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武将军眼中的林彪-

【原文出处】党史博览  199404

【作者】张子申/董保存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将军，早期曾在林彪领导下征战，还写过一篇《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的笔记：“文革”中，又遭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身陷囹圄长达6年之久，几乎含恨九泉之下。在许多著名将帅作古后，当今既了解林彪历史，又知其在“文革”中丑陋表演的人已屈指可数了，而杨老将军就是其中之一，为此我们登门拜访了他。

说明来意后，杨老将军欣然允诺，并说这是一个很有内容的话题，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过去很少谈过，值得一谈。于是，我们感到十分欣幸，谈话就这样开始了。

记忆深处的林彪

杨老将军，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您曾是林彪的部下，能谈谈那时您与林彪接触的一些情况吗?

老将军微闭双目，沉思片刻后，便慢慢谈了起来：我认识林彪是在1929年早春。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东进闽西，我们从深山老林中出来，寻找红军时，第一次见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1纵队司令员的林彪。翌年，我们闽西红军编入红4军。此后，在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中，在长征中，在到陕北后的东征中，在“红大”学习期间，直到初上抗日前线时，林彪历任军长、军团长、“红大”校长、师长，一直是我的主要领导之一。1937年入冬后，我们各奔华北不同的抗日战场，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平津战役期间，我们才再次见面。

应该说，那段时间里，林彪给我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讲几件我记忆深处的事情吧。

1931年底，部队整训中，林彪给我们师团指挥员讲了一堂战术理论课。他让几个战士做示范动作，讲解了什么叫“迂回包围”和“中间突破”，他深入浅出，仅用一个多小时，使大家耳闻目睹，很快就搞明白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军事理论课，从此便引起我学习研究战略战术的浓厚兴趣。不久，在攻取漳州，以及仙人桥战斗、草台冈战斗中，我们都成功地运用了“迂回包围”和“中间突破”等战术，取得作战的胜利。

在长征中，林彪不只是给我们下达作战命令，还经常告诉我们要认真分析敌情、地形，并作一些具体指示。在飞夺泸定桥途中，林彪和聂荣臻派骑兵通信员给我们送来一昼夜强行240里的死命令，同时鼓励我们说：“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在我们快走出茫茫水草地的时候，由于不了解敌情，有所不安。恰在这时，林彪和聂荣臻给我们发来《敌情通报》，讲了薛岳、胡宗南、鲁大昌、马鸿宾和马鸿逵等部的动向，使我们了解到草地外面的敌情，做到心中有数，以便进行必要的准备，不打盲目仗。在攻打腊子口之前，林彪也亲临战场，和聂荣臻、陈光一起查看地形、进行部署，保证了我团战斗的顺利进行。

抗日战争开始后，我率独立团到达晋东北的大营镇。在这里，林彪进行了平型关战斗前的部署，我团的任务是隐蔽地插到腰站地区，阻击涞源、广灵两个方向的日军，保证平型关主战场歼敌任务的实现。林彪还特别叮嘱我：“如果不能把日军的援兵挡住，平型关战斗就胜负难料。所以，你们必须全力以赴，死死地顶住敌人，绝不能放过来一兵一卒。”结果，我们在腰站地区毙伤日军400余人，迟滞了敌人的增援行动，保证了首战平型关的胜利。

从平型关分别后，林彪即率八路军第115师赴晋西南作战。翌年9月他被阎锡山部误伤后，经延安到苏联去了。这就是我记忆中战争年代的林彪。

林彪教我当师长

《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一文流传时间很长，范围也很广，能谈谈您写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吗?

杨老将军首先纠正道，应该说，那不是我的一篇文章，而是林彪与我一次谈话的笔记。尔后，侃侃而谈起来：1936年12月，在我由“红大”毕业、即将奔赴前线之际，突然听说中央军委准备让我回到红1师当师长。当时，我想自己过去一直当政委，还是干老本行吧。林彪和罗荣桓向中央反映了我的要求。但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还是确定我改任师长。林彪回来后，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并说：毛主席要我和你谈一次话，让我讲一下怎样当好师长的问题。关于这次谈话，林彪是经过认真思考和准备的，我也很认真地作了记录。谈话时，罗瑞卿也在场。记录稿曾先后送给罗瑞卿、刘亚楼、陈光等领导同志看过。

