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对基督教的政策演变及其影响(1949-1954)

新中国对基督教的政策演变及其影响（1949-1954）

第一章建国初期中共的基督教政策探源（即影响中共对基督教做出相应的宗教政

策之因素）

一、意识形态之源（无神论思想与有神论思想之间的冲突）

人类社会为什么产生宗教？

A、人类对自然界的无知（即原始人无法理解神秘的自然现象，对自然充满了恐惧感和依赖感）。

B、宗教的产生和物质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宗教中虚幻观念是落后经济状态的反映。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群众不但收到社会的压制，而且宗教教导使辛劳一生贫困一生的人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因此，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有害于人民的觉悟。 宗教如何才会消亡呢？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只有在宗教赖以存在的所有根源都消除后，宗教才会消亡。因此，宗教的最终消亡是有条件的，是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二、苏联前车之鉴

苏联消灭教会的方式：

完全废除教会原有的一切政治权力（实行政教分离），并彻底摧毁教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没收教会财产），使其在经济上虚弱难支，以达到压缩甚至消灭宗教的目的。

为了有效地打击教会势力，在俄共(布)中央的要求下，各地开始剥夺教会的财产和权力。列宁甚至还悬赏“10万卢布”鼓励各地处决神父。正因为如此，在1918年至1920年间，教会方面至少有28名主教惨遭暗杀，数以千计的神父被投入监狱或被处决，大约有12000名世俗教徒由于从事宗教活动而被杀。

在这样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大批的神职人员遭到清洗，或被捕入狱、或接受劳动改造、或被枪决。到1939年，几乎所有的主教、牧师都被逮捕关押或枪毙。许多教堂被拆毁，销毁教堂甚至成为一种群众性运动，从1930年至1934年间，苏联的寺院和教堂减少了30%。在被拆毁的教堂中，有许多是非常有价值的优秀建筑物。

苏俄政府近似疯狂的打击使教会的生存状况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但政府却没有实现其“彻底消灭”宗教的宏愿，因此，是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公开而激烈的打击方式也许并不是处理宗教问题的上策。

三、中国基督教政策的历史回顾：

（一）、中共早期对基督教的政策主张：

从诞生之日起，中共就把有着西方背景的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侵略相联系，认为传教就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至于外国传教士，中共则以帝国主义分子等同视之而加以迫害。

为什么接受马列主义者将基督教视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中国的反教源头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早就存在了。但将基督教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是19世纪开始，这是由于传教历史与西方的经济侵略和政治扩张有关，如在不平等条约中含有的传教条款。一个垃圾里掉进一颗珍珠，那么珍珠再珍贵，对于不识珍珠的人而言，就是垃圾。

（二）、抗战时期中共基督教政策的变动

在此期间中共明确表达了中共愿意和欧美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强烈意向，在这一形势下，各根据地的基督教势力不仅不再被视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象征”，而且还被视为友好国家中共区域内的非官方代表。因而，中共也便缓和了其宗教政策。

（三）、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基督教的政策措施

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得中共对基督教的政策再次做出调整。考虑到战时稳定中间势力的需要，中共在此期间处理宗教问题比较谨慎（如如何处理在华的大量外国传教士、教堂以及教会开办的学校、医院、育婴堂、养老院等）。但随着中共政权的逐渐稳定，中共对有着西方背景的中国基督教采取果断措施，进行改造只是时间的问题。

第二章新政权改造教会的最初尝试

一、建国前后中国基督教的发展状况

（一）、基督教信徒与教堂的数量

据全国协进会在1950年的统计，全国受洗进教的基督教会有84万人（但不包括基督徒聚会处，耶稣家庭等独立教会的信徒数目），如果把所有相信基督教

12的人（连慕道友）都包括在内，则中国约有150万基督徒。教堂从战后初期5800

间增至6500间。 1《天风》，总201期（1950.2.28），页12.

2关于1949年前后中国基督教徒的人数，目前官方和学者们一般都认为有约70万人(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1950年8月19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9-丨950)》第1册，第409页)，但此处称有83.5万。另据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统计，达1031995人(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资料组编印：

（二）、在华传教士的数量

1948年初，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迫使基督教会开始考虑应变措施。11月，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召开全国会议，专门讨论应变计划的实施和传教士的撤退问题，与会的大部分基督教差会决定陆续将传教士撤至香港和距离中国较近的东南亚一带。1947年底基督教在华的外籍传教士尚有3500人左右(其中美籍传教士占60%以上),到解放前，外籍传教士迅速减至1700余人。

问题：在华传教士为何数量大减？

基督教会人士如何认识中共掌权对基督教事业的影响？

（三）、中国基督教与西方差会的关系

虽然外国传教士被迫回国，但中国基督教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中共新政权成立时，中国基督教依然保持着与西方世界的紧密关系，各国提供的津贴仍是教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资金来源。

根据教会1949年前后出版的有关资料统计,新中国成立时基督教在华继续活动的差会共有121个，其中以信义宗为最多，有32个，公理宗最少，仅有2个；若以国籍计算，在华的美国差会最多，计58个,英国差会次之，有11个；各差会主要负责外籍传教士共315人。又如基督教圣公会在全国解放时，仍保持着与13个教区、2个传道区的紧密联系。

二、新政权的内外政策与教会之间的矛盾冲突

背景：新政权下的政治及社会形势

政治方面：人民民主专政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开幕，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三个文件，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及以毛泽东为中央政府主席，确定北京为首都，制定国旗。

《共同纲领》：第一章总纲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即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共同纲领》可说是国家的临时宪法，目标是是想“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直至1954年宪法通过以前，《共同纲领是国家的》施政准则。

经济方面：

1950年6月，中共第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

好转而斗争”的号召，并于6月30日颁布，目的是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着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直至52年底，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

外交方面：“一边倒”政策

社会方面：为稳固政权，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教育和控制，宗教界也不例外。

建国初年，中共为了安抚人心，瓦解抵抗势力的斗志，反复倡言：从缓执行废除土地私有制度、保护私营工商业者、不追究过往党、政的关系等口号。 当政权稳定下来，中共开始发起不同的运动以推行，并加强对人民思想的控制。

1950年6月的公布，政府就推动“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10月15日中共参加韩战，整个大陆都卷入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并开展了订立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慰问烈士军属的活动，对外参加战争，对内则在农村进行阶级斗争。

1951年2月公布，接着掀起“镇压干革命运动”3。此后十个月中，大陆遍地举行公开的大规模处决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其后相继出现“三反、五反”4运动，一方面整肃党政干部，另一方面打击私营工商业。从而吸收中国的私人企业。

53年起，中共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鼓励“农业合作化、手工业改造、工商业改造”三大运动，这些运动显然是满足政府当时需求的最有效方法。

大陆人民一直受着政府的控制和教育，更何况对身为中国公民的宗教界认识，亦是如此。

（一）、“一边倒”政策外交政策与教会势力的矛盾冲突（恨屋及乌）

全国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基督教是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工具的看法，日渐明确了起来。

