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改革的重中之重在于发展生产力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 朱之鑫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是通过深层次的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表象是要素配置扭曲，但根源还是体制机制障碍，核心的政策手段应该是通过改革提供和完善制度环境。例如去产能，通过定指标、分任务的方式短期可以收到一些效果，但从中长期看，还是要通过改革、健全市场机制淘汰过剩产能。

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于改革、难点在于改革、突破点也在于改革。只有扭住改革这个牛鼻子，才能真正推动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需要注意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全面改革，而是结构性改革。所谓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有什么问题就改什么体制，提供有效制度供给。比如可以考虑，在市场制度层面，健全市场准入、市场交易、破产清算、要素流动等制度；在企业发展层面，激励创新、保护产权、减轻税费负担、鼓励竞争打破垄断等；在政府管理层面，简政放权、减少不当干预以及完善财税金融体制等。

当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很难一蹴而就。但只要坚持方向，咬定青山不放松，必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迈上新的台阶。

引导资金脱虚向实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兰云升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着力防控资产泡沫”“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既有利于抑制资产泡沫，又有助于实体产业走出低谷。

为引导资金脱虚向实，建议：为提高实体产业盈利能力创造良好政策环境。一方面要多渠道降低实体企业成本。切实进行结构性减税，解决部分税项重复计征问题。大力清理不合理行政性收费，缩减涉企的政府收费项目。加快建立用国有资产收益支撑社会保障运行机制，降低企业社保缴费率。另一方面积极支持实体企业增强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支持企业提高研发投入，落实研发投入加计扣除所得税优惠政策，提高扣除比例、扩大适用企业范围。支持以“中国制造”为代表的企业“走出去”，给予审批、汇兑、融资等政策优惠，鼓励通过兼并收购、参控股开展国际合作。

努力改善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一是加快优化融资结构。提高股权、债权融资比重，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吸引更多新兴产业和创新型的企业在国内市场融资。二是增强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加快完善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的商业银行体系，鼓励错位发展，大力发展民营银行。支持在小微企业集中地区设立村镇银行，改善对小微企业贷款担保服务，实施差异化监管考核，提高对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率容忍度。三是充分发挥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对于财务公司设立境内外分支机构，申请外汇、投资、发债、产业链金融等业务资质，参与同业市场、央行清算系统等，给予普惠制放开。

从顶层推动防范金融风险建设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刘明康

中央多次强调要防范金融风险，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升到了攸关国家安全的高度。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近期进行了专题调研。

金融和实体经济相互依存，防范金融风险离不开政府债务持续可控、企业稳健发展。金融是经营风险的行业，必须依法合规经营、审慎经营。一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落后于需要，现代科技的运用不适时，部门间存在信息壁垒，信用体系建设迟滞。

建议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真应对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直面各地发展转型中的具体问题，反思和改进产业指导政策与实践，筑牢防控系统性风险的基本面。

从顶层推动金融风险背后体制、机制、法规、标准的建设，并且注意排查执行中的问题，做好有第三方参与的独立的过程评价和后评价，认真研究全国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的改革。

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信息失真和监管改革以及市场退出的实践（含破产、重组等）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必须给予充分重视，并设专题实办、督办。

于近期选择一批典型案件，明确国务院相关业务部门指导地方处置，按市场规律办，按法律法规办，涉及刑事犯罪的要有司法机关介入，这对当事各方都会起到很好的警示和教育作用。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扎实做好金融人才队伍建设和领导班子的建设，尤其是思想作风建设。

促进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健康发展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陈锡文

当前，电商、网购、乡村旅游等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如火如荼。但在实地调研中，也感到有些情况值得引起重视，有些地方在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过程中，存在着简单模仿、形式单一、产品雷同等问题。为此建议：

加强规划引导。目前，乡村旅游呈井喷式发展，但道路、停车、安全、环保等设施明显不足，隐患不小。有些地方在社会资本进入后，民宿建得越来越像宾馆、农家乐办得越来越像饭店，背离了游客体验农情乡趣的本意。建议主管部门针对这些情况，加强对乡村旅游、土特产品等市场供求关系的调研、分析和预测，加强规划、制定规则、补齐短板、主动引导、搞好服务，促进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健康发展。

