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_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分析

2009.4民主与法治

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分析

王洪树1，席

（1.四川大学

政治学院，四川

成都

斌2

绵阳

610054；2.中共绵阳市委党校，四川621000）

［摘要］回顾过去三十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中国已基本摸索出了一条以政治体制改革为特征的民主政治发

展路径。以具体政治运作体制为对象的政治体制改革，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总体目标，确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和明确了改革所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在目的和原则的导引下，中国探索性地进行着分阶段有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一条兼收并蓄、渐进可控和稳步变迁的政治发展路径。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图分类号］

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487（2009）04-0058-06

体制。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应该是外层的具体政治运作体制。通过对政治体制的改革、发展和完善，使核心层面和中间层面的政治制度内含的民主功能得以充分发挥，进而诱致性地推动核心层面和中间层面的根本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至于政治发展，有时又称政治现代化。从权力性质的角度来说它是政治由专制走向民主；从治理方式来说，它是由人治走向法治；从政治主体特征来说，它是由迷信权威走向理性自主。政治发展的对立面就是政治衰败。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中，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路径。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成果，将以制度化的形式获得巩固。这将避免“人亡政息”的政治现象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规律性地重复出现，使中国找到一条政治成本代价较小和循序渐进的政治发展路径。

二、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线索勾勒

建国以来，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体制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政治理论的变迁为反观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政治体制变迁和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线索。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一）1949年到1956年，这是中国式的民主政治体制的初步形成阶段。

建国后，在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指导下，以理性设计为主，中国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民主政治体制，特别是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三十年的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即将满六十年。俗话说，“三十而立”，“六十而耳顺”。在祖国即将满六十之际，回顾近三十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与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通过回顾过去，可以展望未来的中国政治发展，明确未来政治生活的前进方向，避免在政治生活中犯一些政治幼稚病。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和政治发展路径分析

1982年，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政治报告中首次

正式使用“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一概念，代替了以前所使用的“政治制度改革”这一提法。那么“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从内到外可以分为三层［1］（P4）。核心层是指国体及其制度规定，中层是政体及其制度规定，外层是可供政治实体直接操作的各类具体规则、程序、方式等。核心层和中层制度，具有高度的稳定性，规定着外层制度的性质；外层制度则具有高度的可塑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它的发展和完善使核心层和中层的制度功能得以充分发挥。而从狭义的角度来说，政治体制就仅仅指外层政治运作体制。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政治体制，就其实质来看，它都是政治资源的规则化和程序化的配置。因此，政治体制改革或创新，是摆脱人治传统，实现宪政框架下的法治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

林尚立等很多国内政治学者通过制度的比较研究，认为中国根本政治制度所内涵的价值是高尚的（社会主义和人民当家作主）和形式是丰富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政治等）。但是却严重缺乏使这些根本制度得以有效运作起来的具体政治

［收稿日期］2008-12-10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2008年度青年基金项目资助。

1954年通过的《宪法》为新中国民主政治体制提供了制度性

的框架和法律依据。

［作者简介］王洪树（1973-），男，四川绵阳人，四川大学政治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民主政治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发展研究；席斌（1970-），男，四川遂宁人，中共绵阳市委党校副校长，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二）1957年到1977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理论指导下，中国政治陷入了曲折发展和体制衰退时期。

随着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渐进发展，特别是中国进入“文化大革命”后，形成了一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理论和政治路线。以此为指导，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急剧的衰退，中国政治发展也进入了在曲折中逐渐衰退的阶段。杨光斌认为：“从1957年开始，新中国在制度发展上进入了曲折时期，其标志是‘反右’运动、‘大跃进’中的庐山会议和‘大跃进’中的法律虚无主义”。文化大革命“使中国进入全面的政治衰退”［2］（P10）。施雪华也认为：1957年“反右”以后，中国初创的民主政治体制“在执政党内部和社会中开始丧失‘民主’的意蕴。到十年‘文革’期间，经济体系与政治体系之间的矛盾发展到极致，不改革经济体制就无法避免政治体制的崩溃”。

［3］（P31）

定》中第一次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力图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实践，又引起了政治学者的高度关注。刘德厚等人将之概括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新民本政治”理念。这种理念“是中国25年来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一种新型的人民政治理念，并奠定了我国社会政治革新的理论基石”。这种新的政治理论和社会政治发展观念的提出，对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变革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从宏观上来说，中国正在走向“社会化政治的革新之路”，即国家实行“人民宪政”，政党实施“依法执政”，政府强调“服务社会”，社会拓展“基层自治”。这都要求必须对中国国家、政党、政府和社会层面的政治体制实现较大的改进和创新。

