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人格与心理健康

心理科学进展 2007，15（2）：234~240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中国人的人格与心理健康*

崔 红1,3 王登峰2,3

（1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心理科，北京100853） （2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北京100871）

（3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天津 300074）

摘 要 系统总结了中国人人格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首先，对心理健康的含义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了心理健康由心身症状的缺失、行为抑制的降低、自我和谐水平的提高以及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等4个不同的水平构成，并对人格与心理健康的4个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综述，特别分析了人格与心理健康的结构方程模型，以及不同人格维度对心理健康的促进、抑制、及促进-抑制作用。文中还提出了建立中国人的人格耐受性模型的设想，并对将来研究的方向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中国人的人格，理健康水平，耐受性人格。 分类号 B848

人格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一直是人格和心理健康领域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国内在这一领域的很多研究大多采用西方的人格量表或测量心理健康的量表，所得出的结论也存在很大的分歧。本文主要总结采用本土化的中国人人格量表进行的人格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以期加深对中国人的人格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理解。与西方的人格“大五”模型

[1,2]

部社会环境的和谐所表现出的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13]

（p19），包括不存在心身症状（从消极方面进行

界定）和存在积极的心理品质（从积极方面界定）两个方面。因此，如果仅仅把是否出现心身症状或心身症状的严重程度作为心理健康的指标是很不全面的。对临床病人而言，心身症状及其严重程度完全可以作为心理健康的指标，但对于并未达到临床显著程度的普通人群而言，以心身症状作为心理健康的指标显然是不全面的。

实际上，心理健康至少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界定。首先，心身症状出现与否及其严重程度是最直接的标准。如果个体出现明显的心身症状则明确表明了心理健康状况的问题。即使是普通人群中，心身症状的相对严重程度也可以作为心理健康的指标（尽管并不全面）。目前大量研究中使用的症状检查表（如SCL-90）、焦虑、抑郁量表都属于这一类型。

其次，行为风格。大量研究表明某些稳定的行为风格或行为模式虽然不一定直接引发心身症状，但却会增加出现某种心身疾病的概率。如A型行为模式（以争强好胜、敌意和时间紧迫感为典型特征）与冠心病和心脑血管疾病存在显著的相关[14]，而C型行为模式（以过分理智化和缺乏情绪性反应为典型特征）则与癌症（特别是肺癌和乳癌）存在显著的相关[14]。另外，根据环境的要求人们需要做出适当的行为，这是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条件，如果在

不同的是，中国人的人格结构是七因素模型

[3~7]

，

而且这两个模型的建立都依据的是人格研究的词汇学假设[8,9]，所不同的是采用英文形容词和美国被试或采用中文形容词和中国被试。

1 人格与心理健康的不同水平

尽管不同的理论家对人格的界定不同，但西方心理学家对人格的定义都包括表现在外的行为特点和蕴涵于内、外部无法观察的特点两部分[10,11]。实际上，这两部分可以按照能否被观察细分为外显行为及其稳定的行为倾向、内心情感和体验、稳定的动机和生理生化反应及神经系统活动的变化等4种不同的水平[12]。

对心理健康的界定与对人格的界定一样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把心理健康界定为“在良好的生理状态基础上的自我和谐及与外

收稿日期：2006-10-25

*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5JJDXLX004）。 通讯作者：崔红，[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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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行为谱中缺乏某种行为，就容易出现适应问题，甚至出现心身障碍[15,16]。例如，Hine曾描述了神经症行为风格中对攻击性和自信心、责任心和独立性、顺从和服从以及亲情和信任行为的抑制[17]。最近，国内研究者已经编制了分别用于测量大学生

[18]