杨老将军说着从文件袋里取出一份材料，递给我们，说：这就是那篇笔记的清印稿，你们可以看看。

我们把稿子拿过来翻阅着。这篇讲话，共讲了九个问题，约三四千字，主要是讲当好指挥员的要诀。标题分别是：一要勤快，二要摸清上级的意图，三要调查研究，四心中要有个活地图，五要把各方面的问题想够、想透，六要及时下达决心，七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指挥班子，八要有很好的战斗作风，九要重视政治，亲自做政治工作。

我们正看着的时候，杨老将军又接着讲道：这次谈话，对我改任师长，以及在抗日战争初期任团长、司令员，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例如，林彪说，指挥员必须熟悉地图，要经常读地图。熟读地图可以产生见解，产生智慧，产生办法，产生决心和信心。在熟读地图的基础上，要亲自进行实地勘察，核正地图，把战场地形和敌我双方的部署都装到脑子里，做到闭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鲜明的战场图景，离开地图也能指挥作战。从此，我逐步养成了读地图的习惯，只要有时间，我不是看地图，就是去勘察地形，在作战中获益不浅。

杨老将军还说：在这次谈话快要结束时，林彪着重指出，当好师长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按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去指挥作战、处理问题。并嘱咐我把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稿带在身边，经常读、反复读，遇到问题就从那里去找答案、找办法。后来，在华北战场转战的十几年中，我一直把这份油印的秘密文件带在身边。直到全国解放、抗美援朝之后，军事博物馆征集历史文物时，我才把这本讲稿捐赠出来。

难以寻找的转折点

是否可以说，作为红军的师团级指挥员时，您曾得益于林彪的教诲，当时您对他也是很尊重的。那么，从什么时候起，您开始成为他迫害的对象，并欲治您于死地而后快的?

杨老将军微微一笑，说道：是啊，事物的变化总是有个转折点的。但是，林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害于我的，我说不很清楚。恐怕只有林彪自己才能讲清楚喽!

建国后，我仍在华北军区、北京军区工作，与林彪接触很少。1958年我调到总参谋部，主管作战，长期在叶剑英元帅直接领导下工作。“文革”开始后，才又与林彪有所接触，然而更多的时候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逐渐对林彪有了某种感觉，也难免有所表现。因此，我也逐步成为他的眼中钉，并被列入被拔除的“黑名单”。

我第一次较明显的感觉，是在处理青海省“赵永夫事件”过程中。那是在1967年2月的一天，林彪气呼呼呼地对我说：“今后，军委的文件，不要再送叶帅了。”当晚，我便请示周恩来怎么办?他思忖了一会儿，说：“你把那些无关紧要的文件，例如五一节、卫生工作之类的文件扣下来，重要的文件还要送。”事情就这么办了。过了些时候，我便把事情的经过报告了叶帅。

此后不久，关于几句口号的提法，我也与林彪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当时，林彪的党羽周宇驰、刘沛丰和林立果炮制了一篇《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文章。空军政委余立金觉得还没有人这样提过，就把文章送给我看。我也认为不妥，并请他转告吴法宪能不能换个题目。结果不但题目没有变，还署名吴法宪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当时，我和余立金都不知道，这篇文章早已送叶群、林彪审定过了。

时隔不久，余立金又找到我，说吴法宪在空军提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口号。我说：“你告诉吴司令，这种提法中央从来没用过，要慎重，搞不好要犯错误的。”吴法宪很快把我的话报告了叶群，并说我反对宣传林副主席。第二天，吴法宪又让余立金转告我说：“这种提法没有什么问题，林副主席都同意了。”

几个月后，我陪同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离开北京。林彪借口我不在，军队日常工作没人抓，擅自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成员为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企图架空军委及各位老帅，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实际上是一次悄悄的夺权演习。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在9月下旬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要不要这个军委办事组?如果要的话，让杨成武当组长。会后，周恩来又专门对我讲：“有个军委办事组，你回来了，你当组长。”林彪听到此事后，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说：吴法宪不当组长可以，但要当第一副组长，而且要当副总参谋长。这件事虽然使我想了一些问题，也只能深藏在心底，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半年之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更没有想到几年之后发生在林彪自己身上的事。

