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利玛窦中国札记_中的中国形象_纪念利玛窦来中国传教四百周年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8卷　第6期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的中国形象

——纪念利玛窦来中国传教四百周年

朱爱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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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考察《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塑造的中国形象。这一形象既是西

,又是利玛窦个人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时的真实印象。它受制于欧洲社会文化语境和读者期待视野,“为我所用”的立场显而易见。但由于采用的是实录的方式,这一中国形象又具有某些真实成份。这一形象塑造的双重特征,体现出“异国形象”塑造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关键词:利玛窦;异国形象;社会总体想象;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2359(2001)0620097204

作者简介:朱爱莲(1964-),女,河南省温县人,新乡教育学院讲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在读硕士,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利玛窦中国札记》是17世纪初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撰写的关于在中国传教的经历记录,原文手稿用意大利语写成。1614年,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把它译成拉丁文,并增添了一些有关传教史和利玛窦本人的内容。1615年,拉丁文本第一版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题为《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后来,出现了多种翻译文本,“计有拉丁文本四种,法文本三种,德文本、西班牙文本和意

[1](P3)

大利文本各一种。”1625年始有英文摘译本,但完整的英文本是1953年由加莱格尔(LouisJ.

《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Gallagher)译出,书名为

窦札记(1583—1610)》。笔者在这里谈到的是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由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自英译本(1953年版)的中译本。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为中西双方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作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他的中西文

收稿日期:2001208214

译著达29种,其中中文译著19种,包括《几何原

本》、《同文算指》、《勾股义》、《西周记法》、《测量法义》、《万国舆图》等科学著述和《天主实义》、《畸人十篇》、《辩学遗牍》等宗教著述。利玛窦很小就进入耶稣会学习法律、哲学、神学和天文历算,曾在葡萄牙的高因盘利大学学习,这所学校是代表葡萄牙海外殖民势力和天主教反宗教改革势力的,也是耶稣会训练东方传教团的一个学术中心。利玛窦很早就对东方感兴趣,盼望到远东传教,1578年,他的理想终于实现。他从里斯本乘船往东方,在葡萄牙的殖民点果阿居住四年后,于1582年抵达澳门,开始了他长达28年的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利玛窦中国札记》是他晚年完成的关于在中国传教经历的记录,“目的是向欧洲人介绍有关中国的情况和在中国的传教事

[1](P5)

迹,使同会教友及有关人士从中获得教益”。他在书中塑造的中国形象,广泛而深入地影响了两个多世纪欧洲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不仅被西方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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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被西方全社会看作是了解中国的必读书籍和重要依据。

那么,利玛窦在札记中为欧洲社会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形象?这一形象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于后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试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和方法,考察《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塑造的中国形象及其历史背景,揭示这一形象的建构受制于欧洲社会文化语境和中国现实的双重标准,体现出“异国形象”塑造的基本特征和规律。

一、《札记》之中国形象背景1.从“异国形象”角度看。当代形象学认为,异国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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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异国认识的总和”,[2]P167是“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

[2](P167)

指关系的表述”。处、异域、他者的想象,复制品或相似物,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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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而重组、空间,“以形象化的方式,、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范式,在审视和想象‘他者’的同时,也进行着自我审

[2](P168)

视和反思”。作为一种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异国形象体现了制作和传播该形象的“全社会对一个集体、一个社会文化整体所作的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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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2]P173体现了一个社会对于异国他邦的“社会总体想象”。而“社会总体想象”又是“建立在整合功能和颠覆功能之间的张力上,即建立在意识形态和

[2](P174)

乌托邦两极间的张力上”。相应地,以社会总体想象为背景建构起来的异国形象,也处于从意识形态到乌托邦这两种类型连成的光谱之上。“凡按本社会模式,完全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的异国形象就是意识形态形象;凡用离心的、符合一个作者(群体)对相异性独特看法的话语重塑出的异国形象,则

[2](P174)

