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到中心_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翻译文学的地位

第23卷第5期

2009年10月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HEFEIUNIVERSITYOFTECHNOLOGY(SocialSciences)Vol.23No.5Oct.2009

从边缘到中心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翻译文学的地位

胡作友, 喻 凤

(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合肥 230009)

摘 要: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翻译活动虽有所发展,但翻译文学仍处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五四运动之后,翻译文学跃居中心位置。文章试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结合中国当时的文化语境,分析中国翻译文学在五四运动前后地位的转变及其原因,兼论五四时期中国翻译文学的作用与影响。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文学在文学思想、语言发展和形式库方面需要翻译文学来为其提供新的思想和文学话语。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五四运动;中国翻译文学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634(2009)05-0106-05

FromtheMargintotheCenter

)ThePositionoftheChineseTranslatedLiterature

aroundtheMay4thMovement

HUZuo-you, YUFeng

(SchoolofForeignStudies,HefeiUniversityofTechnology,Hefei230009,China)

Abstract:AlthoughtranslationactivitiesinChinahaddevelopedtoacertaindegreebeforetheMay4thMovement,translatedliteraturewasinaperipheralpositionwithinthepolysystemoftheChinesecu-lture.ButitcametothecenterandtookaprimarypositionaftertheMay4thMovement.UsingEvan-Zohar'spolysystemtheoryincombinationwiththeChineseculturalcontext,thispapertriestoanalyzethechangeofthepositionoftheChinesetranslatedliteratureanditsreasonaswellastheroleandin-fluenceofthetranslatedliteratureatthattime.AftertheMay4thMovement,theChineseliteratureneedstranslatedliteraturetoprovidenewideasandliterarydiscourseforthedevelopmentinliterary-ideas,languagedevelopmentandliterarydiscourse.

Keywords:thepolysystemtheory;theMay4Movement;theChinesetranslatedliteratureth

一、引 言

中国文化史上迄今为止共有四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明末至鸦片战争之前的科技翻译,第三次是鸦片战争至20世纪30年代的西学翻译,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第四收稿日期:2009-02-23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009SK010);合肥工业大学教学研究项目(JX2009018;YJG2008Z04;XYB2007034)(,

第5期 胡作友,等:从边缘到中心)))/五四0运动前后中国翻译文学的地位107次翻译高潮,而这一次的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1]5-6。

本文探讨的话题与第三次翻译高潮相关,因为这一次高潮是我国翻译文学的重要发展时期,在翻译作品范围、译家人数、译作质量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等方面,都远远地超越了前两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第二阶段是从1919年到20世纪20-30年代。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严复和林纾。译者们重视引进新思想、新方法,注重/传神、达意0,传/道0而非引介/载道之文0。严复的达旨法、林纾的译述法,无不以地道的古/文0载西方现代之/道0,以彻底的归化策略去阐释西方精神,体现中国传统/得意忘言0的美学观[2]。当时,中国仍处于封建社会,翻译文学只能在中国文化多元系统内处于边缘地位。

五四运动标志此次翻译高潮第二阶段的开始。这时,中国已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翻译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在翻译界,两种不同的文化势力相互交锋,出现了归化与异化两种不同翻译策略共处的现象,发生了左翼与右翼之间关于直译与意译的论战:左翼进步力量以鲁迅为代表,极力主张封建文化向民主文化的/转折0,侧重异化的翻译策略;右翼保守势力以梁实秋为代表,极力维护封建文化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调0,侧重归化的翻译策略[1]6。伴随这一论战的是翻译文学的全面复兴,翻译文学终于在五四运动后从中国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走到了中心位置,并保持了一段时间。本文试图运用多元系统理论,结合中国当时的文化语境,分析我国翻译文学在五四运动前后地位的转变及其原因,兼论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作用与影响。

二、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多元系统理论是由以色列特拉维夫学派的著名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Even-Zohar)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为基础,其核心内容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如语言、文学、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视为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多元系统,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又相互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这些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它们在不断地争夺中心位置。任何多元系统都是一个较大的多元系统即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它必然与整体文化以及整体内的其他多元系统相互关联;与此同时,它又可能与其它文化中的对应系统共同组成一个/大多元系统0(mega-或macro-polysystem)。因此,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多元系统内发生的变化,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世界文化这一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变化因素联系起来研究[3]53-54。

佐哈尔认为,文学多元系统由各文学多元系统组成,既包括像成人文学、原创文学这样的/高档的0或/典范的0文学形式,也包括像儿童文学或翻译文学这样/低档的0或/非典范的0文学形式[4]。翻译文学(translatedliterature)不仅是任何文学多元系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最为活跃的系统。在文学史上,翻译文学既占据过/主要地位0(primaryposition),也占据过/次要地位0(secondarypos-ition)[5]。