认为中国的基督教一方面是宗教问题，另一方面在长时期中又被帝国主义用为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其一部分组织又被帝国主义用为进行间谍活动的机关。

认为，帝国主义者由于政治的经济的侵略已告失败，正在力图保持他们的教会中的影响，经过教会来保持在我国的帝国主义影响和加紧进行间谍活动。

因此，新中国在选择了社会主义并坚决倒向苏联后，将不会再给国内任何一3此运动重点在于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据谨慎估计，在这场运动中被处死的至少有一百万人。（间ChinaNewsAnalysis，No.1p3）。 4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种亲西方势力留有丝毫的生存空间，不允许他们与西方世界保持频繁而密切的联系。

（二）、社会控制与教会势力的矛盾冲突

新中国成立后，达到巩固新政权的建政目的，从而进一步加强对社会各部分的控制，从而便以“全能主义政治5”为自己的执政理念，控制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区域，新的政治秩序也由此逐渐确立起来，但此执政理念与教会势力之间是存在不小的冲突。

冲突表现为：A、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中部分信徒并没有进行分地，据相关报告认为，这是因为神职人员在不断地告诫教徒“在土改中，教徒分了人家的东西有罪”（教民们对上帝的顺服超越了对新政权的顺服，这是新政权不能容忍的）。但中共的看法是“教会依靠其长期在农民中造成的迷信思想统治，进一步对农民蒙蔽欺骗，对我党对人民政权进行恶意的攻击”。

B、教会中的很多宣讲或教义也让视宗教为迷信和反动的中国共产党难以接受，如各地教会普遍宣传的上帝造人、原罪说和灾难说。认为社会发展史里边说的由猿到人的说法没有道理，也没有什么证明，人一来到世间就“心存恶念”，世界也充满了各种灾难如“饥荒、地震、末日的大灾难又难躲藏”等。

三、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发起

主后1949年9月，中共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组织新政府。这次会议，基督教人士有吴耀宗、刘良模6等五人参加。

1949年10月25日至26日，协进会在上海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执行委员会。吴耀宗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向与会的执委们报告，新政权将在内务部之下设立“宗教事务委员会”，政协也将设“宗教事务组”。有鉴于此，协进会的执委们认为在基督教方面应成立“一全国强而有力之行政总机构，以谋与人民政府宗教机构取得联系”。故执委会决定由全国协进会在最短时间内召开包括全国各大小宗派的基督教代表会议，以商讨成立一个行政总机构。

为了促进全国基督教代表会议的召开，执委会决定组建基督教访问团，前往华北、华中、西北、华东及华南进行访问。

访问期间，代表们先后发现很多地方发生了征用教堂、没收《圣经》等干涉宗教信仰的事件。仅华北五省，代表们就“汇集了一百六十多件关于基督教的案5

6全能主义政治：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 这五个人是如何推选出来的呢？据刘良模说：“那年8月，我在纽约收到周总理通过龚澎同志给我打来的

注电报，邀请我出席即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可见吴耀宗及刘良模等作为基督教

代表，是由中共高层亲自钦点的。

件，送给有关当局处理”。“还有许多个别的案件”，代表们“都送请地方或中央的当局处理”。正是这些干涉宗教信仰的案件迫使吴耀宗等人在结束对济南的访问后，决定转赴北京，以请求人民政府的帮助。这便有了周恩来与京、津、沪宗教界人士的座谈会。7

1950年5月2日下午，周恩来在政务院接见了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崔宪祥、王梓仲、涂羽卿及江长川等七人，吴耀宗首先向周恩来报告了基督教的一般情况及在新政权下遇到的各种困难，并恳请政府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吴耀宗等人希望中共新政权能够真正落实《共同纲领》中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制止基层干部打击教会的作法。然而，在此次谈话中周恩来的关注点明显不是什么“信仰自由”政策，而是基于巩固新生政权的考虑，要求彻底割断中国教会与各帝国主义之间联系的问题。

据参加谈话的刘良模回忆，当周“静听我们各人提出来的教会的困难和要求”后，“坦率地对我们说中国基督教的困难是因为它过去曾经被帝国主义利用，所以基督教和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中国基督教为什么不能也站起来,办自己的教会呢？”在座的崔宪样就说“对啊!好久以前，我们基督教中间曾经主张由我们中国基督徒办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周听后充分肯定了崔提出的“自治、自养、自传”原则，认为这一原则可以消除“中国人民与基督教之间的鸿沟”。此后，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便成为新政权“革新”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绝对原则。

谈话间，周恩来并没有讳言宗教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区别，但声明政府并“不搞反宗教运动”，“只要求宗教团体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以“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

通过双方的第一次谈话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吴耀宗和周恩来的最初设想存有实质性的区别（前者希望是落实宗教自由政策，后者是巩固新政权的考虑）。 7为何建国初期各地有如此多的反教会事件发生？《共同纲领》里不是写着信仰自由么？（宗教自由政策未新政权建立的最初几个月里，中国社会满目苍夷，百废待兴，政府显然还没有多余的精力和时间来全真正落实到基层干部） 盘处理中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问题，对教会的管理更多的是地方政府和地方干部们的个体行为。所以，从全国的宏观政策来看，政府此时对基督教和天主教还没有具体的改造计划，多数教会尚能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进行各种正常的宗教活动。

但就许多地方政府和地方干部的个体行为来说，各地的情况并不一致。许多受过唯物主义训练的地方干部们对基督教和天主教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基督教是‘洋教’，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基督教是迷信的，反科学的，是人民的鸦片”，甚至将教会与“迷信反动的‘会门’混合起来看”。这就导致了很多地方对基督教和天主教采取了严厉打击、极力削弱的方针，“教堂被借用或征用了，《圣经》被没收了，教会的许多工作受到了阻碍”。在华北五省，短短几个月内就发生了160多起有关基督教的案件。

第一次谈话结束后,吴耀宗立即会同其他人商讨再次与周恩来会谈时将要提出的具体意见，并撰写了递交给周的《关于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的报告书。这份意见书包括的内容有:关于肃清帝国主义力量提高民族自觉精神的办法、关于基督教团体之登记、关于占用教会房产之处理办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之各种规定以及关于设立中央宗教机构问题等。这份递交给周的文件中虽有“关于肃清帝国主义力量提高民族自觉精神的办法”一条，但吴氏明确指出它并不是文件的主要内容，而“其他的几项才是文件的中心”。由此可见，吴耀宗等人经过与周恩来的第一次谈话后，最关心的问题依然不是革新，而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新政权下如何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技术层面的问题。他们最大的愿望还是“想请求中央人民政府下一个通令，要各地方人民政府严格地执行《共同纲领》中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以解决基督教当前的困难。

