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如何认识我们的政治世界?
学者简介：于建嵘于建嵘，爱思想网学术委员。1962年生于湖南衡阳，2001年7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著作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国工人阶级状况》、《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等。
如何认识我们的政治世界？---于建嵘教授与其博士研究生谈话记录（摘要）
文 | 于建嵘摘要
什么是研究范式呢？按照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解释，研究范式是指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世界观、方法和手段及标准等等。简单来说，就是研究者们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而这正是今天中国研究者们最大的困惑。
你现在要写博士论文，这是件大事。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博士论文，也许是你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撰写博士论文，也就是系统地总结你在某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首先是研究，然后才是写作。当然，写作过程也是研究的一部分。现在许多博士论文的水平有问题，不仅仅是写作和表达的问题，主要还是研究上有问题。而在我看来，现在一些博士研究生存在的主要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研究范式这个问题。
什么是研究范式呢？按照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解释，研究范式是指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世界观、方法和手段及标准等等。简单来说，就是研究者们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而这正是今天中国研究者们最大的困惑。
当年，我在读博士的时候，花了许多时间去解决研究中国政治的基本假设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这不仅在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研究没有系统的学术体系，基本上是按照“阶级-阶级斗争-政治权力”这个逻辑框架来建构的。我们在许多陈词滥调中迷失了政治的本质。我是从经济学中寻找到灵感的。当时，我主要读了两个人的著作，他们是布坎南和贝克尔。他们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我是在他们学说的基础上建立了我的基本分析模型的，这实际上是这些年我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基础。这就是理性人假设和有限理性。
一，所谓理性人假设，应该是对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的延续。它是指社会行为的主体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优化，或者说，人们的行为动机是趋利避害，是利己的。这种假设是对所有社会行为的参与者的基本特征的一般性抽象。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利”，不完全是指经济利益，有可能是政治权力，也可以是社会评价中的社会心理满足等等。在这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父母对于孩子的“无私奉献”也是一种“自利”行为。不要说，父母们育儿养老，是一种明显的利益交换；就是那些根本不需要儿女任何经济负担的父母，他们出于对祖宗有个交待，或者听几句好话，或者出于本能的爱，也都是一种“利己”行为。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首先承认，所有的政治行为的参与者，包括国家、国家机关、政党、政治领导人、普通公民，他们参与政治，都是出于一种“利益”算计。这可以是宗教信仰、政治理想、占有欲、支配欲、自保等等。也就是说，那些“毫不利己”的人，“没有利益”的组织，是不存在的，此类说教都是骗人的。作为政治的研究者，重要的任务搞清楚具体政治行为有哪些参与者、它们各自的利益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博弈、如何变化。
二，有限理性。'有限理性'的概念的主要提倡者应该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Simon)。西蒙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有两个致命弱点。其一，假定目前状况与未来变化具有必然的一致性；其二，假定全部可供选择的“备选方案”和“策略”的可能结果都是已知的。而事实上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理性是有限的，全知全能的政治组织和政治领导人并不存在。如何建立有效的制度，克服因这种有限理性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灾难，是我们要研究的。
来源：北京东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