绝大多数情况下翻译文学处在次要地位。但在三种情况下,翻译文学有可能占据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要地位:一是当文学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即文学还/幼嫩0,正处于创立阶段的时候;二是当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文学的大体系中)要么/边缘0,要么/弱小0,或者既边缘又弱小的时候;三是当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的时候。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不同地位会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即次要地位时,译者会为外国文本寻找最佳的本国模式来套用,即采用归化(domestication)策略,结果导致译本/忠实性0与/充分性0(adequacy)分离;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即主要地位时,译者会打破本国传统规范,采用异化(foreigniza-/[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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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翻译文学地位的转变

1.晚清时期翻译文学的边缘地位

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封建社会中,中国倾向于闭关锁国,很少与外界交流。中国人一向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是世界文化中心。在这种情况下,/翻译活动通常不参与塑造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佛经翻译可以说是唯一的例外),翻译系统多数时候处于中国文化系统的边缘位置,而且很不活跃0[3]56。但中国在近代开始衰落,西方国家又在工业革命中不断发展和壮大。1840年的鸦片战争结束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思想较为开放的洋务派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富国强兵,他们认为西方列强对中国肆意侵略是因为其拥有由先进技术制造出来的坚船利炮,唯有/师夷长技以制夷0,才能拯救中国。于是他们极力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并且创办新式学堂培养翻译人才,译刊了西方的一些自然科学和少数社会科学书籍。这时的文学翻译不受重视,数量很少。

到19世纪末,中国文坛开始大规模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大量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被译介到中国。梁启超提倡翻译政治小说,并亲自投身翻译实践,翻译了5佳人奇遇6等政治小说;严复翻译了5天演论65原富65群学肄言65法意6等西方社会学著作;林纾虽然不懂外文,但同他人合作翻译了英、法、德、美、日、俄、比利时、挪威、希腊等国小说一百七十余部。/梁启超的大声疾呼和林纾的身体力行,终于迎来了中国第一个翻译文学的高潮。0

这个时期,腐朽的封建王朝逐渐走向没落,中国文化多元系统在世界大多元系统中的地位越来越边缘化,但自身相对稳定,并没有出现很大的危机或真空,封建文化仍占统治地位,至少在封建士大夫的心目中传统文学仍处于主要位置,因而翻译文学仍处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译者在翻译时倾向于采用归化策略,采用本国的文字语言和文学样式,以使译文更能迎合读者的审美情趣和要求,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那些仍沉浸在长期以来积累的文化优越感中的封建士大夫们所接受。林纾和严复的翻译文学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

2.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中心地位

五四时期是中国第三次翻译高潮的第二阶段,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团体和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队伍,不同的文学社团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时各有自己的倾向,使得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呈现多元化的局面,体裁多样、风格各异:文学研究会重视引进现实主义作品,创造社侧重翻译浪漫主义作品,未名社以介绍苏俄文学为使命。此时翻译活动一度超过创作,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活动的主流。

/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标志之一就是著名作家同时也是翻译家,最知名会中最受欢迎的翻译作品都是由主要作家翻译的。0[7]五四时期的中国即是如此,大批杰出作家如鲁迅、梁实秋、胡适、茅盾、郭沫若等都身兼翻译家身份。他们积极投身到翻译实践活动中,译介了大量民众喜闻乐见的作品。[8]

四、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翻译文学地位转变的原因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在文化系统转型期内,当已有的文学模式不再能满足新发展的需要、旧的文学形式不为人们所接受,外来的模式就很容易渗入本国的文学系统,文学翻译最终会占据中心位置。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转型期,在文学思想、语言文字和文学形式库等方面都缺乏已有的较为成熟的模式,需要从外国文学中引进新鲜的空气。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翻译文学的中心地位。

晚清时期,中国的科技和生产力落后于西方;中国文化由于来华传教士的活动而与西方文化发生关系,逐渐形成一个松散的世界性多元系统,中国文化在其中位处边缘,从输出者变成了输入者,翻译活动,,

第5期 胡作友,等:从边缘到中心)))/五四0运动前后中国翻译文学的地位109多元系统仍然稳定,并无很大的危机或者真空,其政治和意识形态多元系统的中心也未曾清楚意识到中国文化的边缘位置或者弱势;因此,翻译系统并未进入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9]63。

五四时期,列强入侵,中国社会出现危机,民间首先意识到中国文化的弱势,发起了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不久,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中心系统崩溃,在整个文化多元系统中引发了骨牌效应,于是翻译活动达到最高潮,并积极参与文化多元系统中心的塑造,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产方式、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变革的一股原动力。也就是说,随着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从强势变为弱势、从地区大系统的中心走到世界大系统的边缘,翻译系统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边缘走到了中心;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9]63。