三、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路径的必要性分析

透过中国政治理论发展的视角，不难发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其内在的逻辑必然性，从实践来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1978年到2002年，中国政治体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理论指导下的恢复和发展时期。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将党和国家的

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中国的政治理论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就明确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问题的政治问题。”［4］（P194）

随着理论的转换，中国政治体制建设也步入了一个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恢复和发展阶段。邓小平在1980年5月于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标志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从外部来说，首先，应对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外在

压力要求政治体制进行创新性的改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适应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在管理体制层面，它要求转变我国政府职能和重塑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在法律制度层面，它要求依据WTO的非歧视性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和透明度原则等检视以前的法律法规，制定新的与WTO规则精神相符合的经济运行和贸易管理法律法规。而在隐性的政治理念和根本制度层面，

1.从1978年到1988年，这是政治体制的恢复阶段。中

国在对“文革”反思中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顺应农村和城市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政治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体制改革的总体特征是“权力收放”循环。

WTO规则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贸易和游戏规则，

它实质上内涵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理念，如有限主权的理念、民主理念、平等观念、分权理念和利益妥协与互惠的理念等。这些理念通过日常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必然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政治生活中，对我国现有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提出挑战。为了能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更好地参与世界经济竞争，我国应该以体制化的渠道消融这些挑战。通过根本政治制度的调整和具体政治体制的创新，既吸纳新的政治理念和要求，避免体制的衰败，又增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张力和活力。

其次，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着巨大的国际政治压力。一方面，苏联和东欧的剧变给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体制性变革的挑战。美国人大卫·科兹认为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传统政治体制的衰败。苏联社会“停滞的最重要的原因并不只是政策失误，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其中就包括了苏联体制的各种主要机构的效率越来越低。”［6］（P63）我国在根本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上与苏联体制有许多的相通之处。为了避免重蹈苏东的历史覆辙，必须对我国的政治制度做出调整，甚至较大幅度的变革。另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推进“民主”战略，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更是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都将在全世界所有国家推进民主运动及建立民主制度视为其最重大的战略任务之一。不仅如此，美国开始以西方民主价值观为标准确定他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角色，将世界分为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和非

2.从1989年到1991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处于调整徘

徊时期。面对1989年的政治动乱、1990年的东欧剧变和

1991年的苏联解体，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主要任务

是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保持社会稳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有所淡化。

3.从1992年到2002年，这是政治体制的发展阶段。因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以依法治国为重点推动政治体制（尤其是行政体制）的改革。施雪华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体制的不适应性更加暴露无遗，于是，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3］（P31）

（四）2003年至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入在“人本政治理念”指导下以体制创新带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新阶段。

我国著名政治学家刘德厚先生经过十几年的潜心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提出“广义政治”理论的概念，主张中国必须坚持通过人民民主政治走向社会政治，建立“新型的人民政治理论”［5］（P11）。社会中政治理论探讨和关注焦点的逐渐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政治高层提出了新型的政治理念。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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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国家、独裁统治国家，构建民主国家的国际组织。2000年，在美国和西欧等国家的倡导和组织下，106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在波兰华沙举行的世界民主国家大会上签署了《华沙宣言》，这标志着以美国为主导的“民主共同体”的诞生。该“民主共同体”强调“为民主而合作”，这就对不符合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国家构成了巨大的国际政治压力。

面对这种种国际政治压力，回避民主话题或单纯的强调自我政治思想和制度的优越性是不足以化解压力和消融内外冲突的。我国应该深刻挖掘和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民主政治思想，释放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中的民主因素。邓小平就曾说：“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问题，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得坚定不移的目标。”［4］（P296）所以，当前我国不仅要在理论上倡扬社会主义民主思想，而且要通过政治体制的创新将社会主义民主予以体制化的体现和规范，建设具有规范性的高度民主参与的社会主义政治生活。这样既消融外在的民主化政治压力，又顺应台湾部分人士的政治诉求，有利于我国在政治稳定中推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和国家的统一。

治体制的作用。”［8］（P10）为了消融这些挑战，中国政治必须在保持核心政治制度稳定的基础上，对外围的政治体制进行变革和创新，使其容纳不同社会力量参政的要求，以整合社会闲散的政治力量，将新生公共事务和公共领域的管理纳入创新后的政治体制之中。不仅如此，政治体制的创新和体制权威性的增强，既可以消除新生社会力量或新生社会公共事务以消极的方式———如寻租权力和腐败———去谋求利益的实现或冲突的解决，又可以消除人们在政治意愿表达和政治利益谋求方面的短视冒险行为，如诉诸社会暴力。因为政治“信任涉及可预知性；可预知性需要规则化和制度化的行为模式。社会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体制，也就没有界定和实现其共同利益的手段”。

