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科学标准的辨析

作者：杜金沛邢祖礼

财经研究 2006年03期

　　长期以来，占据科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科学哲学家们坚信，以理性和逻辑为特征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是迄今为止人类发明的惟一一个具有自我质疑、自我纠正的意识系统，因此科学方法是人类获得真理性知识的惟一可靠的方法。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不仅应该是自然科学研究遵循的惟一正确的方法，而且也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遵循的惟一正确的方法。

　　在经济学研究中，关于实证方法与规范方法的运用及其相互关系的争论，其实早在古典经济学的形成之初就开始了。这一问题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随着经济学的不断发展，相关争论却没有消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学本身的发展。

　　一、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区分：内容及后果

　　（一）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使用起始于自然科学领域，随后大规模地进入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

　　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与规范的区分由来已久，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期的纳索·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不过第一次以理论化形式出现却是在大卫·休谟的著作《人性论》中。在书中，休谟为区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与政策的界限指出，人们不能从“是”推断“应该是”，因为纯事实的描述性说明只能引起或包含其他事实的描述性说明，而决不是做什么事的标准或道德准则——事实领域与评价领域之间存在合乎逻辑的严格区分——这就是著名的“休谟铡刀”（注：关于实证与规范的区分问题，在休谟看来，伦理道德纯属发自情绪的个人想法，而非推理的结果，因而否认伦理学的任何客观性。休谟的这种道德怀疑主义思想在经济学中直接导致了对经验重要性的单方面强调和对规范主义思想的压制以及此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长期分离局面。由于在构建知识体系中，休谟只承认两种知识的存在，即与现实存在的与物质无关的数学以及可以通过感觉传达的经验知识。因此，现代经济学对实证方法的推崇和依赖实际上是对休谟道德怀疑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反映。经济学研究中对规范思想的驱逐和隔离，哲学渊源具有深刻和持久的影响。）命题。

　　尽管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区分标准存在较大的争议，但基本上可以集中到对价值判断的理解上。现代经济学认为，所谓的实证经济学是指那些企图摆脱或排斥一切价值判断，只研究经济本身的内在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来分析和预测经济行为效果的经济学。显然，实证经济学要解决的是“是什么”的问题。而所谓的规范经济学是指那些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提出某些分析和处理经济问题的标准，并以此树立起经济理论的前提，作为经济政策制定的依据。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因而在对其多种用途上就必然面临选择问题，选择就存在一个选择标准，选择标准就是经济活动的规范。可以看出，规范经济学要解决的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

　　在经济学中，承认“休谟铡刀”命题的存在就是承认经济学可区分为实证命题与规范命题，否则就是不承认经济学命题可以做这样的区分。不过，企图将经济学中的实证性内容与规范性内容进行严格区分在实践上是困难的，两者之间具有相当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注：关于这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马克·布劳格在其著作《经济学方法论》中有较详尽的阐述，参见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39～146页。）。尽管如此，许多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在对价值判断进行分类和限定的基础上，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仍然是可以进行划分的。经济史学家熊彼特曾经对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那场有名的“正统学派”与“历史学派”之间的方法论争论进行评论时说，这场“方法论之争”使不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意识到，区分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是相当重要的（注：熊彼特对这场争论的详细评论，参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95～98页。）。马克·布劳格对此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实证和规范的区分是有意义的，它将使经济学家不得不阐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从而进一步对经济学命题进行更深入地研究，实证方法也才可能更深入地影响经济学研究。凯恩斯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中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仅以道德来判断的科学，虽然“是什么”与“应该是什么”之间的混淆不能完全避免，但总还是有个程度问题，还是能够区分做到的。在他看来，经济学应该划分为实证科学、规范科学和政策科学，实证科学的目的是建立一致性，政策科学的目的是形成规则，规范科学的目的是确定理想，并成为实证科学和政策科学之间的桥梁。尽管传统的经济学并没有接受这种三分法，但实证和规范的这种二分法一直沿用至今。