相关研究

虽然关于人格与心理健康的研究已经很多，但采用本土的心理测量工具进行的研究仍然很少。国内学者根据人格研究的词汇学假设，通过系统搜集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建立起了中国人人格的七因素模型，并编制了相应的测量工具[3~9]。中国人的人格由外向性（活跃、合群、乐观）、善良（利他、诚信、重感情）、行事风格（严谨、自制、沉稳）、才干（决断、坚韧、机敏）、情绪性（耐性、爽直）、人际关系（宽和、热情）和处世态度（自信、淡泊）7个维度、18个次级因素（括号内）构成 [6]。最近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初步揭示了人格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首先，中国人的人格与心理健康的心身症状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崔红等研究了人格维度与SCL-90的相关[26]，发现人格维度或次级因素中除重感情(SL3)、自制(XF2)、行事风格(XF)和爽直(QX2)等几个因素以外，其它所有因素都至少与SCL-90的部分因子存在显著的相关，相关系数大多在0.10~0.30左右。其中大多数人格特点与心身症状都是负相关，即这些人格特点有利于保持心身健康。但也有一部分人格特点与SCL-90的各个因子均呈现正相关，这些特点包括严谨(XF1)、沉稳(XF3)、决断(CG1)、淡泊(CT2)和情绪性(QX)等。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QZPS只能解释心身症状9%~17%的变异。其中外向性人格维度中的“乐观”，才干人格维度中的“决断”和“坚韧”，处世态度人格维度中的两个次级因素（自信和淡泊），善良人格维度中的“诚信”、情绪性人格维度中的“耐性”都至少与SCL-90的一个因子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即这些人格特点会降低个体出现心身症状的可能性。行事风格人格维度中的“严谨”、“自制”和“沉稳”，善良人格维度中的“重感情”次级因素以及人际关系人格维度中的“热情”次级因素也至少与SCL-90的一个因子存在显著的正相关（β值为正值），表明这5个次级因素上的高分者容易出现心身症状。

童永胜采用QZPS对91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及92名健康对照被试进行人格特质评定[27]，发现在精神症状明显减轻的患者身上可以测量到稳定、独立的人格特质异常；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人格异常有其独特的模式，在“合群”、“利他”、“重感情”、“严谨”、“自制”、“宽和”6个人格特质小因素上得分均低于健康对照组，而且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人格特

和一般群体[19]的行为抑制量表，并发现了在行为

抑制与心身症状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大学生群体的行为抑制量表包括6个分量表，分别测量对亲密关系、自信、求助、拒绝、信任和服从行为抑制的程度，一般群体的行为抑制量表由7个分量表构成，分别测量对求助、自信、消极情绪、独立性、疏远、支配和拒绝的抑制。

第三，内心体验特点。心理健康的特点之一就是个体体验积极情绪的频率和强度比较高，而体验消极情绪的频率和强度比较低。在Rogers的人本心理学理论中，如果个体体验到自我（自我概念）和经验（实际表现）之间的不一致，就会出现内心的紧张和纷扰，即一种在自我与经验之间的“不和谐”的状态[20]，这时个体为了维持自我概念会采取各种各样的防御反应，而这本身就为心理障碍的出现提供了基础[21]。因此，自我与经验之间的和谐程度既可以作为心理健康的指标，又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Rogers曾编制了一个由7个项目组成的评估量表用以评定个体（主要是接受心理治疗的个体）自我与经验间的协调程度[22,23]。国内研究者已经编制了用于测量个体自我与经验之间和谐程度的量表（自我和谐量表），该量表由3个分量表构成，分别测量个体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程度、自我的灵活性和自我的刻板性[24]。

第四，积极的心理品质。心理健康的个体不仅没有症状、消极的行为方式或内心体验特点，而且还应具备一些积极的心理品质，如幸福感、自我与环境的和谐、自尊、成熟、人格稳定、适应环境并保持独立等[25]。

还应指出的是，心理健康作为个体的一种心身状态，可以表现为行为风格或行为抑制，或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或心身症状，或某种积极的人格特点模式，但这四者之间并非平行关系。心身症状是心理健康水平的最终表达方式，行为风格或自我和谐也会以某种方式促进或减少症状出现的可能性，自我和谐既会受到行为风格的影响，也会影响到心身症状的出现，而积极的人格特点模式则仅仅是提供了一种（不）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性。

