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鸦片故事]
讲起近代史上的鸦片问题，不少人以为只有社会底层的人民才会抽鸦片，事实上，近代史上抽鸦片的名人、甚至伟人，为数并不少。
王鹤滨在《毛泽东保健医生回忆录》里面透露：林彪抽鸦片。
依照吉林人民出版社《末代皇后和皇妃》的记载（注：这是一本回忆录，并非小说），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婉容，有抽鸦片的恶习。
美国记者戴维斯在回忆录《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里收录了他的延安采访笔记：朱德早年在滇军的时候，染上了抽鸦片的瘾，而且鸦片烟瘾很大。直到后来1922年，朱德去了上海，接触了革命思想之后，才下决心，把鸦片给戒掉了。
李宗仁在《李宗仁回忆录》里面记录：黄绍竑，也有过抽鸦片的习惯。
依据张国焘《我的回忆》，知名的红色革命家李立三，也有鸦片烟瘾。
依照《白崇禧回忆录》，知名抗日英雄张自忠，也有很大的鸦片瘾。
民国人物抽鸦片的，数量相当多，恐怕列举不完。总之，抽鸦片，无论在当时的上层、下层社会，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抽鸦片也许并不算什么，可能令你更意外的，是近代史人物们种植鸦片、从事鸦片买卖的隐历史。
曾经担任苏松太道（相当于上海市长）的杨坊（洋枪队首长华尔的岳父），在上海洋泾浜曾经开了家公司叫 “泰记”（Takee)，以贩卖鸦片致富。（参《中国近代史辞典》第298页）
知名军阀孙殿英，也是闻名大江南北的鸦片贩子，他的鸦片，商标是 “殿英” 牌，可谓明目张胆。
孙文大元帅在建军北伐的初期，也部分靠买卖鸦片养军，这在《李宗仁回忆录》等大量史料里面，都是有记录的。在广州军政府时期，广州城内遍地都是 “谈话处”，实际上就是形形色色的鸦片馆子，而且是革命军开办的。
另外，孙文的部下龚师曾，写下过这样的证言：“......1923年8月，许崇智等在闽南各县种植的鸦片，均已收获到手......”（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精选》第5册第21页龚师曾《追随孙中山北伐回忆录》）
这个种植鸦片的 “许崇智” 是谁？许崇智，就是孙大元帅的部下猛将。
《李宗仁回忆录》也记载了：滇军是一支一边打仗，一边贩卖鸦片挣钱的军队。
《谢觉哉日记》1945年1月15日，无意中透露了这样的机密文字：“......主席说，我们犯过两次错误，第一个错误，是长征时，乱拿人民的东西，第二个错误，是种植某物。”
什么叫 “种植某物”？某物，应该就是鸦片。谢觉哉有相当高的防范意识，连写日记的时候，都不忘记使用隐语、暗号。
杨虎城治下的陕西，也广种鸦片。例如，1935年，关德懋留德归国、到陕西任教，当时陕西是杨虎城的天下，关德懋亲眼所见：在陕西的广大土地上，公开种植鸦片，场景相当惊人。（参（台）《关德懋先生访问纪录》第30页）
韩复榘在主政山东时期，枪毙了许多鸦片瘾君子，并扣押了许多鸦片。在初期，韩复榘对这些鸦片，采取的是销毁的政策，后来发现不对，可以卖钱。于是，韩复榘借口 “军饷困难”，将这些鸦片强卖到山东的资本家手中。所以，这些被查获的鸦片，最终又流入了山东的吸毒市场。（参《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卷第34页）
沦陷时期的广东，也广种鸦片。汪伪时期的广东禁烟局长雷遇春，曾经亲自领队，下乡铲除罂粟。所到之处，吃、喝、卡、拿、要。吃饱喝足后，雷遇春用几部大卡车，满载烟苗，张开 “广东省禁烟局铲烟苗队” 的大幅白布横额，大张旗鼓，巡游市内。其实，铲除的，是已经取了汁的罂粟，果子只是空壳。烟，早已收成了。（参《广州文史资料第43辑：沦陷期间广东的鸦片》亲历者许耀震的回忆）
抗战时期的重庆国民政府 “禁烟” 所扣押的鸦片，也并不象当年林则徐那样一把火烧掉，而是常常再卖回到市场上去。以下人员都涉嫌牵涉在案：戴笠、余汉谋、李汉魂、杜月笙......这个名单还可以很长。这些鸦片，一般秘密统一运到沦陷区上海 “外销”，为何用 “外销” 这个词？因为用这个词，可以避免 “毒害同胞” 的责难。事实上，“外销” 只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幌子，许多鸦片最终还是流入国内吸毒市场、被同胞消费了。（参《广东文史资料》第2辑146－150页第12集团军总司令部副官处长郑应时回忆）
以上是我从第一手史料中，读出来的一些有关于鸦片的潜历史。特书之，与各位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