　　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上，不少经济学家认同这样的看法：社会科学是可以摆脱估价问题的缠绕而保持价值中立的，科学实证方法的纯技术性手段是完全可以满足经济学研究的需要，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规范方法应该被驱逐出去，并且这种对伦理价值的驱逐并不妨碍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提供有意义的指导。事前的科学性（因果关系体系）是使经济学彻底摆脱道德学和社会学的束缚而独立发展，并使经济学获得尊重和支持的前提。在这一点上，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原则表现最为彻底——在坚持知识与行为的完全分离、经验事实与伦理规范的绝对对立中赋予科学以特权，并贴上实证主义的标签。波普认为，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所有的理论或归纳都应该遵循相同的实证研究方法，只有逻辑推演上的缜密性才是惟一确保结论具有正确性的方法。

　　（二）经济学中对实证和规范方法的区别看待最终导致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分道扬镳。这一分离产生的影响是重大的和深远的，并促使经济学向着抛弃规范主义、确立实证主义目标迈进。

　　实证主义思想进入经济学领域的最重大意义在于，为经济学确立了可证实性的检验标准。特别是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出现，不仅引发了一场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争论，而且促进了经济学广泛采用定量分析和数据检验风尚的形成，并最终促使计量经济学在20世纪40～50年代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证主义标准的确立对经济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实证方法特别是数理逻辑推演以及定量化进入经济学的程度，被认为是检验经济学“科学化”的重要量度，甚至是“惟一”的量度，数学在其中被赋予了决定性的角色。实证主义方法论家始终坚持，经济学是科学主义的产物，经济学研究没有为规范方法预留位置，经济学终归有一天会像自然科学一样成熟起来。

　　二、实证主义标准的确立：经济学真的“科学”了吗

　　（一）实证主义的确立：标准与影响

　　19世纪西方进入了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时期，同时在方法论上也进入了一个实证主义时代。实证主义在发展中出现过早期实证主义、马赫主义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三代，三者都强调以“实证”为中心的科学标准，对当代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对经济学的影响更是显著，并直接对经济学的现代发展方向产生了关键性作用。

　　早期实证主义把科学方法明确规定为实证方法，强调经验是科学的惟一可靠来源，归纳法是获取知识的惟一可靠方法，科学是依靠归纳实证机制建立起来的，用不可知的实在论拒斥经验以外的事物；作为第二代的马赫主义把思维经济性原则作为其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基础，扩展了假设主义，并通过对假设主义的约定化发展了约定主义，即认为科学理论是科学家根据简单性质原则共同约定出来的一种假设，科学发展实质是约定或假说推翻的过程；逻辑实证主义的产生是在适应现代物理学和数理逻辑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与此前的实证主义相比已从信奉事实转为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在科学划分上强调价值标准和可证实性原则，认为那些没有可能通过经验事实的直接证实或者进行逻辑分析的间接证实的命题，是无意义命题，属于应该从科学领域中驱逐出去的形而上学。或许最为重要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对数理逻辑的引入，精确了经济变量间在逻辑上的严格关系，实现了数理逻辑与经验主义的结合，对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的判断标准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最终推动经济学方法论从古典经验主义向现代证明主义的转变。

　　实证主义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标准的确立上：(1)科学是具体的，科学只能提出和解决现实对象的有限问题；(2)科学是经验的，经验是科学的起点以及内容和检验标准所不能超越的基础；(3)科学是精确的，科学结论必须通过方程以及数据等量化方式来表示；(4)科学是可检验的，科学结论必须具有能够接受检验的可能性。在这四点中，可检验性原则居于中心地位，因为可检验性是具体性的体现、经验性的基础和精确性的保证。可检验性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1)可检验性是依靠实验来获取科学结论的；(2)可检验性为具有猜测性质的假说转化为科学提供方法论途径；(3)可检验性意味着结论在可控条件下的可重复性，而可重复性为检验的客观性和现实可行性提供保证。

　　总的来说，实证主义是“科学主义”方法论思想的体现。长期以来，实证主义一直贯穿于经济学研究，并占据统治地位。同时，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本身也广泛整合了包括证伪主义在内的许多方法论思想的合理元素，并产生了大量的变种，发展出诸如实验经济学方法论、行为经济学方法论等所谓的哈佛实证主义、麻省理工学院实证主义、芝加哥实证主义、伦敦实证主义等，似乎现代经济学的“科学性”是由实证主义来“立法”的（注：这种所谓的“科学立法”意识主要体现为，反对科学研究的禁区，不允许对科学作科学话语之外的批评和制约。）。