2 中国人的人格与心理健康4个水平之间的

-236- 心理科学进展 2007年

质会影响其未来精神症状水平。另外，精神病患者的“合群”和“重感情”人格因素对精神症状有直接影响作用；“严谨”、“决断”和“沉稳”通过“回避”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对精神症状产生间接影响；“合群”、“利他”和“坚韧”因素通过“认知调整”应对方式对社会功能缺陷水平有间接影响。另外，茅玥的研究表明

[28]

决断、坚韧、淡泊、严谨和自制也都与自我刻板性正相关。在进入自我灵活性回归方程的人格因素中，只有淡泊与自我灵活性负相关，利他、坚韧、合群、沉稳、爽直、机敏、决断和诚信都与自我灵活性正相关。

最后，中国人的人格与心理健康的主观幸福感及积极动机指标之间也存在显著的相关。田林研究了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的4个维度（掌控、活力、被接纳和放松）与人格的关系，发现人格的每一个维度都至少对SWB的一个维度存在显著的相关[31]。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人际关系和情绪性维度对SWB的掌控维度分别有积极（β值为正值）和消极（β值为负值）的预测作用；外向性、才干、人际关系和处世态度对SWB的活力维度有积极的预测作用；外向性、人际关系和处世态度与SWB的被接纳维度有积极的预测作用；对SWB放松维度的回归分析却没有人格维度进入回归方程。这一结果预示了人格维度与SWB之间的密切联系。

张佩采用QZPS以及自编的人际交往动机问卷对大学生被试的研究表明[32]，不同的人格特征对人际交往动机的特点有一定的影响，其中，越是外向性的人越看重人际交往动机的“成长因素”和“认同因素”，越不看重人际交往动机的“情感因素”；越是善良的人越看重人际交往动机的“情感因素”和“认同因素”，越不看重人际交往动机的“工具因素”；越是情绪性水平高的人越看重人际交往动机的“情感因素”，越不看重人际交往动机的“工具因素”；越是人际关系水平高的人越看重人际交往动机的“成长因素”，越不看重人际交往动机的“工具因素”；越是行事风格水平高的人越不看重人际交往动机的“工具因素”；越是处世态度水平高的人越看重人际交往动机的“成长因素”、“认同因素”和“工具因素”。

刘海骅采用QZPS以及自编的高中生成就目标问卷对298名高中生的研究发现[33]，高中生的成就目标由两个因素构成，分别是“成绩目标”和“掌握目标”。回归分析的结果发现，掌握目标与善良呈显著的正相关，而与外向性呈显著的负相关；成绩目标与处世态度有显著的正相关，而与善良和才干呈显著的负相关。

以上相关和回归研究的结果表明，人格与自我和谐、行为抑制和心身症状之间的相关程度逐渐降低，反映了心理健康的不同水平之间的层次关系。

，消化性溃疡患者与对照

组相比有更高的行事风格、才干和人际关系分数，即较低的处世态度分数。通过与A型行为量表所测的消化性溃疡患者的人格特点相比，茅玥认为中国人“大七”人格之中包含了一些A型行为模式量表所不能测量的患者的人格特征，这说明QZPS是一个对于中国消化性溃疡患者来说更加全面的人格量表[14]。

第二，中国人的人格与心理健康的行为抑制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王登峰等研究了人格与行为抑制的相关

[29]

，发现每一个人格因素至少与3种

以上的行为抑制存在显著的相关，相关系数在0.10~0.57之间。其中对疏远和消极情绪的抑制与绝大多数人格因素正相关，与严谨、情绪性和淡泊负相关。另外5种行为抑制与大多数人格因素负相关，但与行事风格及其3个次级因素、才干及决断、情绪性及爽直、淡泊正相关。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QZPS能够解释行为抑制17%~51%的变异。与相关分析相比，进入回归方程的人格因素为6~10个，明显少于相关分析中与行为抑制相关显著的次级因素数目（10~17个）。但除了关系显著的因素数目不同以外，相关和回归分析中人格因素与行为抑制的关系是一致的，唯一的例外是对支配的抑制在相关分析中与耐性负相关，但在回归分析中与耐性是正相关（β值为正值）。

