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楚辞_辑注与屈原爱国精神的彰显

2011年第1期（复总第79期）船山学刊ChuanshanJournal

No．1，2011（rest．totNo．79）

“楚辞”辑注与屈原爱国精神的彰显

龚红林

（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摘要：在“楚辞”辑注的细微变化中，屈原爱国精神经历了至少四个阶段的阐释和彰显：忠信于君国———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爱国精神。以儒注骚及国家危机，使屈原作品在不断“重读”中，成为民族爱国文学的经典。

关键词：楚辞辑注；王逸；屈原；爱国精神；经典中图分类号：I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1）01－0132－04

历代辑注《楚辞》者不下百家，较著名者有《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楚辞通释》等。只要将各类“楚辞”版本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虽均名“楚辞”，所辑作品却不尽相同，篇目排列、注释考辩、篇章旨意也各有心得。细微的变化有时是一部文献整理的独到心得,“楚辞”辑注中的细微变化体现了辑注者不同的心理“脉搏”。“知微知彰”(《易·系辞下》)，两千多年来“楚辞”辑注的细微变化，为我们了解屈原爱国精神的彰显路程提供了可能。

一

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的叙录与注释都十分突出屈原“忠信于君国”的一面。“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体有美德，以忠辅楚，世有令名，以及于己。”（《离骚经章句》“朕皇考曰伯庸”句）“言我欲谏争者，非难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国倾危以败先王之功。”（《离骚经章句》“恐皇舆之败绩”句）“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思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着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着明也。”（《九章叙》）

《章句》中这类篇章旨意的理解倾向，一方面源于屈原作品“忠信”的表达，另一方面受到前人“接受倾向”的影响。汉初贾谊《吊屈原赋》：“屈原，楚贤臣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贾谊惋惜屈原之死，为后人思考屈原精神开启了门户。其后，司马迁领略到死有轻于鸿毛重于泰山，盛赞屈原心有国君、不忘兴国之“忠信”品格：“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竭忠尽

收稿日期：2010-11-06

智，以事其君……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左传·昭公元年》：“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忠”“信”是人臣的重要素质和品德，为儒家所提倡：“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作为楚之同姓，屈原用自然界的朴实现象表达了自己对宗国之“忠”：“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橘颂》）；屈原同样珍惜与楚王彼此的“诚信”：“约黄昏以为期”（《离骚》）、“指九天以为正”（《离骚》）。故，刘向赞其“念社稷”，“思国家”（《九叹》）。王褒赞其“念君兮不忘”（《九怀》）。西汉儒士盛赞屈原不弃君国之德，直接影响到《楚辞章句》对屈原作品的理解：“自屈原终没之后，忠臣介士游览学者读《离骚》、《九章》之文，莫不怆然，心为悲感，高其节行，妙其丽雅。至刘向、王褒之徒，咸嘉其义，作赋骋辞，以赞其志。则皆列于谱录，世世相传。”（《楚辞章句·九思序》）

王逸继承司马迁以来的“忠信”说，用“忠贞”“忠信”“忠厚”“念国”忧国”“思君”“念君”“以忠辅楚”概括屈原作品内在的精神“电波”，认为屈原：昏君不悟而不弃，国家危亡而不弃，忠信于君国。有“忠信”之德。

王逸之前，班固《离骚序》批评屈原怨愤国君、露才扬己、专营求进而不明智，以致“忿怼不容”；丽辞巧语“皆非法度之政”[1]。王逸针锋相对，指出班固“偏激”。王逸认为“露才扬己”是对屈原人格的贬损，屈原忠贞高洁，直言谏君，是“绝世之行”。其目的是为“冀君觉悟，反于正道”（《离

作者简介：龚红林（1974-），女，土家族，湖北五峰人，副教授，湖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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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经章句·叙》）；针对“虚无之语”，王逸提出“依《诗》取兴，引类譬谕”象征说，肯定《离骚》“词温而雅”“义皎而朗”（《离骚经章句·叙》）。并进一步明确“以儒注骚”的批评模式，认为：“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离骚经章句·叙》）这些观点是对淮南王刘安“骚兼风雅”[2]的继承和发展，为其彰显屈原“忠信”之德给予理论支持。

二

王逸《章句》彰显屈原“忠信于君国”，除了受“以儒注骚”模式影响外，亦是动乱时代的造就。“读者和作家的心境帖然无间的地方,有着生命的共鸣共感的时候，于是艺术的鉴赏即成立。所以读者、看客、听众从作家所得的东西，……发现他自己的生活内容。”[3]王逸是南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称“逸与屈原，同土共国”（《九思叙》）。故，他自信对屈原作品有与众不同的解读：“悼伤之情，与凡有异”（《九思叙》）。其实，王逸更有深意，不仅仅是因他和屈原是“同乡”，还在于他们面临相似的国运。