　　（二）实证标准的尺度：经济学还欠缺什么

　　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思想是在继承西方哲学思想中企图将科学与文化相分离的科学主义传统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理性和逻辑的中心作用，以此来突出科学的独立地位和特殊功能。不过这种分离似乎正在使经济学研究不恰当地局限在理性分析和逻辑演绎之中而无法自拔，并不可挽回地形成一种在逻辑上自我循环论证、在经验上相互冲突矛盾的杂乱体系。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实证主义标榜的“科学性”直指经验现象的“可重复性”及其论证上的“实证性”，但对不同学科来说，“科学性”具有不同的含义：对于数学家来说，“科学性”是必然性的真理，是从形式有效的逻辑前提出发，通过分析而不是通过综合或经验描述得到的具有同义反复形式的真理；而对于归纳或经验科学家——涉及主客体关系的学者（包括经济学家）来说，由于“科学性”往往涉及那些既不为真也不为假的命题，比如价值判断，因此，一些经验性学科又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思辩性的推理而不是证明性的推理——这必然决定了实证经济学是不可能完全消除自身来自逻辑上和经验上固有的缺陷。

　　首先，在实证主义方法论者看来，任何科学理论都可由观察的经验证据给予验证，即证实或证伪。只有可证实或证伪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科学命题。照此观点，经济学理论命题之所以正确，是由于它们是由可观察的经验证据所证实的。但是，由于理论陈述是全称命题，而观察陈述是单称命题，从逻辑上看，显然不能从单称陈述（不管它们有多少）中推论出全称陈述是否正确，因而，由经验例举来进行理论归纳是不可靠的，容易陷入循环论证的泥潭（注：在方法论著作中，最为有名的例子是白天鹅命题，也就是不管我们已经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也不能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它给人们的启示是，经验归纳是无法证实一个全称性命题的。）。

　　其次，虽然严格的全称陈述有一个显著的逻辑特征是，只能证伪，不能证实，但是，只能证伪不等于实际能够证伪。因为经验证据对理论的检验，并不是经验证据和孤立的被检验理论之间的两者一一对应关系，而是经验证据、被检验理论和背景知识三者之间交互作用的关系。

　　再次，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不存在着客观独立的经验证据。经验证据的性质实际上是由理论对证据的解释来决定的。一切经验证据都是受评价者的背景知识或世界观的影响而渗透理论的。不存在客观独立的经验证据。没有纯粹的观察，观察总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注：在这一点上，可以用科学史上著名的“塔的问题”来说明。）。

　　就像实证主义所强调的那样，实证方法本身并不产生理论假说，只是强调对理论假说的检验，实证方法并不是像实证方法论者所想象的那样“科学”和“客观”。理论假说并不能靠实证方法来获得。很明显，实证方法依然只是“辩护”的逻辑，而非“发现”的逻辑。

　　或许最为重要的是，实证主义的方法企图掩盖最不可能掩盖的事实——人们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在现实的利益冲突面前，事前的“科学性”往往盖不过事后的“道德性”，在面对不同利益群体的时候，经济学其实并不能掩盖它的阶级立场和价值标准，科学和价值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注：事实上，从科学的整体来看，科学毫无疑问的承载着价值，并历史地反映着不同的价值层面。并且，科学的发展并非仅由科学本身构成，正如美国科学家巴罗指出的那样：科学的进展是由科学本身、规范、兴趣以及现实世界这四个方面共同推动的。即使在今天，工具化倾向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学也是无法排斥伦理以及人文的规范和制约的，因为当代经济学成就是来自于人类历史的文化积淀，而非凭空而降。）。正如琼·罗宾逊所说的那样，重商主义者是海外贸易商的拥护者；重农主义者是维护地主的利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相信资本家（他们赚取利润，为的是进行再投资，扩大再生产）；马克思则通过重新评价他们的论点来为工人辩护；马歇尔站出来充当食利者（财富所有者，他们借款给生意人并从贷款利息中获得他们的收入）的战士。