应周恩来之邀，吴耀宗等人于5月6日第二次赴政务院进行座谈。周在谈话中进一步强调：“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中国基督教

会要成为中国自己的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依照三自（自治、自养——不接受外国团体的募捐、自传——不接受外国的传教士)的精神，提高民族自觉，恢复宗教团体的本来面目”。

第二次谈话后，吴耀宗与同道们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对《关于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进行修改，于11日易名为《中国基督教今后努力的途径》，并呈送给周。原本以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为主要内容的意见书变成了中国基督教为获取在新中国的生存权而向革新方向努力的宣言书。这充分反映了在周恩来与吴耀宗等人的互动过程中，中共的意志如何改变和主导了基督教人士的最初设想。

5月13日晚，周恩来第三次约见吴耀宗等19人。在第三次谈话中，周恩来再次指出了帝国主义主义利用宗教团体的事实，并强调在宗教界肃清帝国主义影响的前提下“唯物论者同唯心论者，在政治上可以合作，可以共存”。针对教会人士的忧虑，周重申政府不是要消灭宗教，只是要把“宗教界的害群之马、极少数走狗、犹大，清除出去”。谈话间，周清楚地揭示了政府对宗教界的政策要求。这就是，宗教界必须“去腐创新”，肃清帝国主义影响，割断帝国主义关系，在政治上与政府合作，只有在政治上“站稳脚跟，便毫不会受到歧视，只有这样才是出路”。

周恩来的谈话对京、津、沪基督教界人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吴耀宗随后记述到“周总理所做的清楚的分析，却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和鲜明的启示。这个启示是什么呢？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这个启示就是：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

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一个没有参加谈话的读者，是不容易了解这句话的涵义的。”

吴耀宗返回上海后，中国基督教访问团的活动便宣告结束，他没有再按原计划对东北和华南地区进行访问。因为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吴氏此时对问题的关注点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收集各地教会面临的困难及问题已经让位于如何开展中国基督教的“三自”革新运动了。或许在吴耀宗等人看来，倘若中国基督教进行彻底的革新，划清与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界限，各地教会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将会随之消失。6月3日，吴耀宗和刘良模向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报告了在北京与周恩来会谈的内容后，便多方争取更多的教会人士支持宣言。8

7月28日，基督教各教派40余人联名发出了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三自”革新宣言，号召全国基督教徒割断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警惕帝国主义利用宗教的反动阴谋，培养爱国、民主精神，实行自治、自养、自传。这是由于吴耀宗等人的倡议和中共中央的积极推动。

四、中共对“三自宣言”的态度：

7月19日，毛泽东也对即将发表的《三自宣言》作出批示，称：“吴耀宗文件是很有用的，请考虑用内部文件方式电告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委，并要他们注意赞助。”

中共中央于8月19日正式发出《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对于吴耀宗等人发起的签名运动，《指示》要求“名地的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从旁予以适当的赞助，经过适当的关系，组织有爱国心的教徒，签名呼应，并在教徒中进行宣传”。

对于隔断基督教与外国的关系，中共被没有急于将运动一下子推向髙潮，1950年9月6日，华东局统战部向中央汇报基督教“三自”宣言签名运动发起后各方的反映时，毛泽东曾做出批示称：“此事不宜太急，太硬性，致失去团结较8据时任《天风》周刊主编的郑建业回忆，为争取更多教会领袖支持革新，吴耀宗经常“分别遨约各方面教此外，为了联系到更多的教会领袖署名，吴耀宗在宣言内容上也作了很大让步，例如把原来的一条“基会同人恳谈，有时在他家或他的办公室里，间或也借我家进行”。 督教团体应以不用外籍人员为原则，其实行办法应与政府协商规定之”改为“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凡仍仰赖外国人才与经济之协助者，应立即拟定具体计划，在最短期内，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之后又将“立即”二字删去，以避免“许多人以为是要立即断绝外国的经济关系”的误会。又如把引言中“又因为把基督教传到中国来的国家，主要的都是这些帝国主义的国家”一句改为“又因为把基督教传到中国来的人们，主要的都是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来的”。可见，当时教会的领袖们很难接受中国教会充当了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说法。

多的人的机会，造成对立，对吴刘运动开展不利，请设法影响吴刘。”周恩来也明确表示“要把美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从中国完全肃清，还需要三四年的时间”。

为进一步表明中共中央的态度并扩大吴氏等人发表宣言的影响，周恩来于9月15日专门致电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并转告吴耀宗，称“此项文件，拟予全部发表，并由《人民日报》为文赞助，以广影响”。9月23日，《人民日报》一面在头版全文刊载了吴耀宗等人起草的《三自宣言》，并公布了截止8月底首批在宣言上签名的1527位基督教徒的名单，一面以《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为题专门发表态度鲜明的社论。社论称：“欢迎基督教人士所发起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强调“这是基督教人士应有的使中国基督教脱离帝国主义影响而走上宗教正轨的爱国运动一切宗教的信徒们都可以由此得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只有朝这个方向走，宗教界才可能建立自己的正常的宗教事业”。

基督教《三自宣言》的发表，再加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政工青妇等各级组织的全面参与和推动，一场声势浩大、旨在“割断与帝国主义联系”的宗教界“民族自觉运动”由此在全国各地拉开了帷幕。

新政权为什么要驱逐宣教士，又是通过什么方式驱逐的？（可能颠覆政权）

中共发现，大批的外国宣教士和神职人员以从事宗教事务的名义留在中国，根本不可能一一查清其政治背景，因而感到对新政权威胁极大。例如：周恩来曾明确表示：外国传教士很容易不自觉地做帝国主义的工具，而我们中国人很难看清他们，所以我们干脆不再清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不请外籍传教士对基督教本身有好处。

新政权为什么要隔断教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可能颠覆政权）

新政权认为，各地基督教有混进帝国主义的间谍，加上帝国主义国际背景（例如中国天主教还受梵蒂冈指挥就不行）。

认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侵略的失败而告终，与之相反，帝国主义各国对自己的新政权存有一个巨大的阴谋，这就是帝国主义者由于政治的经济的侵略已告失败，正在力图保持他们的教会中的影响，经过教会来保持在我国的帝国主义影响和加紧进行间谍活动，这无疑是新政权最为忧虑的地方。

总结：新中国要做到不再给国内的任何一种亲西方势力留有丝毫的生存空间。 建国初期中国新政权确定下来的基督教政策：

彻底肃清中国教会内的西方势力和影响，在统战的范围内允许信徒们的“信

仰自由”，并在可能的条件下积极限制两教的发展（先是政治因素，后是宗教因素）。

中共认为其目前处理中国基督教问题的任务不是搞反种宗教运动，而是在“不帮助他们发展的前提下，反对其中的帝国主义影响，同时坚持保护信教自由，并在其中扩大爱国主义的影响，使基督教由帝国主义的工具变为中国人自己的宗教事业”。