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要打开眼界，在满足市场新需求上下功夫。有些地方发展生态农产品，品质虽好，价格太高，市场难以做大。于是他们从实际出发，同时也生产绿色健康产品。有的还推出市民订制菜园，每个30平方米，农场员工负责种，每周送一次，一年收费3980元，一亩地可划出20来个菜园，年毛收入约8万元。有的地方农民工外出就业逆势上扬，原因是大力发展订制化的专业职业技能培训。只有细分市场，才能发现新需求，创造新产业，形成新供给。所以，要不断总结农民和基层创造的经验，使农村发展新产业、新业态的路子越走越宽广。

改革要“见物”更要“见人”

民进中央副主席 张 帆

“国以才立，业以才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不能仅仅放在生产端提供“物”的产品，也要关注背后的“人”这一生产供给的主体，否则改革就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必须深化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劳动力供需错配和技能短缺问题。为此建议：要实施人力资源优先战略。整合和优化人力资源的有关战略，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优先位置，人力资本增长率要超过经济增长率，人力资本有关的社会项目发展应优先于消费性更强的社会项目。

深化职业教育改革。职业教育是补齐人才短板、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消除社会教育焦虑的关键出路。深化职业教育改革，要明确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读职校并不是“失败者的选择”；职业教育是一个教育类型，而不是教育层次，不依附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还是开放的、产教融合的教育，要提高职业教育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要实施农民工技能提升工程。政府要下大力气补齐历史欠账，把推动农民工为主体的低技术劳动力转化成中高级技能人才，作为释放人口质量红利的重要举措。要打通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的制度通道，采用灵活和有弹性的学分制度，允许采取就近、随时、零存整取方式，实现职业教育零门槛准入。

建立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赖 明

近年来，热点城市采取多种举措，房地产市场调控短期成效明显。长期来看，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协调产业、人口、城乡和公共资源供给关系，使人人能就业、能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房有人住、人有房住。

依据功能，推动产业合理布局。建议加强整合，统筹各类主体功能区，加快推进省级空间规划试点，协调行政区、经济区、类型区关系，依据产业布局推动城镇协同发展，优化房地产开发布局。

以产引人，促进人口合理分布。协调产业和城市规划，以产业吸引人、以就业留住人，以人的城镇化实现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及时推广特大城市疏解经验，促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与人口聚集。鼓励中小城市和村镇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和人口就近就业。

摸清总量，促进合理供给。完善金融制度，促进合理供给，区分自住性和投资性购房，降低自住负担，提高投机成本，必要时试点空置税。

坚持以人为核心，推进公共服务资源合理配置。尽快出台住房保障法；鼓励自住为主、普通商品住房为主、以本地常住居民为主的住房消费；倡导先租后买、先小后大、先旧后新、购租并举的梯度消费模式；加强中介机构监管，保护租户权益。适时引导逆城市化发展趋势，优化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中小城市公共服务。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商务部副部长 钱克明

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入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还面临一系列问题与挑战。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入推动“放管服”和商事制度改革，加快流通现代化建设，切实降低企业税费、物流及制度性成本。拓展自贸试验区压力测试的广度和深度，加快成熟经验的复制推广，加强改革的系统集成。

“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引进来”的成果与“补短板”的需求相结合。加大新一轮高水平招商引资力度，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科学把握外汇储备管理与对外投资关系，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大方向，引导企业通过对外投资获取技术、资源、品牌、市场，培育一批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主体。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和区域发展战略，统筹布局、协调推进经济技术开发区、自贸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打造一批支撑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高地。

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新秩序。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周密谋划新体制、审慎推出新规则，尽量缓和地缘冲突、降低战略损耗。