王逸生活在东汉安、顺帝时期。此时，外戚宦官乱政，皇权式微，政治秩序混乱。史料记载，安帝刘祐十三岁继位，顺帝刘懿约十一岁继位，政务大权落在邓太后、阎太后和外戚手中。《楚辞章句》大约成书于安帝元初四年(公元117年)[4]，王逸时任校书郎。“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南朝宋·范煜《后汉书》卷一百十上“文苑列传”第七十上）“元初”是安帝年号（114年~120年），其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饥荒、地震、水涝、干旱、兵火等灾害不断。“（元初）二年春，以郡国被灾赈粟贫民，自上即位至于是年，频有水旱之灾，百姓饥馑……七月,西羌犯境。……冬十一月庚申，郡国十一地震。”“三年春二月，郡国十地震。……冬十一月……郡国九地震。四年，春二月……壬戌，武库火。”“五年（119年）……八月，鲜卑寇代郡。是岁，郡国十四地震。六年，春正月乙巳，京都郡国三十二地震。水泉涌出，坏城郭宇舍压杀人。……夏五月，京师旱。七月，鲜卑入塞。冬十二月……郡国八地震。是岁，北单于与车师后部王攻敦煌。”（晋·袁宏《后汉纪》卷十六“孝安皇帝纪”）

看到灾难中的国家、百姓，有良知的士大夫奋起抗争。“永初元年，（杜根）举孝廉，为郎中。时和帝邓后临朝，权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乃与同时郎上书直谏。太后大怒，收执根等，令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之。执法者以根知名，私语行事人使不加力，……因得逃窜，为宜城山中

酒家保。积十五年，酒家知其贤，厚敬待之。及邓氏诛，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征诣公车，拜侍御史。”（南朝宋·范煜《后汉书》卷八十七）杜根直谏抗争折射出朝政危机，杜根奇迹般存活则反映了当时民心所向。而安帝的擢用则彰显了“忠君”的呼唤。

故而，王逸彰显屈原“忠信于君国”，实质亦是东汉中后期儒家士大夫忠君存国的体现。在王逸看来，传播屈原作品就是对屈原精神的教传，他说：“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楚辞章句叙》）所以他也通过辑注来传播屈原“行义”：“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楚辞章句·叙》）其“大指之趣”就是忠信于君国。

三

作为“《楚辞》不祧之祖”[5]，《楚辞章句》影响深远。“叔师一笺，朦发万古。”（明·汪瑗《楚辞集解序》）“叔师”即王逸。《章句》通过各种文献渠道启发后代辑注者。最显者，属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

洪兴祖《补注》先列王逸注，再标“补曰”申述己说。王逸《章句》有三个版本系统：文选本；补注本；单行本。流传最广者是“补注本”系统。[6]可见，“洪补”传播《章句》贡献甚巨。朱熹《集注》虽批评王、洪，但对二人注释仍时有檃栝。与王逸彰显“忠信于君国”有所不同，洪兴祖更突出“爱君之诚”，即忠于君主，“爱其君，眷眷而不忘”。提出“忠臣爱君”说：“忠臣之用心，自尽其爱君之诚耳，死生毁誉所不顾也。故比干以谏见戮，屈原以放自沈。……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矣。”（《楚辞补注序》）细微的转变与洪氏关注屈原接受史上的某些“误读”不无关系：“后之读其文，知其人，如贾生者，亦鲜矣，然为赋以吊之，不过哀其不遇而已。……扬子云作《反离骚》，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楚辞补注序》）贾谊、扬雄对屈原自沉多有惋惜和批判，洪兴祖则认为屈原之死乃忠臣义士的本色，其“英烈之气”会浩然永存：“余观自古忠臣义士，慨然发愤，不顾其死，特立独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气岂与身俱亡哉？”“屈原虽死，犹不死也。”（《楚辞补注序》）

王逸彰显的“忠国”之情，洪氏赋予了其时代特色的阐释，转化为“忧国乐天”。北宋名臣范仲淹、欧阳修早前《岳阳楼记》《醉翁亭记》里都提到儒家士大夫的“忧乐”观。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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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受其影响，用忧乐哲学注解屈原:“屈原之忧，忧国也。其乐，乐天也。”（《楚辞补注序》）

受王逸“依五经立义”启发，洪氏以屈原为“圣贤”典范，将其与孔子、司马迁并称“三仁”：“太史公作传，……屈子之事，盖圣贤之变者，使遇孔子当与三仁同称。”（《楚辞补注序》）

