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学士孔颖达

1、中国衡水介绍唐代大学士孔颖达

唐代大学士孔颖达

2005-7-3

唐代大学士孔颖达与《五经正义》

肖新祺

河北省衡水县原县城西北四里许马家庄，村外有一座店代大学士孔颖达虚墓，故此又名孔贤庄。孔氏之遗体陪葬太宗昭陵（在陕西省西安)。

孔颖达，字仲达，河北衡水县人。生于南朝陈太建六年甲午(公元574年)，卒于唐贞观而书二年戊申(公元648年)。幼年聪敏，八岁入学，日诵千余言，隋末大业初，举明经高第，任河内郡(今河南沁阳)博士。入唐后累官国子司业、国子监祭洒等职，其传记详见刘晌《旧唐书》列传卷第廿一。共学识淹贯南北，拔萃出类，传极今古，尤通经学，对《易》、《书》、《诗》、《礼记》、《春秋左传》考其前代之文，采众家之善，随经析理，去短从长，用功廿四、五年。在唐贞观中奉勒撰《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自明以来。刻《十三经注疏》列于正经正注，是为经学之正统，在北宋初端拱元年(988)校勘《五经正义》，秦爽等曾奏请上表雕板，但宋刻诸经流传至今，存者寥寥。

2、中华五千年网介绍孔颖达

孔颖达(574～648)，字冲远、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市)人。隋唐间儒家学者，经学家。

孔颖达出身官宦人家，自幼受到传统的儒学教育，曾从时之名儒刘焯问学，以精通五经称于世，对南北朝经学之"南学"、"北学"均有颇深造诣。尤明《左传》、郑玄注《尚书》、《毛诗》、《礼记》和王弼注《易》，兼善历算、能属文。隋炀帝大业

人物，是著名的"十八学士"之一。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酒等职。曾助魏征撰写《隋书》，参与修订"五礼"。

唐朝统一天下之后，"文治"成了当务之急。"锐意经术"的唐太宗，有鉴于儒经文字多有异同，经义师说多门且繁杂而歧见纷出，颇不利于政治上的一统。乃命颜师古统一经典文字，成"五经定本"。此时，孔颖达已升迁国子监祭酒，总管"六学"训导之政令，唐太宗便命孔颖达来主持统一经典章句的义疏。孔颖达与马嘉运、颜师古、杨士勋、贾公彦、司马才、王德韶、朱长才朱子奢等多人，参酌南北经义之歧见，以南学为主，成《五经义赞》。对《五经义赞》之名，唐太宗不太满意，于是下诏改为《五经正义》，并将它交付国子监，作为试用教材。其卷数记载颇不一致，《贞观政要》和引日唐书·孔颖达传》作一百八十卷，《旧唐书·儒学传》和《册府元龟》作一百七十卷，今一般从前者。所谓"正义"，即对五经传注作疏解，其体例大体上是一致的。先用"正义曰"标目，以总括章节经文义旨，然后各随经文解释，以阐发义理。再用"注某某"，"注某某至某某"等标志，对注文进行具体的诠释。在诠释经注的同时，或辨章句异同，或解释词语，或考证名物礼制，或讲明语法修辞等等。这样，综合古今，考订异说，定于-尊，以其义旨符合唐王朝的封建统治需要。《五经正义》所取注疏是： 《周易正义》十四卷：主王弼注，其中《系辞》取晋人韩康伯注；

《尚书正义》二十卷：主孔安国《传》(即伪《孔传》)；

《毛诗正义》四十卷：主毛公《传》、郑玄《笺》；

《礼记正义》七十卷：主郑玄《注》；

《春秋左传正义》三十六卷：主杜预《集注》。

孔颖达等奉敕编撰的《五经正义》，是用颜师古的"五经定本"为底本，以"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繁而增其简"(《尚书正义序》)为原则，采用了传统经学(即汉学)的训诂、注释、义疏等方法，将汉、魏以来的诸家经说加以系统的整理，并编撰成书。其长处在于克服了以前"师说多门"的弊病，能够达到统一的目的；而其缺点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疏文杂出众手，彼此间颇多相异之处，因此仍然显得比较繁杂。

贞观十四年(640)，参与编撰义疏的太学博士马嘉运，"以颖达所撰《正义》颇多繁杂，每掎摭之，诸儒亦称为允当"(《日唐书·马嘉运传》)。于是，唐太宗下诏"更令详定"。但次年孔颖达退休，无法再主持修订工作了。贞观二十二年(648)孔颖达病逝。终贞观之世，《五经正义》的修订未能完成。至唐高宗永徽二年(651)，下诏儒臣继续重修。永徽四年(653)三月，书成，仍以孔颖达署名，

正式颁行天下，作为钦定的全国性的教科书。《五经正义》的颁行，一扫了东汉以来纷纭矛盾的儒经师说。如今古文学之争、郑王学之争、南北学之争等，这些各是其是的学术宗派从此失势，它们之间的争论也就不劝自息，经学的汉学系统至唐初而得以统一。这可以说是大大有助于统治思想划一的举措。有唐一代，《五经正义》以五种单行本，分别流传于世，且五种《正义》与它们所依据的注本也是分开的。此后一直沿至宋代，明经科取士，试题与经义皆以此为标准。南宋合刻《十三经注疏》时，才开始把《五经正义》及旧注汇合一起。今通行本的《十三经注疏》中之"五经疏"，即取之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因此，《五经正义》对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的思想学术和文化，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

3、百度百科介绍孔颖达

孔颖达--盛世鸿儒 （574——684） 儒学经过汉晋南北朝的发展演变，家法各异，流派众多。在汉代有今文古文之争，家法师法之别。东汉末，郑玄企图统一今古，建立兼包并采的“郑学”体系。三国两晋，王肃创立“王学”，起而与郑学为敌。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的分离，而有南学与北学的纷争。至于儒学内部群经异说，诸师异论，更不下数十百千。纷纷攘攘，至有互为水火之势。五经越解越暗，圣学越讲越糊涂，十分不利于儒学的经世致用和发扬光大。在中国历史上，继承汉学风格，完成解决儒学内部不同流派和不同风格之争，巩固儒学壁垒这一统一工程的巨匠，便是唐初大儒——孔颖达。是他编订《五经正义》，排除经学内部的家法师说等门户之见，于众学中择优而定一尊，广采以备博览，从而结束了自西汉以来的各种纷争；是他摒弃南学与北学的地域偏见，兼容百氏，融合南北，将西汉以来的经学成果尽行保存，使前师之说不致泯灭，后代学者有所钻仰；也由于他的《五经正义》被唐王朝颁为经学的标准解释，从而完成了中国经学史上从纷争到统一的演变过程。孔