“债转股”政策仍需完善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彭小枫

《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列举了企业降杠杆的7种途径，应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适用的途径、方法，多策并举。“债转股”是目前采取较多的方式，但由于多方面原因，银行积极性不高，实际进展缓慢。“债转股”是资源配置的重要形式，建议重视完善“债转股”政策。当前，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应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强支持、引导和指导。财政部、国资委、银监会等部门可联合出台实施办法，增强各项政策的协调性、灵活性，切实推动重点行业“债转股”。

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预算软约束，冲动投资，盲目扩张，是企业杠杆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为此要加快推进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从根本上强化企业自我约束，抑制盲目扩张冲动，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对于一些民营企业，也要引导其加强财务约束，避免激进扩张、四处举债。化解高杠杆率带来的风险，从根本上说，要靠企业自身的发展。政府要进一步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形成企业良性发展的趋势。企业要通过制度改革和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加效益。只要效益较好，还款期限宽裕，杠杆率就可以在较大区间内浮动。相反，如果效益不断下滑，杠杆率再低，也照样存在风险。

国企“混政”不一定死守控股线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

国有企业在体制转型过程中，可以分为两类企业。一类是特殊行业的企业，另一类是一般行业的企业。特殊行业的企业可以暂缓，一般行业的企业可以先改先试行。要大胆改制，吸引民间资本进入，以建立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企业为目标。国有企业中可以试行改革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应当有改制细则作为依据。如果股权分散，由国有企业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不一定要死守51%这条控股线，控股40%或30%甚至更低一些，也是可行的。只有这样看待国有股的控制权，才能使国有股继续对转型后的企业股份行使有效的控股。当然，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后，并非任何一家企业都需要国有投资方控股，有些混合所有制企业不一定要国有股控制。一切以行业性质和国有企业原来的经营状况而定。

PPP模式通常用于公益性或准公益性投资建设，如用于城市公用设施建设、公共交通建设、城市一般居民的房屋建设、公共医院建设等。国际上常把PPP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指建设阶段。建设完毕后即转入第二阶段，即按照法律法规改制为股份制企业，股权明确，自主经营。项目转入股份制企业后，政府资本可增可减，也可以不变，而企业或民间资本则依据企业经营状况和前景，很可能会投入新资本，使这些公益性企业越办越好。

今后在推行PPP模式时，一定要解除民间投资者的顾虑，实现公平竞争，才能使PPP模式发挥更大的作用。

推动民间投资支持政策落地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李毅中

近两年我国民间投资增幅明显下滑，2016年增长3.2%，比全部投资低4.9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由64.2%下降到61.2%。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采取了针对性措施，今年一季度增速回升到7.7%，但仍低于全部投资9.2%的增速。

推动民间投资支持政策落地生根。建议相关部门在制定细则、办法、方案时不要打折，不要拖延推诿，不要设置过多的前置条件，不要变相抬高门槛。

加强民营高科技企业科研成果的保护和转化。虽然各地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如果维权成本大于创新成本，企业也就对创新失去了信心。要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法律惩治。还要消除对民企的歧视，打破隐形壁垒，为民营高科技企业成果转化敞开大门，增强民企的投资信心和创新动力。

破解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题。小微民企资产少、价值低，缺少抵押物，增信措施也有限，银行不放心，经常受歧视，多数拿不到贷款，即使拿到，利率也在10%以上。近年来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担保公司为小微企业提供了有效帮助，央行、银监会、证监会早已联合发文，明确了这两类公司的金融机构属性，但税务部门对此并不认同。

应推进小微企业信用评级，建立信用奖惩机制；落实股权、收益权、应收账款等质押制度；探索设立为小微企业提供低利率、贷款服务多样的政策性银行。

坚持问题导向 增强有效供给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 程 红

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以问题为导向不断优化政府管理，以需求为导向增强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

目前，我国部分行业标准“缺、低、窄”，相关产品让消费者不放心、不满意。因此，政府应将事关全局的标准工作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工作，高位部署、系统推进，问题为导向填补空白，抓紧完善，狠抓标准贯彻，促进国内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普遍提升，构筑放心消费环境。

