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卡洛斯·埃斯库德的外围现实主义理论

作者：孙若彦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年11期

　　自西方国际政治学诞生以来乃至二战结束后至今，不发达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并非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关注的领域。众所周知，国际关系理论主要产生于欧美国家并建立在对西方已发生的事实的基础上，很少是来自基于对第三世界的经验考察，也很少有人从第三世界的角度去探寻其理论的依据，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也几乎从未提供有关第三世界国家的对外政策选择。即便是冷战期间人们对第三世界的关注也主要局限于东西方冲突的背景下，而依附理论所提出的不发达国家对外行为的种种思想和结论由于它的非主流地位及其某些结论的极端化，至今未得到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视。冷战结束后，人们对第三世界的关注程度大大降低，甚至有人怀疑“第三世界”的概念是否依然有效。然而，国际体系的变化以及第三世界本身发生的变化已超越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主流理论对第三世界的相关性问题提出了质疑，这其中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也有来自不发达国家的学者。（注：参见：Cardoza Xavier Alcalde，Development，Decay，and Social Conflict：An International and Peruvian Perspective，Lanham，MD：University of Virginia，1991；Arturo Escobar，Encountering Development：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James M.Jackson and Michael McFaul，“A Tale of Two Worlds：Core and Peripher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 1992，pp.467—91；Robert H.Jackson，Quasi-State：Sovereignty，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Third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David J.Singer and Aaron Wildavsky，The Real World Order：Zones of Peace/Zones of Turmoil，Chatham：House Publishers，1993；Donald J.Puchala，“Third World Thinking and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Stephanie G.Neuman，ed.，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Third World，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pp.133—158；Amitav Acharya，“Beyond Anarchy：Third World Inst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after the Cold War，”in Stephanie G.Neuman，ed.，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Third World，pp.159—212.）他们对主流理论中的一些概念和理论（如国家概念、主权概念、体系理论、联盟理论等）对第三世界的相关性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在来自第三世界的学者中，阿根廷国际关系学者卡洛斯·埃斯库德（Carlos Escudé）提出的外围现实主义（Peripheral Realism）最有代表性。

　　卡洛斯·埃斯库德是阿根廷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阿根廷贝尔格拉诺大学研究生院、迪特拉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阿根廷外交学院教授以及阿根廷外交部顾问。他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先后发表、出版了一系列论著，论述阿根廷及第三世界外交政策理论，主要著作有：《阿根廷——国际的弃儿？》、《阿根廷与大国：挑战的代价》、《外围现实主义——阿根廷外交政策原理》、《民族主义病理学：阿根廷实例》、《梅内姆时期的阿根廷外交政策》等。埃斯库德提出，“外围”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不发达国家；外围国家既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不是像日本和德国那样的经济大国；“第三世界”指那些不发达的外围国家。（注：Carlos Escudé，“An Introduction to Peripheral Real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rstate System：Argentina and the Cóndor II Missile Project，”in Stephanie G.Neuman，ed.，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Third World，p.70.）外围现实主义乃是埃斯库德针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以大国为中心、以权力为目标的现实主义及新现实主义而提出的一种旨在探讨外围国家国际关系选择的理论。埃斯库德提出，外围现实主义“从外围国家的角度审视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证明其对外围国家的不充分性，辨别其谬误”，但它并不是对现实主义范式的全盘否定，而是某些矫正。（注：Carlos Escudé，Foreign Policy Theory in Menem's Argentina，Gain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1997，p.4；Carlos Escudé，“An Introduction to Peripheral Real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rstate System：Argentina and the Cóndor II Missile Project，”p.60.）埃斯库德将他的理论命名为“外围现实主义”也明显是对二战后在拉美居主导地位的依附理论过于理想化和激进化思想的反叛。他强调，考虑到所要付出的高昂代价，外围国家在国际上很少有奉行与大国对抗从而改变不公正的国际秩序的理想主义的战略空间。外围现实主义一经出台，即在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产生了极大影响，可以说它代表了冷战后拉美主要大国外交思想和决策的基本走向，也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冷战后的外交理念不谋而合。本文介绍外围现实主义产生的现实基础、理论基础，特别是该理论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及其主要理论主张，并对外围现实主义产生的影响进行简要评价。

