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陶文化概览

皋陶文化概览

引言

根据院《法官讲堂》安排，让我介绍一下皋陶文化。接受任务后，在互联网上查阅了相关资料，同时徐院长为我提供了《皋陶文化》专刊。根据上述资料，本人对皋陶文化作了大概的梳理。所以介绍中资料是否准确、观点是否正确，敬请各位领导和同志们自己斟酌。

了解皋陶、了解皋陶文化，对于我们法官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原因有二：第一，皋陶是中国最早的法官；第二，皋陶墓在六安。所以我从四个方面对皋陶文化作一介绍：一是皋陶与“六安”；二是皋陶与“治水”；三是皋陶与“德治”；四是皋陶与“法治”。

皋陶与“六安”

皋陶（ɡāoyáo），出生于公元前21世纪。他活跃在“三皇五帝”时期，是父系氏族社会晚期的政治家，中华民族早期的智者。后世史学界和司法界公认他是中国司法的鼻祖。他辅佐大禹理政、治水和发展生产，在华夏族和东夷各民族

的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他的思想体系为核心的“皋陶文化”是上古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

皋陶是东夷族首领，历任职于尧舜禹三代。与尧、舜、禹齐名，被孔子尊为“上古四圣”；在《论衡》中有“五帝、三王、皋陶、孔子，人之圣也”的说法。（《论衡》是中国历史上东汉时期思想家王充的一部著作。我国西周王朝以前的历史被称为“上古史”，古代学者通常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即“三皇”时期、“五帝”时期、“三王”时期。按照一般意义上的说法，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发明八卦）、神农氏（种谷养畜）被称为“三皇”，也有人把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称为“三皇”；黄帝、颛顼（zhuānxū，黄帝之孙）、帝喾（KU，黄帝曾孙）、唐尧、虞舜（唐、虞均为姓）被称为“五帝”；而“三王”则指夏禹（四千多年前，夏部落首领禹因治水有功，得到了虞舜的重用并最终将部落联盟首领之位禅让于他，是夏王朝的开端）、商汤、周武王及他们分别开创的夏王朝、商王朝和周王朝(西周)。从这种时期的划分就可看出，皋陶所处的时代正是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转型的时期。

《史记·夏本纪正义》：“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YAN）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偃姓亦是赢姓。《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

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即皋陶），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大费拜受，佐舜调顺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伯益（即柏翳），舜赐姓嬴氏。”（此段所述，说明皋陶是颛顼的曾孙）。

禹为了尊重禅让制度，推举皋陶当继承人，并让他全权处理政务。但是，皋陶先禹而死，传说活到106岁。皋陶死后，按照禅让制，应该确定皋陶之子伯益为继承人，但实际上大禹死后，其子启即位，即历史上所谓的“大禹传子”，宣告了部落联盟“禅让制”的结束和封建世袭制的开始。后世学者在研究大禹破坏禅让制时，认为：大禹禅让行将就木的皋陶是一个政治家的别有用心，换句话说是为传位于启作准备的。

关于禅让制的争论：历代学者争议不休，一种观点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禅让制，所谓舜、禹接替前任部落联盟首领，完全是以武力得到的，只是后世那些弑君篡位的人为掩世人耳目凭空臆造的。其理由是历史上凡是提到禅让的记载，都是以武力胁迫为前提的，如大家看《三国演义》时，曹丕迫使汉献帝让位；还有袁世凯也玩过此花招。另一派则坚持认为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禅让制，理由则是基于权利义务的平衡关系。如果继任首领要承担的义务大于享有的权利时，禅让就是合理的。所以学者们认为尧、舜禅让时，部落联盟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强大，他们所尽的义务远大于享有的权

利。而到了禹时，部落联盟强大到国家机器这个程度，这时禅让已没有任何意义。后世论及禅让时，都说到舜、禹接任后，有过还位于尧之子、舜之子之说，但尧之子、舜之子坚辞不受；而伯益还位于启时，启和辅佐启的人们不仅接受了，而且还对伯益加以迫害，所以说此时的启应当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团。

皋陶历经尧舜禹三世，呕心沥血辅佐尧舜禹，功高德厚，是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皋陶曾经协助大禹治水。禹为了报答皋陶，“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史记·夏本纪》）。“英”，《六安州志》称州之西有英氏城，大体在今安徽金寨至湖北英山一带；“六”很明显就是现今的六安；“许”，《括地志》称“许故城在许昌县南三十里”（古汉语中“三”、“三十”、“三百”是虚指），地理学家推测大体在今淮北一带。封在六安的是皋陶次子仲甄，成为古代六安国始祖，故今六安称为皋城。至于皋陶是死后移棺至六安，还是生前即已到达六安，现已无从考证。但是分封英、六、许，使得皋陶后代在江淮大地繁衍生息，成为全国三十多个姓氏的始祖。