　　（三）实证经济学的数学化趋势：怎样看待和如何评价

　　在自然科学那里，科学标准是按照实证主义哲学和经验主义传统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认可通过可重复的实验来获取值得信赖的数据和以观察结果作为标准，并把这种标准几乎看作一种信仰。自然科学在近现代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这种信仰也迅速上升为社会科学的信仰，如何装填数据使经济学成为“硬科学”似乎是经济学家的头等大事。可以说，现代经济学“把‘数学化’和‘科学化’当成同义词似乎是一种趋势，……即一个没有被数学化的学科不是一门严密的科学。”（注：参见安托万·多迪默、让·卡尔特里耶：《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第200页、第525页。）即使在波普看来也是如此：数理经济学的兴起是经济学进入牛顿革命的前夜。在经济学的形式化方面，实证主义高举理性主义的大旗，为所推崇的逻辑演绎的“缜密性”摇旗呐喊。

　　在当今“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一门学科要能被承认就得按照“科学主义”标准进行所谓的“科学化”，而“科学化”说到底就是数学化与模型化。数学化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注：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研究的起始之处是资源、偏好以及生产技术的给定，认为由于这些给定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社会——政治学研究范畴，无法用数量对那些决定资源供给以及技术的因素进行表示，因而理所当然地应该被逐出严格的经济学研究视野。这实际上是对经济学与其他学科进行了划界，而这个划界标准是，所要进行的研究领域是否适用于数学方法的运用以及是否适合定量的数学表示。这样的后果必然是，经济学边界的变化和拓展由数学的推进及其在经济学中的运用领域来确定，不过这同时也为一些经济学家在那些需要做出价值判断的领域提供了推卸责任的借口。）。据认为借助数学模型的可能优势主要集中在如下几方面：(1)可以将假定前提表述得简洁明了和清楚无误；(2)逻辑推理严密精确，可以防止漏洞和谬误，减少无用的争论，有利于后续研究的开拓；(3)利用数学可以超越现实的观察，通过数学推理的方式推导出新结果，发现那些表面无关，但在深层次上有关的、潜在的相关性，得到直觉无法获得的关联关系；(4)证据的数量化可以使得实证研究具有一般性和系统性；(5)可以从数据中最大程度地吸取有用信息，减少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注：参见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第1～12页。）。不可否认，数学在促进现代经济学发展中在过去已经起到并将在未来继续起到重要的作用，数学向经济学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正如以往经济学方法论发展历程中所争论过的那样，数学化迄今依然没能成功地回答和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疑问和难题，数学的优势以及数学大规模运用依然不足以消解经济学学科属性上的困惑。

　　首先，严格地说，经济学是一门问题导向的学科，问题的惟一来源只能是现实的经济运行，新的经济理论的产生往往是由一场经济危机催生的，而不是一场数学革命催生的。经济学家对大量经济现象进行总结并形成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这其中借助数学方法进行推演和对数据进行挖掘、处理，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经济理论本身；而自然科学除了可以通过大量观察实际自然现象以及进行实验之外，还可以通过纯粹的数学推演对那些无法被感官感知的纯逻辑变动以及无法观察到的事物变化进行模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自然科学能够实现手段与目的、理论与方法的融合。

　　其次，尽管从表面上看，经济学与自然科学都求助于数学模型，但两者在理论形成的途径上存在重大差别。经济学往往是先形成对某类经济现象的较全面的认识并有着初步结论后才进行模型化，其目的在于使理论更加符合精致化的要求，计量分析则是对这种精致化的进一步确认，这同时意味着在模型化之前，一个可用语言表述的理论框架已经大致形成；而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以及理论物理学）则完全可以抛开经验世界，仅从数理模型的推演中去揣测尚未触及的未知，也就是完全可以从模型中推演出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因此，有充分理由相信，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所采用的方法存在巨大的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成为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不可逾越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寻觅到像自然科学那样容易受控制的实验对象，如果按照自然科学的要求强行所谓实验的话，那么往往会使某些实验由于过于昂贵或在道德、伦理上不可接受而受到限制。事实上，经济学既没有物理学或天文学的认识论结构，又没有硬科学的实验检验标准，经济研究往往依靠复杂的统计技术替代实验室来获取数据，由实验测定转为现象统计，因此，在经济学中数学方法的使用往往是“现象后”，而不可能像自然科学实验中可以实现控制的“现象前”。不可能在满足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实验上的证实，经济学在科学性上存在明显的缺陷。因此，满足科学性要求的可重复性标准对于自然科学来说是理所当然的要求，而对于经济学来说或许就是一种不合理的强加。