建国初期中共新政权为什么对基督教采取这样一种区别与苏联当年的作法，既积极主动又不公开反对的基本策略呢？

第三章新政权对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全面清理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从而与美国在朝鲜半岛上开始了正面的对抗和战争。

1950年12月29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六十五次政务会议上说：“过去我们曾设想，要把美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从中国完全肃清，还需要三、四年的时间，但最近美国宣布冻结我国在其境内的财产，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有利的机会，我们可以提早把美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肃清出去。现在，我们宣布这一命令，对美帝国主义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在1951年1月中旬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预备会议上，胡乔木曾介绍过毛的这一看法。他说：“抗美援朝运动在中国引起了一个反帝高潮。毛主席作过这样的估计：这是一个很大的高潮。这个高潮非常有益，不仅把美帝的侵略打退了，而且又对中国各方面的工作有很大的推动和非常大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它“在文化教育方面把帝国主义的影响打退了，使中国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面貌为之一新。

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在一次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有所提及。他说：“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但是打扫要有步骤，不能性急。我们在美帝侵朝的时候，针对美帝对我国采取敌视政策并冻结我国财产的情况，先接管或冻结美帝在华资产，并接管美帝津贴的文化机关，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肃淸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这在平时恐怕要几年几十年才能做到。

因此，中共认为抗美援朝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千载一时之机”，利用朝鲜战争这样的攘外之机采取严厉的措施，彻底根除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影响”。

一、 控诉教会罪恶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每一个个体必须以积极参与控诉的方式，通过对设定对象的无情批判和毫无保留地揭露，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共产党的拥护。在控诉面前，昔日建立在家族、同乡、同窗、同事和师生基础之上的个人关系都显得异常脆弱，不堪一击。

因此，控诉已经成为建国初期新政权成功地推行各种群众性运动的有效手段。与此同时，参与控诉则成为各个阶层无法逃避的一种社会责任。

1951年4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9。此次会议由政务院主持召开，其目的是期望“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把一百多年来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最后地、彻底地、永远地、全部地加以结束。”所以，会议虽然以“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为名义召开，但在本质上却不是纯粹处理这些“技术性”的问题，而是围绕如何迅速割断教会与帝国主义间的关系、如何展开教会与美帝间的斗争等议题展开讨论。

北京会议为期六天，而控诉大会就召开了整整两天10。在这次会议上，参与控诉的均为中国教会的一些领袖人物，计有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详、中华基督教会总干事邵镜三、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主任干事施如璋、广东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胡翼云、中华卫理公会华北区会督江长川、重庆中华路德会牧师李牧群、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副总干事江文汉、中华圣公会主教院主席主教陈见真、杭州基督教协会副会长钮志芳、青岛基督教联合会书记王重生以及天津基督教革新推进委员会副主席乔维熊等十八人。

控诉的对象主要是与控诉人相关的外国传教士或教会的华籍领袖，如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乡村教会事工委员会干事、美籍传教士毕范宇（F.W.Price),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骆爱华(E.H.Lockwood),中华卫理公会理事陈文渊，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梁小初，中华圣公会云贵教区主教、中央办事处总干事朱友渔，中国著名的自由传道人顾仁恩。

控诉的内容则是清算这些“美帝国主义分子”、“美国特务”或“美帝国主义义走狗”如何在中国教会内协助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

会议最后通过的《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更是号召全国同道“坚决揭穿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破坏三自运动的阴谋，积极展开各地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败类的控诉运动”。 9

10中国基督教界人士一般将此次会议称为“北京会议”。 教会内开展的首次控诉会。

“控诉运动”在教会中展开的困难：不符合耶稣的教训

从基督教的教义来看，控诉不符合教会的教义，与耶稣的教训背道而驰。耶稣曾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4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既然这样，难道那些参与其事的教会领袖们就不清楚耶稣的这些教训吗？当然不是。据在此次会议中参与控诉美籍传教士毕范宇的崔宪详牧师自述，他是一个向来“隐恶扬善,不说别人坏话的人”，此次控诉是其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控诉，所以，在进行控诉的前一天晚上，“一夜不会瞌睡”，而且“感触多极了”，当然也就“深深的体会到思想斗争的苦痛”。这样的自述清楚地反映了参与控诉前教会领袖们在政治压力和宗教信仰间的徘徊与矛盾。但在“全能主义政治”下，崔宪详牧师最终还是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信条和对教义的理解，参与了控诉，而且认为“在这次控诉当中，教育了我，也大大的帮助了我”，在事后还体会到了一种难得的“快乐”。中国教会领袖们的现身说法，不仅打破了教会内部从无控诉的先例，也给广大信徒以极大的影响。

尽管许多教会领袖在北京会议上带头作了控诉，但要一般教徒很快就转变观念，积极参加控诉，仍有不小的困难。如何使信徒们抛开顾虑，积极地投入于陌生的控诉之中呢？

《人民日报》受命发表了专门教授教徒如何展开控诉的文章——刘良模的《怎样开好教会控诉会》。

刘文中指出：“全国各地基督教教会和团体的当前中心工作之一便是要开好控诉会”。为什么要控诉呢？“因为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利用了基督教侵略中国，所以我们要控诉它的罪行。由于长期受了帝国主义的影响，很多基督徒有了‘超政治’的落后思想，所以我们要开控诉大会来教育大家。”刘良模认为：“控诉大会乃是使教徒群众清楚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成的罪恶,认识帝国主义过去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事实，肃清基督教内部帝国主义影响的最有效的方法之

一。”

至于怎样开好控诉会，刘文更是给出了非常详尽的指导。首先，“必须去掉许多基督徒思想上的顾虑对那些主张“隐恶扬善”而不参加控诉的教徒，应从教义上向他们说明“耶稣对当时文士、法利赛人的责骂，便是控诉”；对有些觉得

“控诉不起来”的教徒，应该让他们“多去参加各界人民的控诉大会与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以“激起基督徒对帝国主义与教会败类正义的愤怒与控诉”。其次，“必须先做好准备工作”。每个教会和全市性的教会联合会应该先组织一个控诉委员会，“研究要控诉谁，请谁来控诉”，然后还要“请那些参加控诉的人出席一个控诉动员会，使他们在思想上建立为什么要控诉与控诉什么的观念”。有了这些准备仍然不足以开好控诉会，还必须“先在各教堂、各团体举行控诉小组会11,以从中“发现控诉最有力的几个人，请他们参加控诉大会”。再次，控诉应该“根据事实”、“破除情面”，“要句句话是从心里面讲出来”、“要彻底，要痛痛快快、诚诚恳恳地和盘托出”，最重要的是“要站稳自己人民的立场”。最后，召开控诉大会时，“会场空气要严肃”，控诉者的顺序“应该按照先紧张、后缓和、再紧张的程序来排列”。《人民日报》这样详尽的“指导”无疑大大地推动了中国教会内控诉运动的发展。

