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传统文化渊源探析

　　[摘 要] 中国的传统文化深刻影响中国政治制度的建构，所以中国政党制度的构建应当尊重民族传统文化。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政党制度自然选择的产物。资本主义竞争性政党制度在中国以失败告终，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其竞争性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理念。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思想是适应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进政党思想，中国共产党依据国情，最终建立了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关键词] 多党合作制度 竞争性政党制度 中国传统文化 　　一、我国政党制度的构建必须尊重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由民族文明演化和历史积淀而来的一种反映本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它产生于民族历史，又影响民族的历史发展，渗透在民族活动、观念形态等各领域。各民族都有特殊的传统文化，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且文明从未间断的古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根植于炎黄子孙的血脉之中，深刻影响我国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建构。儒家文化代表了古老中国的文化传统，因此，中国政党制度必然遗传中华民族以儒家文化为特征的传统文化基因，也只有尊重这种民族传统文化的政党制度才能在中国生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就是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选择。 　　政党政治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它是中国人对救亡图存道路进行探索，借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产物。对外来事物的借鉴，必须适宜本国国情才能获得成功。力图通过政党政治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创造新的政治制度，不是照搬他国模式就能一蹴而就的。正如马克思所论断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他们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P603中国的传统文化便是中国亘古不变的基本国情，因此，中国人对政党制度的创造必须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否则就会归于失败。中国人对政党制度的选择和创造经历了艰苦的摸索，将外来政党制度进行本土化的过程是曲折的，西方政党制度曾深深吸引过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曾照搬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但以惨痛的失败告终，未能解决中华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制度，采取多党合作的政策，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资产阶级政党照搬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失败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资产阶级试图用西方的政党政治拯救中国。1905年，孙中山创立的中国同盟会宣告成立，标志中国第一个政党的诞生。此后，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政党政治作为民主制度的政治载体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但孙中山的革命成果仅存三个月就被袁世凯窃取，这与他对政党制度的选择密切相关。孙中山推崇美英政党制度蓝本，片面强调中国应“以英、美先进之国为模范”[2]P441，主张效仿西方两党制，认为“党之用意，彼此助政治之发达，两党互相进退”，“必须两党在位、在野互相替代，国家之政治方能日有进步”[3]P35，“中国的党、社，已经太多，最好他们能联合成两三个有力的大党”[2]P393，实现竞争性的政党政治。宋教仁也主张实行两党制，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党应该是两大党对峙，而不宜小党派林立。为组织国民党内阁以限制袁世凯权力，宋教仁全力组织竞选活动，并在中国首次国会竞选中获得全胜，这使袁世凯感到深受威胁，因此发生了袁世凯一手策划的宋教仁案，不久国民党、国会也被相继解散。建立英美式竞争性政党制度的构想在中国破产原因复杂。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以政党轮流控制国会多数和组织内阁为前提的，在袁世凯一手把持国家权力的黑暗政治中，两党制或多党制是难以实现的。 　　这些对中国民主和解放之路的艰苦探索均以失败告终，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寻找到适宜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反映了西方文化注重对立面的冲突与对立，强调个体意识的特性。而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价值取向是尚中庸、求和谐、重合作，中国的文化传统养成了中华民族注重整体的民族性格。因此，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有悖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即使强照搬西方政党模式、制置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必然使中国传统文化机体出现紊乱，最后出现排异现象，所以资本主义竞争性政党制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土壤中注定夭折。因此，对中国政党制度的选择与构建必须建立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尊重之上才能获得成功。 　　三、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 　　中华民族具有对外来事物的强大的包容性和学习能力，这也是这个民族得以延续和传承的重要原因。在民族危亡之际，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先后传入中国，并被付诸实践。最终资本主义竞争性政党制度失败，而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政党思想则在中国发扬光大，这不是历史的偶然。马克思主义对于古老的中华民族而言也是一个外来事物，但却有着与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截然不同的命运，除了它本身的先进性之外，还得益于它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契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内核，这种传统文化不仅是理论性的道德范畴，还深深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特别是儒家“和合”文化对中国近代以来政党政治的演变有重要影响。而马克思主义主张合作，包容性极强，恰好迎合了中华民族“合和”的传统文化，体现了求同存异的中庸文化。适者生存，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方才在中国开花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党应与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相联合、同现存民主政党相联系。早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1]P307“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1]P307他们认为，革命运动中不但要联合本国的民主政党，还要联合全世界的民主政党。马克思还指出：“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1]P309同时，他们还阐明共产党应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联合并采取正确的策略原则，着重论述了共产党在与其他工人政党或民主政党达成团结和协议时，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总之，《共产党宣言》深刻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党合作思想：既要与其他政党联合，又要注重共产党在联盟中的独立性。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轨迹。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的政党制度进行全新探索，最终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思想为指导，在其“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的传统文化这一条件下创造出来的。“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4]P205因此，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制度的选择，亦是中国传统文化基于自身价值偏好的选择。 　　四、多党合作制度是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选择 　　中华民族有着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这种文化底蕴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设计，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思想必然体现中华民族“和合”的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建立合作关系的情感基础。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思想与中华民族这种优秀传统文化不谋而合，是适宜中国传统文化的外来文化。经过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强烈对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最终确定，这是适应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然选择。 　　在中国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与北洋军阀压迫的年代，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实现民族统一与独立而斗争，是众望所归。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选择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1924年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体现了双方求同存异，以民族大义为重的爱国主义情感。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北伐战争取得胜利从正面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思想在中国的适宜性。但随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国民党右派越来越不能容忍对其独裁统治造成威胁的中国共产党，掀起迫害中国共产党的逆流。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和国共合作的破坏、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导，共同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失败。这既证实一党独裁违背中国基本国情，也从侧面证实将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同时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思想的成长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在抗日战争中，中共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而国民党破坏民主党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则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和拥护统一战线的实践形成强烈对比。经过长期的比较和残酷的现实后，民主党派最终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可见，以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思想为指导、契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政党思想是顺应历史潮流，终将取得胜利的政党思想。1949年，伴随着新政协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经过长期的酝酿应时而生。 　　中国的政党制度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母腹中孕育而成的，带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和合”基因，这种根植于中国人的传统政治价值观念和文化思想决定了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方向。多党合作制度正体现了“恶党争，鄙讥谤，重谐和，贵合一，尊人望，崇贤德”[5]P35的传统文化思想，所以说，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选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张恒.对中国现行政党制度的文化思考[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4）.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