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几点构想

一、 我国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简介 当今时代，知识爆炸，新信息、新思想、新知识层出不穷，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过渡时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法学更不例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八十年代初期在“法律工具论”理念下培养出来的法律本科毕业生，如果毕业后从来没有“充电”，那么，二十年后，很可能根本听不懂大学同学关于法律或法学的专业谈话。

面对现实，面对挑战，企图学习上一劳永„„

对作为法律实践者的律师，不仅司法部领导强调过要“懂法律、懂经济、懂外语、懂科技”，而且在律师业务培训的制度设计上，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的“组织律师学习政治和法律业务知识，总结、交流律师的工作经验”这种法律顾问处（律师事务所）自行组织学习的做法，改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当中的“律师协会履行下列职责：（三）组织律师业务培训”即由律师协会组织律师业务培训的制度，从而不仅使该项制度法律化，而且提高了要求，加强了行业协会的监督，使业务更加落实到实处，避免了律师事务所组织学习的流于形式、缺乏监督、层次不高、培训资源不能共享等等弊端；此外，作为配套管理措施，1996年11月25日司法部《律师执业证管理办法》将律师“完成业务培训的证明”作为律师办理执业证年度注册的必备文件；2003年5月30日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执业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则明确要求律师“参加年检注册和律师培训情况”作为律师执业档案至少应当包括的材料，可见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对律师业务培训的重视程度和管理力度上的逐步加大。

1997年3月13日司法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培训工作的通知》规定了现行的律师业务培训制度主要内容：每年度培训不少于４０课时；培训的内容主要是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含有关司法解释）、与律师从事业务有关的经济、科技等领域专业知识和外语知识、司法部和全国律协颁布的有关律师工作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方面的规章等等；培训方式为短期培训班、专题讲座等；律师参加境外培训和学历教育，亦可视为完成了本年度业务培训的课时；培训机构上由省级以上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负责组织；凡未经刑事辩护业务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的律师，不得出庭辩护；建立律师培训登录制度，从１９９７年度年检注册后开始，参加规定课时的培训作为律师注册的前提条件之一；各地司法行政机关要高度重视律师继续教育培训工作。 二、现行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缺憾现行律师培训制度在向律师及时传播新知识、新信息和新理念（如知识更新、终生教育等等），交流业务经验，提高律师业务水平等等方面无疑是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这部处于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实施后而“急就章”出台的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不完善之处也是明显的（当然也是难以避免的）。因此，从合法性、合理性及我国律师管理体制的改革趋势角度反思、评判现行的律师业务培训制度，对于进一步完善该项制度、提高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效率、改革我国律师业务管理体制、促进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行政，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1、 现行律师业务培训制度似乎由司法行政管理部门过多地包揽了本属于律师

协会的法定职责，与早在1993年12月就由国务院批复同意的《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当中即已明确的，要建立司法行政机关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并逐步向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体制过渡的要求相左。 1997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将“组织律师业务培训”作为律师协会的法定职责，且并未限定一定是“省级以上”律师协会才有此项职责。而司法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培训工作的通知》则就律师培训事项不仅避开中华全国律协发号施令，而且，还将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组织培训的主要主体，且阻却了省级以下律师协会对其依法拥有的“组织律师业务培训”职责的行使。尽管实际培训中地市级律协甚至县级律协也在组织律师业务培训，但这就人为的造成了立法和规章的不统一，令各级律协处于尴尬之地。而由司法行政机关对培训学时、培训方式、具体培训内容等等细节进行过多的描写，则显然有碍“司法行

政机关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体制”这一改革目标与理念的实现。

2、培训实行“一刀切”，缺乏起码的针对性，造成了培训对象上“培训过度”