　　一、外围现实主义产生的现实基础

　　对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外交史和外交思想的反思是外围现实主义的现实基础。埃斯库德强调，外围现实主义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即外围国家的角度或相对于强国来说是弱国的角度，或是那些相对缺乏权力的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国际关系理论中同样的问题。将阿根廷作为个案分析不仅因为该国是一个典型的外围国家，而且因为它在历史上与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伊拉克、利比亚和伊朗等国一样曾经对国际体系构成挑战。对阿根廷的个案分析表明，对国际体系中外围国家角色的分析并非不相关的和无关紧要的问题。埃斯库德指出，从1889年第一届泛美会议召开到1989年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S.Menem）执政前100年的阿根廷历史中，阿根廷与美国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阿根廷在外交舞台上故意反美，拒不承认“门罗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1945年后，阿根廷又奉行“第三立场”，后来又加入不结盟运动。二战后，阿根廷政府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拒绝批准拉美禁止核武器的《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并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扩大铀的生产。在阿方辛（R.Alfonsín）政府时期（1983～1989年），阿根廷与埃及、伊拉克和利比亚联合冒险发展中程弹道导弹“秃鹰2号”计划。（注：1984年1月， 劳尔·阿方辛政府与埃及和伊拉克签订秘密协定发展和生产中程弹道导弹“秃鹰2号”，该导弹负荷1000磅，射程1000千米，并具有制导系统，在性能上略优于当时美国的“潘兴2号”导弹。利比亚也参与援助了该计划。 其技术基本从德国、法国和美国走私，也有西方一些知名大公司的参与。其中一项先进技术的生产基地位于阿根廷科尔多瓦省的法尔达·德加尔门。阿方辛政府执政后期，该计划由于缺乏资金面临停滞。1989年梅内姆上任后，在美国的压力下，由于阿根廷希望被布雷迪计划认可，重新调整其外债，在国内激烈反对的情况下，梅内姆政府决定彻底停止乃至最终销毁了该计划。）同时，阿根廷与其邻国巴西和智利的关系也十分紧张。埃斯库德认为，阿根廷历史上的这些反美和与邻国冲突的记录在拉美是独一无二的，它源于下列几个因素：（1）19 世纪后期到二战前的经济繁荣滋长了阿根廷成为未来世界大国的期望；（2）阿根廷在地缘上的孤立培养了一种骄傲自大的思想；（3）阿根廷的教育体系鼓励了这种骄傲自大的思想；（4）受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影响，包括二战前德国的地缘政治理论、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存模式理论、拉美依附理论等。这些国际关系理论对阿根廷领导人的外交思想的形成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阿根廷的历史表明，任何外围国家都可以有效地挑战国际秩序，变成国际体系不稳定的来源；这一事实也表明该国愿意为此付出高昂代价（如商业和经济制裁），并对人民福利产生负面影响，动摇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稳定。但当阿根廷长期执行的权力导向的外交政策的负面影响变得愈加清晰时，新的外交思想的产生成为必然。1989年及1990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得政治精英和普通百姓比以往更加意识到他们的经济利益。领导人和普通民众渴望货币稳定，摆脱阻碍国家经济发展的外交政策，预示着阿方辛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末路。所以，冷战后阿根廷“本土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即以发展为导向的理论的出现是历史上外交政策的失败和现实国家危机形势下的必然选择。（注：Carlos Escudé，Foreign Policy Theory in Menem's Argentina，p.4.）由此，埃斯库德提出，对阿根廷外交史和外交政策的转向的研究使我们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主要信条（如无政府、主权、理性选择、体系结构等）对外围国家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

　　二、外围现实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

　　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是外围现实主义形成的理论基础。通过分析主流理论在解释外围国家外交政策时的不充分性及其谬误，外围现实主义提出了关于外围国家出路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

