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庭华:孔子的德治仁政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内容提要：

一、孔子的德治仁政思想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之一，其内涵体现在以德治国、以德修身和以德处世。二、孔子的德治仁政包含崇高的人文主义精神。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含有儒家文化的基因，今天要求领导干部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做到“三严三实”，与孔子提倡的“尊五美，屏四恶”，有异曲同工之妙；孔子提出的从政者应“身正令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思想，与我们党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为殊途同归。三、孔子提出正确处理好“足食、足兵、民信”三者关系，极富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具有超越时代的历史借鉴意义。孔子的德治仁政思想存在时代的局限性，应汲取其精华，应坚持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有机结合。

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的主体之一，自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日起，至清朝终结的二千多年里，一直是占据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思想的头把交椅。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国式道德基本规范，是中国道德文化的显著特点，它已融化为中国人血脉和骨髓的主要基因之一，至今还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而孔子的德治仁政思想所主张的以德治国、以文化人；提倡修德，“忠信笃敬”、“君子喻于义、” “君子义以为质” 、“言必信，行必果、” ； 强调“仁者爱人”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患寡而患不均，” 等等思想和理念，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有着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无疑是今天我们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之一。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但严格科学而准确地说，孔子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思想家。道德作为意识形态之一，始终是人与人之、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是法律、制度、纪律的有机部分，并通过个体自律和舆论劝诫的方式弥补再细的法律也存有的空隙。道德，是对于所规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任何社会要想维持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一是（主要是）要靠行政法规和法律的强制作用，二是要靠广大公众所公认的、并且能够自觉遵守的道德约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不能违反道德底线。因此，道德气候或氛围对个人或社会群体的引导约束功能，始终为法律的补充和实施基础。作为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道德思想家，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用一套“礼”（在孔子眼里则是制度性质的）来维系社会的稳定。孔子德治仁政思想中的爱人、惠民、民信和做君子的思想理念等具有普世价值。

孔子的德治仁政思想非常丰富，可以说博大精深，其核心的道德思想精华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德治国，二是以德修身，三是以德处世。

道德思想，从政治学意义讲，就是伦理思想，或者说，它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孔子的许多道德理论学说，许多尤如像是一位博学多才、善良厚道的老者对青少年的谆谆教诲，被尊崇为“政治”理论了，用历史辩证法的观点看，孔子的道德思想内容兼有阶级性和社会性、封建性和民主性等双重性。换一种说法，则是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是孔子及其儒家思想至今褒贬不一，且又日益受到举世关注的重要原因。如何批判继承孔子及其儒家思想这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打造中国的软实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孔子一生虽然从政的时间不长，做官也不大，但他提出的德治仁政，反对苛政暴敛，主张以人为本、为官清廉、举贤授能等治国理政思想，至今仍有重要普遍意义。

孔子把以德治国理政放在国家各项工作的核心位置来看待，可谓重中之重。他将“德”比喻为“北极星”，其他的一切则如小星星，要一切环绕北极星来转。他说，当政者运用道德来治理国政，就好像北极星，安成其所，而其他众星井然有序地环绕它（“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星共之。”《论语.为政第二第1章》）。孔子认为，用道德来治国理政的好处是，一是老百姓因此有羞耻心，会尽量避免犯罪；二是用道德来引导，老百姓会有羞耻心，更愿意归顺，服从领导。如果再加上刑罚和礼教来整饬，老百姓就会更好管理。（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第3章》）。

一、 “仁者爱人”：——崇高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仁”的内涵和实质

孔子所倡导的道德，其内涵和实质是什么呢？《吕氏春秋·不二》中说“孔子贵仁”。可以说，仁，是孔子所倡导的道德的最准确、最本质的概括。换一句话说，仁也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对仁的不同解读，直接涉及对孔子的评价褒贬不一。

什么是仁？其内涵包括哪些？这都很难在《论语》中找到现成的答案，因为，《论语》中讲到仁的地方很多，孔子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他作出了不同的回答，他自己也说法不一，要界定仁的定义，实在太难。我以为，孔子的仁，就好像一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它包含孝、忠、恕、礼、勇、恭、宽、信、敏、惠，等等。但是，我以为，仁的最本质的内涵，应该说是“爱人”。孔子认为，仁是治国的必由之道，谁能够出屋而不经过门呢？仁之道就像门一样。“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第六第17章》）。现在，我们先从《论语》中找出一些最主要的关于“仁”的论述吧。

1、“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第十二第第22章》）

2、“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为仁，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由人哉？’”（《论语.颜渊第二第1章》）意为每个人都要约束自己 ，遵守各种规章制度而实行仁，做有利于爱天下所有人的事的人。

“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第二第1章》）

3、“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第十二第2章）意为对待老百姓，要像承当重大祭典一样小心，不致于招致民怨。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千万别强加给别人。

