后来各方面都想利用它……学生运动当初根本没有任何计划，但被别人利用后，一切皆预谋而后发，性质就不单纯了。”汪崇屏认为，一场开始远谈不上“伟大”，甚至有些混沌的学生运动，很快被各派政治力量所利用。不少参与学生，也借此作为日后晋身和立足之道。

但是，汪崇屏并没有借五四运动为自己谋利。肄业后，他和李大钊、谭熙鸿、高尚德四个人成了北大校长室秘书。按照汪崇屏的说法，李大钊和高尚德后来都“跑了”。两人成了党的早期领导人，现在在北京都有醒目的纪念物或墓葬。另一个秘书谭熙鸿是汪精卫的连襟，在日伪时期参加了伪政权。

汪崇屏有着中国知识分子自由恬淡的追求，北京大学的熏陶强化了这种精神。他没有把自己和某个理论、某个派系绑定在一起，而是循着自己的判断和喜好办事，合则留，不合则散。这样的性格和做派，也只有在民国前期才能够吃得开。

汪崇屏一生最耀眼的时刻，是他在“新直系”后期，加入了吴佩孚的幕府。当时，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大败，浮海南逃，汪崇屏在此危急存亡之际来到吴佩孚的身边，又是与常理不符的个性之举。落魄的吴佩孚带着两艘船，逆长江而上，途中因为船煤不够，只能牺牲一艘船，将煤集中到另一艘船上，继续逃亡。“军舰在江内航行……途中几次险遭搁浅，船底摩擦水中浅谈之声，清晰可闻。过汉口时，（为了避免惊动岸上的敌人——引者注）冒着风雨，将船上所有灯光都熄掉。”

虽然只是参政，但因为吴佩孚的政务处长与人不和，长期不在岗，汪崇屏实际主持政务处，是吴佩孚的核心幕僚。很快，汪崇屏赶上了新直系与吴佩孚最后的辉煌。吴佩孚再起，联手奉系占据北京，垄断了中央政权。汪崇屏随之俨然成了新政府的幕后操手，一时间宾客盈门，冠盖相拥。几十年后，他还对那一小段时期自己的生活记忆犹新：

我在北京的起居生活是早晨还来不及起床，同学、同事来访者就络绎不断，约十时半起床后，先将访客们应付走，然后就去看看奉军的将领，回来吃中饭。中饭后，找张学良、张宗昌谈话，然后，我跟子武（张其锽，字子武，时任吴佩孚的参谋长——引者注）研究如何处理当天的事情。晚上陪同子武与张学良、张宗昌在一起连玩带办事。二张走后，吃宵夜，给吴写报告，或于早晨五时去长辛店见吴，由长辛店回北京再睡。

在权势巅峰，汪崇屏依然保持着清高与距离。汪崇屏当时实权很大，“总长人选他（吴佩孚）都没有管，全是我们商量拟定的”。但他并没有在内阁中替自己留位子，也没有为自己谋地方实职。他甘于作幕僚，并且在“新直系”土崩瓦解，吴佩孚四处逃亡的末路上陪伴左右，直到吴佩孚去世。与那些钻营进取、攀附直系的功利者相比，汪崇屏的行为令人敬佩。

现在翻阅民国史，很难发现汪崇屏的名字。他既不是党国政要，也不是社会名流，没有豪言壮举。新直系覆灭后，汪崇屏的经历几乎是一张白纸，他的口述也刻意回避了最后的二十几年。检索资料，大致可以知道汪崇屏抗日期间居于沦陷区，参加了“民社党”，但没有像不少直系老人那样参加伪政权；他给上海的报馆当过特约通讯员，还当选了“国民代表”，后逃往台湾，在完成口述史的第二年（1962年）去世。

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大家坐在炕上谈天，有人问我将来的志向，我很随便地说：“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当时先严骂我：“没有长进。”其实我这一生，至今已七十三岁，回忆起来，的确恰像诗句中说的一样。

一生没有什么建树。在北大学生会时代，我的资格比他们后起的人老得多，但从没有想到由学生会里找什么出路。后来跟着吴先生，他那时的声势，凌驾全国，我也没有什么野心。我过去总在想：年到四十就退休回家，决不在外边乱跑。哪知今年已经七十三岁了，还是漂泊海岛，无家可归。

汪崇屏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有着热血澎湃、指点江山的青年时期，经过了学生运动的洗礼，希望国富民强，也相信国家能走向富强。可紧接着而来的就是灾难频仍的中年，之前期望的强盛国家没有到来，个人却进入了为生计而奔波的岁月。他们中的多数人对政治走向是不满的，因为种种原因选择了沉默、退缩。明哲保身的一面，盖过了热血拼搏的一面。

汪崇屏在北大期间，“原来北大学生会开大会都由干事会露面，后来怕北京政府抓人，干事会就不敢露面了，临时推选主席，被推的同学虽跟干事会有关，但都是一些不关紧要的人，抓去了也没有多大关系。”如果是这样做还有斗争策略的考虑，那么汪崇屏离开北大，完全是为了个人利害：“我看出政府真要干涉学生运动了，我怕对我个人不利，就去见（北大校长——引者注）蒋梦麟，告诉他情形不太好，我要躲一躲。”

“我从前偶然给报纸写点特约稿，但自从邵飘萍被张宗昌枪毙后，为了避祸，就不再执笔，以后也无任何专著问世。”

中国传统呼吁知识分子以强烈的责任感关注社会、参与政治，为了美好的理想而奋斗。因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和精英，他们的状态将决定社会的走向。汪崇屏等民国知识分子的现状和命运，决定于他们之前的状态。所以，汪崇屏“漂泊海岛，无家可归”的结局，其实是之前以他为代表的很多知识分子纠结懦弱、退缩逃避的后果。■

作者为图书编辑，本文原题为《天地一沙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