　　最后，或许最为重要的在于经济学无法做到价值判断上的超然。事实上，这也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共同特征”。数学进入经济学的程度再深，都不可能因此而消解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标界性特征，除非经济学不是社会科学。尽管从最初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马歇尔经济学对政治两字的剥离、再到当代计量经济学的最新发展，许多经济学家似乎都在不遗余力的企图建立一种超越价值观的理论体系。但事实证明这些既是徒劳的，更是虚伪的。经济学不可能完全拥有“科学化”的特征，确切地说，经济学方法论特征兼具科学化和非科学化，而非科学化并非反科学化，它不是“不合理”的组成部分。

　　显然，经济学无法做到像数学那样，只要推理服从于逻辑法则，那么真理就具有可重复性，不存在内在的矛盾。“使得经济学与硬科学最相似的东西——数学模型——也是明显地妨碍它成为硬科学的因素：模型是实验的替代品的观点产生了这样一种幻觉，即这是惟一的方式来理解经济现实。”（注：参见安托万·多迪默、让·卡尔特里耶：《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第200页、第525页。）并且经济学的科学性的主张之所以遭到怀疑是因为经济学不具有不证自明性。那种企图使用“科学化”标准来对经济学进行评判或许正是一种武断的、粗暴的和反科学的“信仰异化”。

　　尽管经济学的数学化和形式化可以为经济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提供可靠的保证，进而有助于我们更深入、更精确地了解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和本质属性，但不能因此将数学化和形式化拔高到取代经济理论本身的高度，以至于喧宾夺主。一些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家对此表达了深深的忧虑。马克·布劳格曾经不无担忧地说“经济学正在变得越来越技术化，这与经济学正在变得越来越抽象、不现实和脱离政策完全是两码事。然而，我认为，……在最近的10～15年内，经济学家已经将技术和技术性本身作为研究的目标。……更加关注理论计量学而不是运用计量学。……令人吃惊的是，现在经济计量学已经从经济学系中分离出来，这真是个可怕的发展。”（注：参见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6页、第378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正式的经济计量学对经济知识增长的影响力几乎为零，而像弗里德曼和施瓦兹等人的非正式的实证研究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萨缪尔森在这一点上也流露出对经济学深深的失望——“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和优化非但没有帮助经济学家在竞争性的理论中做出选择，反而使选择更加困难，这一点真是令人失望。但这也并不意味我们应该否认经济计量学，相反，经济学家掌握经济计量学极其重要。令人困惑的是，经济计量学家明显地将我们从花园小路引入了越来越深的沼泽——用计量学的结果来支持或驳斥经济理论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注：参见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6页、第378页。）新剑桥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琼·罗宾逊与其合作者约翰·伊特韦尔在《现代经济学导论》中也强调，数学模型是对复杂现实的简化，有利于把握经济问题中最根本的矛盾，但模型与其反映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决不是清楚的，同一件事情往往可以有多种解释，并且模型在检验上存在着不确定性，不能把经济学等同于科学。日益数学化的经济学的确需要实现“从形式理性的骗局到对实质理性的需要”的转变了。