　　（一）批判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理论，提出“国民中心”的概念和理论

　　埃斯库德指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中心”理论建立在某些谬误的概念上。（注：埃斯库德指出，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state）”被当做不成问题的概念来使用，nation、country、state、government几个概念被划上等号，state还被拟人化地等同于nation、citizen、people。他仔细辨别了这几个概念的差异，进而指出，“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政府利益”和“政治家利益”等概念也绝不能划等号。）这些概念上的谬误源于它们均被置于一个简化了的模式里，即“国家作为行为者（state-as-actor）”模式。这些概念上的混淆使世界各地统治精英合法化，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因此在无意识地袒护国家甚至某些独裁者而不是国民，因而使国际关系理论陷入纯粹的意识形态，也背离了政治自由主义原则。这些概念必须加以鉴别，才能区分出外交政策所服务的不同主体。埃斯库德提出，我们可以依据国家政策的结果层面将外交政策区分为国家中心政策和国民中心政策。国家中心政策主要服务于组成国家的各种机构的利益以及管理国家的精英的利益。而国民中心政策则把经济发展和国民的福利置于外交政策的首要地位。国家或精英对外目标的层次（权力/安全、财富、意识形态/宗教）可以同其政策所服务的不同主体（国民、国家、精英）所采取的不同措施的层次合并考察。奉行国家中心政策的国家可以寻求政治、军事权力和安全，也可以寻求财富和发展，对财富的成功追求对国民财富产生“溢出效应”。因此，从规范的国民中心政策角度看，财富导向的国家中心政策，即温和的国家中心观比政治军事权力导向的国家中心政策更值得肯定。

　　（二）批判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观，提出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国际政治观

　　埃斯库德认为，摩根索的重要信条——“没有权力的外交政策是不存在的”广为人知，这可能适用于发达工业国家，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是众多盎格鲁—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种族中心观之一。埃斯库德借用罗斯克兰斯的话认为，世界上大多数小国，包括那些发达的外围国家，它们从产生物质进步中得到的收益要比孤注一掷追求政治权力得到的收益大得多。（注：Carlos Escudé，Foreign Policy Theory in Menem's Argentina，p.99.）摩根索告诉我们，权力是利益的一个自主领域，就如同在经济学领域利益被界定为财富一样。埃斯库德则认为，这种观点甚至对大国都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结论，就如同苏联集团的崩溃所显示的那样。对外围国家来讲，政治权力和财富之间的关系更是十分紧密，一个国家越贫穷，经济和政治军事权力的等级联系越重要。如果人们将摩根索的以权力界定利益推导下去的话，只会给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两种外交政策选择——要么致力于传统的权力政治的政治、军事意义上的争斗，要么根除所有的权力诉求，认命永远屈居人下。埃斯库德还以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为例指出，如果从摩根索的概念出发，这两个国家的战后经历便不可理解。事实上，这两个国家的战后战略（在国际政治中的低姿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和贸易）是脆弱国家赢得权力的惟一道路。但遗憾的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家却没有帮助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形成这一健康的结论，而是鼓励它们搜寻别的权力收入，给它们自己和世界带来更大的代价和风险，并很可能归于痛苦的失败。埃斯库德最终提出，我们可以把摩根索的话改为：在国际政治中，政治现实主义根据经济发展来界定利益。没有经济发展，从长远看，不会有真正的权力，从短期或长期看也不会有人民的福利。如果如此重新界定政治现实主义的主要原则，那么梅内姆政府放弃“秃鹰2 号”计划显然是阿根廷政府基于现实主义的分析所得出的一个规范结论。（注：Carlos Escudé，“An Introduction to Peripheral Real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rstate System：Argentina and the Cóndor II Missile Project，”p.63.）