皋陶与“治水”

皋陶原来是东夷部落的首领。所谓东夷，是生活在中原

地区的华夏部落联盟对东部地区早期先民的统称。在先秦文献中，东夷有九支比较大的部落，主要活动于今山东、安徽、江苏三省交界一带，历史上称为“东夷九族”。东夷九族大多善于狩猎，多以鸟为自己的部落图腾。皋陶部落与尧舜禹等部落联盟，是华夏族的核心。

一、水患与人祸

传说在尧的时候，天下发了大洪水，黄河连年泛滥。大水冲毁了村庄、房屋，淹没了土地。有时人们被逼到树上、山顶上居民没法种庄稼。尧的时代就开始治水。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大家一致推荐鲧（音ｇǔｎ）主持治水。鲧花了九年时间治水，没有把洪水制服。因为他只懂得水来土掩，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塌了堤坝，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舜接替尧当部落联盟首领以后，发现鲧办事不力，就把鲧杀了，又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禹改变了他父亲的做法，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这期间，就有家喻户晓的“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

同时，为争夺生存空间和维护部落的利益，部落战争不断。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华夏部落联盟与三苗族之间的争斗。三苗族又被称为南蛮，是对原始社会时期我国南方众多少数民族部落的泛称，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三”是一个约数，泛指南方各部族。三苗族奉共工为首领。据《山海经》记载，共工本姓姜，是炎帝的后代。从神话《共工怒

触不周山》看，共工与颛顼是一辈人，两人争帝。但他是如何成为南方三苗族的领袖，至今仍没有可信的说法。传说，共工发明了筑堤蓄水的办法用于战争和农业生产，其治水方法是把高地铲平，低地填高。在平坦地面上修筑堤防，用来蓄水。在非战争时期，为农业提供用水；战争时期，掘堤水淹来犯敌人。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后来被大禹的父亲鲧（gǔn滚）用来指导治理泛滥的洪水，不仅没有使河流得到疏通，反而更加泛滥。

二、皋陶成为大禹得力助手

华夏部落联盟与三苗族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地打了一百多年，面对久拖不决的战争和流离失所的百姓，皋陶向舜帝进言：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征服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大家的力量。皋陶的建议高屋建瓴，得到了华夏部落联盟领导核心的一致认同。因大禹善于治水，舜帝决定派大禹前往中原和三苗族各地治水，以此改善华夏族与三苗族的关系。又因皋陶在大禹治水过程中有功，遂派遣皋陶协助大禹。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皋陶深入三苗族，带去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从而赢得了三苗族的尊敬。在与华夏部落融和的过程中，三苗族人也把种植水稻和冶铜的技术带到了中原地区。疆域面积的大幅度扩充，民族融和的不断深入，加强了华夏部落联盟的力量，作为一个统一的大民族，华夏民族的雏形逐步形成，从而为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从以上分析，“治水”不仅是一项民生工程，也是政治手段。治水过程中，还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更成就了大禹、皋陶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突出贡献。

三、皋陶依法治水

据考证，“五刑”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刑法，也是中国最早的法律。这一法律最早应用于大禹治水期间。《尚书·虞书》记载：“帝舜三年。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显然，皋陶奉帝舜之命而“作刑”，其目的是为了抵御所谓的“蛮夷”和“寇贼”。皋陶制订 “五刑”，分别是甲兵、斧钺、刀锯、钻笮（zuo,压榨之意）、鞭扑。鞭扑，是对情节较轻的罪行实施的薄刑，用于惩治比较轻微的犯罪；钻笮，是指轻肉刑；刀锯，是指重肉刑；斧钺，则是指砍头的重刑，处罚比较严重的犯罪；而甲兵，则是指对外部落用兵，在当时，把对外战争看作是对打击对象的最大刑罚。

史料记载，在治水的过程中，皋陶“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以“刑”为手段来保证参与治水的民众服从领导者大禹，对于集中公共力量服务于一个公共目的，起到了积极作用，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以“刑”为手段来贯彻统治者的意志，是国家机器的早期形式。“五刑”的制订和使用，为阶级的产生揭开了序幕。

“五刑”的出现比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还要早

上三、四百年，只是相对于后者来说，前者还不是成文的法典。尽管如此，它在中国法律史上的开端意义是不可抹杀的。

皋陶与“德治”

皋陶创设了中国最早的法律，然而，他是一个更强调“德政”的人。

一、强调伦理尊卑

皋陶首先强调君主修身：“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并提出了“替天行道，惠民为本”、“天人合一，天由人意”、“勤政廉政，任人唯贤”、“以德治国，五刑五用”等思想观念，铸造了华夏民族之魂。

