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实悖论

　　一、基本情况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其著名著作《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且建立了第一个人口流动模型,这个模型在发展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著作是按古典学派的传统写成的,作为古典学派的假设,并提出古典学派的问题。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家都假定,或者说都认为,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刘易斯认为,“劳动力无限供给”作为一个有用的假设,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一些人口众多、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如印度、墨西哥等。在这些国家中,整个经济分为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的部门,后者主要是传统的农业部门。维持生计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很低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经济发展,来源于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积累。刘易斯假定资本主义部门只使用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资本是稀缺的,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 　　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无限劳动力供给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是稀缺的,劳动无限供给,资本家的剩余不断的转化为投资,使资本存量持续扩大,从维持生计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当剩余劳动力消失时,维持生计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就会提高,维持生计部门的劳动着收入也会相应地增加,必然会提高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水平,这时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稀缺的。2003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比例约为14.4%,全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约为4586.6万。分地区看,剩余劳动力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其中中部地区剩余劳动力比例为15.1%,总数为1794万;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比例为18.8%,总数为1947万。东部地区剩余劳动力比例为8.9%,比西部地区低出约10个百分点,剩余劳动力总数仅为846万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进行的一次全国性农村劳动力利用状况调查(韩俊、崔传义、范凯凯,2007)显示农业只吸纳了一半的农村劳动力,农村仍有1亿多富余劳动力。根据以上数据,以刘易斯的劳动力供给学说可得知,当前中国正处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目前我国剩余劳动力并未消失。 　　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我国的实体经济,我国的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其负面影响从沿海地区扩散到内地,从出口外向型企业向其他企业蔓延,恶化了宏观经济形势,导致沿海及大中城市的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一些企业特别是出口外向型企业被迫处于停产、关闭状态,进而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就业容纳能力的扩张,导致大批涌入大城市或者沿海地区的外出劳动力难以找到就业机会,不得不返回家乡,中国境内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农民工返乡潮。另一方面2004年春,珠三角、闵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集中地区的企业遭遇招工难问题,“民工荒”一词开始频频见诸媒体。其后几年来招工难问题在全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并不仅仅局限于东南沿海,也并非人们原先估计的那样只是一种短期现象,很可能在今后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08年12月初完成《金融危机对就业影响最新数据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11月底,全国10省份农民工返乡人数总计有485万名,占2008年9月底外出务工人员的5.4%。10省份是四川、重庆、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甘肃等劳动力输出大省,其中河南省11月底前提前返乡人数达107.5万。以上“民工荒”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回流现象,对于拥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国而言,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与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判断形成鲜明的现实悖论。 　　二、农民工回流的原因分析 　　1.金融危机背景下预期收益比较的理性选择。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释放出来,重新配置到城市生产部门,使城乡生产具有明确的分工,促进了工业化也促进了城市化。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基本思想归结为:(1)人口流动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促使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是比较利益与成本的理性的经济考虑,这种考虑还包含心理因素;(2)使人们做出流入城市决的,是预期的而不是现实的城乡差异。所谓预期的收入差异包括两个因素:一是收入水平;二是就业概率。如果城市收入为农民收入的一倍,只要城市失业率不超过50%,农村劳动力会不断流向城市;(3)农村劳动力获得城市工作机会的概率与城市失业率成反比; (4)人口流动率超过城市工作机会的增长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在城乡预期收益差距很大的条件下,情况必然如此。按照托达罗的模型,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在城乡预期收益差距很大的前提下基本呈现正向流动状态。在预期收益差距缩小的情况下,这种流向则可能出现逆转。珠三角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从反面验证了托达罗模型的合理性。全球金融危机是导致目前农民工失业增加,大量回流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在这场巨大的金融海啸之中,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和外贸出口型企业,由于其自身对国外市场的高度依赖,加之人币民升值,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大面积地出现了停产、半停产、破产等情况。