除此以外，吴耀宗等“三自”革新运动的领导人也尽其所能从教义上为控诉找寻理论依据，以打消教徒投入其中的信仰顾虑。吴氏认为，控诉非但与耶稣的教训不违背，反倒“是完全符合耶稣的教训的”。因为“耶稣叫我们不要论断人,是叫我们不要从自私和骄傲的观点出发，吹毛求疵地在别人身上找过错，而忘记了我们自己所有的，也许是更大更多的弱点。”吴氏甚至还认为耶稣自己就曾身体力行地进行过严厉地控诉。他说：“马太福音第23章就是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篇最有力、最深刻的控诉”，耶稣“不但以正义的呼声来反对罪恶”，而且还“以勇敢的行动来打击罪恶。他拿着鞭子把利用宗教仪式来进行剥削的人们赶出圣殿。”12既然控诉是“肃清基督教内部帝国主义影响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而且并不违背耶稣的教训，教徒们就理应责无旁贷地参与其中了。

经各方的积极推动和吴氏等人的再三努力，中国基督教内的控诉很快就在全国展开。据不完全统计，仅1951年，中国基督教各团体先后就在全国137个城市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控诉会达228次之多。至于小规模的控诉会就更多了。如1951年5、6月间，一个小小的苏州城，仅基督教会团体就先后举行了大小控诉会26次，参加教徒超过2000余人，亲自登台控诉的160余人。上海作为中国基督教的中心和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委会的所在地，更是走在了控诉运动的前列。1951年6月至10月，上海基督教各团体就多次举行了控诉会,参与控诉者均为中国基督教内的头面人物，而且规模都不小，有时与会者11此处的控诉小组会相当于控诉前的“彩排”或预演。通过小组会，可以发现合适的控诉人，并纠正他们控诉中的缺点，“例如讲得太长的要缩短；不淸楚的，要使它清楚；内容不充实的，要使它充实”等。

、

竟超过万余人。

通过对大量有关中国基督教的控诉材料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供职于中国基督教内的西方神职人员毫无疑问是重点的控诉对象，尤其是美国籍传教士，更是被控诉的重中之重。除西方神职人员外，新中国成立前逃亡海外的中国籍教会领袖、教会内与外国神职人员关系密切者或者对“三自”革新运动稍有异意者，也都被列入控诉之列。从参与控诉的人员来看，中国基督教内的控诉者基本上都-是全国教会或地方教会重要的教牧人员。他们往往寄希望于通过控诉的方式来划清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并以此来获取在新中国可能的生存权。至于控诉的罪名，则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种：（1)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2)进行间谍、特务活动。

(3)反苏反共。（4)残害中国人民，压迫中国同道。（5)新中国成立前“勾结蒋匪、曰帝”。（6)破坏新中国的各种群众运动。（7)散播各种谣言，蛊惑人心。（8)破坏“三自”革新运动。（9)帝国主义走狗、教会败类。（10)在各自供职单位内的阴谋活动，等等。

控诉运动对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其一，经过持续不断的控诉，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圣洁的道德形象被改变了。当吴耀宗等人发表革新宣言时，还为宣言中如何表达中国教会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而犯难。但经过激烈的控诉之后，问题全部解决了。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内似乎的确充满了帝国主义分子、间谍和特务，他们把持着教会，使其充当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教会内的各种慈善救济事业也不再是救死扶伤的爱心之地，而成为借慈善之名行“残害中国人民”之实的“杀人魔窟”。总之，中国教会那种教人行善、奉献爱心的圣洁的道德形象从此不复存在。

其二，控诉摧毁了外国神职人员在中国信徒心目中的道德形象。又如天主教三原教区主教班锡宜和意大利籍传教士谢霖嘉，控诉之前在教徒心目中有着非常高的地位，教徒们认为“班主教不出门光念经，是好人”，甚至连当地革新委员会的主任亦承认其是“好人”。但经过当地党委组织的大小四次控诉会后，大多数教徒被“激起了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思想”，班、谢二人的道德形象亦随之一扫而光。有教徒就说：“我过去在益华小说上学时，帝国主义分子班锡宜，把糖抛在地上，小娃娃拾糖吃，他就大笑起来，把我们中国儿童当鸡一样看待”。

其三，控诉是争取教徒参与革新的“一个成功办法”。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三自”革新运动发起后，很多教徒基于信仰方面的原因拒绝签名，反对革新。但经过控诉后，相当一部分教徒顿时改变了态度。吴耀宗说：“中国基督徒的控诉运动，在肃清基督教内帝国主义影响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它使大家认

识了国主义主义分子“假冒为善的面貌”。

二、驱逐西方神职人员

三、接受教会举办的各类机构

（一）、有关接受教会举办的教育及医疗机构的情况

（二）、有关接受和处理育婴堂问题的情况

第四章新政权进一步“纯洁”教会的重大斗争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简称“肃反”运动)。作为与“帝国主义联系最为密切”的领域，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再度成为新政权进行“肃反”的重点所在。中共中央认为：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内的“大部分外国帝国主义分子”虽然“已被赶走”，但它们仍旧“藏污纳垢”，过去“曾经隐藏、现在也还隐藏着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故全国的“肃反”运动发起后，新政权适时地在基督教和天主教内也展开了旨在进一步“纯洁”教会的重大斗争。

一、“肃反”运动前两教革新运动的发展状况

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成立了得到政府认可和支持的领导全国革新运动的常设组织机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发展概况

1950年9月23日，吴耀宗等人的革新宣言发表时，共征得了全国1527位教徒的签名。从签名者所属机构来看，这份签名的支持者主要来自于基督教团体及组织，其中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09人，占7%；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197人，占13%；全国组织和区域组织共88人，占6%；教育、医疗和出版界共368人，占24%。

1950年9月26日，即（人民日报》刊登吴耀宗等人革新宣言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马上就发出了《关于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展开响应“基督教宣言”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务必重视起吴耀宗等人发表的“三自”革新宣言，并全力引导各地教会人士积极响应。

1951年4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京召开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出席会议的共有中国基督教界的31个宗派和26个团体的154位代表，此次会议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产生了“基督教领导的新机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筹委会的首任主席吴耀宗就指出，该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基督教团体和基督徒群众中推进爱国行动和

爱国主义教育”，“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对基督教的影响”，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的任务”。可见，在政务院召集的会议上成立中国基督教的领导机构，筹委会的政治倾向。从此之后，筹委会便取代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成为中国基督教的最高领导机构，吴耀宗也因此成为中国基督教界的最高领袖。

在中共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鼎力支持下，各地教会的签名运动发展相当顺利，签名人数短时期内急速上升。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吴氏等人的宣言时，全国基督教徒签名者仅1527人，但至11月份，签名者急剧升为“两万多人”，“又从这个数字，飞跃地发展到12月31日止的七万八千五百九十六人”。1951年1月，“仅在一周之内，便又有将近一万人的签名”。在1951年4月北京会议召开时，短短三个多月时间内，签名人数又猛增10万多，达18万人。到1953年12月，签名于革新宣言上的基督教徒更是达到了40万人，约占当时全国基督教徒的2/3。