皋陶还注重强化社会伦理秩序：“天敘（天然的次第、等级）有典，勑（CHI，修正、修理）我五典五惇哉！”；《国史要义》（民国时期以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著称的柳诒徵〈读LiuYizheng〉所著）中的解释为“《皋陶谟》称五典五惇，是唐虞之前已有若干典也。五惇之义，自来未析，稽（查考）之《内则》（《礼记》之一部分），古有惇史，记载长老言行”。“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用、需要）哉！”

二、设“五教”

作为“五刑”的制订者和实施者，皋陶认为“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意思是，使用刑法治理天下的目的并非为了

惩罚犯罪，而是为了威慑犯罪，是为了使各种犯罪行为消灭在犯罪之先。它因此强调“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意思是要让天下人都了解刑法的含义，并通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教化来让老百姓远离犯罪。他认为，要把“法治”和“德政”结合起来，才能治国安邦。一个部落联盟时期的法律制定者，就具有如此高的法治境界，是相当可贵的。

三、强调“知人善任”

皋陶在施政中提出“九德”观：

“宽而栗”——度量宽大的人，往往会因为量宽而忽视细微部分，所以宽宏也要能注意细微，慎细慎微正是度量宽大之人该引为惕。

“柔而立”——个性柔弱的人，一旦与别人意见相左时，会因为“柔”而受外来影响而动摇，所以“柔”者也要有自己独立见解，才能屹立不摇。

“愿而恭”——老实厚德的人个性随和，容易趋于同流合污，所以应该要严肃庄重，才能保持自己原来的个性。 “乱而敬”——是指有治乱才能的人，往往会仗着自己有才干，做事难免草率，所以凡事要能敬谨，才能避免缺失。 “扰而毅”——是指柔和顺服的人，对人对事流露驯顺，意志偏向软弱，所以要能刚毅果断，才不会被人左右。 “直而温”——正直的人由于个性耿直，待人处事是直

来直往，所以在态度上要和气，才不致于得罪人而不知。 “简而廉”——个性率直的人比较不注意小处，所以要注意培养行为不苟，才能发展远大的志向。

“刚而塞”——个性刚直不阿的人，由于坚守原则容易流于空泛，如果能够实事求是，定能性刚直而内充实，是一美德。

“强而义”——坚强不屈的人，因为强勇而凡事不惧，往往不会详思事情是否得宜，就率性行事，所以要符合道义而行，就能避免缺失。

这九德的上面九字：宽、柔、愿、乱、扰、直、简、刚、强，是指一个人先天的个性。这与天俱来的性质比较不容易改变，而每种个性都有其缺失，这些缺失就要靠后天的修德来补救，那就是下面九字：“栗、立、恭、敬、毅、温、廉、塞、义”，所以这是针对九种个性所提出的治德方向。

综合这一部分的内容看，皋陶文化与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一脉相承。实际上，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长期生活在皋陶文化分布的区域及其文化氛围中，在儒家的典籍里，多有尊崇皋陶的论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论语．腾文公上》）。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赖孔子而传，赖孔子而开。皋陶文化为儒家所传，为儒家所承，从而发展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学派的思想体系。

皋陶与“法治”

旷日持久的部落战争，带来战争动员、俘虏处置等一系列问题；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工程的安排、劳工的管理等问题，也是部落联盟必须妥善处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华夏部落联盟的管理者有相当的智慧，也需要形成相对稳定的制度。奉帝舜之命，皋陶成为制订这些制度的官员，历史上称这个职务为“士师”，主要的职能是负责“理民”，其职位相当于今天的最高司法长官。

一、公正司法

皋陶是上古人物，存在争议，唯独对其是“中国司法鼻祖”在学界没有任何争议。

相传皋陶秉持公正，断案如神。从而使得“天下无虐刑”，“天下无冤狱”。皋陶的公正办案，也铸就了影响中国从古至今的“清官”情节。唐朝大诗人李白就曾赋诗讴歌：“何不令皋陶拥彗清八极，直上清天扫浮云。”希望皋陶复出，扫尽天下一切罪恶和不平。

相传，皋陶断案时，常常会使用一种名叫獬豸（xièzhì）的独角兽来帮忙。传说中的獬豸是“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也就是说，协助皋陶断案的獬豸是一种独角羊，它很有灵性，有分辨曲直、确认罪犯的本领。据说，皋陶在办案过程中遇有疑难时，就将这种神异的动物放出来，如果当

