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精神的传播与践行
2011年11月2日，北京精神表述语正式发布。之后，围绕着“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四要素所进行的解读与诠释新意迭出，不断丰富着北京精神的内涵。
精神是人类共有的一种基本属性，北京精神亦然。从字面上说，北京精神首先是一种城市精神，它集中体现了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社会风貌和价值取向，并以此区别于其他城市。然而，北京不是一般的城市，它是首都，是中国的首善之区，这就意味着，北京精神不仅具有区域性特征，同时也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紧密相连。
北京精神(或民族精神)首先是在城市或民族国家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符号、话语系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实践活动而独立存在，因此，它必然具有历史延续性，正如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所说：“民族主义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它的历史积淀……”；北京精神(或民族精神)同时也是历史在当下的延伸——它要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并对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上的现实问题做出解答与回应，因此，它又必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说到北京精神的历史延续性，特别是北京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的历史延续性，我们不能不联想到90多年前那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联想到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五四精神”。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们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无所畏惧，表现出崇高的爱国情怀。“五四”运动以后，虽然“爱国”的意涵发生了变化，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却从未中断过，它持续唱响在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建立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可以说，经过历史的锤炼与洗礼，爱国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标识，成为中华民族凝聚与崛起的力量。正因为如此，“爱国”才以强大的传承力与认同感出现在“北京精神”的表述中，成为北京精神的核心。“进步”、“民主”、“科学”同样如此。作为五四运动的先声——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今天，民主与科学的矛头所指虽然不再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封建文化，但是它所培育的科学精神、民主意识和人文素养却深深融入民族血脉中，滋养着今天的北京人、中国人以及北京精神的全部。
北京精神的时代性则表现为一定的符号、话语系统对于现实世界的解释力与影响力。从理论上说，符号、话语系统的生成过程就是某种社会观念的“议程设置”或导入过程，这个过程具有明显的强化与放大效应，而“强化”与“放大”的原因，恰恰是因为现实需求的快速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现实“供给”的缺失。如今，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是这个世界的基本特征。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中国既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又要在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中摆脱困境，取得优势，走强国之路。这就决定了，一方面，中国需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世界各国的文化以及各种竞合关系(当然，民族国家内部更需要开放、包容)，表现出大国应有的自信与从容；同时又要抓住知识经济带来的各种机遇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创造新的辉煌。美国学者拉莫指出，中国常以古代文化而自豪，但它的未来将更多地由“新”而不是“古”来决定。而在这些方面，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作为中国首善之区的北京已经或必将起到引领作用。
此外，当今的中国社会在享受着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高效益的同时，也在承受着市场逻辑(追求利益最大化)驱动下社会结构分化与传统价值观念消解的“副产品”，后者直接导致人文精神的缺失和道德水准的下降。对于中国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来说，这是极为不利的。针对这种情况，“厚德”的呼唤应运而生，成为北京精神的“品质”。厚德的重要性在于，它以民族精神的重塑为旨归，突出体现了文明、民主、理性的观念以社会均衡发展的时代追求。
如前所述，北京精神(或民族精神)是在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化要素，经萃取、提炼而成的一种符号、话语系统。但是，北京精神(或民族精神)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话语系统，同时也是一个战略目标，一种行为规范，需要整体性地推进。如同CIS(企业识别系统)是MI(理念识别)、BI(行为识别)、VI(视觉识别)三者的统一体一样，北京精神也应当是形式与内容、形象与内涵的完美结合。实现这一过程，首先需要在群体内部进行宣传、教育、引导，以强化“历史记忆”，建立共识，使其上升为一种文化自觉。然后借助适当的表现形式向外传播，使外部公众更加深刻地了解我们这个国家，了解中国人、北京人。价值选择的过程就是价值认同的过程，在群体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不但有助于增强公民对于国家、民族的向心力，更有助于向外界展示一个特色鲜明的、良好的国家、城市形象。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之以恒地传播、践行。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