　　（三）分析了体系理论对不发达国家的不充分性和某些谬误

　　首先，埃斯库德指出，当弱国被从国际体系的分析中明确去除时，新现实主义同现实主义一样过于简单化了。仅仅基于对所谓的领导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角色的分析，排除了对其他不稳定来源的分析。沃尔兹认为小国与理论建设不相关，（注：[美]肯尼斯·沃尔兹著，胡少华、王红缨译：《国际政治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4～85页。）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冷战后出现的许多对国际秩序的挑战都来自外围国家。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弱国没有外交政策，这一观点缺乏根据。这些国家确实有外交政策，其中一些政策极大地扰乱了国际体系的稳定。

　　其次，体系分析仅仅是对特定国家对外行为分析的一个次要补充，对国家内部因素的分析要比体系理论更有解释力。通过考察20世纪南美国家特别是阿根廷的对外行为的特点，埃斯库德提出，沃尔兹所谓体系变化会引起国家行为的变化的观点（注：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97～103页。）并不是普遍的。由于不同的文化、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不同的国家并未对国际体系的变化做出同样的反应，相同的国际体系因素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社会。埃斯库德指出，当我们依据体系理论思考外围国家的对外政策时，我们是从一个并非特定的层面考虑一个并非特定的选择结构。“秃鹰2号”计划本身证明， 阿根廷政府采纳一项代价高昂的外交政策不仅仅是基于其官员和人民的意愿，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国内过程的结果。终止该计划也是由于阿根廷的社会选择结构以及政府对这一结构的透视的结果。如果阿根廷以前不曾有过通货膨胀的经历，对这一社会选择结构可能会做不同的透视和理解，政府可能会继续选择挑战美国和导弹技术控制组织（MTCR）。同样，如果阿根廷曾处在并不依赖选举的体制下（如军人统治），政府也可能继续这一计划。因此，在有着不同社会选择结构的权威体制下，决策可能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恶性通货膨胀可能成为阿根廷放弃该计划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在人民中产生愤怒，在政府中产生恐慌，因此，民族主义最终屈从了国家的现实，从而改变了国家和社会的选择结构。埃斯库德提出，最有前途的理论建设战略应是强调对罗伯特·考克斯提出的所谓“国家—社会复合体”的比较经验主义的研究。（注：Robert W.Cox，“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Robert O.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

　　再次，埃斯库德提出，沃尔兹强调的国家只有能力上的差别，并不存在功能上的差别的观点（注：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14页。）也值得怀疑。虽然生存是中心和外围的共同追求，但外围经济因素成为其生存和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一个更加紧要的决定因素，这一本质区别使得大国和小国之间存在功能的不同。实际上，沃尔兹所承认的国家能力上的区别是如此重要，以至大国常能承担其国际政治战略而不用考虑权力的来源，贫弱国家却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国家能力上的区别最终转换成了功能上的区别。功能上相区别的国家可以分为3种类型：发号施令的国家、服从命令的国家、叛逆的国家。总之，大国和小国并不是“相似的单元”，在国际政治体系中，每一个单元都与其他单元不相同。

　　最后，埃斯库德提出，由此推断，大国和小国的上述区别意味着国际体系的结构并非沃尔兹所描述的无政府状态，这个体系呈现出一种初步的并不完美的等级状态。大国之间存在无政府状态，如果将中等国家和小国考虑在内，国际结构则呈现出等级和秩序，尽管这种等级结构并不如国内发展得那样完美。埃斯库德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并不符合法理意义上的威斯特伐利亚特征。现实的情况是，国家之间不仅形式上不平等，实质上更不平等。至少在与和平和安全有关的问题上，“等级”概念比“无政府”概念更好地描述了国际体系的结构，从外围的角度要比从中心的角度更容易看到这一点。

　　（四）分析了相互依存理论对外围国家的“毒害性”

　　埃斯库德提出，相互依存并不具有真正的全球性，而是限制在某些国家中。与相互依存出现的同时，南北鸿沟却扩大了，伴随着这一鸿沟，南北相互依存不可能增加。当基欧汉和奈在谈到增加的全球相互依存时，他们尤其指美国的石油问题，随之扩展到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本身以及它们和少数第三世界国家变得相互依存，但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却下降了。（注：[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基欧汉和奈的观点因此带有明显的种族中心主义。相互依存观点的流行对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产生了误导，阿方辛政府的外交部长丹特·卡布托正是接受了相互依存观的影响，他指责梅内姆政府与美国结盟的政策，认为由于全球相互依存的增长，结盟是没有必要的。