第三，中国人的人格与心理健康的自我和谐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崔红等研究了人格与自我和谐的相关[30]，发现每一个人格因素至少与SCCS的一个分量表相关显著，相关系数大多在0.20~0.60左右。其中行事风格和才干以及处世态度中的淡泊与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自我刻板性都是正相关，即这些人格特点容易导致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及自我刻板性，而且除严谨和淡泊外，它们又同时与自我灵活性呈正相关，即同时又有利于个体的自我灵活性。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QZPS可以解释自我和谐39%~64%的变异。只有乐观与自我不和谐负相关（β为负值），行事风格和才干以及爽直和热情都与自我不和谐正相关（β为正值）。爽直、

第15卷第2期 中国人的人格与心理健康 -237-

实际上，心理健康不同指标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王登峰等的研究[19]表明，行为抑制量表各因素与自我和谐量表各因素的相关中，除对支配的抑制与自我灵活性相关不显著外，其它相关都显著，介于0.15~0.60之间，且大部分在0.20以上。同时，对疏远和拒绝的抑制与自我不和谐、自我刻板性和自我灵活性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表明这两种行为的抑制会产生比较复杂的后果，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王登峰的研究[24]表明，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及自我的灵活性分别与SCL-90的各个指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和负相关，而自我的刻板性则只与偏执显著正相关。而行为抑制与SCL-90的相关研究表明[19]，行为抑制量表7个因素与SCL-90各个因子分数都存在显著的相关。除对疏远和拒绝的抑制与SCL-90的相关比较低以外，对求助、自

信、消极情绪、独立、支配的抑制与心身症状的相关均较高，介于0.15~0.30之间。而且对消极情绪的抑制与心身症状呈显著的负相关，说明对消极情绪的抑制有着积极的适应意义。

3 中国人的人格与心身健康之间关系的结

构方程模型

上述研究都只是探索了人格与心理健康的某个单独的指标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把心理健康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因而其结果的一般性受到了影响。最近，王登峰等同时采用测量心理健康3个消极层面指标的量表（SCL-90，行为抑制量表及自我和谐量表）及中国人人格量表，对629名被试施测，建立了中国人的人格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34]，如图1所示。

图1 人格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

由图1可见，除人际关系维度以外，人格的其它6个维度中，行事风格和才干对心身症状的直接解释率分别为31.36%和54.76%（路径系数之平方代表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率

[35]

间接作用于心身症状，解释率分别为4.35%和8.70%。自我和谐与行为抑制都对心身症状有正向的预测作用，直接解释率分别为9.57%和10.89%，自我和谐又通过行为抑制对心身症状有间接预测作用，解释率为10.12%。因此，图1结构方程模型的确立是对以往有关研究的整合。当只有两个变量存在时，人格与自我和谐[30]、行为抑制[29]和心身症状[26]都存在显著的相关，但相关程度逐渐降低，与图1的路径关系是一致的，而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与行为抑制[19]、心身症状[24]的关系也是逐渐降低，同样与图1的路径关系一致。

仅就人格维度与心身症状的关系而言，依据所解释变异的百分比，人格维度的重要性依次为才

），行事风格对心

身症状是正向预测作用，而才干是负向预测作用；其间接作用（通过自我和谐与行为抑制）分别为27.82%和20.42%，因此其总解释率分别为59.18%和75.18%。外向性对心身症状是负向预测作用，其直接解释率为23.04%，其间接作用（通过自我和谐）为6.38%，其总解释率分别为29.42%。处世态度分别通过自我和谐与行为抑制对心身症状有间接预测作用，解释率分别为10.89%和11.60%，总解释率分别为22.49%。善良与情绪性则只通过自我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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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行事风格、外向性、处世态度、情绪性和善良。就人格与自我和谐的关系而言，人格维度的重要性依次为行事风格、处世态度、才干、情绪性、外向性和善良。而就人格与行为抑制的关系而言，人格维度的重要性依次为行事风格、处世态度和才干。