市场竞争中，品牌往往是决定产品能否卖出去、卖个好价钱的关键要素。自主品牌能力培育和转换是关键，自主品牌已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国家应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推进，政府、协会、企业、媒体共同努力，加强自主品牌建设，在供给改善中提振消费，在回拉消费中释放产能红利。

不同于有形产品消费，服务消费质量很难在消费前预知，因而服务业的标准和规范更为重要。政府和协会应系统开展服务业行业的标准制订、修订，全面提升行业规范水平。服务业企业则要加强标准贯彻和员工技能培训，提高服务供给的一致性，赢得市场、满足消费。

要充分利用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等新型方式，提升服务业的组织化程度。利用品牌、价格、服务、采购等统一的连锁机制，提高供给的内在约束和规范化程度，让百姓更放心、更安心地消费。

全方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局长 李朋德

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体制改革政策配套供给。科技体制改革新政频出，从科技计划项目确立到组织实施均有很大改进，不断扩大了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和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的处理权，但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还有待解决。建议国家积极调整审计、财政、税收、人才等相关政策，建立能够反映成果转化效果的科技研发指标体系，大胆实施“放管服”和“双随机”，把好事落实办好。

进一步促进对接产业需求的科技创新活动供给。我国产业创新力量还不强，产业的创新需求与科研单位研发脱节依然严重。建议进一步提高科技计划的系统性，突出基础研究，加强对行业创新的支持。简化企业研发后补助的程序，多设立奖励基金，提高税收减免力度，多凝练系统性攻关难题，减少竞争性科研。

进一步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的环境建设供给。科技水平代表国家实力，成果转化需要好的环境。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产业发展是创新的刚需。目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在实际落地时还有差距，中试平台建设不足，专业化的技术转移人才紧缺，成果转化的投入严重不足，技术转移机构仍存在“小弱散”现象，商业金融与成果转化需求间有较大的空隙。为此，建议地方政府积极为金融专项提供背书担保，鼓励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和保险投入。

进一步完善清洁政策机制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张基尧

近年来，我国清洁能源得到较快发展，对优化能源结构、改善大气环境、促进绿色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必须推进能源供给侧改革，完善政策机制，促进清洁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建议：修改完善可再生能源法。目前，可再生能源法已不完全适应清洁能源的发展，尤其是可再生能源全额保障性收购未落实，应尽快修改完善，统筹清洁能源政策，强化可再生能源的法律地位。

加强清洁能源发展的规划设计和执行力。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科学统筹制定风、光、水、核及生物质能源总体、类别和地区的发展规划，开展专项巡视督查，确保规划有效执行。

清洁能源财政补贴实行动态调整。建立资金补贴退坡机制。通过技术进步降低成本，力争2020年左右风电、光伏发电实现平价上网，减少对国家补贴政策的依赖；加大自备电厂电价附加的征收力度，适当提高现有电价附加征收标准，尽快解决现有补贴拖欠问题。

制定促进清洁能源消纳利用的激励政策。一是实行包括水电在内的清洁能源电力消纳配额制。二是实行绿色电力证书交易机制。给清洁能源发电企业发放绿色电力证书，允许绿证上市交易。三是建立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构建全国电力交易体系，推进跨省区电力交易，实行清洁能源地区间利益补偿机制。

减少无效供给 扩大有效供给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徐绍史

坚持以深化改革为根本途径，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一方面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围绕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要素更多向生产率高的行业和企业集中，提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关键性改革。争取尽快在国企国资、财税金融体制等关键改革领域取得突破。充分发挥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级新区等重要功能平台作用。

坚持减法和加法相结合，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一是继续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采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实现过剩产能出清，妥善解决人员安置、债务处置等问题。去库存要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

坚持防控风险隐患，为改革发展营造稳定环境。一是管控金融风险。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量和水平。二是防范房地产泡沫风险。紧紧把握“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处理好短期和长期、中央和地方责任、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租房和买房几大关系，加快形成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