事人有罪，獬豸就会用它的独角去顶触，无罪则否。大约是这种办法非常有效，在皋陶担任“士师”的日子里，卑鄙小人和盗贼纷纷逃离，一时天下太平。

獬豸当然是不存在的，但是它却在事实上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法治建设。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记载，自春秋战国时代起，獬豸的形象被制成帽子，绘到服饰上，作为执法人员执法时的穿戴。到了秦朝，执法官吏头戴獬豸帽就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而汉代的衙门里，都要供奉皋陶像、饰獬豸图。直到清朝，负责监察司法的官员御史或按察使等仍然要佩戴獬豸冠，穿绣有“獬豸”图案的补服，以示法律的尊严和神圣。以今天的眼光看，把这种绣有獬豸形象的衣帽称为中国古代的法官帽和法官袍，也未尝不可。

由于皋陶的执法水平深得百姓的认可，皋陶的形象也因此得到神化。《淮南子·修勿训》中这样描绘：“皋陶鸟喙，是谓至信”，说他长着一张尖尖的鸟嘴，古人认为这样的嘴是至诚的象征。《荀子·非相篇》中又说：“皋陶之状，色如削瓜。”意思是，皋陶的脸色呈青绿色，就像一个削了皮的瓜，这位执法如山的大法官被描绘成“青面无私”的样子。在皋陶生活的年代，青铜器是最硬的金属了，皋陶的“青面”无疑是来自于青铜器的颜色。之所以赋予皋陶一张“青面”，除了把法官神圣化之外，还反映了青铜器时代人们对法官品德的心理和美学追求。比青铜器更为坚硬的铁器出现后，人

们悄然用“铁”来取代了“青”，从而有了流传至今的“铁面无私”一词。

二、宽严相济

在使用“五刑”保证大禹治水顺利进展的同时，皋陶主张“慎刑”、“轻刑”。为防止“五刑”被滥用，皋陶还特别强调“五刑五用”，明确五种刑罚分别对应于五种程度不同的罪行，要证据确凿，量刑适当，遵循用刑从轻的原则。《尚书·皋陶谟》中，还记录了皋陶与舜帝的一段谈话，皋陶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见和刑狱思想。皋陶主张“罚弗其嗣，赏延于世，宥（yòu宽容，饶恕）过无大，刑故无小，罚疑唯轻，功疑唯重。”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人犯了罪，不应该株连他的后嗣子孙；如果赏功，就应该世代不遗。对于过失犯罪的，即使严重一点也应该从宽处理；对于故意犯罪，他们也要从严追究；对于犯罪事实有不清楚的，处断一定要从轻；对有功于国的人，虽事实有可疑处也应该从优赏赐。这段话精辟入里，闪耀着朴素的辩证法光辉的刑狱思想。

这里特别强调的是疑罪从轻原则，在整个中国法制史上都具体重要的的意义。直到2013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才宣告这条原则的终结。最高院的规定：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从皋陶疑罪从轻到最终

确定疑罪从无在中国法制史上整整经历了四千多年。

三、皋陶是“狱神”的化身

西汉史游著的《急就章》说：“皋陶造狱法律存。”隋《广韵》上载：“狱，皋陶所造。”由于这些记载过于简略，比较零碎，因此有一些人便怀疑它的可靠性，或者从别的方面理解它的含义，而得出了另外的结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因为“狱”字，在古汉语中还有一义，就是“案件”的意思，所谓“冤狱”、“断狱”等，就是这个意思。

《汉语成语大词典》对画地为牢的解释是：“相传上古时刑律宽缓，在地上画圈，令罪人立圈中以示惩罚，如后代的牢狱。”至于这成语如何形成则只字未提。但是，无论是学者、还是善良百姓，都愿意承认“皋陶造狱、画地为牢”的传说是存在的。因为画地为牢能起到惩治作用，秘密不在刑罚本身，而在其外，在于他们重视了社会教化，让人们懂得仁爱，懂得礼貌，懂得犯了罪遭受处罚是很羞耻的。所以，一旦做错了事便心甘情愿地在那圈子里反思过错。形同虚设的牢房约束的不是身体，而是头脑，这就是以德治国的作用。 由于皋陶治狱功绩很大，影响深远，自古以来的监狱，都把他奉为狱神，建庙造像，不论狱吏还是犯人，都要向他顶礼膜拜。《泊宅篇》中就记载着：“今州县狱皆立皋陶庙，以时祀之，盖自汉已然。”

最后，以台湾作家洪丽玉在《从〈皋陶谟〉里解读皋陶的智慧》文中的一段话作为结语：“距离皋陶时代虽然非常遥远，但是皋陶的智慧并不因时空转变而落伍，反而随着文明进步而有提升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