是乌托邦形象。”无论是意识形态形象还是乌托邦形象,它们大都是形象制作者身处本土文化语境之中,出于自身精神文化的某种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想象物”,其中不仅含有异国现实的因素,而且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制作者自身所处文化现实的精神面貌。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就是这样一个主观和客观相结合,既具有异国现实因素,又受制于自身文化精神的结合体。

2.从中西社会现实背景看。利玛窦浮海东来之际,正值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早期资本积累之时。此前,地中海沿岸城邦争取独立的风浪已过,大西洋沿岸的工商业正在兴起,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开阔了西方人的视野。在思想文化领・98・

域里,随着文艺复兴的兴起,新科学、新思想逐渐发展起来。社会实践和思想文化层面的同步变革为西方社会走进近代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同时,也使西方殖民者的扩张和侵略野心膨胀起来。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殖民强国的势力已渗透到世界各地,英、法、意等国的势力也在不断发展。西方基督教各派也与殖民势力相勾结,力图在世界范围内扩大自己的力量。西方对中国的向往是由来已久的,这时也千方百计地了解中国、渗入中国。利玛窦到中国传教,就是西欧资本主义在宗教、产物。

,芽,。但是,中国人在“华尊夷卑”思想,使其;中国人的“天圆地“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的地理世界观也限制了对外认识的视野;再加上明代的中国是建立在反元民族压迫意识之上,所以中国明政府采取闭关主义的政策,对中国本土以外的事一律拒绝介入。这样,就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在西欧资本主义轰轰烈烈扩张积累之际,中国的资本主义却相对地停滞、衰退了。尽管明政府采取了种种闭关措施,庞大的土耳其帝国又在西亚地区拦截西欧通向东方的交通,但葡、匈、荷等国还是几经曲折在中国南部沿海有所染指。而他们遭遇到的是明政府严格的防范。耶稣会士利玛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到中国传教的。

3.从形象基础看。在利玛窦之前,中世纪旅行家马可・波罗已经为西方社会塑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奇异的中国形象。从1271年起,马可・波罗作为元朝的贵宾在中国住了17年。1298年,由马可・波罗口述,比萨作家鲁思梯谦笔录而成的《马可・波罗游记》问世。《游记》生动地描写了中华帝国的盛况,描绘了帝国宏伟的宫殿、豪华的庆典和今日北京、西安、开封、南京、扬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及其它城市当年的繁荣和美丽。马可・波罗对大都(今北京)商业的发达感到震惊,说在这里可以找到世界上

(今杭州),他因看到西所有最珍奇的东西。在“京师”

湖的美景和游人的画舫而叹为观止。他还发现中国人用一种“黑色的石头”做燃料,深感惊奇,因为当时欧洲人还不知道用煤。全书赞誉之词不胜枚举。马可・波罗关于中国文明的热情描绘,激发了许多欧洲人的想象。哥伦布就是带着西班牙女王给中国皇帝的信,开始他1492年那次“发现新大陆”的历史航行的。此后几个世纪中,马可・波罗描绘的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一直是个理想化的、充满神奇色彩的异国形象。它建构了西方社会集体想象中的中国形象,

为利玛窦描绘中国奠定了形象基础。

二、利玛窦笔下的中国形象《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的中国形象是在《马可・波罗游记》基础上塑造的,它延展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想象和期待。再加上金尼阁修订、出版此书的目的就在于激起人们对中国的兴趣,从而促进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的发展,所以,不乏理想化的成分。但是,利玛窦不仅采用白描手法描述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尽量客观地反映当时中国的情况,以便把一个他眼中真实的中国传达给他所在的宗教组织,而且记述时还时时与欧洲的各方面情况相对比,指出中西文化的很多异同点,从而增加欧洲人了解中国的参照系数,让欧洲人从更深层次上分析中国、把握中国。因此,这本札记塑造的中国形象既有理想色彩又属客观报告,是“再现式想象”的产物,场,从“为我所用”第一、。利玛窦,富物产,他观察全面,,从大麦、小麦、大米、小米等粮食物产谈到蔬菜水果和花草,从肉类、油、棉花谈到船只、金属、住房和动物,从纸张、印刷谈到漆、茶、生姜和香料,认为:“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在单独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可以发现这么多品种的动植