颖这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国经学具有总结和统一之功的大经学家。

一、彬彬士投师刘焯 翩翩郎舌战群儒

孔颖达，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新旧《唐书》俱有传。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4）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仕宦之家。曾祖名灵龟，官拜北魏国子博士；祖父名硕，为北魏南台治书侍御史。他为官正直，头戴饰懈豸（神羊）的法官帽子，威重严明，“权豪为之屏踪”，“风俗以之肃清”。父名安，北齐青州法曹参军，执法也公公平平，志在宽简。这确实是一个有地位、有名声的富贵之家。但与南北朝的膏粱世胄不学无术异趣，孔颖达并无半点纨绔子弟的习气，也不希冀凭藉父辈的门前步入官场。 孔颖达的幼年时代正是南北朝对峙时期。他出生于北周时期，政教清明，局势稳定。一些较开明和有远见的士大夫，在魏晋以来门资恩荫的惊梦之余，开始重视教育。如当时自南朝进入北朝的名士名宦颜之推，即告诫子孙：“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仕宦之族，缙绅之家，相率督课子孙，教以儒业。于是，在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度里，居然儒雅重文之风，不让衣冠文物荟萃的江南王朝。孔颖达出身于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又赶上这样一个重教育兴文化的时代，可谓兼得天时与地利。他聪明颖悟，自幼便耳濡目染以礼乐为特征的儒家文化。

公元581年，孔颖达8岁，北周外戚、权臣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是为文帝。隋文帝初年颇重儒术，“超抉奇隽，厚赏诸儒”，自京师达于四方，大兴学校，广置生徒。“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被史书称为：“中州儒雅之盛，

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孔颖达也在这个时候走上了正规学习的轨道。史称他“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悟性特佳。还在少年时代，孔颖这便明悉了服虔所注《左氏传》，郑玄所注《尚书》、《礼记》、所笺《毛诗》，王弼注《周易》；于儒经之外，还旁及诸子，兼善历算之学；更长于属文，彬彬焉俨然一少年老成之儒士矣！ 少年时代，孔颖达曾师从当代大儒刘焯为学。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与孔颖达同郡。刘焯聪敏沈深，学通五经及诸家注解，并对《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以及天文推步，测量山海之术，有精到的研究，著作有《五经述议》，见解独到，多所创见。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与当时另一位博学宏儒刘炫，同称“二刘”。当时儒学南北分裂，经籍散亡，学者求师无门，一些精通汉师家法的老师宿儒，如徐道明、熊安生之徒，早已谢世，于是，“二刘”便出类拔萃，秀出其间，遂为后生钻仰之名师。“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隋书•儒林传》）孔颖达就是这千里负笈的佼佼者。但是，刘焯性情孤傲，怀抱不广，不仅吝于财货，责求束修，而且恃才傲物，凌辱诸生。孔颖达初来，很受刘焯轻视，并不以礼相待。但一经颖达向他执经问难、发表意见，刘焯见其答难问对，出人意表，能发人之所未发，乃翻然改容，刮目相看。孔颖达在名师门下兢兢事学，虚心求教，在从前所学的诸经注解外，百丈竿头更进一尺，《左传》于服注外又通社预集解，《尚书》于郑注外再通孔安国传（即伪孔传），为后来他胜任《五经正义》的编纂工作垫下了丰厚的学植。学成业就，刘焯欲留颖达同馆共授，切磋学问，颖达谢绝了

明师的好意，满载而归，下帷教授。其时他仅20余岁。

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即位，改元大业。隋文帝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 （同上），关闭天下学校，唯留中央国子学一所，生员72人，于是欣欣向荣的儒教事业，一朝又复归萎缩。炀帝即位后，为了笼络人心，粉饰太平，又兼生性喜爱文学经籍，于是再开学校，重兴儒业，“征辟儒生，远近毕至”（《隋书•儒林传》）。孔颖达应时而出，应举明经，对策高第，授任河内郡学博士。大业年间，隋炀帝广征天下宿儒，集中于洛阳，由门下省主持，仿当年汉宣帝石渠议经、汉章帝白虎论礼之故事，下令在洛阳举行大规模的儒学讨论大会。孔颖达以明经高第参加了这一盛会。 为响应皇帝明诏，经明行修之士、方步矩领之徒，从四面八方云集洛阳，以文会友，研经讨古，为统一的隋朝政权添上教化大兴的浓墨重彩。时承文帝废学之后，老师宿儒，若陆德明、鲁世达、刘焯、刘炫之徒，都应时而出，登坛执经，各穷悬河之辩；论难问对，共研先圣之理。孔颖达少年老成，英才秀发，斩关夺将，舌战群儒。门下省纳言（侍中）杨达评第高下，以颖达为最，奏之皇帝。炀帝以孔颖达为太学助教，陆德明为国子助教。其时颖达年方32岁，是应诏诸儒最年少的大师。被他击败的“先辈宿儒”都心怀羞耻，愤愤不平，暗中派遣刺客欲加害颖达，幸得礼部尚书、爱才思贤的杨玄感出面保护，将孔颖达藏于府中，才使少年才子幸免于难。孔颖达凭着自己的渊博学识终于进入国家中央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在更好的环境、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经学研究工作。

二、十八学士登瀛州 五经正义传典型

隋末天下大乱，孔颖达避难于虎牢（在今河南荥阳）。李渊建国，海内一统。李世民因创业征战之功，特授天策上将、领司徒、封秦王。他悦礼敦诗，爱才若渴，开府治事，形同小朝廷。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在解鞍歇马之后，爱尚儒教，属意文学，特设文学馆，招揽天下文士，为治国平天下储备人才。文学馆位于宫城之西，地静景幽，无车马之喧；典籍充栋，有兰台之盛。这年十月，孔颖达等18人同日被授为文学馆学士，号称“十八学士”。十八学士都是当时经学通明、文彩飞扬的优秀人物，杜如晦、房玄龄甚至是李世民的心腹谋臣。李世民给他们优以尊礼，予以厚禄，入阁诸君，皆享用五品珍膳。还令大画家间立本为诸名士写真，大文豪褚亮题写真赞，高悬于凌烟之阁，深藏于禁中秘府。十八学士三班值阁，李世民每当军国事罢，进谒归休，常引见学士，与他们讨论坟籍，商略前载。儒雅之风，旷古稀有；亲近之恩，百代罕及。因此时人称之“登瀛州”。

武德九年（626），玄武门兵变，李世民杀建成、元吉，立为太子，秦府官属皆有封赠，十八学士也加官进爵，杜如晦为太子左庶子，房玄龄为右庶子，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孔颖达则擢授国子博士，成为全国最高学府的高级教官。

公元627年即位后的李世民改元贞观，论功行赏，孔颖达以儒业受封曲阜县男，转任给事中。给事中乃门下省要职，掌封驳政令，议论得失，颖达随侍皇帝左右，倍见亲信。屡迁国子司业，祭酒，掌管一国教育。唐太宗对孔颖达寄以厚望，将储君的教育委与他，任他为太子右庶子，与左庶子于志宁一道，共同掌教太子李承乾。孔颖达兢