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行为抑制和心身症状之间的关系也支持了对心理健康不同水平的划分。从心理健康的不同水平而言，心身症状是个体适应环境障碍的最终表现，它与人格维度的关系应该是最间接的；而行为抑制和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既是心理健康的指标，同时也是心身症状的基础。人格维度、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行为抑制和心身症状之间的关系同时反映了人格内涵的层次关系以及心理健康水平的层次关系。

较多的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较多的行为抑制、甚至较多的心身症状也就不足为奇了。而情绪性高的人遇事、对人又急又直，因此难免会在事后产生消极的自我评价，因而会直接影响自我与经验的和谐，并间接影响心身健康。

（3）心理健康的“促进-抑制者”。才干人格维度对心身症状的直接负向预测作用表明才干（分数）越突出（高），心身症状水平越低。但同时，才干对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及行为抑制的预测作用，以及通过它们对心身症状的预测作用却都是正向的，即才干（分数）越突出（高），心身症状、行为抑制以及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水平也越高。在此前进行的研究中曾经发现才干与心身症状负相关[25]，但与行为抑制[26]和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29]均正相关，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同时显示了这种矛盾现象。

才干包括决断、坚韧和机敏3个次级因素，反映的是个体的能力和对待工作任务的态度。高分者的特点是敢做敢为、坚持不懈、积极投入和肯动脑筋；低分者的特点是犹豫不决、容易松懈、无主见和回避困难[6,36]。这样的人格特点显然会降低心身症状的程度或出现频率，因此才干对心身症状的直接抑制作用，或对心理健康的直接“促进者”角色也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才干（分数）越突出（高），表现优异、灵活、机智的压力也就越大，对自己的要求和期望也会越高，因此经受自我与经验之间不和谐的几率也就越高，对行为（特别是不够优异、机智的行为）的抑制也就越大。才干维度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复杂关系可能反映了中国文化对适应性行为要求的多重标准，即才干水平的高低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心理健康的促进者或抑制者，而是会视不同的情境要求而异。

需要指出的是，在王登峰等的研究[34]中对心理健康的测量只涉及其消极的一面，并没有包括对积极心理品质的测量。实际上，对人格因素与主观幸福感（SWB）关系的研究表明，本研究中出现的心理健康“促进者”，即外向、善良、处世态度和较低的情绪性同样是SWB的“促进者”，而作为心理健康“抑制者”的行事风格则对SWB没有预测作用，而心理健康的“矛盾者”，即才干却对SWB中的“活力”因素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因此，当综合考虑心理健康的积极和消极方面时，心理健康的人格特点模式可能会有些微的不同。

而且，人格与适应的关系与个体所处具体环境

4 与心理健康有关的人格模式

图1所显示的不同人格维度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模式值得特别注意。在人格的7个维度中，除作用不显著的人际关系维度以外，其余6个维度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呈现3种不同的模式。

（1）心理健康的“促进者”。外向性、善良和处世态度等3个维度对心身症状的预测无论是直接的（外向性）还是间接的（外向性和善良通过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处世态度通过行为抑制）都是负向的，即这3个人格维度的特征（分数）越明显（高），心身症状、行为抑制以及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水平越低，情绪性维度虽然对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有正向的预测作用，但由于其分值高表明情绪稳定性差，所以与外向性、善良和处世态度的作用是相似的。

（2）心理健康的“抑制者”。行事风格对心身症状无论是直接的预测作用还是通过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行为抑制的间接预测作用都是正向的，即行事风格人格维度的特征（分数）越明显（高），心身症状、行为抑制以及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水平也越高。另外，情绪性通过自外于经验的不和谐而对心身症状右正向的预测作用，两者构成了心理健康的“抑制者”。行事风格人格维度包括严谨、自制和沉稳3个次级因素，反映的是个体的行事方式和态度。高分者的特点是做事踏实认真、谨慎、思虑周密、行事目标明确、切合实际以及守规矩、合作；低分者的特点是做事浮躁、别出心裁、不合常规以及不切实际和难缠[6,31]。显然，这样的人格特点非常有利于个体的工作和人际适应，但不可避免地会加重个体对自己言行的控制和约束，因此出现