“7.20事件”发生后，我陪同毛泽东从武汉飞往上海。一个月后，毛泽东提出处理“王关戚”的问题。我飞回北京，报告周恩来后，他让我再去向林彪汇报。我又飞到北戴河，还未向林彪汇报时，叶群就再次问我(在北京时，曾问过我一次)：“你随主席出去，主席讲过哪几位的话(指对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的评价)?讲没讲过林总的什么话?讲没讲到过我呢?”我只能告诉她，毛泽东没有讲过。叶群脸上立刻露出不悦之色。实际上，毛泽东在上海不仅讲了对其他老帅的看法，也讲到对林彪提出“四个伟大”的看法。可是，毛泽东没有授权我向他传达，我怎好说呢?这次林彪对我的态度十分冷淡。

年底，叶群对我大发了一次脾气。那是在京西宾馆礼堂的一次文艺演出，我没有通知向来不参加这类活动的林彪。演出结束后，叶群把我叫到一个房间里，指着我的鼻子斥责道：“这样重要的演出，为什么不通知101(叶对林的习惯称呼)?你杨成武眼里还有一个林总吗?你没有看到罗瑞卿、肖华的下场吗?你要走罗瑞卿、肖华的老路，小心我打断你的脊梁骨!”叶群为什么发这样大的火呢?问题的实质不一定在是否看演出上，或许跟一次大会呼口号有关。

这次演出前不久，在总参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闭幕时，我讲完话，有意只呼“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去掉了“永远”两个字。这是因为一次毛泽东对我说：什么“永远健康”，哪有不死的人啊。我想，别人怎么喊我不管，但是我不能再那样喊了。于是，激怒了叶群。散会后，她快步走到我面前，说：“杨代总长，你不喊永远健康，他的内脏也是好的，他的身体也没病。”说完，愤愤然走下楼梯。这时，我才意识到，她和她的丈夫，对这两个字是看得很重的。

我想，使林彪最为恼火的当属给叶群写证明材料一事了。那是1968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叶群电话通知我，马上到林彪住地，有要紧的事。来到毛家湾，走进客厅，林彪和叶群非常热情，又让坐、又端茶，我预感到可能是不祥之兆。林彪亲切地说：“成武同志，今天找你来，不是什么大事。”他看了叶群一眼，接着说：“最近有人写信，说叶群是假党员，还参加了国民党，这都是造谣诬蔑。现在，不少当事人都写了证明材料，都证明她没有问题。可是，他们的职位不够高，影响不够大。你是军委常委、代总长，所以需要你写个证明，现在就缺个主要领导同志的证明……”我想，建国前，我根本不认识叶群，1960年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叫我证明1936年叶群的情况，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嘛!我沉思了一会儿，说：“林总，我和叶群同志认识很晚，这你是知道的。当年我们都在‘红大’，她在天津、北京，我写证明不好。别人写了，就行了吧。”林彪站起来，走了几步，说：“吴法宪同志写了，你也写一个吧。”当然，我无法答应这个要求。林彪的脸色骤变，半天没说出一句话。随后，便是逐客令了。

我真不明白，难道一纸假证明，对于他们就那么重要吗?还是他们有别的什么意图?有人说，这是林彪对我的最后“考验”。从我担任代总长以来，林彪就开始观察我、考验我。据说代总长的“代”字，就是林彪决定的，其目的在于他还需要时间来证明我对他的“忠心”。然而，他等到的却是某种冷淡，感到需要对我采取措施了。于是，厄运在向我步步逼近。

重压之下的署名

“文革”中，曾以您的名义，发表过一篇轰动全国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请问这篇文章的发表与林彪有什么关系吗?

杨老将军略理思绪后，对我们说：这件事也发生在1967年下半年。还是我在武汉的时候，那个军委办事组给各大单位下达了写学习批判文章的任务。总参总政组织几个人撰写了一篇谈领袖权威的文章，经李天佑、王新亭多次审定后，由朱欣秘书送到上海。交我审阅。这时，文章的署名是总参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标题也不是“大树特树”。我想，谈领袖权威问题，不是件小事，还是呈送毛泽东阅示比较妥当。三四天后，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从楼上下来，把稿子退给我。毛泽东的批示是：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小吴还悄悄告诉我，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