兢业业，克尽职守，无奈太子承乾爱好声色，漫游无度，足智饰非，不听劝教；又因大宗偏爱魏王李泰，酿成嫡庶相争之祸。承乾被废后，其他东宫属官多被黜退，唯孔颖达、于志宁等由于平时对承乾犯颜直谏，尽心尽职，太宗于是对他们却奖赏有加，信任如故。 作为当年秦王亲信的几个文臣之一，孔颖达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不像房杜诸人，功业卓著，位至公卿。他在太宗朝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政治，而是在文化事业。他学识渊博，文采出众，每遇朝廷议论礼历、商榷经义，他常发高论，多被采纳。他曾与魏征、颜师古等修订《隋书》，有“良史”之称，被加位散骑常侍；又修订五礼，进爵为子。

贞观十四年（640），孔颖达为国子祭酒，太宗亲临国学，举行祭祀先圣孔子的释奠大礼。会上，群儒执经宣义，孔颖达主讲《孝经》，他声若洪钟，口如悬河，义理分明。太宗令群儒发难辩驳，孔颖达“金汤易固，楼雉难攻”；排难解纷，令众儒师大为折服。太宗手诏褒之曰：“洪钟待扣，扣无不应；幽谷发响，声无不答。„„思涌珠泉，情抽蕙兰。关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济南伏生，重兴于兹时！”称赞他为“关西孔子”、西汉伏生，与先圣先师并辉齐明。 孔颖达在经学上的最大成就是奉诏编纂《五经正义》，为经学的统一和汉学的总结做出卓越贡献。如前所说，中国儒学从西汉开始便流派众多，师说不

一。当时《诗》分齐、鲁、韩三家，《书》分欧阳、大小夏侯，《礼》有《仪礼》、《礼记》，其中《礼记》分大小戴，《易》分施、孟、梁邱、京，《春秋》既分公、谷二传，公羊又有颜、严之学。经学史上称这些分歧为“师法”。后来经师又在师法的旗号下更生异说，于是又分

出“家法”，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种专家之说。就像树干分枝，校又分枝，枝叶繁茂，渐失根本，经义难明。故有“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之叹”。后来古文畅兴，纠葛更生。《诗》有毛传与齐鲁韩争雄，《易》有高费与施孟争胜，《春秋》有左传异军突起，《礼》又出现《周礼》与分高低，《书》又得壁中古文十六篇。其间经本有无，卷国残全。文字今古，师说歧异，种种分歧，更扰得经学讲坛迷雾重重。企图解决经学分歧的统一工作，孔颖达以前共有三次，一是西汉宣帝有石渠阁大会，二是东汉章帝有白虎观之议，三是东汉末郑玄不讲家法，遍注群经。石渠阁之会，重点讨论今文经内部师说繁粹的问题，讨论结果，不仅没有统一师说分歧，反而增立博士，加剧了经学内部异说的产生；白虎观之议，重点讨论今古文分歧问题，结果著为《白虎通》，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加西汉谶纬迷信统一意识形态，对古文经说的优秀内容无所取正，这同样达不到学术统一的目的。因此白虎观会议后，古文经学不仅没有歇息，反而从者更多，成就日丰。郑玄兼通今古文，而以古文为依归。他起而遍注群经，杂采今古文，今古文之异才日渐消亡。但是郑玄经注也未臻完善，学者多攻其所短，至西晋，王肃又重注群经，与之抗衡，并借用王朝力量立为学官，遂有“郑学”“王学”之争。随着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和玄学的兴起，于是又出现清谈“玄学”与传统“汉学”、博学”与“北学”的分歧。在学术风格上，南学主义理，重创新；北学主典实，重故训。南朝治经《易》尊王弼注，《尚书》用东晋出现的伪孔传，《左传》则用杜预集解；北朝，《周易》《尚书》用郑玄注，《左传》用眼虔注。《毛诗》、《礼》南北同尊

郑注。此其大致。当时南北王朝并未明确将经注定为一尊，学者谁主谁从，都是各行方便，从其所好。特别是在南北势力交会之处，更是南学与北学混，义理与典实杂。这样就给后生学习，经义取正，带来困难。这种情况在政权分离之时，倒还可以容忍，但天下统一之后，特别是自隋王朝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开设明经、进士科取才以后，没有一个统一的经解作教材和课试标准，势必给教育和选举工作带来很多麻烦。史载隋文帝下令考试国子学生，准备择优录用，可是“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纷给无所取正”（《隋书儒林传》），众博士无法评出考卷。有鉴于此，唐太宗下令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注疏定本。 同与编修之事者尚有多人，以孔颖达为其首领。在注疏编纂过程中，义例的制定，是非的考论，皆由颖达我夺。首先，孔颖达在众多的经书章句中，选择一家优秀的注释作为标准注本，然后对经文注文详加疏通阐释。 《周易》经注，西汉的梁丘、施、高氏之学，都已亡于西晋，京氏、孟氏流于谶纬灾祥，学者不传。南北朝唯传郑玄、王弼易注。郑氏讲爻辰象数，王氏详玄学义理，相比之下，王注义例明备，“独冠古今”，故孔颖达《易》用王注。《书经》，欧阳、大小夏侯也都亡于永嘉之乱，南北朝多尊郑注。东晋梅赜进献《尚书孔安国传》，号称古文，篇章也比郑注为多，时人不知其伪，大行于南朝，隋代“二刘” 也研习孔传，孔颖达初本习郑氏《尚书》，后从刘焯传孔义，认为“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尚书正义序》），遂定伪孔传为圭桌。《诗经》，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而无传人，唯毛诗郑笺，独行于世，孔颖达正义，《诗》用毛传郑笺。《礼》，本有《仪

礼》、《周礼》、《礼记》三经之别，但是《仪礼》、《周礼》为制度仪文，缺乏义理，亦少文采，《礼记》则事文义理兼具，因此三礼之中独取《礼记》，注用郑玄。《春秋》，亦有公羊、谷梁、左氏三传，其中公谷空言说经，不及左氏事富文美，因此以《左传》附经。孔颖达历考汉晋训贴，大多杂取公谷，为例不纯，唯西晋杜预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尊经重本，“子应乎母，以胶投漆”（《春秋左传正义序》）。更重要的是杜氏为《左传》总结有“五十凡例”，补充了左氏在三传中义理贫乏之不足，与仅重文字训诂的各家传注不可同日而语。见解最高，体例最善，故于众解，独取杜氏。 《唐会要》（卷