［8］（P26）

从国家战略的实现来看，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相应的政治体制的保障。“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实现要求政治体制的创新。中国在1995年就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翻两番的第二步走战略目标。林毅夫先生在1994年分析中国的发展战略时预测性地指出：“如果中国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制约，能够继续推进其未竟的改革，经济完全有可能再保持

20－30年的快速增长。”［9］（P13）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它也需要政治体制创新实现人们政治生活的和谐。“和谐社会的本质在于人的政治生活的和谐”。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创新，可以以体制化的渠道消融社会矛盾，引导公民进行有序地政治参与，抑制利益占有的过分悬殊与维持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平等，形成和扩大社会的共识，增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以此实现公民政治生活的和谐。而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本身就内含着这样的思想，即以政治体制创新改革来开拓民主政治建设的道路。由于没有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先例可资借鉴，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谨慎地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选择有利时机在摸索中逐渐推进。一方面，可以剥离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中的阶级性内容，借鉴西方民主发展中具有人类政治文明意涵的经验和成果，节省中国政治体制创新的试错成本，加快中国民主建设的进程；另一方面，结合中国的政治国情，对现有的根本政治制度予以体制性的完善，在民主导向下增加其复杂性、自主性、适应性、连续性和凝聚性。

四、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探索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

作为中国政治发展路径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针对具体政治运作制度的除旧革新。它既是中国政治制度文明发展的有效渠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治体制理论的发展”，具有一系列的政治目标诉求。

2.从国内来说，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作为最深层次和最

巨大的动力，要求政治体制进行创新性的改革。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中国国内经济和政治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被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辨证关系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在两个层面上要求政治体制的创新。一个方面是浅层次的，即已经完成或正在开展的对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现行政治体制内容进行除旧革新。另一个方面是深层次的，也是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挑战最大的方面，即依据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新配置权力，对政治制度做出大幅度的改革。市场经济是基于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来维系和推动的经济形式。它的建立和完善必然对政治提出非集权化的挑战。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中产阶层和公民社会的形成，社会自主将成为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提出的社会要求而作用于政治，要求私人权力和公共权力的法制性分离。而为了保障市场经济的活力，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地方也要求和中央分享某些权力。因此中国在经济转型时必须考虑政治的与时俱进，回应市场经济提出的非集权化要求，吸纳各国制度的长处，“积极进行经济———政治体制的创新，变高度集权为适度集权，以利益原则组合地方之间的关系，以宪法精神构建、维系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结构”［7］。

在政治方面，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吸纳和更新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部阶层和利益发生了较大的分化，出现了六类“新兴社会阶层人士”；中国20多年的初等教育普及、10多年的高等教育扩招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化等，使公民参政意识和能力获得了提高；而新生公共事务和公共领域的不断产生或形成，带来了政治力量的增量性变化，要求新的政治体制予以同化、管理和调控。这正如亨廷顿所说：“社会越错综复杂，获致和维持政治共同性就更加依赖于政

1.进行体制改革，避免“文化大革命”等大规模政治悲剧

的重演。

“文化大革命”不仅使刚刚获得初创的中国民主政治丧失了其民主内涵，而且使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也陷入了衰退期，形成了十年浩劫。反思“文化大革命”爆发并获得发展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4］（P336）

而要避免类似

政治悲剧的重演，解决之道就是以政治体制改革，除旧革新，“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10］（P177）。因

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等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内涵进行的制度革新，一方面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好人可以充分做好事，避免将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身上；另一方面以改革扬弃造成“文化大革命”政治悲剧的制度，重建安定团结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重获人民的信任。所以，邓小平一再强调：“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10］（P348）避免“文化大革命”等大规模政治悲剧的重演，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初动机和目的。

治行为习惯与方法上升为政治体制。这在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动态发展的同时，也将营造一个稳定的政治发展环境。因为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健全，将使民主政治生活更加程序化而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可操作性，国家将获得一个动态稳定的政治生活环境。

5.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寻求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道路。

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和历史使命。由于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因此以具有创新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为当代中国寻求一条政治建构和变迁的成功道路，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之一。江泽民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说到底，是一个体制创新的问题。……我们必须拿出一往无前的勇气，在体制创新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绝不能有畏难情绪。”［12］（P41）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早期和中期将以体制创新为主，自然进化为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将通过新的体制建构来完善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并使其有效运作起来，在实践运作中检验其民主政治功效，扬长避短，及时调整完善。而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健全及其政治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将内化为人民的政治心理、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外化为政治行为。以政治体制改革为路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将在不断地进化与创制中走向完善。