回到北京后，陈伯达打电话给我，说那篇文章他已看过，也修改过了，认为应该用我的名义发表。我没有同意。几天后，叶群又给我来电话，说：“101让我给你打个电话，陈伯达把总参的文章送到我们这里来了。101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为好。”我顿时觉得很难办，陈伯达没有与我讲通，又推到林彪那里。而林彪的话对我来说就是命令，我是不能直接回绝的。于是，我对叶群说：“不行啊!文章引用了那么多马列的话，我都不懂，请你报告林副主席，还是不要用我的名义发表好。”过了一会儿，叶群又来电话说：“请示了101，101说就这么定了，以杨的名义发表，杨是代总长，身份合适。”接着还讲道：101讲了，党组织有权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文章的提法没有问题。101在讲话中已经讲了，并说历史上这种情况很多，例如曾用谭政的名字，发表过西北高干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用江华的名义，发表过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以陆定一的名义，发表过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一次讲话等等。最后，这篇文章再次报送陈伯达、姚文元，由他们直送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了。

两天之后，即11月5日，毛泽东找康生和我在人民大会堂谈工作时，说：成武，用你名字发表的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没有看内容。从标题看，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并指指我说：不是你的事。虽然，毛泽东这样说，可是我心里还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内疚。在中央小碰头会上，康生和我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后，陈伯达连连拱手，向我表示歉意：“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给你做错了一件事。”

由于毛泽东的话没有向下传达，“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很快在全国流行起来。12月中旬，湖南省关于准备在毛泽东诞辰纪念日举行庆典的请示报告中，多次提到上述词句。为此，毛泽东于17日明确作了6点批示。第二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中央碰头会上，再次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他说：书越读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叫人搞的，这不是整杨成武嘛!我只看了标题，没有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的辩证法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嘛!

四天后，在怀仁堂参加中央文革“天天读”时，汪东兴又传达了毛泽东有关此事的一些指示。毛泽东说：不怪湖南嘛!湖南是个引子，也不是杨成武同志的问题，特别不是成武同志的事。……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多次批示，使我越发感到那篇文章错误的严重性，心情也更加沉重。22日晚，经周恩来同意，我在京西宾馆向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及军报主要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的几次批示。散会后，我的心情平静多了。然而，这件事到这里并没有完，在3个月后的所谓“杨余傅事件”中，又被林彪、陈伯达、江青等人作为我的一条罪状重提了出来，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

我“被捕”之后，在“3.24”大会上，陈伯达大撤其谎：“大树特树那篇文章狗屁不通。我根本没看，居然能发表?……这篇文章其实是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权威，在军事地位中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领导。”

林彪也玄而又玄地说：“……还有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在《人民日报》二版上，他还不满意。当天一版上登的是毛主席对教育工作的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还应该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这里，林彪再次施展了“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的故伎。

林彪“砍下第一刀”

听说您的大女儿杨毅，是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能谈谈事情的经过吗?有人把林彪一伙迫害杨毅看作是对您进行迫害的开始，或者是林彪最后下定决心拔除您这颗“眼中钉”的信号，您认为是这样吗?

提问刺触到杨老将军的心，引起他痛苦的回忆。看得出，他在尽量把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几分钟后，他缓缓地长叹一声，叙述起我们早就想知道的真情：在林彪对我下毒手前几天，我接到两封匿名信，都是空军机关干部揭发林彪党羽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王飞等人在空军的种种丑行的。我在信上批示后转给林彪。没想到林彪竟派人把信送回空军，交到信上所控告的那几个人手中。他们像公安局查“反革命”信件一样，在整个空军机关核对笔迹。最后确定像余立金的秘书写的。

因为信上有我的批示，他们为了报复，又联系到我的女儿杨毅。当时，杨毅在空军报当编辑，与余立金的秘书认识。他们精心策划后，由周宇驰找吴法宪说，余的秘书与杨成武的女儿乱拉男女关系，他老婆都看到情诗了，已告到党委来啦!吴法宪叫人把秘书的妻子带到办公室，但却一问三不知。在没有任何事实的情况下，他们仍坚持“隔离审查”余的秘书，这个难题交到林立果手上。林立果回到家中一说，叶群便气势汹汹地给吴法宪下达了指令。