4、“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论语.颜渊》第十二第3章）

5、“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9章）

6、“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第十七第6章）意为要读书人、特别是领导者在天下实行恭敬、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五种仁的品德。因为，恭敬就不会受到侮辱，宽厚就能获得众人拥护，信实就会使别人为你效力，勤敏就会取得成功，慈惠就能很好地管理别人。

7、“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来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已。”（《论语.雍也第六第30章》）意为当领导者要经常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这就是最大的仁！而且达到了圣人的地步！自己想成功，也要让别人成功；自己想通达，也要让别人通达。这不是共同进步，共同富裕，双赢的思想吗！

8、“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第十三第27章》）刚强、果断、朴实、言语谨慎，有这四种品德的人接近仁了。

9、“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第四第2章》）没有仁德的人，不可能长久地处于穷困的环境中，也不可能长久地处于安乐的环境中。有仁德的人安于仁，聪明的人善于利用仁。

10、“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论语.学而第一第2章》） 孝悌是为仁的根本。………等等，不一而足。

孔子正面论述“仁”的辞句，有28条之多，如果加上从侧面、逆向方面论述的，那就更多了。仅从上面这些最主要对“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给“仁”作出整体、宏观和本质上的判断，即“仁” 的基本内涵包括三方面：治国、修身、处事。

此外，《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 《孟子·告子上》说：“仁，人心也。”《孟子·尽心上》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物。” 《吕氏春秋 ·爱类》说：“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 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也。” 这几种对仁的内涵和意义的解释，应该说是对《论语》中关于仁的本质内涵的科学准确概括，简单一句话，就是“仁者爱人。”人，是指人民大众，爱人民大众，也就是仁了，或者说仁爱。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亲亲而仁民”的“仁民”的意思了。孟子认为，孔子的仁，是指爱民，而不是爱物；如果爱物就不是仁，爱民且亲，即仁民。

可见，孔子说的“仁”，是为人民大众的爱，不是为某一个人，他要求人们去除自私自利的心机，养成为天下大众谋利益的服务精神和献身精神。所以，“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只要你准备献身自己以维护大众（即全心全意为人民），那就干什么事情都是好的。你既然准备献身为大众，“杀身成仁”，那就什么都不怕了，必然能“宽则得众”，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必然会成为一个好领导，必然能事业有成。所以，孔子说：“仁者不忧”、 “仁者必有勇” ，而且“仁者寿”。万事莫如为善乐，百花争比读书香。一个心怀天下，没有私心的人，当然无欲则刚，自然就无忧、有勇、长寿。

综上所述，作为孔子思想体系核心的仁，实质上是一种主张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价值，关心每个人的现实权益的崇高人文主义精神——“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尧、舜是最具“仁爱”的典型人物（子曰：‘何来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第六第30章》），也是人们学习的典型模范代表人物。孔子的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它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虽然缺乏民主基础，但是，它必竟是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思想潮流，顺应了奴隶解放的历史大趋势，它与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潮中的“博爱”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少了其中的“自由”、“平等”之内容，但“仁爱”的提出却早于“博爱”二千多年。至于中国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或之后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主义，那是封建主义制度的顽固性所致，极大地阻碍了孔子仁爱的人主义精神的发展。

二、“身正令行：”——实施德治仁政首先要从领导人做起

孔子认为，作为吃国家俸禄的臣或士（即公务员、各级领导干部等），应该要以身作则，以行动的示范作用比行政命令更加有效，这指明了转变社会风气的关键所在。同时，他也直接指出了吏治、官德的好坏，对社会影响的严重程度。可谓治国先治吏，国败吏先哀。因为，为官者手中掌握老百姓的生杀大权。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更替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王朝的灭亡，都是先从官吏的腐败开始发孝的。官德问题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影响到国家的发展。因此，孔子高度重视为官从政者的道德修养问题。他说，一个领导人如果自身言行端正，即是不下命令，事情也能行得通；如果当领导的自身言行不端正，即是下了命令，老百姓也不会听从（“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第十三第6章》）。因此，当领导的，端正自身的行为，对于以德治国有着重要意义（“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第十三第13章》）。孔子还提出，当领导的还要以自己的行动作表率，行动走在老百姓的前面，并且要永远不要解怠（“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子路第十三第1章》）。如果领导人能够带头端正自己的言行，下面的群众谁敢不端正的呢！（“季康 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第十二第17章》）。

因而，孔子认为，实行德治仁政的关键是“政在选臣”，即选拔好领导干部，特别别是选拔好朝廷大臣（高级干部），推荐正直的人，废弃心术不正的人，心术不正的人慢慢就会变为正直的人。孔子说，如果当领导人没有贪欲，你就鼓动人去偷窃，也没有人去干这种事。（“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孔子世家第十七》）。