77）说：“贞观十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工经义疏170卷，名曰《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考本传，孔颖达贞观六年除国子司业，七年与魏征等同修《隋书》，十一年修正礼，十二年官进国子祭酒。可见《五经正义》的编修是在十二年孔颖达做国子祭酒任内。从受诏到成书，前后不过一年，文成数十万字，为卷170，真是神速！神速！究其原因，盖有二焉：一是得博学诸儒的通力合作。参加修《周易正义》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琰、于志宁等；修《尚书正义》的有王德昭、李子云；修《毛诗正义》的有王德昭、齐威等；修《礼记正义》的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囗、张权等；修《春秋正义》的有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等。参修诸人都是当时儒学的第一流人材，博极群书，精通五经。颜师古，是颜之推之后，“少传家学，博览群书，尤精训诂”，曾奉太宗诏考订五经文字异同，撰《五经定本》，做了经书的文字统一工作；又撰《汉

书》注，大重于时，至今仍是研究《汉书》最优秀的古注。司马才章传家学，通五经，为国子助教；王恭精三礼，并私撰《义证》，“甚为精博”；马嘉运兼通儒释二教，“尤善论难”，高宗朝为国子博士，侍讲殿中；谷那律淹贯群书，被褚遂良称为“九经库”；朱子奢少习《左传》，善属文，为中书舍人；杨士勋、贾公彦都是《春秋》、《礼》学专家，杨后来撰有《春秋谷梁传疏》、贾撰《周礼》《仪礼》二疏，与《五经正义》一并传为千古仪则，为今传《十三经注疏》之一。其余诸君也都以学问官至国子、太学、四门学的博士或助教。（两《唐书》儒林传及本传）孔颖达领导的《五经正义》编纂班子，真是英才荟萃，通儒群集，难怪乎成书迅速。 原因之二，是有前人成果可供借鉴。南北朝时期，儒生依照佛教讲疏的形式，对五经作有多种义疏，孔颖达对各家义疏进行比较，选择优秀底本，再融会众说、剪裁诸家，折衷以己意。善于利用前人劳动成果，有前人努力为基点，自然见效快，成功伟。这就是《五经正义》成书快的又一个秘密。当时，《周易》，江南有义疏十余家，但都“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周易正义序》），于是孔颖达取其合乎孔子思想，与王弼注并行不悖的说法，著为正义。《尚书》有蔡大宝、巢猗、费囗、顾彪、刘炫、刘焯《正义》，前面数人多互相因循，义理浅略，唯颖达老师“二刘” “最为详雅”。遂依“二刘”书疏为本，而删其狂傲和虚华。《诗经》义疏有全缓、何胤、舒援、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诸家，也是“二刘”诗疏“特为殊绝”，于是“据以为本”（《毛诗正义序》），而匡其轻狂，补其疏略。《礼记》有贺循、贺囗、庾蔚、崔灵思、沈重宜、皇侃、徐遵明、

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疏，皇、熊二家最流行，其中皇氏最优秀，孔颖达乃“据皇氏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正”（《礼记正义序》）。《春秋左传》义疏有沈文阿、苏宽、刘炫等家，孔颖达认为：“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左传正义序》），故依据刘疏，补以沈氏，若两家俱失，则申以己见。 虽有前儒义疏可为依据，但孔颖达等人利用这些材料，态度极为严谨，除对诸家注疏详加审定，汰劣取优外，对被选为底本的义疏，孔颖达也认真甄别，严格笔削，即使是前辈权威和自己的老师，也决不盲从。刘焯、刘炫，为孔颖达素所敬仰，他称赞他们“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无双。于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毛诗正文序》）但是他又常常指出二人恃才傲物、好非毁先贤，穿凿附会、自立新说的毛病。如刘焯的《尚书》义疏常常故弄玄虚，求险探深，孔颖达批评他们有“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 （《尚书正义序》），就像在平缓的河流中平掀怒浪，在静止的树梢上更震狂飘，实在是无益的游戏，反教学者更生疑窦。刘炫的《尚书》义疏依焯疏删繁就简，但义理过简，文辞太华，文胜于质，也不足以作为后生典范。刘炫的《春秋左传》义疏，孔颖达在称赞之余，也不忽略其一意在矜伐，性好非毁”（《春秋左传正义序》）的敝病，以谓刘疏聪惠辩博无人可比，但是发明义理，造诣不高。对于其他各家取作底本的义疏，孔颖达也都每每指陈疵暇，各论得失。删修笔削，“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剪其繁芜，撮其机要”。因此避免了官修图书，杂而不纯的毛病，保证了《五经正义》的质量。 《五经正义》的编

撰方法是，首先列出经文、注文，接着串讲经文大意，然后疏通注文，说明注文之所以然。如《诗经•周南•关雎》“窈窕叔女，君子好逑” 一句，毛传说：“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郑笺说：“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闭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谓三夫人以下。”正义首先串讲经文说：“性行和谐者是后妃也。后妃虽悦乐君子，犹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宫之中，不亵渎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妒嫉，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处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妒忌，可共事夫，故育宜也。”再疏通毛传说。“窈窕者，谓淑女所居之宫形窈窕然，故笺言幽闭深宫是也，（毛）传知然者，以其淑女已为善称，则窈窕宜为居处，故云幽闭，言其幽然而闲静也。扬雄云‘善心为窕，言容为窈’者，非也。逑，匹，《（尔雅） •释诂》文，孙炎云：‘相求之匹’，《诗》本作逑，《尔雅》多作仇，字异音义同也。又回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思贤之心，故说贤女宜求之状。„„”以下接着又疏证郑笺。正义有说有证，层次清楚，释义分明，繁而有要，齐全周详，就像老师宿儒的讲义一样。因此，于志宁称之为“万古之仪型，一代之标的”。正义为了说明注文，往往旁征博引古籍和前贤解说，体大思精，资料至为丰富。如上引为释毛氏传文，正义引用了《尔雅•释诂》和扬雄、孙炎之说。在疏证毛传关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解释时，甚至引达《尔雅》释估、释鸟、释水、《五经定本》、俗本《毛诗》等文献资料，