这时，我在病中也得到消息，气愤至极。我的女儿还没有谈恋爱，就遭到如此的人身攻击，当然不能容忍，便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放人。同时，我的妻子赵志珍也到空军去找吴法宪，没有找到，就与余立金一起去毛家湾。叶群说：“哎哟哟，什么事情值得你们两个跑来呀!打个电话不就得了。”赵志珍说：“叶主任，我们是万不得已才来找你和林副主席的。”叶群听完他们谈的情况，煞有介事地说：“好吧，我再派人调查调查，查清楚以后再向101报告，你们先回去吧。”随后，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和他老婆一起找我谈话，要“不认错，不低头、不让步”。

几天后，林彪勾结江青策划了“杨余傅事件”，把我打倒了，全家12口人都遭到监禁。我的大女儿杨毅先后被秘密关押在北京、四川、河南等地。她从四川被押到洛阳，与我们团聚于囹圄时，早已被打得遍体鳞伤，惨不忍睹。两年多后，她又被秘密押往滑县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进行所谓的“劳动改造”，身体被折磨得更加虚弱。

“9.13事件”后，杨毅从报纸上敏锐地感觉到，林彪出事了。生命已经非常微弱的大女儿看到了希望。出于对党的信赖，她不怕威胁和迫害，给周总理写信，揭发林彪一伙40多条罪行。不久，所谓的“中央专案组”派一个叫崔登龙的人，向她作了调查。但是，这个人刚走，她却突然死去，而崔却一口咬定她是“自杀”。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杨毅在那非人的待遇中，熬过了漫漫的四年，而在她看到光明，意识到希望的时候，却去寻短见呢?

当“专案组”把此事报告到北京，并提出“马上火化”时，周总理感到疑惑，立即指示：用棺木安葬。打倒“四人帮”后，空军机关为杨毅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当人们取出她的遗骸准备火化时，却发现她身上除多处伤痕外，单是肋骨就断了6根。经鉴定，结论是：“外伤致死”。终于使所谓的“自杀”之谜大白于天下。

林彪、“四人帮”一伙还折磨死我的老母亲和我的妻弟。在战争中，由于恶劣的环境和病魔夺去了我们3个孩子的生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又夺去我们3位亲人的生命，年近八旬的老母亲临死也没让我们看上一眼……说到这里，杨老将军的眼里噙满泪水，似乎思绪也凝固了。我们只能屏住呼吸，静静地在心底为老将军的一家鸣不平。

林彪与江青导演的闹剧

所谓“武装冲击钓鱼台”，是林彪与江青勾结起来导演“杨余傅事件”的直接口实，请您谈谈事件发生的简要经过好吗?

杨老将军说：董保存几年前写的《“杨余傅事件”真相》，和张子申写的《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两本书基本上准确的，这个问题还需要再谈吗?

我们把一份小报递给老将军，说：最近，我们看到有的文章讲到“武装冲击”事件时，很有舞台动作感，似乎是某位秘书的动作，引起了江青的疑惑、误会。所以，我们想请您再谈谈。

老将军没有戴眼镜，把小报拿得远远的看了看，严肃地说：所谓“武装冲击”事件，完全是江青的造谣、陷害，是政治阴谋，是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排挤异己，阴谋篡党夺权的重要一步。我简要讲讲事情的经过吧。

应该说，在“冲击钓鱼台”事件发生前，我早已得罪了林彪，前面讲过了。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我还不明不白地得罪了江青。因为江青听说，上海一些人搜集了一批她30年代的材料，此事已被我知道，由于她心中有鬼，非说是我整过她的黑材料，一直纠缠不休。我想，也许是在林彪、江青正准备向我下毒手，而苦于找不到适当借口的时候，出现了毛泽东找丢失的鲁迅手稿，找到江青头上的丑闻。于是，江青便气极败坏地捏造了“武装冲击”的舆论，并进而与林彪勾结，共同策划了所谓“杨余傅事件”的大骗局、大冤案。这完全是林彪、江青勾结起来导演的一场大闹剧!

1968年3月5日午夜，周恩来、陈伯达把我找去，说：鲁迅夫人许广平发现原藏于鲁迅博物馆的书信手稿不见了，毛泽东叫马上设法查找。我和傅崇碧等人连续几个昼夜进行调查，终于搞清楚，原来是江青叫戚本禹取走鲁迅手稿，并放在钓鱼台内中央改革保密室。我叫傅崇碧先报告陈伯达。他立即给中央文革办公室打电话，肖力(李纳)接的电话，傅说明已经知道手稿的下落，请她向陈伯达报告一下，随后就到。到钓鱼台门口后，又打电话给正在值班的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王答复可以进来后，吉普车才驶入大门。傅崇碧等人下车时，正巧姚文元走过来，他们就一起走进会议室，还没站定，已知道此事的江青推门进来，顿时大怒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来的?”“你们不经允许就来这里，这还得了!”事后，江青找到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成员，声泪俱下地“控诉”：“傅崇碧的胆子好大，他带了两部汽车冲中央文革!”