　　三、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科学化还是人本化

　　（一）规范经济学的地位：为什么无法被忽视

　　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学的发展与科学的发展存在一定的相似性，经济学的发展需要科学的实证方法的运用，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依赖于科学方法，甚至乞灵于科学方法。事实上，即使实证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但这种地位也在遭受不断的挑战。就那些发起挑战的经济学家来说，大致可以把实证经济学本身存在的问题概括为四个方面的内容：(1)不能把物理学“运行机制”中的内在逻辑引入到经济学中，经济学中没有与物理学的基本原理相对应的东西，即那些适合用方程组形式表达的东西；(2)形式化在经济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不是最重要的作用。经济学中语言多元性暗示了方法的多元性，形式化不是最根本的要素；(3)经济学的科学性质是建立在研究方法之间的特定联系和研究领域之间的特定联系基础上的，即一种既非独特的也非包罗万象的“非结构式的”方法论；(4)把经济学发展史解释为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即从前科学和教条阶段到形式化了的当代科学的正统理论阶段，是不正确的。在对实证主义经济学的批判中，有人更为激进地认为，实证主义除了为经济学发展了一套更为完善、圆滑的自我辩护的技巧之外，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步。很显然，对经济学研究中实证方法寡占地位的不满和质疑，必然导致对规范方法重要性的进一步认识，并重新给予规范经济学应有的地位——强调实证科学的重要性，决不等于贬低规范方法的重要性。

　　比如，奥地利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哈耶克对“唯科学主义”的经济学排斥规范方法就相当不以为然，他认为经济学的规范化根源是显而易见的，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更是明确地指出，对实证性和规范性进行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必须的，不过将经验事实与伦理道德完全隔离开来的做法却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规范方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抹杀的。马克斯·韦伯对此也说“发展对政治经济状况进行可靠测量的价值判断是我们学科目前的目标，而且这也是我们的学科最初的和惟一的目标。”（注：参见Max Webber: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The Free Press.转引自《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质疑显示，规范经济学不一定非得完全符合自然科学的实证模式，而且，要彻底澄清对全社会发挥作用的那些价值判断也是不可能的。规范性的规律只依赖于人类的意志，并且始终处在完善过程之中——“它们可以被认为是好的或不好的，公正的或不公正的，但是永远不能被说成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因为它们不是来自对经验现象的观察结果，而是对行为规范所进行的倡导。”（注：参见安托万·多迪默、让·卡尔特里耶：《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第200页、第525页。）大量存在的客观事实将迫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规范性决不是一个低劣的标志。

　　另外，规范经济学的产生不仅在于它是对价值判断中内在具有的主观倾向的认同，而且也有其产生的深刻的认识论基础。规范主义是影响这一重要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哲学派别——它是功利主义发展的产物，重视价值观和行为倾向的伦理基础，认为关于条件、状况、事物和行为的好与坏的判断对产生规则性知识是有效的，甚至是必要的。对好与坏这一内在价值的描述性知识是可能存在的，这种知识可以用来得出什么是正确的和错误的，或什么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规则。在对策研究中，规范主义更是显示了其巨大的作用，没有理由认为规范主义是低层次的。在经济学研究中，“规范”至少包括以下几种不同含义：(1)主要与经济政策相关的部分；(2)在微观经济学中，可以暗示习惯的规定；(3)更一般的情况下，规范可以指经济理论中某一部分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特征；(4)相当明确的有关社会伦理道德的范畴等（注：参见韩永进：《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科学哲学方法论与经济学方法论变革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161页；安托万·多迪默、让·卡尔特里耶：《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显然，对于经济学来说，规范意义不仅具有像实证意义那样具有普适性的内在含义，而且研究中所使用的规范方法也像实证方法那样拥有广阔的适用范围。

　　事实上，在经济学研究中强调伦理道德和价值规范的传统由来已久。西斯蒙第是第一位明确攻击正统经济学的杰出经济学家，他对由竞争驱动的工业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拒绝承认个人利益是工业社会发展的惟一经济动力。作为传承了西斯蒙第思想的伟大学者约翰·霍布森，在断然否定事实可与价值分离、存在与价值无关的经济学的论断的基础上，强调人类社会发展必须依赖于社会环境。总的说来，在经济学规范性研究中，在以西斯蒙第创立的理论基础上，先后产生了三大分支，即天主教的物质学派、人道主义传统以及澳大利亚经济学派。它们都强调人的尊严的社会价值观，明确反对自然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观点（注：参见马克·A·卢兹：《经济学的人本化：溯源与发展》，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2页、第158～162页。）。