兼及郭璞、陆机、扬雄、许慎、李巡等人之说，还参证《诗经》江有渚、蒹葭、谷风、采蘩等篇中毛传郑笺的解释，反复周致，论证详明。人们既可以利用它来研习五经，寻求定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正义》是教科书，是法典；在古书佚散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通过它保存的汉晋经说来窥探汉学风貌，研究两汉以及魏晋经学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正义》又是旧说府库、资料宝藏。由此看来，《五经正义》既作为标准范本有功于来学，也作为旧说渊薮有功于前贤。贞观十二年书成奏上，唐太宗目睹盛事，大为高兴，下诏褒奖说：“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赐孔颖达绢帛三百匹。 完成了《五经正义》后，孔颖达已是十分疲倦了，上表请求退休。恰在这时，曾参与《周易正义》修撰的马嘉运摘取《五经正义》中的疏漏之处，大做文章， “每椅摭之”（《唐会要》），“致相讥低”（《唐书》本传）。十六年，唐太宗仍令孔颖达组织人马重加审订。正义因书出众手，工程浩大，成书仓促，自然难免偶尔失误，如在《尚书•舜典》“朴作教刑”下称鞭刑“大隋造律方始废之”，《吕刑》“宫辟疑赦”下称“大隋开皇之初始除男子宫刑”等，以唐臣而称“大隋”，实在是有违君臣体统。似此之类，皆因依据“二刘”疏本，而与修诸儒又失于删正的缘故。审定工作异常缓慢，直到贞观二十二年（648）也未能完成，75岁的孔颖达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审定正义的工作一直到唐高宗永徽四年（653）才告结束，前后经历12年。高宗诏令颁《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唐会要》卷77）。 孔颖达死后，唐太宗许他陪

葬昭陵，于志宁题写墓碑，“九泉虽囗，千载名扬”。作为一个纯粹的儒者，得此礼遇，孔颖达在天有知，亦可无憾于泉下了。

三、纵论正经 精义霞开

《十八学士图赞》称赞孔颖达说：“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扌炎（舒展）辞飙起。”说他儒学修养很高，有当年孔子之风。讲经时精义灿然，犹彩霞满天；发表演说，口若悬河，如江飙陡起。验之颖达事迹，实非虚美之辞。孔颖达所修《五经正义》，不仅仅是前贤经说的材料堆积，其间贯穿了他精到的经学思想，这集中反映在正义前言和卷首题辞中。 孔颖达深于《易》理，前人已有公论。宋人张唐英说：“孔颖达尝撰《周易正义》，又与马嘉运、赵乾协《叶》、苏德详等参详，以行于世。观其发明三圣之旨，通贯万化之蕴，其深于易乎！”（《全宋文》35册597页）其《周易正义》卷首题辞通过论《易》，阐发了系统的宇宙变化思想。首先，他揭示《易经》主旨在明变化之道，说：“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周易正义卷首》，下同）变化运动存在于天地开辟之际，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形式即是运动：“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送来，日有更出。”每一事物，无时无刻不处于运动变化之中。世界乃“新新不停，生生相续”，不断更新的世界。其更新不已的力量源泉在于运动，在于“变化之力，换代之功”。“易”之称即是对运动现象的概括，《易》建立的基础也就是运动变化。其次，孔颖达认为运动变化的根本在于阴阳二气之消长。圣人作卦，画“一”爻以象阳，画“一”爻以象阴；画八经卦为三爻，象天地人，亦即“三才”，以示运动法则贯穿天地人之中，曰：“变化

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 其三，孔颖达指出《易》经的特征是抽象性和象征性：“易者象也；爻者效也。” 象即像，即仿照；交即效，即效法。作《易》之圣人，“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云行而施，效四时以生万物。”简言之即效法天地及自然规律以生育众生，长养万物。其四，主“易兼三义”说。易的基本意义是运动变化。但这只是易义的一个方面。孔颖达从《易纬乾凿度》说，曰：“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简）也，交易也，不易也。”简易是说：天地无言，日月星辰布满天空，光明灿烂，并不繁冗，但在此“不烦不扰，淡泊不失”的背后，蕴藏着无限神机。此即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变易，指阴阳二气运行，阴阳作为无所不在而又对立统一的两种力量，实际是事物的矛盾性。天地变化，五行迭代，四时更替，乃至人世之进退荣辱，成败利钝，无一不是这一矛盾规律的具体表现。不易，指尊卑之位。天上地下，君南臣北，父坐子伏等等皆是。其实，这些对等的地位关系终究是有变化的，不变是暂时的，所谓不易实际是运动过程中一定时期内的相对稳定性。“易兼三义”实际包含了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易简）和运动形式（绝对的运动和相对的静止），这是合乎辩证运动观的。其五，易包有无。针对儒家崇有、老庄贵无的分歧，孔颖达采纳王弼的方法，援道入儒，提出“易兼有无”的命题。他说易之三义都是就“有” 来说的，易简、交易、不易，都是有形事物的运动形式。“然有生于无”，易理中兼有“无”。因此《乾凿度》说：“有形生于无形，则乾坤安从而生？故有太易，有太初，

有太始，有太素。”太易是看不见的气；太初是气体的开始；太始是形体的开始；太素是品质的开始。气、形、质未分之时即“浑沌”，浑沌的特征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这就是玄妙无比不可捉摸的“太易”，这就是道家之“无”。可见易理中蕴含有“无”的意义。为何《易经》不讲“无”，专就有形而言呢？孔颖达认为那是因为圣人作《易》意在垂教，垂教当以具体为法，不然人们就无所适从。这就是《系辞》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道即无，器即有。其六，易道广大，理备三才。孔颖达为了神化《易经》，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易》乃圣人法天则地而作，故有天地之理；作《易》是为了垂教，故有人伦之理和王道之理：“《易》者所以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 不仅有修齐治平（诸如“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的大经大法，以存纲纪；而且还有“度时制宜，作为网罟，以佃以渔”等具体利民措施，“以赡民用”。只要遵循易理，就能使阴阳有序，百物和顺，社会安定，群生和洽，国祚就能传之无穷。其七，易历三古，人更三圣。在《周易》作者这个聚讼颇多的问题上，孔颖达综合诸家，作了总结性结论。他采用《汉书》“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认为 “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圣人”即伏羲。伏羲得河图，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画为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系辞》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八卦虽具万物之象，但未尽万物变通之理，故圣人再“因而重之”，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于是变化之理仙然明备。《系辞》说：“因而重之，爻（变）在其中矣。”

《系辞》又说：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谁有忧患呢？《史记》说了： “文王因而演易”，这就是“作易者有忧患”者也。具体说即是文工作卦辞。有人说交辞也是文王所作，但是历考其中许多文王身后之事，孔颖达认为交辞为周公所作。《左传》载，韩宣子观书太史，“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观《易》象而知周公之德，是必《周易》与周公有关，故定爻辞为周公所作。至于“十翼”，则为孔子所作。作《易》者，实有四位，而称“三圣”者，因周公为文王之子，兼于父子，故曰三圣。孔颖达一言论定，遂成千古公论。 其论《尚书》也颇为典实。首先，认为《书》是先王史料，并不神秘：“《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全是些往古帝王的诰命和史官的记录，无非历史文献资料。认为尚书就是以先王言行来垂教后世。他说，《尚书》之中，内容多样，涉及面广，有的是帝王设为教令来统驭群下；有的是臣下敷陈礼乐以规谏君王。有时又宣明威令以严肃政纪，有时则布列和顺来调和风雨„„其间不乏垂范作用。运用得当就百事大吉，倘若失之毫厘就会差之千里。真象枢机关键，不可等闲视之。他还论述了《书》的文体，认为书有典、谟、训、诰、誓五体，皆各有源起：典漠起于尧舜，誓诰始自汤武：“勋华揖让而典漠起，汤武革命而誓诰兴。”嘉言懿行，其来远矣！至于《书》的编者，孔颖达承袭司马迁之说，定为孔子。他说孔子生于衰周，有崇高的德行却无适当的地位，道之不行，遂讲求圣人之道以教化人心，取档案资料，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编为《书经》。时限上“上断尧