朱熹晚年作《楚辞集注》，在洪氏“爱君之诚”中加入“爱国”，合称“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楚辞集注序》）在《楚辞集注·离骚经》“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句下注：“謇謇，难于言也。直词进谏，己所难言，而君亦难听，故其言之出有不易者，如謇吃然也。”“九天，天有九重也。正，平也。灵修言其有明智而善修饰，盖妇悦其夫之称，亦托词以寓意于君也。此又上指九天，告语神明，使平正之，明非为身谋及，为他人之计，但以君之恩深而义重，是以不能自己耳。”“忠”是儒家所倡人臣基本素质：“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所以，理学家朱熹十分突出屈原不忘君恩的“忠臣”之心，认为屈原身处罹患却仍能感念君恩，直言忠谏，可贵之处，苍天明鉴。他在《楚辞后语》卷二的批语中说：“屈原之心，其为忠清洁白，固无待于辩论而自显”。“以儒注骚”模式在朱熹更上“层楼”，他认为屈原作品是“增夫三纲五典之重”的典籍：“原之为书，……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于其言，而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也。”（《楚辞集注序》）

可以看到，在宋代，屈原作品的核心价值明确为“忠君爱国”，屈原成为“忠臣”楷模。王逸的“忠信”到宋儒处仅突出其“忠”，并明确为“忠君”。王逸的“忠国”被宋儒转化为“爱国”纳入“忠君”体系。

汉宋文人儒士彰显屈原之“忠”，形成了楚辞辑注史上的一大亮点，直接影响着后世对屈原的认识。如明人注释时感叹：“千古忠臣，当推屈子为第一。”（明·黄文焕《楚辞听直》）同时，也促进了屈原作品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语文化圈中的深度传播和接受。如“楚辞”传播到韩国后，李朝著名诗人金时习有《汨罗渊赋》：“事虽往于千载兮，形若存而不亡。令人依稀于面目兮，宛若在乎其傍。然后知忠臣义士之大节兮，迹愈久而名愈芳。”[7]

四

元明时期，“楚辞”辑注虽多，但难敌汉宋。偶有新意，也“大抵借抒牢骚，不必尽屈原之本意。”（《四库全书总目·

楚辞听直提要》）且在屈原作品的解读中都难脱汉宋旨趣。正如明·汪瑗所言：“今读《骚》者，率祧叔师而跻考亭。”（《楚辞集解序》）“叔师”“考亭”即王逸、朱熹。

明清之际，出现一批“楚辞”辑注本，借屈赋寄托故国之思，较典型的是王夫之《楚辞通释》。“王夫之自明崇帧十六年(1643)张献忠部队陷衡州起，至清康照十四年(1675)筑湘西草堂定居衡阳石船山侧30多年期间，一直过着患难流亡生活。”[8]一边抗清复明，一边注《楚辞》，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楚辞通释》完成：“船山王先生旷世同情，深山嗣响。”（张仕可《楚辞通释序》）

王夫之以屈原自比。“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九昭·序》）自题堂联：“芷香玩水三闾国，芜绿湘西一草堂。”[9]有此“灵犀”，他更注重“楚辞”文本自身传达的情感：“作者既杳，亦孰与正之……舍本事以求情”，“希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楚辞通释·序例》）

王夫之再一次强化了屈原临患不忘国之“忠”，乃“千古独绝之忠”（《楚辞通释·离骚》）。“蔽屈子以一言曰：忠。”（《楚辞通释·序例》）

与宋儒强调“忠君”不同，王夫之的“忠”强调“为楚之社稷人民哀”，其释《哀郢》：“哀故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原之被谗，盖以不欲迁都而见憎益甚。然且不自哀，而为楚之社稷人民哀。怨悱而不伤，忠臣之极致也。”王夫之将“为楚之社稷人民哀”称为“忠臣”之最高境界。这无疑为后世彰显屈原爱民、爱“大我”之精神开启了门径。稍后，林云铭提出“忧国忧民”：“读《楚辞》要先晓得屈子位置，以宗国而为世卿，义无可去。缘被放之后，不能行其志，念念都是忧国忧民。”（《楚辞灯·凡例》）“屈原全副精神，总在忧国忧民上。”（《楚辞灯·离骚》）

《楚辞通释》十四卷，前七卷为屈原作品,后七卷为宋玉等人作品。王夫之删《七谏》以下五篇,增江淹《山中楚辞》《爱远山》,并附己作《九昭》。为何辑江淹作品？一方面，应与江淹崇拜屈原有关，江淹曾言：“屈原才华，……恨不得与之同时，结佩共绅。”（《灯赋》）另一方面，应与江淹忠直爱国有关。《梁书·江淹传》载，江淹作御史中丞时，不惧权贵，直言敢谏，大胆弹劾高级官吏，使朝廷内外政风肃然：“诸郡二千石并大县官长，多被劾治，内外肃然。”成为“忠直”楷模：“明帝谓淹曰：‘宋世以来，不复有严明中丞，君今日可谓近世独步。’”（《梁书·江淹传》）故，辑江淹作品亦隐约彰显了屈原爱社稷民生的忠直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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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瓦解，屈原的“忠”被“爱”代替。特别是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后，“国君”正式在中华大地退位，“忠君”成为故旧。所以，“五四”以来，“楚辞”辑注彰显屈原“爱国”成主流。