第15卷第2期 中国人的人格与心理健康 -239-

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病人在接受介入治疗（即在病人体内植入某种仪器）前的焦虑水平与人格的合群次级因素有显著的正相关（回归分析中的标准化β值为正数），即“待人亲切、温和、易于沟通和受人欢迎”的人格特点反而会产生更高的焦虑

[37]

分中的两个（控制、挑战），但对心身症状要么有促进作用，要么存在促进和抑制的交互作用。因此，西方的耐受性人格概念能否反映中国人人格结构中促进心身健康的因素，还需要系统研究的进行。

实际上，适应环境与心理健康都与社会文化环境的特点密不可分。例如，西方大量研究结果均表明，心理控制源的内控者必外控者更容易适应环境、更少心身症状，但在中国被试中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即外控者比内控者更适应环境、更少心身症状[42,43]。因此，系统研究与中国人的心理健康有关的人格模式，而不是简单采用西方的理论模型，应该是今后人格与心理健康关系研究中的基本思路。

同时，采用心理健康的不同指标时，与心理健康有关的人格特点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此后的研究应该特别注意对心理健康测量的问题。既可以针对不同的心理健康问题（如心身症状或心身疾病，主观幸福感等），又可以进行综合性的研究。经过不断的研究积累，建立中国人的耐受性人格模型应该是可以预期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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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情况下，具有合群人格特点的人会有良

好的人际关系，应该较少产生焦虑，但由于介入治疗是一种个体无法把握和控制的高度应激源，个体如果这时的“合群”特点反而会加重其焦虑。因此，当探索健康的人格特点模式时，不同的情境特点也应同时考虑在内。

5 研究展望：建立中国人的“耐受性”人格模型

西方有关人格与心身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Kobasa及其同事整合了以往众多心理学家的理论，提出人格耐受性（hardiness）的概念，用于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顺利地渡过应激事件，而另一些人则不行[38~40]。Kobasa提出耐受性由3个相互关联的成分构成，包括承诺、控制和挑战。耐受性强的个体好奇心强，总能在自己的经历中发现乐趣和意义（承诺）。而且，他们相信他们的所想、所言、所为有一定的影响力（控制）。同时，他们期盼日常生活有所变化，认为变化是发展的重要动力（挑战）。她认为耐受性是人格中用以抵制应激的一个结构，拥有这一簇人格特质的个体可以在高度的生活应激情境下免于应激的伤害。

许多西方研究者也发现了耐受性与西方的“大五”人格模型中的“神经质”和“外向性”之间的相关[41]。因此可以认为，耐受性人格是人格结构中与心身健康关系最直接的因素组合，它们可能并非以独立的人格结构存在，但完整的人格结构中应包含了耐受性人格的内涵。

然而，图1的结构方程模型并没有支持西方的耐受性人格与心身健康之间的关系假设。在中国被试中，心理健康的促进者（外向、善良、处世态度）均包含了耐受性的3个成分，例如，外向性的活跃、合群、乐观因素分别对应耐受性人格特点的控制、承诺和挑战成分，善良的3个因素均可以对应耐受性人格特点的承诺成分，而处世态度的两个维度均对应耐受性人格特点挑战成分，而且这3个维度也确实对心身症状有抑制作用。但心理健康的抑制者（行事风格，对应耐受性人格特点的控制成分）及心理健康的促进-抑制者（才干，对应耐受性人格特点的控制和挑战成分）至少对应了耐受性的3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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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ersonality and Mental Health

Cui Hong1， Wang Dengfeng2

（1Research Center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and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Medical Psychology Division, PLA General Hospital, Beijing 100853, China）

Abstract：Researches on relations between Chinese personality and mental health wer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in the current article. Mental health was proposed as four levels, overt psychosomatic symptoms, self-experience inconsistency, behavior inhibition, an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s, and researche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each of the four levels of mental health, and all levels of mental health, respectively, and personality were reviewed, and dimensions of Extroversion, Kindness, and Ways of Life were proposed as health-promoters, Behavior Styles and Emotionality as health-inhibitors, and Talents as health promoter-and-inhibitor. Hardiness personality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we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Chinese personality, levels of mental health, hard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