舜，下终秦鲁，时历五代，书总百篇”；内容上，都是先王“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将来”者。但是，在《尚书》问题上，孔颖达却犯了采用伪孔传的错误，历来颇受非议。《尚书》的流传，最多纠葛。相传孔子删书百篇，秦焚书，《尚书》散佚。汉兴，济南伏生凭记忆传授，仅得29篇。当时以汉隶写录，史称《今文尚书》。西汉流行欧阳、大小夏侯之学，都是今文。景武之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孔氏壁藏古经，其中有《尚书》，用战国古文写成。孔安国以今文校读，多出16篇，是为《古文尚书》。当时只藏于禁中，民间并无传授，孔安国是否给它作传也很难说。由于知之者稀，汉成帝时，张霸竟伪造《古文尚书》102篇，号称“百两篇”。王莽兴古文，立有《古文尚书》博士。东汉颇有传人，但都只传其中与今文相同的29篇。马融、郑玄所作《书注》，也限于此。其余16篇称《逸书》，因无传授，渐渐失传。直到东晋，梅赜献出号称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共59篇。经后人考定，其经文有33篇系分析今文29篇而成；另外25篇系摭拾旧文，杂糅而成。又搜罗古训，配以传注，托为孔安国所作。只要考察一下《尚书》流传情况，其作伪之迹就不难发现。特别是传文有很多作伪的蛛丝马迹，出现很多孔安国身后的地名，有些注解甚至与孔注《论语》相左，如此之类，只要稍加考订便可立知其伪。可是孔颖达根本没怀疑过它，反而称赞“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尚书正义序》），有跨郑愈马，独步天下之优势！将自己素所研习的郑玄注《尚书》束之高阁，尽弃前学而学焉。舍真从赝，实在难辞“朱紫不别”之责！但是，这不是孔颖达一人的过错，

当时整个时代风气即是如此。西晋末年以来，神州板荡，文雅无存。永嘉之乱，书缺简脱，先师旧说，更是荡然无存。今文三家《书》亡，学者唯传郑注《尚书》，马融、王肃之学，存而不传。梅赜趁典籍极衰之时，献《古文尚书》，其篇章多于现行各《书》，注解又托于安国，于时最古；加之释义亦是精心撰就，不乏精义，且多与马、王之说相合。比于郑氏书注，真是别开生面，十分喜人。而当时南朝诸儒，多尚玄谈而少实学，无异骗子遇上愚人，自然赝品得售，其货大行了。北朝土人素慕江南衣冠文物，南人所举，北人斯趋，即使博学如“二刘”、深湛若陆德明的人，也莫不歙然趋风，毫不怀疑。“二刘”是北朝最早研习伪《古文尚书》的人，是受南学影响；陆德明自隋入隋，所撰《经典释文》，《书经》即以伪古文为本，本为南学。孔颖达先学郑氏《尚书》，后从刘悼治孔氏古文，就是受这种时代风尚的毒害。在整个社会都崇信伪古文的情况下，孔颖达受其影响就十分自然了。不仅孔颖达相信伪古文，他的《五经正义》编撰班子也相信；不仅《正义》班子相信，自孔颖达至北宋，也无人敢怀疑伪孔传。直到南宋朱熹，才因古文诸篇文字反比今文文从字顺而怀疑它。至明人梅囗、清人阎若璩详加考定，伪古文作伪之迹才最终大白于天下。因此，孔颖达用伪古文不仅仅是他一人的固陋，而是整个时代风气使然，不可厚非。但是他采用伪古文作为官颁经典，今天伪孔《尚书》仍以十三经之一的形式保存于《十三经注疏》之中，使赝品披上合法的外衣欺愚众人，起了很坏的作用。 其论《诗经》，曰：“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毛诗正义序》，下同）不外乎歌功颂德、劝人从善

之行吟。这些长吟短唱，作之者虽然是自我感情流露，但却有益于生灵教化。对于统治者来说，《诗》还可以观为政之得失： “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诗歌是作者情感的流露，是社会的风标，是政治的雨晴表，观乎诗即知其喜怒哀乐，治乱兴衰。所以诗歌不仅仅是一种艺术，一种小技，诗歌一样可以用于教化，眼务于政治，故圣人于六艺之中，要设诗教。关于诗歌的起源，孔颖达提出性情说。古语有“诗言志”，孔颖达认为诗歌起源于性情，情有所动，声发乎外，其韵律合乎一定的节奏韵律，这就是诗。由于诗是有感于天地万物之情而生，诗出之自然，一经产生，诗就有强烈的反作用，故能“感天地、动鬼神”，更能讽励人伦，敦厚风俗。他认为诗理产生很古，因为性情古已有之，甚至远至人类之前。如燕雀啁噍，有烦碎忧苦之情；鸾凤展翅，有翩翩起舞之容。可见《诗》理是在开天辟地之初，动植分化之始就已具备了的。不过有形的诗歌却有其诞生的历史过程。他于是又提出世运产生诗歌之说。认为上古帝王政务质实，一切从简，无须讽谕；中古政务繁剧，有失有成，于是有沤歌的迫切需要。唐虞之时，有诗的萌芽，而黄帝之世，却不见诗迹。其后时运每降，凡经三代，故诗逾三千。诗之根本在性情，而诗之产生则在时政。今本《诗经》就是孔子从三千古诗之中， “厘正遗文，得其精华”，选编而成的。 关于礼，他说：“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大一之初，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之欲。”（《礼记正义序》，下同）认为礼的终极根源是宇宙精神（太一），其直接依据则是人的情欲，具有宇宙法则的