江青与陈伯达、吴法宪、叶群紧锣密鼓地策划后，把我叫到钓鱼台。叶群添油加醋地说：“他带了两部车，全副武装，冲到这里来了，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江青反复说：“你是代总长，就是要你负责去批傅崇碧!”陈伯达、姚文元等人也指责我包庇傅崇碧。最后遵照周恩来的安排，我陪同谢富治到京西宾馆，召集卫戌区师以上干部，由我主持会议，谢富治讲话，宣布了这件事。会后，由谢去向周恩来、江青汇报。

从这天以后，我犯了病，直到我被抓起来，中间十来天的情况，我就不十分清楚了。6年多后，当我被解除监禁，回到北京之后，才陆续了解到这段时间的情况。

据说那次卫戍区师以上干部会议后，江青与叶群又在一起密谋过。两天之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卫戌区的司令员和政委，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也都在坐。林彪说：“杨成武这个人不好，他排挤别人，抬高自己，想把那个代字去掉，他想当总长。”“杨成武到处散布，说肖力要夺他的权。不可能嘛，肖力怎么会去夺他的权?”接着提出：“总参不能让他搞了，再搞要出问题。”还推出黄永胜作为新的人选。他们先后在毛泽东那里“开了四次会”，经过他们多次诬陷之后，才定下来“杨余傅”的问题。

在抓我的第二天晚上，即“3.24”之夜，林彪、陈伯达、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大会。会上，他们竭尽造谣诬陷之能事。《聂荣臻回忆录》是这样记述的，林彪讲：“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夺北京市的权。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

3月27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10万人大会上，江青捏造了更为离奇的情节，说傅崇碧的秘书用皮包打她，要砸断她的脊梁骨，她的腰一直在疼。还说“皮包里有手枪，后面的车里最低限度有挺机枪”等等。

3年之后，在华北会议和其他会议上，江青渲染得更加骇人听闻：说傅崇碧按“杨成武的命令”，“带几辆汽车，浩浩荡荡、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还说“一辆车上架自动武器”，“皮包里装有4支枪”，“我有探雷器探出来了”等等。

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扫清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还给我编造了“晋察冀山头主义”，还有“黑后台”等罪名，把矛头直接指向聂荣臻元帅。为此，聂帅于4月7日写信给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在信上批了16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不久，毛泽东又当面对聂帅讲，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4月16日，聂帅又找到林彪质问：“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地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聂帅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林彪向我伸出魔爪

从“3.22”之夜，您和全家人便失去自由，深陷囹圄6年多，请谈谈您和家人被残酷迫害的经过吧。

杨老将军说：“3.22”之夜，林彪的魔爪终于伸向了我。那天晚上，先是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吴法宪和林彪的秘书分别来到我家，说是来汇报和看望我的。时隔不久，余立金的秘书就打来电话说：“刚才吴法宪带人把余政委铐起来了，请问问杨代总长，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吴法宪搞政变?”在我们还没搞清发生什么情况时，我的家已被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起来。凌晨2时许，邱会作、李作鹏带人冲上楼，闯入卧室。邱会作对我说：“林副主席请你去开会。”我说：“开什么会?要你们两个来请，啊?你们搞什么名堂!”并转身拿起红色电话机，想问问周总理是怎么回事。可是，电话线已被切断。

我心想，莫非吴法宪搞政变了?我一边跟他们向外走，一边怒气冲冲地对他们说：“你们到底搞什么名堂?开会，开什么会?不要当骗子!要有党性!没有党性也得有点良心!”下楼梯的时候，我的心情很不平静。几天前，我的父亲刚刚去世，77岁高龄的母亲还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她经受得起再次沉重的打击吗?我尽量稳定自己的情绪，平静地说：“妈妈，你们不用害怕，我没有问题，要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事情是可以搞清楚的。”母亲大声呼号：“我儿子从小跟着毛主席，不反对毛主席啊!”在儿女们的哭喊声中，我被押上一辆黑色吉姆车，坐在邱会作和李作鹏中间，驶向人民大会堂。