　　针对基欧汉和奈提出的“联系战略”问题，通过考察第三世界实际，埃斯库德提出了不同看法。埃斯库德认为，一般来说，弱国在运用联系战略时比强国更容易受到伤害，因为它们使用这一战略的成本更高，忽视这一问题对第三世界是有害的。相互依存理论家试图确认世界秩序的变化及这种变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理性的影响（尤其是美国强制实行其海外政策所增加的代价），但他们彻底遗漏了外围国家与美国对抗的风险和代价。对这一相互依存模式的肤浅理解常常使第三世界领导人和政策设计者误入歧途，即他们可能会天真地认为：由于美国使用其权力资源的代价增加了，他们自身与美国成功地对抗的可能性也可成比例增加。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强国付出的代价＝弱国行动的自由度。埃斯库德指出，在拉美国际关系学者和美国的拉美问题专家中，这一谬误几十年来被忽视了。谈到美国时，他们系统地使用成本收益平衡概念或手段；而当谈到拉美国家外交政策时，他们不是根据成本收益概念思考而是根据“政策空间”来思考，这种双重标准的思维方式十分有害，政策空间被等同于自由度也十分有害。对外围国家来说，使用所谓中心国增加的代价所带来的政策空间同样是代价和风险。

　　三、外围现实主义的影响

　　为冷战后阿根廷外交政策提供理论解释和政策指导，进而提出有关第三世界国际关系的规范理论是外围现实主义的核心目标。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埃斯库德在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性分析中，紧紧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论证：第一，外围国家是国际体系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坚持国际关系中研究主体的两分法，即中心和外围国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具有不同的目标，其外交政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第二，国际体系呈现出不平等的等级状态，外围国家和中心国家的主权地位实际上是不平等的。第三，促进经济发展在外围国家外交决策目标中应占有首要的地位。第四，外围国家与大国冲突的代价是高昂的，也是外围国家应极力避免的。他的核心结论是，如果经济增长是外围国家的主要利益，那么在外交政策中现实的选择是极力避免任何对发展构成障碍的因素，外围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应成为一种“有节制”的理论。

　　需要注意的是，外围现实主义不仅是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和批判，也是对统治战后拉美思想界的依附理论的反叛。埃斯库德提出，依附理论强调弱国特殊的困境，其主要影响是培养了对统治国无效的抵抗，并常常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福利构成负面影响。与依附理论关注国际体系中的经济不平等一样，外围现实主义也看到了国际体系中的政治不平等，但两种理论却得出了关于不发达国家出路的截然不同的结论。依附理论强调打破体系束缚，改变国际体系中现有的游戏规则；外围现实主义则强调不发达国家应顺应现存国际体系，遵守大国制定的游戏规则，专注于本国本地区经济发展，而不是不切实际的抵抗。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思想上的巨大转变？笔者认为，应从3个层次上进行分析。在国际层次上， 时代变迁和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是导致这种思想转变的大环境。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后，拉美处于极度的经济衰退和理论彷徨中。美国利用拉美经济困难的时机背后操纵国际组织向拉美推销它的新自由主义学说，试图在拉美建立美国主导的自由经济体系。而依附理论由于未能及时跟上时代的变化进行适时调整，致使出现的理论真空被外来思潮填补。所以，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大行其道，成为代替依附理论的主流经济思想。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拉美开始进行广泛深刻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赞同与大国结盟的观点也占了上风。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两极体制的终结在西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预示着兴盛几十年的现实主义理论的相对衰落，国际关系研究进入了多元并举的新时期，给非主流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在国家层次，埃斯库德提出，过去基于威望和权力导向的阿根廷外交政策的失败及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迫切需要以新的方法研究国际关系，阿根廷本土特色的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条件已经成熟。从埃斯库德个人的因素看，西方教育的背景使得他熟知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而作为一位拉美学者，他却始终关注本国乃至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政策走向，试图将主流理论加以改造以适应本国本地区的具体情况。他本人一再强调，总的来看，在有关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上，根据权力而不是根据新自由制度主义更能解释国际秩序，现实主义思想模式要比其他模式更有解释力。但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也存在严重谬误。外围现实主义理论并“不影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结构”，是“对现实主义范式的矫正而非放弃”。（注：Carlos Escudé，Foreign Policy Theory in Menem's Argentina，p.4；Carlos Escudé，“An Introduction to Peripheral Real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rstate System：Argentina and the Cóndor II Missile Project，”p.60.）