必然性和人情需要的必要性，既神圣又重要。他说：人有喜怒哀乐之志，动静好恶之心，修养好的可以克服欲望的冲动有所不为，而修养差的就会受贪欲的驱使而无所不为了。因此“古先圣人鉴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纳之德义„„故乃上法国象（天），下参方载（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可见礼的设置完全是善意的，意欲克服人性粗野的一面，发扬其良善的一面，是维持社会安定、人群和谐的设施。礼之于人，犹堤防之于洪水，缰绳之于烈马，是一种防范和驯化措施。孔颖达还进一步从自然界的秩序性和动物的嗜欲现象中，找到了礼义精神的客观依据，论证礼的产生渊源悠远。他说：“物生则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鸿雁飞有行列，岂由教之者哉！”尊卑秩序是生物的本性，而事物生来就有秩序，“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可见，礼有其客观必然性。那么儒家所研习的礼又产生于何时呢？他说礼的产生有一个发展过程：“播黍则大享（礼）之滥觞，土鼓（乐）乃云门（舞）之拳石（基础），冠冕饰于轩（黄帝）初，玉帛朝于虞（舜）始；夏商革命，损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备。泪乎旦姬（周公），负囗临朝，述曲礼以节威仪，制周礼而经邦国。”据《礼记》所载，燔黍、土鼓都是神农时代的礼乐。神农与黄帝、尧舜都是上古军事民主制时期首领，属于氏族社会。孔颖达把中国传统礼乐远溯于原始社会，这是合乎民俗学研究结果的。他考察了五礼产生过程，说尊卑之礼起于遂皇，嫁娶嘉礼始于伏羲，祭礼吉礼起于神农，至黄帝，吉凶军宾嘉五礼备，然而形成制度，定为典则，则在周公辅成之时矣。虽然一鳞半爪未免牵强，但说礼制产生是逐渐完备的，则见识过人。在

谈礼的功能时，孔颖达综合旧说，从声训的角度训释说：“礼，体也，履也，理也。”体是体用之体，即根本法则，统之于心；履即实践，即体用之用，指礼节仪文指导实践；理即治，指礼具有使天下走向大治的功能。具体地讲，《周礼》属于体，是经邦治国之大经大法；《仪礼》属于履，是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也就是文献所谓“经礼三百（周礼），曲礼三千（仪礼）”。经之与曲，体之与履，一大一小，一简一繁，各有专主，相辅为用。至于三礼的作者，孔颖达明确认为：“周公所制之礼则《周官》（周礼）、《仪和》也。”孔子的功劳，则是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时期“订礼正乐”。《礼记》则是孔子弟子“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其中“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礼记》是礼乐原理的理论阐述，无怪乎孔颖达要取它来代表“礼经”了。 孔颖达论《春秋》说：“《春秋》者，纪人君动作之务，是古史职之书。” （《春秋正义序》，下同）《春秋》就其本源上讲，不外乎史官记事的史书。然而记事之中有书法存焉，那就是褒善贬恶，而褒贬的标准则是礼义，故《春秋》即是礼乐原理的具体运用。通过叙事来寓褒贬，通过褒贬来宣传礼法，这就是《春秋》的主题思想。孔颖达说：春秋之时，“下陵上替，内叛外侵，九域骚然，三纲遂绝”，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社会治安，伦理道德，无一不尖锐对立，十分混乱。孔子生逢乱世，心怀大圣，“想垂之以法则无位，正之以武则无兵，赏之以利则无财，说之以道则不用”，读书人一无所有，只有将满腔热情与愤懑诉诸笔端，著书立说以存其正论。因鲁史所记多有得失善恶之行，故依据经法来一一加以绳正，予以褒贬。

他的褒贬十分贴切准确，令人信眼，“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真是威力无比，一枝秃笔胜过十万雄兵！ 自从孔子死后，对六经的论述虽然时见载籍，但都没有孔颖达评说得这样全面具体、影响深远。郑玄、王肃遍注群经，容或有较系统的论述（如郑氏《六艺论》），但现在大都失传，不像孔氏诸说保存完整。自从唐代将《五经正义》颁行天下后，迄至北宋数百年间，孔颖达那平实详正的经论便成为后学诸儒奉行的正统理论，即使后代已重订《五经大全》，《五经正义》的观点也常常作为传统的说法来加以引证。它跨宋逾明，直到清朝，仍然作为《十三经注疏》中的主体内容刊刻不绝。如果要考察中国古籍的版本之最，《五经正义》毫无疑问将雄居榜首。其发行之广，影响之深，已远远超出了唐统治者统一经说以利科举考试的初衷，进而对整个中国经学的统一和规范工作作出了特殊贡献。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书也无尽善尽美之作。尽管《五经正义》已经经过通人指责、复审考校，但仍然难免小疵。前人常指责正义的失误有三：“曰彼此互异，曰曲徇注文，曰杂引谶纬。”（皮锡瑞《经学历史》）曲徇注文，指正义完全以注文之是非为是非，凡注文所言，必尽量反复为之疏通证明，有时甚至对错误的注解也不加驳证，反而曲为之说。这当然不合乎科学精神，但是疏家之义，本不破注，更不驳注，因此皇侃为《礼记》郑玄注作疏，时规郑失，孔颖达反而讥他“狐死不首其丘，叶落不归其本”（《礼记正义序》），失去疏家本旨；刘炫作《春秋左氏传》疏，用杜注却匡杜失，孔颖达也斥责他“蠹生于木还食其木，非其理也。”（《春秋正义序》）于是将他驳

杜之处一一刊去。可见曲徇注文正合疏家规矩。至于杂引谶文，也要区别对待，谶文固多为伪托，义理浮浅，当然不足为据；但是谶文也有很多两汉经师讲经遗说，说是孔子之遗，固然虚妄，但义理精深，而又合乎孔子思想者，有利于封建道德者，引之又何妨？“三纲”之说见于《礼纬含文嘉》，“易兼三义”之说见于《易纬•乾凿度》，多精妙绝伦，堪为仪则。论者又说正义前后互歧，究其原因，在于所据经注和疏本不同，原作者各有所尚，正义有时也因之以存异说。如《易》、《书》正义多引谶文，而《春秋》正义又驳谶甚详，诸书对纬说态度就不一样，徒烦读者视听。但这些对于洋洋洒洒数百万言的《五经正义》来说，毕竟是白璧微瑕，大纯小疵，丝毫无损于《五经正义》统一经学，垂教百世的历史功绩。 （舒大刚 撰）

贞观二十二年，孔颖达病死，陪葬昭陵(唐太宗的墓)，此墓士他的”衣冠冢”。现孔颖达墓存于河北衡水境内。

主要参考书

1．《旧唐书•孔颖达传》 2．《新唐书•儒学上》 3．《五经正义》《十三经注疏》本

百度百科介绍五经正义

五经正义

"融贯群言，包罗古义"