在从事农业生产的预期收益不断提高(尽管提高的程度有限),外出打工的收益常年得不到改善,打工还要承担很多潜在风险的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必将选择风险小、收益提高、还可以享受天伦之乐的回乡务农。 　　2.农业政策调整、农产品价格回升推动农民工回流。自2004年初,中央政府还决定在五年内逐步取消全部农业税。同时,中央政府还推行基层组织的机构改革,调整乡镇财政制度,实行村务公开制度等,试图以此重新激发农村的活力。特别是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这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农业税取消后,农民可自行支配用于交纳农业税的那部分资金,农民的生活无疑会得到一定改善。在某种程度上讲,取消农业税可以再次调动农民积极性,使农民可以更自由、自主地选择和从事他们的增收行为。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我国农民每年减负总额超过1000亿元,人均减负120元左右。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我国主要农产品价格开始走出1995年10月以来的低谷,小麦、水稻等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持续上升,我国粮食价格出现了六年来的首次全面上涨,其中大米上涨9.4%、小麦10.6%、大豆23.6%、玉米10.10%,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大量回归土地的局面。 　　3.成本收益比较下的劳动力回流。物质收益方面,据调查,珠三角地区10年内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只上涨了68元,农民工参与企业分红的比例就更小。精神收益方面,调查显示,农民自身的文化水平的确有所提高。预期的子女能在城市获得相对优质的教育的收益减小。原因在于,大量农民工子女无法正常入学,缺少高质量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农民工子女因此无法接受稳定并且高质量的教育。物质成本方面,城市的生活成本最近几年大大提高,子女上学因为要交纳借读费等成本升高,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费用也大大增加,精神成本也在不断增加。据调查,城市务工人员受到各种不同的歧视,对于变化巨大的城市生活表现出的不适应性也在不断增加。务工风险虽然在政府努力下有所减小,但仍然存在。在成本几乎大于收益的情况下,农民工会做出理性的选择―回流。 　　4.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约束下的劳动力回流。改革开放后,尽管我国对原有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城乡封闭的“二元”管理体制有所松动,并未根本改变,在就业、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仍存在很大差异,进城农民与城市市民享受着不同的待遇。国家在农民工的医疗、养老、工伤保险以及工资、福利等方面存在政策上的漏洞。一些城市甚至出台了限制使用外地民工的管理办法,本已向农村劳动力敞开的城市就业大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关闭,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迫使己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逆向流动。

　　5.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引致劳动力回流。乡镇企业由于资本密集度较低,多属劳动密集型企业,如农、矿产品的深加工,其就业生成能力比城市国有企业要高得多。随着政府对于乡镇企业发展所需外部条件的改善:加强基础建设、增加资金投入、引导外资投入、减轻乡镇企业的负担、规范乡镇企业的布局、我国的乡镇企业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效率都取得了长足地发展。在带动一批特色的小城镇的兴起的同时,也促进整个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他们的兴起,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其中就有相当部分是从发达地区回流的劳动力。 　　三、农民工回流的对策分析 　　1.加大对中小型企业的扶持力度。对于当前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要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大力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发展,引导金融机构开展小额担保信贷业务,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其次还需要对中小企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同,降低中小企业所得税,提高出口退税率,各级政府采购政策也可以向中小企业倾斜。再次劳动保障部门要对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中小企业进行岗位补贴、社保补贴、降低社保费率、缓缴社保费等方面的扶持。 　　2.支持回流农民工创业。对于掌握一技之长,有一定资金积累,有创业愿望的回流农民工,政府应积极支持他们利用家乡资源,创办企业。其一、对于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在行政审批、核准、备案事项等方面给予支持;其二、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在项目信息、小额贷款、政策咨询,市场信息方面给予必要的服务。 　　3.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政府要加大对关系到民生工程的投入,依托基础设施及文教卫事业的建设。这样既增加了农民工在本地的就业机会,又引导了农民工为家乡建设作出了自已的贡献。比如采取以工代捐的形式,组织回流农民工积极参与农村危房改造、农村中小学校舍、乡镇卫生院、文化设施等建设。这样不仅可以消化部分劳动力,增加就业,同时也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质量,有效地扩大了内需。 　　4.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再就业。积极与外省用工量较大且经营业绩好的大型企业联系,争取就业岗位,为返乡农民工再就业提供服务。充分发挥再就业培训的作用,由政府牵头依托高级职业中学、技校等作为基地,做好返乡农民工的劳动技能的培养工作,并保证在学习的同时,能对其给予一定地经济补助,以提高他们的参与积极性。确定培训内容时,重点围绕目标企业和人力资源市场的需要,开展定单、定向式培训,以提高农民工技能水平,为再加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5.引导扶持返乡农民工开展农产品的深加工。目前,我国农产品的深加工行业发展的并不理想,还有许多需要改进、升级的地方。加大对农产品深加工的扶持力度,不仅能够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对扩大就业需要,解决返乡农民工的问题也具有积极地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返乡农民工虽然从事的是与农业相关的行业,仍然是农业户口,但从产业分类的角度讲,这部分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已不再属于第一产业。 　　总之,只要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正确引导、有效扶持;化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会;正视此次民工回流潮的挑战,把握住有利的机会;我国的社会经济就能继续向着整体平稳、高效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检贵,丁守海.《中国究竟还有多少农业剩余劳动力》[J].中国社会科学.2005(5) 　　[2]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97～100 　　[3]段平利.《“民工荒”现象的社会经济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