提倡领导干部个人品德的全面发展，是孔子德治仁政的重要内容。孔子提出，从政者要尊重五种美德，去除四种恶习（“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论语.尧曰第二十第2章》）。五种美德为：

1、君子给人恩惠却不需破费。

2、役使百姓却不会让百姓心存存怨恨。

3、有欲望却不贪心。

4、安详坦然却不骄傲。

5、威严却不凶猛。（“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第二十第2章》）

四种恶习为：

1、不事先进行道德教育，犯了罪便加以杀戮，这叫做虐。

2、不提前申诫，马上便成果，这叫做暴。

3、随意下命令却要求限期完成，这叫做贼。

4、给人赏赐，当到给时却很吝啬，这叫做小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第二十第2章》）

当官与当老百姓，就是有不同的道德标准要求，而且应该是更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干部要在各个方面做出好的榜样。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要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有些事情普通老百姓可以做不到，但当官者必须做到。可以说，工作八小时以外的兴趣爱好，是检验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行的一个重要晴雨表，那些经常出入灯红酒绿高档场所的干部，很难摆脱低级趣味和跳出贪欲的泥潭。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东汉王充说：“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一切从政者都 必须把修道德，讲情操，不断完善自己的品格，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

孔子关于实施德治仁政首先要从领导人做起，即“身正令行”的思想，对于今天我们抓党风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习近平提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已，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的逐步深化，各种利益矛盾日益凸现，更需要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支撑。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一是它利益于改革开放的结果，二是也利益于儒家文化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执政社会资源。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含有儒家文化的基因分子。比如，今天提倡领导干部要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做到“三严三实”，与孔子提倡的“尊五美，屏四恶”，有异曲同工之妙；孔子提倡的从政者应“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思想，与我们党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为殊途同归。

三、 德治仁政的根本：——正确处理好“足食、足兵、民信”的三者关系

孔子认为，实行德治仁政的关键是政府、领导人要讲信用，爱人民，取信于民比军队、粮食更重要，它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前途问题。可以说，民信则国兴，失民信，则国将亡。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第十二第7章》）

孔子提出，治理一个比较大的国家，领导人必须谨慎从事，言而有信，关爱老百姓，特别是在农忙时，不能役使民众（“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第一第5章》）。同时，孔子还提醒从政者，不要带着功利主义的目的，搞那些急于求成的形象工程。否则，只会“欲速则不达。”（“‘子曰：无欲速，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第十三第17章》”）

孔子还特别提醒领导人要注意解决好财产分配与人口关系问题，简单一句话，就是解决好分配不公问题。老百姓不担心贫困，最担心的是分配不均；老百姓不怕寡，就怕不公。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出现很大的贫富差距，从而引发社会的不和谐、不安定；解决好了，国家就会比较稳定（“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事，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第十六第1章》”）。贫富差距过大，说明财富分配严重不公，这必然会导致社会民众的不满，从而引发社会的动荡。

由上可见，孔子的德治仁政思想相当丰富，内容广泛。孔子特别提出必须正确处理好军备、粮食、民信三者的关系，要使国家稳定，人民幸福、安康，民信第一，粮食第二，军备第三。孔子这一治国安邦思想，无疑是具有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孔子的“民信”思想就是最大的以人为本的民本主义，也是崇高的人文主义精神。民信即民心， 民心走向，反映了一个国家、政府和执政党的公信力；民心走向，决定了一个国家、政府和执政党的政治前途和命运。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的铁律。

近年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的4位独裁总统下台，阿拉伯国家大动荡的原因，主要是政治体制独裁，社会不公，贫富悬殊，缺粮涨价，青年大批失业。这些现象更说明了孔子民信思想的千真万确。

苏联的解体和苏联共产党的亡党，也说明了孔子关于正确处理“足食、足兵、民信”三者的重要意义。长期以来，苏共权利过分集中，搞个人专断，执意把军备（足兵）放在国家的第一位，全力发展重工业和军工生产，与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搞军备竞赛，而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执政党的特权阶层生活则腐败奢侈。可以说，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主要是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广大人民所抛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则是起了外部推波助澜的作用，决定的因素还是失去了“民信”这个内因。

与苏联相反，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和关心群众，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作为指引、评价、检验党的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习近平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改革开放，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首先解决好吃、穿、住、行的日常民生问题。然后，逐步提高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同时，也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逐步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使中国的“足食、足兵、民信”三方面日益强盛，至2011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进出口已经占到全球进出口的十分之一。这既是中共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也是孔子民本主义思想在今天的重要历史借鉴意义所在。