五、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作用与影响

1.塑造新文学,映射社会现实,促进思想解放

晚清时期文学翻译活动大多处于一种无组织的状态,译者在译本选择方面目的性不是很强,主要聚焦在政治小说、消遣小说和部分名著上,以迎合广大读者的阅读趣味。到五四时期,中国的旧文学早已不能承担批判社会、教育民众的重任,而前期翻译文学所传递的思想和内容也显出其局限性,这时急需新文学提供新思想来批判封建文化、改造社会。

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翻译家凭借这场运动的/东风0,通过翻译外国作品,将其中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介绍给广大中国民众,希望促进其思想解放。易卜生的5娜拉之死6译本就成为这一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催化剂。翻译家还大量译介来自于和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相似的国家的现实主义作品,将其社会的种种世态和弊端呈现出来,以映射中国的社会现实,唤醒国民。例如鲁迅在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主要是俄国和日本的反映社会黑暗和人民疾苦的作品。他在翻译介绍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5一个青年的梦6时说:/我以为这剧本也可以医治许多中国旧思想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译中文的意义。0[10]129茅盾在五四时期的作品也注重介绍弱小民族的作品,因为他认为:/他们中被损害而向下的灵魂感动我们,因为我们亦悲伤我们同是不合理的传统思想与制度的牺牲者;他们中被损害而仍旧向上的灵魂感动我们,因为由此我们更确信人性的沙砾里有精金,更确信前途的黑暗背后就是光明。0[10]147

2.倡导白话文,吸收外来词汇,推动语言发展

只有不断丰富发展的语言才有生命力,才能担起重任,成为思想的载体。中国传统古文显然已不适应新文学发展的需要。晚清以来虽有大量翻译作品被引进中国,但译者大多采用归化手法,译作糅合旧形式和新思想,未能吸收外国语言中的优势成分。如严复在翻译5天演论6时,采用高度归化的策略,以典雅古文为载体来进行再创造。在五四运动之前也有人提倡使用白话文,但他们并不反对文言文,而且长期习惯于古文的封建知识分子在使用新鲜的白话文时往往感到词汇贫乏,力不从心,无法准确传达自己要表达的思想。

五四运动中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颠覆了文学话语,为中国现代语言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翻译文学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大量欧化语言出现在译作中,外来语言中某些词汇和语法成分为中国语言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瞿秋白在与鲁迅讨论翻译时提到:/翻译除了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语言。0[10]8胡适也提到欧化语言的优势:/只有欧化的白话文才能应付新时代的需要。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0

3.译介文学体裁,改编文学样式,丰富文学形式库[11]

在中国传统文学有限的文学体裁中,诗、词、散文占主要地位,小说只占次要地位,并且传统的章回体小说结构刻板,内容上缺乏人物肖像、心理刻画等细微的描写。五四前翻译的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

110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10月改编。如林纾在其译作中,通过删节、添加、变相更改等手段,对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学规范的体裁和手法(如倒叙、使用第一人称、多细节描写等)进行改动,造成原作文学样式的缺失[12]。

五四运动中新文学的倡导者意识到,那些在封建社会具有很强生命力的文学体裁和创作方法在当时已了无生机,必须利用翻译文学引进新的文学样式,丰富中国的文学形式库。那时,/现代文学还处于-细嫩.状态,我国作家自己创作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还没有出现,白话诗有待探索,话剧则连影子都没有,于是翻译文学便成了满足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的最主要来源(翻译小说占当时出版发表的小说的五分之四)0。五四翻译高潮期间,译作成为使中国人了解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各种文学流派的途径,同时也成为知识分子向中国引进丰富文学体裁的桥梁。郭沫若翻译了大量歌德、雪莱的诗歌,刘半农、朱自清、冰心翻译了很多散文小品,田汉翻译了莎士比亚的戏剧5哈姆雷特6。这些翻译家在翻译的同时,大部分人也从这些不同体裁的翻译作品中汲取丰富的养料,自行进行诸如新诗、散文、话剧等形式的文学创作,使中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丰富和发展。鲁迅就是在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之后,才创作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5狂人日记6。[13]

六、结束语

五四运动期间由于文学思想、语言文字和文学形式库等方面发展的需要,对翻译文学的需求大大增加,大量杰出的翻译家和译作在这种潮流中不断涌现,为中国文学填补了相关空白,翻译文学由五四运动前在文化多元系统中的边缘位置走到了中心位置。运用多元系统理论来分析这种情况,将翻译同政治、文化等因素结合起来,能使我们对其原因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多元系统理论突破了传统翻译理论只重视对源语文本进行语言角度分析的狭窄视野,将翻译置于文化这一大语境下进行分析,为翻译研究开拓了更加广阔的领域。但同时我们需要看到,多元系统理论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它忽视了译者的主体性,没有认识到译者对于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对源语文化和目标文化之间关系的判定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而在面对有些问题时是缺乏解释力的,例如鲁迅和梁实秋就直译与意译的论战,这里不作详述。因此,笔者认为在运用西方翻译理论分析具体问题时,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综合译本和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作出客观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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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郭立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