　　不过，在关于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实证主义经济学家仍然坚持“从原则上说，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规范经济学及经济学的技术也不可能独立于实证经济学。……人们在‘正确的’经济政策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较少地取决于规范经济学的进步，而更多地取决于这样一种实证经济学的发展。”（注：参见密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194页。）最终，经济学所企求的神圣目标是科学本身的方法。规范经济学从属于实证经济学，实证经济学的发展决定着整个经济学的发展。但另外一些规范主义经济学家却坚持认为，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在一定伦理规范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伦理规范是决定实证经济学发展的基础，不仅如此，它更是整个经济学发展的基础。不过规范主义经济学家的上述看法在实证经济学家看来却是不能够被接受的。他们认为，规范经济学所强调的伦理规范缺乏可靠的证据和可重复的检验，无法证明那些影响人们经济行为的伦理道德是稳定的和可靠的，更无法证明这些伦理道德在学理上是可以超越证明本身而怎样先验存在的，因而规范经济学是不可能形成像实证经济学那样在逻辑上严密、在方法上可行、在辩术上信服的方法论体系的。因此，对规范方法的使用将不可避免地降低对经济规律理解的能力，并最终阻碍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二）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回归现实关系中的人本主义

　　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所以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如此巨大的分歧，与西方哲学思潮中的两大分支——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各走两端不无关系，再加上两者之间缺乏彼此融合和相互渗透的“第三方”学说和机制，互相排斥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过随着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以及新兴社科理论的大量涌现，实证经济学的“垄断”地位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越来越多的经验事实和理论发展表明，实证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辩护性特点不仅是突出的，而且是固有的，忽视这一关键性问题将导致理论上的致命缺陷。研究“人的现象”但却没有人本主义灵魂的实证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正在显示出巨大的局限。这种局限不仅表现在对现实世界解释方面的窘迫上，而且也表现在促进经济理论进步方面的贫困上。在最近半个世纪出现的一系列新理论——哈耶克的“演化理性主义”、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格兰诺维特的“嵌入理论”、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以及经济学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的兴起，都在提示着实证经济学的这种明显而自负的不足。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规范经济学方法论地位的经济学注定不是完整的经济学。实证经济学对于规范经济学再也不可能抱有以前那样的敌视态度了，由休谟开创的，凯恩斯进一步发展的实证与规范之间的严格二分法，正在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有渐趋消弭之势，回归现实关系中的人本主义或许正是代表了这一大势所趋的方向。

　　四、小结

　　实证主义经济学和规范主义经济学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正确认识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的作用和性质，是我们真正提高经济学研究水平的重要前提。

　　(1)将经济学贴上“科学化”的标签并不能使其地位提升到令人景仰的程度，而“非科学化”也不能使其贬损到遭人嗤之以鼻的处境。“科学”一词本身是不能滥用的，尽管它的词义是褒义的，但它的适用范围却应有所限制。

　　(2)在经济学研究中对规范和实证思想及其方法的运用，不能形而上学地把两者看成是一种你强我弱、此消彼长、互相替代的关系，而应该坚持这样一种理念，即对其中任何一方的肯定，决不意味着对另一方的排斥和取代。在对那些涉及不同研究领域、具有不同研究目的的对象时应该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以预见，随着经济学的进一步向前发展，实证经济学将为自己开辟更为广阔的天空、获得更大的成功，但同时对规范思想及其方法的运用也会随之变的更为迫切和需要。因为，在我们能够更为娴熟和精确地获得所需数据以及量化指标的同时，我们将发现，那些来自证据背后的规范力量或许正是导致这一切的原因。事实将证明，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在互为对方开辟发挥作用舞台的基础上，将获得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力量，两者的关系不是更为矛盾，而是更为和谐。

　　(3)经济学在过去没有，在未来也不可能发展出完全按照科学主义标准要求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研究模式。实证经济学不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惟一选项。规范性仍然是经济学内在的本质规定性，它不会随着实证经济学的进一步成熟和完善而趋于终结。相反，那些来自人类社会长期积累并被积淀下来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制度的、价值的、心理的因素在逐渐被认识过程中显示出了巨大的不可替代性，它们在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正越来越代表一种不可抗拒的方法论趋势。人本主义的发展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合乎逻辑的走向，它不会因为科学化走向强大而趋于脆弱。

作者介绍：杜金沛，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北京 100875）；　　邢祖礼，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部博士生。（四川 成都 61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