四、一分为二看德治仁政

作为道德思想家的孔子，对以德治国，实行仁政的思想，可以说博大精深，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比如，孔子对以法治国问题则少有论述。他在回答颜渊问怎样治理国家时说，用夏代的历法，坐殷代的车子，戴周代的礼帽，演奏舜时的《韶》、《武》乐，禁止郑国的乐曲，远离花言巧语的谄媚小人。郑国的乐曲太淫荡，花言巧语的谄媚小人很危险（“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复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10章》）。在孔子的德治仁政思想体系中，法的概念比较少，如果有的话，也主要体现在“礼” 的阐述中，孔子心目中的礼是作为规章制度的“礼”，是周礼，从广义上说，当然也是属于法的范畴，但它没有像道德思想这样形成体系。因此，一方面，不管抓反腐倡廉、社会风气的建设，都要从思想道德这个基础性工作掀起，引导党员干部、广大群众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和道德底线。另一方面，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我们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运用历史的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人类的文明历史发展表明，过分地强调意识形态和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必然会陷入自相矛盾的道德文化决定论。单靠道德的力量来治理国家，往往与思想家的愿望相反。因为，道德的约束力是有限的，而且是会变化的。道德的力量在权力利益面前，往往显得苍白无力，甚至会被权力利益打得一败涂地。在中国历史上，那些熟读儒家经典，深明礼仪廉耻的古代文臣学士，要么直接参与篡权夺位（王莽、李林甫等）。要么在改朝换代之时改换门庭，高官厚禄不变，如冯道、钱谦益等。要么同流合污，深陷贪腐深渊，最后酿成王朝的崩溃灭亡，如童贯、蔡京、秦桧、贾似道、严嵩、和珅等……

没有对为官从政者实行严格的、公开的、透明的监督制度，好官有可能会变坏；如果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对为官从政者实行严格的监督，那么，坏官也会变好，起码不敢贪赃枉法。所以，这种寄希望以德治国为主而用“仁政”建立起来的朝廷、政府，往往可能成为历史了最为腐败的朝廷或政府。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为什么如此漫长？封建独裁专制延续二千多年，改朝换代只是换了皇帝，压迫剥削人民群众的制度却没有改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二千多年以来，把道德政治化了，或者说，把道德和政治混成为一个东西，而缺乏反映民主、民生、民权的法治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中国历朝历代从来没有制订过一部保护人民权益的国家宪法。老百姓总是寄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一个个“包青天”式的好官。因为他们相信，能够成为国家大臣的官员，个个都是仁人君子，像孔子一样的“圣人”，都是仁慈的“父母官”、“父母”政府。无疑，这是对人性的过高要求，只有个别人或少数人能够做到的，而绝大数人是做不到的，如要人人大公无私，太难，不可能；大公有私，则合情合理。

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文治高峰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朝，出现了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辛弃疾等几代名臣，但到宋钦宗时期，已经是“赃吏为害，遍于天下。自小至大，习以成风，株连蔓衍，不可复治……”

可见，此时宋朝的腐败之风已经蔓延全国上下，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等先贤名臣的高风亮节的道德力量，在封建王朝的权力利益面前，显得苍白又无能为力，而根本无法阻挡周期性的贪污腐败。可笑的是，到了南宋王朝的最后岁月，宋理宗、宋度宗伙同贾似道等人，竟把儒学的继大成者程颐、朱熹等理学宗师放进孔庙接受祭祀，以图“使士之所趋一归于正。”妄图挽救宋王朝的崩溃。但是，30多年后南宋王朝就归于灭亡。

以儒家“仁政”思想建立的封建政府，实行的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它维护着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利益，许多仁人君子则变成了贪官污吏，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教，显得苍白无力。显而易见，我们想要保障维护北京十里长安街的交通秩序，决不能靠对司机进行思想道德自觉性的教育，而无需设置红绿灯。一个简单的事实告诉我们，法规制度的建立设置远远大于道德的说教。既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仍然如此。据国家预防腐败局领导介绍，从1982年至2011年这30年间，我国因违反党纪政纪受到处分的党政人员达420余万人，其中465人是省部级干部官员。在这些省部级官员中，又有90余人因贪腐被追究司法责任。党的十八大以后被追究司法责任的省部级干部有增无减。为什么这么多省部级干部如江西省付省长胡长青、 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铁道部长刘志军，直至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政治常委周永康等，会一个个沦为阶下囚呢？不是因为缺少对他们进行思想道德教育，而是因为对他们缺乏严格、公开、透明的法律监督。官大即权利大，权利是一柄双刃剑，不受制约、限制的权利，必然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利就意味着绝对腐败的诞生。中国封建皇帝制的绝对权利，所导致绝对腐败就是明证。所以，对那些从政为官的“正人君子”而言，侧重点并不是对他们进行思想道德的所谓“党性”教育，而是多给他们准备一些法律的“监狱”牢房，让其提心吊胆，收敛而不敢贪赃枉法，变得廉洁奉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才是真正的德治仁政！真正的仁爱！

作者：刘庭华

解放军首席军史专家、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主要专家”， 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

来源：微安塞-孔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