尽管中国基督教的“三自”革新在中共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推动、引导下发展迅速，成绩斐然，然而，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声音却始终存在。革新运动中除大量基督教徒签名拥护革新外，还有许多信徒从一开始就反对革新。

那些不愿进行革新的基督教徒称吴耀宗、刘良模等人为“革新派”、“不信派”，否认他们在教会中的领导作用，反对与其合作。如中华圣公会朱友渔主教就曾说：吴耀宗、刘良模等人的革新宣言是由“人数不足一打的一小撮男女”，而且“当中多数是和教会不接近的”。事实上，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中表现活跃的基督教徒确实存在着信仰淡漠，根本不作礼拜或很少作礼拜的情况。

在这个问题上，政务院文委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就多次批评过吴耀宗、刘良模等人。1952年10月24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处长何成湘在华北局召开的宗教问题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批评吴、刘两人在“宗教中一进步就很想脱离宗教”的不好倾向。他说：“吴耀宗，很进步，但无群众，他不大做礼拜”，刘良模“很左，一讲就是政治，想用马列主义改革宗教”。

1955年2月23日，习仲勋在第三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总结中也提到吴耀宗、刘良模等人宗教信仰淡漠的问题。他说吴耀宗等人的活动“政治气味很浓，宗教色彩太少，没有很好地通过爱国组织以宗教形式去争取群众”，我们的统战工作也“没有真正地广泛地作好”，这“主要表现在对爱国分子的指导方面，没有把他们的一些偏激情绪扭转过来”。

这种情况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许多地方出现“爱国传道人”讲道时，

教徒很少，而不愿进行革新的传道人员（如北京的王明道、天津的徐宏道）讲道时则教徒很多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甚至不能不一再要求基督教的“爱国领袖必须过宗教生活”，说明只有这样“才能联系教徒（特别是信仰很深的落后教徒）群众，才能通过宗教活动去影响、团结和教育教徒，成为他们真正的领袖”。3

从总体上看，中国基督教的不同派系对“三自”革新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华北公理会、中华圣公会、中华卫理公会、中华浸会等教会对“三自”革新有很大的热情，支持革新的“爱国积极分子均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中华信义会、中华循道公会、中华基督教会、中国耶稣自立会等教会在革新运动中表现积极，其“主要上层分子基本上为我（笔者注：指中共）控制”；基督教聚会处（“小群”派)、真耶稣教会、内地会、耶稣家庭等教会，虽在运动中表现积极，但中共认为它们属于“伪装革新”；基督徒会堂（王明道创办)、灵粮布道会及各地恩典院、灵修院（万国基督教联合会副会长贾玉铭创办）等教会则不同意革新。为推动革新运动的发展，在几经努力无效的情况下，新政权便将基督徒会堂、“小群”派、真耶稣会、长老总会、内地会等这些“假革新”或反对革新的教会列为政治上严厉打击的对象。

尽管这份宣言也取得了中国教会内一些重要人物的签名13,但要将其变成全国各地不同宗派的共识，显然仍有极大的困难。

第五章中国基督教在“三自”中的异变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教会已经发展起来“三自”，不过，中国教会在这一时期所表现出的要求实现“自治、自养、自传”的“本色化”倾向，并没有影响到其与西方世界的交流，双方依然维持着组织、教义和经济方面的良好关系。之所以如此，基本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期中国教会的“本色化”运动仅仅关注于“如何使基督教在中国更便捷地传播”，它完全“是一种宗教行为”的“三自”，而且西方世界对中国教会实现“三自”的要求似乎也颇为支持，还有部分外籍传教士在积极倡导、努力推动。如天主教比籍传教士雷鸣远就曾提出“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著名口号。

―、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离异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这种密切关系不可13如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千事涂羽卿、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详、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干事缪秋笙、中华基督教总干事邵镜三、华北基督教联合会主席江长川、华北基督教联合会总干事王梓仲、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牧师吴高梓、马庄耶稣家庭创办人敬奠瀛、重庆神学院院长陈崇桂、南京金陵神院的蒋翼振等。

避免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巩固新生政权成为第一要务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显然不可能再允许中国教会内西方势力的存在，更不会允许中国教会接受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和控制。1950年4月13日，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就明确表示：“我们主张宗教同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如中国天主教还受梵蒂冈的指控就不行，中国的宗教应该由中国人来办”。

就这样，在中共的积极推动下，中国基督教短短的几年内迅速地实现了百余年来都没有实现的“自治”、“自传”和“自养”。不过，中国教会此时实现的“三自”显然与历史上已经发展起来的“三自”有着本质的区别。建国初期，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关注点是教会政治面貌的改变，是一场发生在中国基督教界的政治运动。而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教会已经发展起来的那种纯“宗教行为”的“三自”，显然不具有这种“反帝政治斗争”的性质，它的着力点仅仅在于“如何使基督教在中国更便捷地传播”而已。

中国基督教彻底脱离于西方各国的差会体系，开始以一种崭新的“三自”教会的形式出现。这种“三自”教会在组织、人事以及经济上完全与西方世界决裂，甚至在教义上也发生了变化，它成为中国大陆唯一获准进行活动的合法的基督教组织。“三自”教会还一改昔日信仰与政治两途的传统，开始态度鲜明地投身于建国初期政府所发起的各项政治运动，14并以此表明其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 中国教会事业在“宗教信仰自由”中的萎缩

1、担心新政府的宗教政策而停止教会活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教会基于对新政权宗教政策的担忧，纷纷停止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如陕西省长武县的基督教会，“刚解放后，因不了解我宗教政策，教会活动停止了。教堂没人照管，好多东西被人偷走”。到1950年春，该县基督教会虽“开始活动起来”，但教徒已所剩无及，“仅留二、三十人”，解放一年半的时间，只“有过二次聚会，其余仅是断续做礼拜，传道洗礼等活动都没有了”。这种因担心新政府的宗教政策而停止教会活动的情况，可以说是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事业在建国初期萎缩的开始。