　　外围现实主义对外围国家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选择做了新的探索。埃斯库德认为，集中于外围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外交政策规范的国际关系研究从未尝试过，如果说依附理论揭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外围国家的不充分性和某些误导，埃斯库德则在国际关系领域做了同样的努力。尽管他们得出的结论不同，但他们对南北关系进行分析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不发达国家的出路，可以说都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挑战。从这一点说，埃斯库德把外围现实主义称之为“批判理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外围现实主义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诸多质疑，如现实主义的国家行为体界定、权力政治观、主权概念、国际体系的一元性和无政府状态、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等，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观点，如外围国家外交政策应确立“国民中心”的理念；外围国家决策者应以经济发展而不是权力最大化为制定外交政策的首要出发点；应将体系理论与国家内部社会文化结构的研究结合起来；体系理论应该将小国考虑在内；国际体系呈现出初步的等级状态，国家之间并不是主权平等的相似的单元；外围国家应仔细地权衡外交决策的成本和收益等。

　　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外围现实主义也存在许多漏洞和不足。首先，外围现实主义并没有对所质疑的现行“主权”概念提出一个较有说服力的替代概念和解释。埃斯库德提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主权不仅形式上不平等，实质上更不平等，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并不符合经典的法理意义上的主权特征，现行的“主权”概念只适用于中心国。同许多质疑第三世界主权神话的学者相同，埃斯库德也并没有试图重新界定“主权”概念以反映大多数第三世界的客观现实。其次，外围现实主义理论提出的“国民中心”概念和理论认为外围国家的外交政策应首要考虑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的改善，似乎经济发展和人民福利提高是一回事情，但许多第三世界的经验表明，对外贸易的增加并不总伴随着大多数国民福利的提高，拉美国家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造成中小企业的倒闭、大规模的失业和农村贫困便证明了这一点。归根结底，外围现实主义并没有对国外交政策所要服务的对象即国民究竟包括哪些社会阶层做出更进一步的阐释。最后，他只是片面强调小国与大国冲突所要付出的代价，并没有说明在不对称的相互依存的南北关系中小国一味地妥协迁就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外围现实主义侧重不发达国家外交政策行为选择，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因而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阿根廷政府的外交决策，埃斯库德因此曾被任命为梅内姆政府时期阿根廷外交部顾问班子的负责人。外围现实主义所提出的现实主义、实用主义的经济外交，尤其是它竭力主张的与美国结盟的亲西方的外交一度在冷战后的拉美大国带有普遍性，尤其是墨西哥，在萨利纳斯（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上任后，其外交政策日益出现了“经济化”和“北美化”的趋势，并最终加入了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一举措在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了轰动效应。但近年来，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拉美出现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加剧，围绕外围现实主义的争议日渐明显。反对者认为，该理论的物质实用主义和亲美外交损害国家主权和长远民族利益，缺乏政策稳定性。可见争议的焦点在于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如何处理政治自主和经济开放的关系，或传统的主权至上和目前的经济至上的关系。外围现实主义能否取代几十年前依附理论的影响力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从依附理论所主张的对抗到外围现实主义所主张的合作却是我们在研究冷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外交战略转向时值得关注的问题，折射出国际体系的重大变化对第三世界和南北关系带来的冲击，向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这一课题无论对理论建设还是对第三世界的对外行为选择都是十分重要的。

作者介绍：孙若彦，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济南　25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