和“培训不足”缺陷并存，不符合教育学基本规律。

由于历史原因，改革开放对律师的急切需求也就造成了我国律师队伍法律水平的巨大参差不齐，法律大专与法学博士共存，法律专业和非法律专业同在，地区差别更是明显，以致于立法和司法考试办法至今还在对“具有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者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这一本来就已经不高的起点进行 “地区变通”，弱化取得法律执业资格起码的学历要求。如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大量的法律大专生、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所谓“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缺乏起码的量化要求，几乎成了“毫无意义的空气震动”）充斥律师队伍；同时，由于律师行业的相对工薪阶层而言的自由和高收入（当然也是高风险），连年来吸引了不少法学（律）硕士博士以及法学专家教授（兼职为主）加入其中。 按照教育规律，“因材施教”乃是教育效率和合理性基本要求。不分对象、不顾现实，一律同样的学时、同样的内容、同样的培训方式，似乎是犯了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早就批评过的“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的错误，其结果必然造成培训对象上“培训过度”和“培训不足”缺陷并存，不符合教育学基本规律。

3、 有关“凡未经刑事辩护业务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的律师，不得出庭辩护”

等刑事辩护培训内容实际上以抽象行政行为的方式剥夺了律师的刑事案件辩护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有关律师可以“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聘请，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人民法院的指定，担任辩护人”、“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的规定，侵犯了律师的依法执业权。

注意到修正后的199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律师执业当中极有可能会遭致公、检不配合甚至职业报复的历史背景，也许司法部当时确实是出于对律师的一片关爱之心而有此规定，从情理也可以理解。果真如此，则乃是司法部针对律师执业当中极有可能会遭致公、检不配合甚至职业报复这一顽症开错了药方。以抽象的侵犯律师依法执业权的违法行政规定来对付司法机关在律师执业过程中而进行的具体的侵害律师执业权的行为，不仅让律师执业权遭受了双重的侵害，而且付出十分沉重的法治上的代价。

4、 所谓建立律师培训登录制度、参加规定课时的培训作为律师注册的前提条

件之一的做法，尽管符合行政效率原则，有其合理之处，且有司法部部门规章可资参考，但法律依据不足。

司法行政权作为行政权的一种，是“法无明文规定即不可为之”的公权力；而与其相对应，律师执业权则是属于私权利之列，“法无明文规定即不受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对公民取得律师执业权的积极要件乃是“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具有律师资格；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品行良好”；消极要件主要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受过刑事处罚的，但过失犯罪的除外；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 以及“国家机关的现职工作人员不得兼任执业律师；律师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期间，不得执业”。 除此之外，非有违法及违反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并受停止执业、吊销律师执业证书之处罚者，已经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其执业权利不应受到法外限制。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但是，这种“指导、监督”权力必须以法律为界限。换言之，离开律师法的规定设置律师执业证书注册制度以及实行参加规定课时的培训作为律师注册的前提条件之一、未经注册的律师执业证书无效的做法实际上背离了律师法有关律师执业消极条件的规定，在限制了律师执业权的同时为司法行政部门自我扩权创造了条件。因此，尽管这种做法客观上很符合行政管理上的效率原则，有其合理之处，但严格说来这种没有法律根据、

自我扩权的规章本身的合法性就令人怀疑，其法律依据并不充足。

5、 忽视了律师学历的差别而规定的学历课时认可制度缺乏公平，不分学历状

况而笼统规定“律师参加境外培训和学历教育，亦可视为完成了本年度业务培训的课时”实际上是促成了低学历免律师业务培训的做法。

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起码学历一般应为本科学历，2002年1月30日司法部《关于进一步推动律师工作改革的若干意见》也要求“力争到2006年底除个别地区外，使45岁以下的律师，全部达到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可见达到本科学历乃是法律要求、大势所趋。在此情况下，如果将为“本科达标”而进行的学历教育的课时“视为完成了本年度业务培训的课时”，则显然是相对加重了已经达到本科，甚至法律本科、硕士、博士学历的律师的培训负担，减轻的恰恰是应该加强培训的大专学历者的培训义务，如此“鞭打快牛”式的“反向免培训”的做法，忽视了对谁更该加强律师业务培训、对谁更应该减少或者免除常规的律师业务培训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不仅极不合理，而且似乎也与律师业务培训的宗旨背道而驰。

6、尽管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初步消除了律师、法官、检察官三者在职业资格准入上的法律障碍，但在业务培训上依然是各自为政、自我封闭，不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