总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任务。它不仅要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恢复和重构避免悲剧的重演，而且要寻找一条有效的制度变迁道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取得和保持一个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和挑战；另一方面，它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0］（P333）为了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和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遵循一些原则，以保障它沿着正确的方向有序地开展。

2.以改革调整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促进社会主义政治

制度的自我完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不过，“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11］（P767）而解决之道，不是革命而是改革。对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国采取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进行调解。它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方式，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参与社会建设和自我管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3.服务和保障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就强调：“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4］（P176）这指明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服务的对象或根本目的。中国的政治上层建筑，应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手段，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权力适度下放改变权力过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传统权力结构，以调动社会各阶层和各种社会实体的积极性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解除“人的障碍”问题。不仅如此，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也应该自觉、及时、高效地反映经济生活对政治生活在制度方面的需求，以具有高度政治权威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手段调整经济生活，反映人民内部的各种政治诉求，引导经济生活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顺利进行。

4.促进民主的制度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历程中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未能及时有效地将民主发展成果制度化、法制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成果的制度化，将建设一个具有稳定性、有序性、规范性和可预测性的社会主义民主。一方面，它将进一步肃清残余的封建专制文化。因为政治体制方面的种种弊端，既是封建政治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又成为了封建政治文化的栖身之地。以社会主义民主为价值导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有利于肃清传统的封建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邓小平指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4］（P167）另一方面，它将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动态发展，营造稳定的政治发展环境。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地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或革除已经完成其制度使命或丧失其存在基础的政治体制，或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生活中已经行之有效的政

1.四项基本原则。

正如邓小平所言：“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0］（P164）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保障。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它指明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政治方向，即巩固社会主义政权，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引领中国人民走向比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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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它赋予中国根本政治制度（如国体和政体）以高尚、真实和丰富的民主价值内涵，规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任务就是通过除旧革新，建立和健全使中国根本政治制度得以高效规范运作的民主政治体制。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建设。”［4］（P169）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和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一个获得民众高度认同、政治斗争经验丰富和具有社会主义民主价值取向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承担起了这样的历史使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顺利有序进行的政治保障。这有利于保障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步骤、有领导和有秩序地进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核心，全面充分地论证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理想价值、目标任务、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发展路径和发展步骤。它们既塑造着中国人民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培育着他们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认同，又以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政治思想保障和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总之，为了保障政治体制改革沿着正确的道路稳健地推进，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将有利于排除各种形态的“左”或右的政治思潮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干扰。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4］（P173）

的、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而“大胆地试”体现了“不争论”的宗旨———节约时间和以实践检验思想，又为“允许看”提供了——使“大胆地体制对象；“允许看”弥补了“不争论”的缺陷—

试”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公共的审视，又使“大胆地试”的体制产物在社会认同的基础上逐渐推广。这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既形成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推动着具有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改革路径的生成。

3.有步骤、有领导、有秩序的原则。

结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反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它的“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大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10］（P258－259）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还必须坚持有步骤、有领导和有秩序的原则。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将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的要求，有目标、分阶段和分步骤地实施。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制度生长，也将是一个循序渐进、可控有序的过程。一方面，对于没有民主传统而又准备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中国来说，有步骤、有领导和有秩序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使政治体制改革获得党和政府的政治推动和力量保障。这有利于处于早期和中期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渐进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将使中国的政治制度环境保持动态的稳定。对于“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0］（P284）有步骤、有领导和有秩序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制度的存在和生长保持相对的稳定和具有可预测性。整个社会环境因此而相对稳定，各项改革事业有序推进。此外，它又使政治体制不断除旧革新，渐进有序地进行体制变迁，不断增强政治体制的适应性。所以，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既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又保持动态的社会稳定。

（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在政治体制改革之根本目的的引导和政治原则的规范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确定了不同的任务。21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顺应和谐社会建设等国家战略目标的政治要求，全面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建设。

2.不争论、允许看和大胆地试的原则。

在落后国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10］（P332）国际的民主化压力和国内的民主政治生活要求，又决定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停步不前或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人民的政治需求。为此，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初创的早期和中期，党和国家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提倡“不争论、允许看和大胆地试”。