民国彭泽陶《离骚今译校注与答问》提出“屈子爱国精神”：“屈子爱国精神，与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气节，得以宛然复见于世。”今人汤炳正《楚辞今注》：“《离骚》这一瑰丽诗篇，……展示了诗人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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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中国人的心中。1953年屈原被评为“世界文化名人”。屈原的诗歌成为“全人类的财富。”[15]参考文献：

[1]班固：《离骚序》：“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懐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2]班固：《离骚序》：“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

皭然泥者，可谓兼之矣。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

黑暗、追求光明、同情人民、热爱祖国的伟大人格。”

就这样，两千年的“楚辞”辑注展示了一条清晰的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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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而不滓。推此志，

[3]（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文集》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5页。

[4]《钦定四库全书》集部一楚辞类《楚辞章句》提要：“臣等逸，字叔师。南郡宣城谨案，楚辞章句十七卷，汉王逸撰。人。顺帝时，官至侍中。事迹具《后汉书·文苑传》。旧本题校书郎中，盖据其注是书时，所居官也。”

[5]姜亮夫：《楚辞通故·叙目》，《楚辞通故》，齐鲁书社1985年版。

[6]马骏鹰：《王逸〈楚辞章句〉文献研究》，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硕士),2002年2月。

[7]转引自吴文善：《比较视野中的金时习汉诗研究》“第二章金时习与屈原的文学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8][9]衷尔鉅：《大儒列传王夫之》，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第118页。

[10]彭泽陶：《离骚今译校注与答问·自叙》，崔福章编著《楚辞书目五种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11]汤炳正：《离骚解题》，汤炳正、李大明等注：《楚辞今

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12]参见李元洛：《楚辞一脉谭嗣同＜画兰＞新赏》，《长沙

晚报》2008年10月12日。

[13]梁启超：《谭嗣同传》记载：“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

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不从流血而成。

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14]转引自周建忠：《屈原“爱国主义“研究的历史审视》，《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4期，第23页。

[15]（俄）H·T·费德林，尹锡康译：《论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

全人类性》，见《楚辞资料海外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

爱国精神的彰显路线：忠信于君国———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爱国精神。历代辑注者的“脉搏”记录下了屈原爱国精神彰显的“心电图”，奠定了屈原精神接受的“核心价值体系”，屈原作品因此成为爱国文学经典。

国家多事之秋，国难当头之时，屈原作品是鼓励辑注者和读书人的精神食粮。在“维新变法”时期，屈原的爱国热情曾影响一批湖湘救国之士。如“戊戌六君子”之一谭

嗣同，青年时期曾以屈原为偶像：“我亦湘中旧词客，忍听父老说怀王。”（《武关七绝》）看到晚清政府风雨飘摇心中忧愁而愤懑：“帝子不来山鬼哭，一天风雨写《离骚》。”（《画兰》）“汀洲芳草歇，何处赋离忧？”（《洞庭夜泊》）“生于骚国，流连往躅，水绝山崩，靡可拟似。成挽歌八章，命曰《湘痕词》。”（《湘痕词八篇并叙》）[12]正是在屈原爱国精神感召下，生于骚国的谭嗣同决定用自己的生命警醒国人[13]。

抗日战争期间，屈原再次成为鼓励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精神支柱。何剑熏，抗日战争期间在一个小县中学讲授《离骚》，竟完成了《楚辞俗证》、《楚辞校注》、《王逸楚辞章句校补》等。1933年游国恩《楚辞注疏长编·序》：“今观其辞，宗国之念至切，发扬蹈厉，深入人心，足以鼓舞其遗民志士报仇雪耻之义气，真天地间不可少之文也。”1935年,卫瑜章《离骚集释·自序》:“夫屈子虽罹否塞、历百忧,一往沈冥，以思夫道昆仑，容与流沙，而卒不忍恝置君国以远遁，霭然忠爱，是足历百世而不敝。”郭沫若依据屈原作品创作历史剧《屈原》，他说：“根据我自己现实生活的经历，我具体地体验了屈原流放生活的滋味及其热爱祖国的心情。”

直到今天，用“人民诗人”“爱国诗人”等来称屈原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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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心声。屈原的爱国精神深深扎根于每一个中国文人，

(编校：谭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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