2、政府机关或学校占用教会房产、教堂致碍着中国基督教的发展 14自1951年4月中国基督教新的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产生以后，“三自”教会就积极投身于新政权领导下的各项政治运动中。不管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抑或是抗美援朝运动、思想改造运动等，都能看到“三自”教会坚决拥护和支持的身影。如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天风》杂志就立即发表文章，呼吁教徒参加。文章指出：“旧社会的污毒不断地侵蚀着新中国的基础。这一次毛主席号召全国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乃是要洗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移风易俗”，故“三反、五反运动是正义的爱国运动，爱国爱教的基督徒，要站稳人民立场，为建设新中国，为保护国家財产，热烈地参加这个运动”。参见《爱国爱教的基督徒积极参加“三反”与“五反”运动》，《天风》总第300期，1952年2月.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的各类管理机构在短时期内从无到有，加之大量的机关、学校和军队涌入城市，直接导致了办公、住宅用房的紧张。为迅速而有效地缓解这一矛盾，所有缺房少地的单位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有着大量房产的教会身上。解放时，陕西省安康市的基督教会“共有三所房院”，解放后“全被机关部队占住”，其中“公安处占住一所，分区部队占住一所，另一所原为市公安局占住一部分，现分区干部速成学校占住”；该市的天主教堂“大部为分区司令部占住”，其中平利县天主教会，“除留数间厦房外，连礼拜堂在内全为县委会占住，且将礼拜堂和房屋另加改修”。在这种情况下，教会的牧师、神父们只能“移住民房，礼拜堂移在教民家中”。这种普遍占用教会房产甚至教堂的情况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生存和发展。

3、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期间，教会的土地被没收、分配。

在土地国有化的大势之下，任何拥有土地的单位丧失土地都在所难免。教堂更不例外。1950年1月10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就土改中处理教堂土地问题给中南局的电报中称：“在实行土地改革时，对教堂有的土地，应一律没收”。《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征收教堂“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

为顺利推行土改，政府明确要求土改地区的教会在土改期间应停止活动。

11月20日，《人民日报》受命转载了《时事手册》第三期的文章《对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应有的认识》。文章称：“为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合理的办法应该是

教会不去教堂以外传教”，而且“根据已有的经验，在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教会的活动可能影响到土改工作的秩序，所以在土地分配完竣以前，这些地区的教堂内外的一切活动（包括做礼拜、査经）都以暂时停止为宜。

革新运动开始后，中国教会的外部津贴断绝。

随着外部津贴的断绝，凭中国教会一已之力根本无力再继续举办诸如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事业。

以湖南省为例，据1950年统计，全省基督教约有教徒“五万余人”，“教堂七七0处”，土改后教徒的数量“锐减至一八六三二人，经常入堂者则仅一一三三一人”，教堂也只剩下了“三三八处”；天主教方面，“原有天主堂二九三处”，“土改以后，则仅有一二三处”，而且“上下已失了联系”，教徒也由“五万七千余人”“锐减到九七八一人，减少六分之五”，其中经常入堂的更是少得可怜，“不过一六五九人”。

据华东地区统计，截至1953年12月，整个华东地区基督教会的教堂数和传道人员数都有所下降，教徒也由1951年的352305人减少到278587人。1与基督

教相比，中国天主教的萎缩就更为厉害。截至1953年12月，全国的天主教徒由解放前的327.4740万人减到172.8383万人，减少了47.28%;大小教堂由解放前的15914座减到1953年12月的3252座，减少了79.6%。

三、中国基督教在国内外的形象：

建国初期新政权的宗教政策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教会的国内外形象：

就国内而言，中国基督教的道德形象在不断的宣传和控诉中基本上被彻底改变。在许多国人眼中，中国教会不再是一个救人灵魂、解除病痛的圣洁之地，而成为服务于帝国主义侵略的有力工具，甚至是残杀生灵的罪恶组织。

从国外来看，中国神职人员和教徒的信德开始遭到西方世界的强烈质疑。解放初期，西方传教士们大都认为：“即便（西方）传教士撤退，中国教会领袖必能担负一切责任，甚至做得更好”，因为中国教会“领袖的信德已普遍提高了，甚至浮浅的吴耀宗也时常公开在发表合乎信仰的言论“坐镇华北的江长川是可与世界任何一位教会领袖比较而毫无逊色的”。然而，随着革新运动的深入发展，西方世界对中国教会的认识很快发生了变化。他们认为中国教会领袖们的“信德不坚”，“太易动摇”，更缺乏“殉道精神”。见此情形，西方传教士们纷纷悔恨百余年来“没有下功夫去巩固中国教会的神学基础”。中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前副总干事海怀德在日内瓦向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报告中就说：“中国教会领袖的宗教信仰太弱，有殉道精神的连一个也没有”。西方世界的评介或许并不准确，也并不全面，但它折射出中国主流教会形象的变化却是不争的事实。

四、中国教会在革新中的分化：

面对新政权的革新要求，教会神职人员的态度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积极拥护革新，甚至不遗余力地领导、倡导革新，此类以中国基督教内的吴耀宗、刘良模等人为代表。其二，自始至终以消极抵制或公开对抗的方式反对革新,这部分神职人员以北京基督徒会堂的王明道和天主教上海主教区主教龚品梅最为典型。不管是中国基督教还是中国天主教，以上两类神职人员在教会中所占数量均相对较少。其三，自认为教会在新中国前途无望而放弃信仰或另求他途15。除以15如山西省太原市的神甫和修女们，自革新运动开始后，“都参加社会活动，有些修女回家了，有的参加生产、学习、卫生运动，有的职业化”，甚至有公开或秘密“搞恋爱的”。

1950年，全国各地的基督教神学院“共有七十一所”，学生也有“六百九十四人”之多，1952年神学院减至“四十四所，学生人数不详”。截止1953年8月，神学院仅剩下“十六所”，学生也锐减至“二百三十五人”，而且在这十六所神学院中，除金陵协和神学院与燕京协和神学院外，“其余十四所，有的已经停办；有的已无学生，能继续单独办下去的不多”。查其原因，主要是“负责人感到神学院无前途，无心再办”，学生同样感到“无前途”无心上学，导致“学生很少，多数神学院每所只有几个学生或十多个学生，而且今后学生的来源和出路均成问题”。

上三类外，大部分神职人员应属于第四类，他们最初对“三自”革新多有所保留，但迫于大势，尤其是经过各地政府的动员和政治学习后态度改变，开始认可革新、赞同革新。

三类信徒：

看到大势所趋，只有靠拢政府，赞成反帝爱国才有出路”，开始转变态度，赞同革新。不过，因这一类神职人员参加革新并非所愿，其对革新的态度也往往多有反复。

在革新运动发起后，有一部分教徒的宗教信仰开始出现松动，甚至有放弃信仰的现象发生。如教徒老魏公开说：“老子信不起教了，信了要饿饭”。山东泰安马庄耶稣家庭的情况就更为严重。1952年4月至8月，马庄耶稣家庭“进行了革新运动，逮捕法办了首恶分子敬奠瀛、左顺真、周新民，三百六十余名受压迫、被剥削的教徒群众，恢复了血统关系，经此变故后，马庄耶稣家庭平常参加礼拜的教徒仅剩下“一、二十人”，最少时“连领礼拜的在内”只有“两个人”。即使是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圣诞节，前往教堂参加聚会的教徒也不过“三十多个”。寻其原因，“是大部分青年教徒经过革新运动，认识了真理，放弃了信仰”。如教徒苗井旺“过去很迷信，现在放弃了信仰”，并说：“只有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最可靠，其他啥也不行”；教徒瞿靖“参加人民医院后，把圣经撕成手纸用了”；王玉新反映说：“共产党人民政府解放了我，我一定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作为祖国建设的好儿女”。这些放弃信仰的教徒“不仅自己放弃了，而且还以科学真理教育别人”，导致“有些老年人在此影响下，对有无天神也抱怀疑态度”，甚至一些“过去很迷信的老太太对信仰问题也处于半信半疑”。