[1](P10)

物。”“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的东西,无论是衣食或甚至是奇巧与奢侈,在这个王国的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无需由外国进口。我甚至愿意冒昧说,实际上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照样可以在中国找到。否则的话,所缺的东西也有大量其他为欧

[1](P10)

洲人闻所未闻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来代替。”利玛窦对于中国的地大物博、繁荣富庶的描绘,比起马克・波罗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加全面、具体,既是他自己的真实感受,又带有夸饰成分。

第二,走向衰落、闭关自大的中国形象。利玛窦是在中国由盛而衰的过程中来到中国的,这与欧洲的由弱到强的过程正好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他心目中美丽昌盛、兴旺伟大的乌托邦形象和现实中的中华帝国的闭关自大、渐趋衰微的形象互相对立,双重交织,笔下的中国形象也就既有古代昌盛帝国的全貌,又有闭关锁国、盲目自大、正在衰落下去的特点。他首先注意到了中华大帝国和周围朝贡的小帝国的关系,“我注意到这些国家今天只有少数几个还在按规定纳贡。事实是即使继续纳贡的,在来到这个国家交纳贡品时,从中国拿走的钱也要比他们所进贡的多得多。所以中国当局对于纳贡与否已全不在意

[2](P9)

了。”从中国与周围这些小帝国关系的改变,利玛窦得出中国正在失去昔日的强盛的结论。他还看

到了中国人在思想观念上仍沉浸于过去的强大而不自知:“他们对海外世界的全无了解却如此彻底,以致中国人认为整个世界都包括在他们的国家之

[2](P46)

内。”闭关锁国使得中国人民仅知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的这类

[2](P44)

形式,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他们

[2](P62)

“不允许外国人在他们国境内自由居住”,“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做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书里学习任何东西,[2(95,即使,也很难找到愿意接受这

[2](P62)

。这种状况使中国与疯狂扩张的,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也就是在这里发生了改变,开始失去往日的光彩和魅力。

第三,讲究哲学、不讲科学的中国形象。利玛窦虽然也肯定了中国在机械工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才能,但是经过与欧洲的对比,他注意到“中国所熟习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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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2]P31哲学家在中国有着极高的威望和权力,但是对医学、数学等科学却极端蔑视。“在这里每个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的,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

[2](P34)

究。”因此在

“所有考试中,无论是军事科学或数学或医学以及特别是哲学的考试,主考或监考都总是从哲学元老中选出,从不增加一位军事专家或

[2](P43—44)

数学家或医生。”这种重哲学而轻科学的思想和做法也确实是中国当时的现状,也是导致中国在科学技术上日益落后于西欧的原因之一。所以利玛窦趁机运用其在欧洲学到的天算、法律、地理等知识吸引中国人对基督教甚至对西欧的崇拜。

第四,重视礼仪、崇尚迷信的中国形象。利玛窦细致地描写了中国各方面的礼仪,包括日常生活中动作、谈话、拜访礼仪和宴会整个过程的礼仪方式,尤其描绘了中国人对于皇上的礼节和在孝道上的表现。认为对于皇上的礼仪是“世界上可能没有另一个人,无论是俗人还是神职人员,是生活在那样的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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缛礼之中的”;[2]P72认为中国的孝道在“世界上没有别的民族可以和中国人相比”。“孩子们在长辈面前必须侧坐,椅子要靠后;学生在老师面前也是如此。孩子们总是被教导说话要恭敬。即使非常穷的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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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72

要努力工作来供养父母直到送终。”利玛窦还看到了这样的礼仪之邦却很崇尚迷信。例如:认定“某几天和某几个钟头是好是坏,是好运气或坏运

[2](P76)

气,哪些时日要做或不做某些事”。“如果有人要破土动工,他会一天一天地推延日期,要出门的人也会推延行期,为的是一点都不要违背术士对这些

[2](P76)

事所规定的时日。”他们还“非常关注以出生的

[2](P88)