《五经正义》是唐代颁布的一部官书。五经指五部儒家经典著作，即

《诗》（《诗经》）、《书》（《尚书》、《书经》）、《礼》（《礼记》）、《易》（《周易》）、《春秋》。汉武帝时，朝廷正式将这五部书宣布为经典，故称"五经"。

自东汉末年以后，战乱四起，儒家经典散佚，文理乖错。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分裂，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北学"之争。再加上儒学内部宗派林立，各承师说，互诘不休，经学研究出现一派混乱局面。隋唐建立以后，为了统一的封建政权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设的需要，亟需整顿混乱的经学，由朝廷出面撰修、颁布统一经义的经书。唐太宗下令召集当时一些著名的儒士共同撰修《五经正义》，因国子祭酒孔颖达年辈在先，名位独重，故由他负责此事。《五经正义》撰成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后又经马嘉运校定，长孙无忌、于志宁等再加增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行。《五经正义》的卷数，因版本不同，说法亦各异。目前流行的说法是180卷，其中《毛诗正义》40卷，《尚书正义》20卷，《周易正义》14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左传正义》36卷。另据《四库全书总目》：《毛诗正义》40卷，《周易正义》10卷，《尚书正义》20卷，《礼记正义》63卷，《春秋左传正义》60卷，共193卷。据《十三经注疏表》（宋绍熙年间黄唐合刊）：《毛诗正义》70卷，《周易正义》10卷，《尚书正义》20卷，《礼记正义》63卷，《春秋左传正义》60卷，共223卷。现在由中华书局排印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其卷数与此表同，此书附有清阮元撰的校勘，易于读者理解掌握，为目前最佳版本。

《五经正义》为经学义疏的结集。由于经书成书年代早，文字多晦涩难懂，记事又简略不详，给后人学习带来不少困难。于是为经书作传、注之风便盛行起来，常常一部经书就有各执一说的多家传、注。《五经正义》就是要从中选出比较好的注本，摒弃其余杂说，对前代繁杂的经学解释进行一番统一整理。又因前代注本也有难解之处，所以《五经正义》便依据传、注又加以疏通解释。可以说，《五经正义》是一部典型的以疏解经的著作。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汉初传诗的有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为今文经学，被朝廷立于学官，设博士。《毛诗》出现较晚，是古文经学，至东汉章帝时才得立于学官，其主要著作为《毛诗故训传》30卷，此书为历代古文经学家所推重。东汉兼通今古文经学的经学大师郑玄撰有《毛诗传笺》，为《毛传》作注。《郑笺》以宗毛为主，但也并非全部申毛说。其时，他已完成《礼记注》，故为《毛传》作笺时，常用《礼》注《诗》，还用自己的观点注《诗》，阐明《毛传》中不明确之处，或用三家说申毛说，或用三家说难毛说。书成之后，影响颇大，《毛诗》地位日益稳固，"三家诗"逐渐走向衰微。由于《郑笺》与《毛传》多有异同，经学界或申郑难毛，或申毛难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南北朝时，北朝兼崇毛、郑；南朝崇毛，但郑、毛之异同也是争论的热点。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时，调和毛郑两家之说，作为《诗经》的注。又用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底本，再加疏解，撰成《毛诗注疏》，即《毛诗正义》。

《周易》本是卜筮之书，充满迷信色彩，汉代逐渐寝流于谶纬。三国时魏国的著名玄学家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作《周易注》。书中革除汉儒利用"五行"比附人事，以"互体"、"卦变"来牵强附会、"按文责卦"的弊端，注重领会和把握《周易》中所包含的根本义理。他还用《老》解《易》，以玄理统易理，利用注《周易》而阐发玄学思想，使《周易》面貌为之一新，远远高于汉儒解《易》的水平。故唐代撰《五经正义》时，认为王弼的注"独冠古今"，选用其作《周易》的官定注本。王弼的《周易注》中包括《经》的部分，即六十四卦的卦爻辞，另有《传》的《文言》、《彖辞》、《象辞》三部分。其余《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四部分由晋人韩康伯继承王弼思想而续注，这一部分韩注被合于王弼注中，收入《周易正义》中。

《五经正义》为《尚书》选取伪孔安国传为正统注本，遭到后代学者非议。汉初，社会上通行伏生传《尚书》29篇，为《今文尚书》。汉武帝时，又从孔子故宅壁中发现《尚书》，由孔安国整理献出，为《古文尚书》。魏晋之际，《古文尚书》亡佚。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奉上孔安国的《尚书传》及《古文尚书》58篇，其中有33篇与《今文尚书》大致相同，另多出25篇。在当时无人怀疑其真实性，至唐代修《五经正义》时也自然选其为正统。至清代，已考定《尚书传》与多余的25篇《尚书》均为伪造。《尚书正义》中经的部分即包括与《今文尚书》相符的33篇和伪造的25篇，传文即是伪造的孔安国的《尚书传》。故经学家多认为据伪传疏解的《尚书正义》不足取。 《礼记正义》选用东汉郑玄的《礼记注》。《礼记注》内容详实，素为

儒士所重，许多人为其疏义。至唐初，尚存有皇侃、熊安生二家。唐修《礼记正义》，以皇侃的义疏为主要底本，以熊安生的本子补其不足之处。

西晋杜预在刘歆、贾逵等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撰《春秋经传集解》30卷，将《春秋》经文按纪年配合于《左传》前面，并为之作注，是现存最古的《左传》注本。至唐修《五经正义》，以《集解》之注再加疏解，成《春秋左传正义》。

《五经正义》本着"疏不破注"的原则，疏解时一般不突破原书的范围。如《毛诗正义》对《毛传》与《郑笺》之异同不加评说，对二者的分歧也不判断其是非。《礼记正义》以皇侃、熊安生的疏为底本，每遇与郑注相违之处，《正义》便务申郑说，这就难免有牵强附会、曲从注文之嫌。《春秋左传正义》也是如此，刘炫曾著文批评杜预注的一些错误，对刘炫的驳正，《正义》一概加以否定。这样，承袭原书的某些错误，以讹传讹，或自相矛盾之处就在所难免了。

《五经正义》引用大量史料诠释典章制度、名器物色，又详于文字训诂，为后人研读经书提供了方便。书中包含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的丰富内容，是研究者的宝贵资料。《五经正义》的撰著过程中，采摭旧文，取材广泛，汇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学者的研究成果，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在唐代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由于《五经正义》具有很高的学术权威性，又是朝廷颁布的官书，故士子相传习诵，不易亡佚。被它选用的注本地位大大提高，得以流传

至今。更由于它收录了大量重要古籍的内容，很多书在后世亡佚，后人全赖此书才得以窥其原貌。

虽然不少人批评《五经正义》在疏解上颇多烦言赘语，但它保存古籍史料之功不可没。

《五经正义》经官方颁定后，便成为士子习经和科举考试的统一标准。自唐代至宋初，明经取士，以此为准。以科举取士取代九品中正制，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五经正义》顺应科举考试的需要，革除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之弊，又折衷南学、北学（偏重南学），形成经义统一的经学，在当时确有不可否认的进步作用和积极影响。《五经正义》的颁行标志着经学史上一统局面的形成，为古代经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从此以后，士子诵习儒经及应试，必须严格以《正义》的义理为依据，不得另立新论，否则便被视为异端邪说。在思想、文化、学术领域实行如此专制的一统，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窒息了学术空气，阻碍了经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