“不争论”既是为了节省时间，尽快地在制度缺失的大背景下创制新的政治体制，又是为了摆脱空泛的思想争论，以实践来检验思想的正确性。而“大胆地试”，则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体制创新的具体路径。在遵循“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的基础上，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可控的小范围的体制实验，总结经验，生成新的政治体制，逐步推广。这既以“闯”、“冒”精神营造了良好的政治体制创新氛围，调动各种政治实体的政治积极性进行体制创新，又保障了体制创新的过程是可控的、有序的和渐进的。“允许看”一方面将局部范围的政治体制创新置于公共视野之下，接受公共审视，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创新体制的政治示范效应，刺激创新政治体制获得各种政治实体的自觉遵从或推行，减少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

其中，“不争论”为“大胆地试”和“允许看”奠定了良好

1.进行体制创新，吸纳新生政治力量，全面落实“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经济功能的有效发挥，中国社会逐渐呈现出利益多元、价值多元和阶层多元的复杂状况。而这些新生的多元社会利益、社会价值和社会阶层，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而产生的，推动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它们要求获得政治反映和政策保护，“如何正视利益分化，承认利益多元，协调利益冲突已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政治问题，并从特定的侧面内在地呼唤着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13］（P133）为此，在政治思想方面，党和国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现在，亟需做的就是将这种思想渗透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中，以创新体制吸纳和规范新生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反映他们的政治要求，以

政策保护他们正当合理的政治需求。这既能扩大中国政治制度的社会基础，又能增强它的政治合法性。

来自于人大、政协和公众的监督体制，是新时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既有利于行政权力的规范运作，保障公民权利不受非法非规则的侵犯，又有利于消除权力配置体制上的灰色空间，从体制上根除政治腐败。

2.以党内民主体制建设为重点，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

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步骤、有领导、有秩序进行的关键所在。它既保障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稳健地推进，又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推动力。因此，推动新时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体制建设，这其中的重点就是建立健全党内民主体制。通过党内民主体制的建设，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内部的民主改造，建立现代政党。这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民主政治生活中政治党派的政治功能，更加有利于增强它的政治领导能力。另一方面，党内民主体制的建设将促进党内民主生活的制度化和程序化，保障民主集中制等政治原则在党内充分发挥作用，进而增强党的内部凝聚力，使党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充满活力，能够给予政治体制改革以强有力的政治领导。

5.吸收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成果，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

体制。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开放的社会背景中展开的。它既要考虑到中国所面临的国情，又要借鉴世界民主政治体制建设的成果。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计划和市场都能够剥离掉原来附加于它们的沉重的意识形态枷锁，成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效手段。那么，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对于在西方社会政治生活中行之有效的民主体制和分权制衡等，我们也可以剥离它们的阶级性而加以有效借鉴和吸收。只有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世界民主政治发展中所取得的制度建设成果也能服务于中国民主政治体制的建设。有原则的开放的政治体制改革，将推动中国建立既适应中国国情又为世界高度认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1］浦兴祖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杨光斌.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施雪华.政治现代化比较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5］刘德厚.广义政治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3.健全社会主义民主运作的体制，深化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建设，建立既能实现安定团结又生动活泼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定不移的大政方针。因此，一方面要以程序性的政治体制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运作体制，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化发展。适应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的要求，我国结合自身的国情建立了内含高尚政治理想和丰富民主价值的一系列根本政治制度。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建立和健全使得这些根本政治制度得以有效运转起来的具有程序性特征的民主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将民主政治建设所取得的成果及时予以法制化，转变治国方略，深化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尤其是要在加强实体法建设同时，建立健全各种保障实体法得以推行的程序性法律和法规的建设。这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也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健全与法治国家的建立和推行，二者有机结合，将在保障社会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基础上使政治生活生动活泼，充满着活力。

2004.

［6］［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M］.曹荣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7］王士俊.WTO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和政治转型趋向［J］.燕山大学学报，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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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林毅夫.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4.深化权力体制改革，建立规范高效的权力运行体制。

深化权力体制改革的重点有二，其一就是以体制改革理顺党和国家的关系，党是中国政治生活的领导者，但是应该通过体制建设规范它对人大的政治领导，尤其是应该加强人大内部中国共产党党组活动的规则程序建设，使中国共产党通过人大内部的党组实现对人大的政治领导，将政党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同时，通过党组以人大内部的民主监督机制实现对政府机关和司法机构的政治监督。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人大体制内进行活动，而不能超越人大发号施令。人大在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处于最高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只是参与其中的一个具有政治领导权的政治党派。其二，就是以体制改革建立健全规范运行的行政体制。现代社会生活中，行政权力对于公众生活的影响日益深入。建立宗旨明确、职能规范、程序健全和机构完整的行政权力运行体制与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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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3］黄卫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纵横谈［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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