面对新政权的革新要求，更多的教徒选择了响应和参与。教徒李维仲说：“谁不爱祖国呢！三自运动是自己的事，外国管不着”；教徒白之坚说：“我们教徒早就想这样作，不过教徒没有力量，只能跟从神父，最近文声修道院修士大多数拥护三自运动”，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教徒张德隆称：“现在好了，过去天主教总是外国人掌权，什么院长、神父都是外国人，有权利，待遇也不一样，现在我们那里院长也换中国人了，也就应该革新一下”；有的教徒态度更坚决，称：“应当革新，没有外国人援助，虽然苦些，但没有关系”。签名运动的迅速发展也同样说明了这部分教徒对革新的拥护态度。

除上述两类教徒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教徒基于教规、教义的考虑而抵制革新，甚至公开反对革新。以北京市第五区为例，有许多基督教徒说：“我们是忠实牺牲于主，而不屈服现在的政府”；还有些教徒更坚决地说：“刀放在我脖子上，

我也信主。如果把脑袋割下去，到上天了”。该区的天主教徒中同样有不愿参加革新的，有的教徒以“天主教早已自治自养”为由拒绝签名，李永惠说：“我们天主教早就实行过三自运动了”；有的教徒则基于宗教的超政治性反对革新，吕培德就称：“我对三自运动没有什么认识，我们是听天主教的，我个人认识，天主教早就三自运动了，天主教是超阶级的，和政治方面是不闻不问的”；有的教徒则反对割断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李于氏说：中国天主教“不应和外国断绝关系”，如果“和罗马教皇断绝，就不是天主教了”，甚至有老太太反问：“都是一个教，为什么不许美国天主教来中国呢？”。在陕西省武功县，情况也大体相彳以。在革新过程中，该县的基层干部即使采取“强迫签名”的办法，甚至采用“打、骂、吓、站、拉、围谈、轮谈、用枪威胁、沿村转送（由普集街转北营，非签名不可)”等方式，还是有部分教徒不愿革新，有个别态度坚决者宁可自杀也不愿签名革新。即使经过1955年教会内的肃反运动，这部分教徒中仍有坚决抵制革新者。

既然神职人员和教徒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那么，在新政权认可的“三自”教会之外的另类教会势力的出现就不可避免。这就是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会分化的又一重要表现，“家庭教会”和“地下教会”的出现。

经过革新运动后，“三自”教会成为政府认可的唯一合法的教会组织。因此,对那些抵制革新但又不愿放弃信仰的神职人员和教徒们来说，转入地下进行秘密的宗教活动似乎成为唯一可能的选择。如南京市的一些教徒，“他们觉得群众很歧视他们，因此有些教徒转入地下活动”，教徒朱文莲就“不去教会做礼拜”，而去其他地方进行秘密的宗教活动。

结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头等大事无疑是新生政权的巩固与安全。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冷战背景下影响其政权安危的因素很多，但最具威胁的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新政权的干涉与颠覆的危险。正是这种对巩固新政权的强烈渴望和对以美国为首西方势力的强烈担忧，使得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基督教和天主教问题简单地看成是一个单纯的宗教信仰问题，而是不可避免地将其上升为影响自身政权安危的一个严重政治问题。这也是它反复强调基督教、天主教是“在长时期中被帝国主义利用作为工具来向我国人民进行侵略的问题”的重要原因。

在它看来，当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侵略已告失败”后，更会“力图保持他们在教会中的影响，经过教会来保持在我国的帝国主义影响和加紧进行间谍活

动”。

如果我们简单地相信，“基督教、天主教的自立革新运动”“主要目的是要肃清帝国主义对我文化侵略的影响，是反帝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显然有将问题表面化之嫌。事实上，我们应该了解，这场运动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巩固新生政权的目的而展开的旨在彻底肃清中国教会内的西方势力和影响的一场政治运动，“反帝”不过是其用来推动这一运动的一种手段而已。也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简单地相信，新中国提出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政策伊始，就是旨在迫害教会，也无疑是不准确的。因为其政策之根本意图，也确实不在中国教会或中国基督教、天主教本身，而是旨在切断它们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种种联系，使其不再具有威胁新政权的可能。

因为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压倒一切，新政权对当时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及其对自身的威胁，难免会髙度敏感，甚至对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的一举一动，产生错判。

可以肯定的是，新政权对中国教会内存有帝国主义间谍或情报人员的看法并不都是捕风捉影。但是，就当时大多数的神职人员而言，他们与新政权之间的隔阂，其实更多地还是对政府宗教政策的严重怀疑与抵触。即如曾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的丁光训所说：当时中国教会最关心的问题不是别的，而是“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有没有宗教信仰自由？能不能许可教会存在下去？甚至“有不少人曾经准备坐牢，准备遭受种种迫害”。

中共如何落实宗教自由政策的？

也正是为了有效地分化教徒，争取尽可能多的信众站在自己一边，抵制那些亲西方的神职人员的影响，政府最初在维护教徒信教权利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用当时中共中央文件中的话语来说就是：只有“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各地严重违反政策的事件加以处理”，才能“解除教徒群众和教牧人员的顾虑，使其‘安心信教’”，最终才能实现使他们“进一步靠近政府”的目标。1中共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处长何成湘对此所做的进一步解释，说得更为清楚。他说：“我们必须贯彻信仰自由政策”，因为“信仰自由是积极政策”；只有努力实施这一政策，“才能主动”，反之，如果“光采取消极限制的办法，（将会)使我陷于不利的被动状态，工作很难做”，像吴耀宗就“经常转来各地控诉信，称很多地方转入秘密”，这就使“我很不易掌握与了解”，造成宗教工作的很大困难。

既然在思想上、观念上与宗教格格不入，一心想要建成一元化体制的新政权，

难免会把任何一种宗教的组织及其活动，都视为与自己争夺群众的一种潜在威胁。因此，即便是政府认可的教会享有的“自由”也是必须要加以限制的。中共中央明确规定：新政权只对“正当的宗教生活”予以保护。而所谓“正当的宗教活动”，就是教会必须限制传教的范围、形式和内容，如“教会传教应在教堂以内进行，不应在教堂外任意传教”；教会不得“编印迷信唱本作宣传”，更不能“_宣传末日到来”等教义；“教会传教应公开举行”，不能秘密；举行宗教仪式“不得妨碍社会秩序和侵犯人民权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