确切时辰来判定他们的终生和幸福”。这种礼仪和迷信相结合的中国形象被利玛窦及后继的传教士们充分利用,达到了初步打开中国国门的目的。

三、形象建构的双重性及对后世的影响《利玛窦中国札记》多侧面、全方位地为西方社会塑造了一个中国的文化形象,潜移默化地建构了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总体想象。这一形象建构过程中受到注视者集体—集体—,具有既主观又客观,。

国的总体想象塑造中国。尤其是人们对于中国地大物博、美丽富饶的想象,正是欧洲社会对中国狂热向往的原因。因此,利玛窦和金尼阁尽可能满足西方社会群体对中国这一“期待视野”,并且更加突出、夸张地表现了这一特征。在写到中国的特产时,说欧洲所有的东西在中国都能找到,并且使用“闻所未闻”、“奇巧”、“奢侈”等词汇,把中国描绘成应有尽有的天堂,以此和欧洲相对应,引起全欧人对于中国这个理想国的向往。

欧洲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疯狂对外进行各种扩张的社会现实,也构成了《利玛窦札记》建构中国形象时的社会文化语境,制约着《札记》在建构中国形象时的立场和视界:处处以欧洲为参照坐标,“我尊他卑”、“为我所用”的立场显而易见。比如利玛窦在对比中国和西方时得出了“他们与我们的文明相距很远”的总的评价。尤其是在第四卷第七章中谈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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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窦本人与中国官员李本固的一场辩论时,利玛窦

的蔑视充斥字里行间,他用了很多词汇描绘李本固,如:“目空一场”、“轻蔑”、“骄傲”、“佯装”、“力图掩饰自己的无知”、“大叫大嚷”等,表现了他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欧洲立场。他还认为中国的房屋建造不如西欧堂皇耐久,中国的图画和手工艺不懂技巧,中国的乐器演奏出的也“只是嘈杂刺耳”之声等。即使描绘中国的物产、外交、思想、军事、礼仪等也全是从“为我所用”出发,激发欧洲对中国的兴趣,满足欧洲人对中国的“期待视野”。

但是,《,力图客观,、南京、北京等地的,凡是见到中国的官员,、军事、文化、风貌等各方面的。虽然带有欧洲人的立场,却也基本上描述了中国当时的现实状况,因此,现实性还是非常强的。

《利玛窦中国札记》继马可・波罗之后在中国形象的塑造上给予欧洲很大影响,尤其是后来的启蒙运动时期,西方的学者为了寻求理想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们对中国激发了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如伏尔泰、卢梭、弥尔顿等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描绘和研究了中国丰富灿烂的文化、奇特非凡的古代和美丽富饶的物产。但是《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的中国形象也为后来欧洲各国研究中国,从武力上敢于打开中国闭锁的大门提供了真实的内部讯息。中国物产丰富,科技落后,外表强大,海防空虚。中国形象渐渐从欧洲人眼中的“睡狮”变成了一只一触即碎的“大花瓶”,在欧洲殖民者的膨胀贪欲下,紧闭的大门终于被打开。参考文献:

[1]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陈忄享,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1997.

TheImageofChinainMatteoRicci’sReadingNotesaboutChina

ZHUAi2lian

(XinxiangEducationCollege,Xinxiang453000,China)

Abstract:ThispaperstudiestheimageofChinadescribedinthebookMatteoRicci’sReadingNotesaboutChinaby

usingcomparativeliteratureimagologytheoryandmethod.Theimageistheresultofsocialimaginationinwesterncountries,aswellasMatteoRicci’sownrealimpressionwhenhewasdoingmissionaryinChina.TheimageiscontrolledbytheEuropeansocialculturalcontextandthereaders’awaitingfieldofvision,andthestandingpointof“ForMyOwnUsage”isobvious.Becausethenoteswerewrittenonthespots,thisimageofChinaisrealinagreaterdegree.Thedualcharacteristicsabouttheimagereflectsthebasiccharacteristicandlawinformingaforeignsountry’simage.

Keywords:MatteoRicci;ForeignCountry’sImage;SocialImagination;Utopia

[责任编辑　张家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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