我被带到林彪办公的会议厅，除了周恩来、汪东兴、李天佑、王新亭等同志外，主要是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叶群等那伙人。林彪见我进来了，立即声嘶力竭地说：“现在开会。我来宣布中央的决定。一、杨成武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二、杨成武勾结余立金，想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想夺谢富治的权。三、杨成武整江青的黑材料，3次命令傅崇碧冲钓鱼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还打了江青。”林彪恶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接着说：“杨成武你不当代总长了，黄永胜当总长。我再说一遍，不是代总长，是总长!”

林彪的话音刚落，江青跳起来吼道：“杨成武，你胆大包天，敢整我的黑材料!你要老实交待!”

紧接着，吴法宪大声喝斥：“杨成武，你必须交待你的‘三反’罪行!必须交待你的黑后台!

康生也阴阳怪气地说：“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你要交待同那几个老家伙的关系，交待出你的黑后台!你和彭真什么关系?和罗瑞卿什么关系?”

陈伯达也不知羞耻地栽赃陷害说：“杨成武反对马克思主义，写大树特树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这账是赖不掉的!”

叶群拼命叫喊：“杨成武3次命令傅崇碧冲中央文革的驻地，带了枪，带了子弹，还打了江青同志一皮包!这还得了吗?中央文革还有没有安全?毛主席还有没有安全!”说着，她带头呼起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打倒杨成武!”“打倒晋察冀山头主义!”

刚开始，我还拿铅笔在纸上记着，越听越有气，索性把手里的铅笔一扔，举起手来：“我说几句……”

江青把手一挥，说：“不要说了，散了!散了!”

人们纷纷站起来。周恩来摆摆双手，示意大家坐下。他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来讲，不要揪斗杨成武，杨成武有病，要他去休息。有错误可以检查。”

江青再次站起来：“不开了!散了!散了!”

人们散去后，我问周恩来：“这是怎么回事?”周恩来站起来，说：“不要着急，有病就好好休息。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的。”

这时康生转过头来，用手指着我说：“不管你交待不交待，你为‘二月逆流’翻案，你的黑后台就是叶(剑英)、聂(荣臻)、陈(毅)、谭(震林)!”

我没再说什么，随后就被押解到机场，那里一架伊尔18型飞机正在等待着我。在这以后的6年多时间里，我先后被秘密监禁在湖北的孝感、河南的洛阳和开封、山西的候马等地，遭受着非人的待遇，受尽了各种折磨，但不管生活多么艰难、精神多么痛苦，我始终坚信党、坚信毛主席，总有一天我的冤案会搞清的。所以，我先后给毛主席写过20多封信。我在信中写道：“毛主席，我有心里话要同你讲。如果不方便，可派个可靠的同志来，我同他讲……”信尾，我还加上一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在我被关押5年9个月之后，即林彪折戟沉沙于异国他乡2年3个月之后，毛泽东于1973年12月21日对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说，“杨余傅事件”搞错了，这是林彪搞的。翌年7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为我和余立金、傅崇碧平反，并恢复名誉。1974年5月，我从山西侯马回到北京。周恩来在明亮的客厅里召见了我。周总理第一句话便说：“你回来不容易啊，成武!”稍停又说：“如果不是毛主席，可能没有你了!”

我点点头。是啊，我心里明白，康生一伙曾提议开设特别军事法庭对我进行审判，毛主席没有批准。如果这个提议被通过，我是必死无疑的。

接着，周恩来沉痛地告诉我，大女儿杨毅被残害致死的经过。并安慰我说：“战争年代，你多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流血。这次，你的亲人又失去了生命。仇恨要集中在林彪一伙身上!”还说：“在我有生之年，要把你大女儿的问题处理好。”周总理说到做到，在百忙之中，先后批示过3个有关妥善处理杨毅问题的文件。最后一个文件，竟是在重病不能起身，躺在病床上，听邓颖超念给他听后签发的……说这几句话时，杨老将军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几分钟后，他的心情平静下来，说：“这就是我几十年中与林彪接触、交往的全部经过。今天，我还是第一次这样比较集中地谈论林彪，不知你们还满意吗?”

我们对杨老将军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后，便结束了这次收获甚丰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