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增长的"贫困化"陷阱和比较优势的悖论

作者：李敏郭曼

经济体制改革 2003年04期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2X(2003)-01-0009(05)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而参与国际分工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普维雷什(Prebish)、辛格(Singer)和巴格瓦蒂(Bhagwati)等人的贫困化增长理论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处于分工低阶梯的发展中国家所生产的初级产品，需求缺乏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大量增加出口必然造成价格大幅下跌，这样产量提高的收益将由于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而完全丧失，从而造成本国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比增长前绝对下降，出现福利恶化的“贫困化增长”。贫困化增长理论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在传统的贸易分工格局中，处于分工低阶梯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从贸易中所获得的实际利益较少，而这种不利的贸易利益分配格局是与其低层次的出口产品结构和不利的价格贸易条件直接相关的。虽然对该理论存在很大程度的争议，但在当前国际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市场并非完全竞争市场和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的情况下，重视贫困化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对已经加入WTO和急需出口产品结构调整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而言，并非没有现实意义。

　　一、贫困化增长的条件分析

　　普雷维什、辛格和巴格瓦蒂等人所说的“贫困化增长”实际上是指一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过贸易参与国际分工，由于本国出口产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而造成的利益流失，引起本国实际国民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的下降。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参与国际分工，获得福利水平高低，主要取决于一国出口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现以图1来直观地说明这一点。

　　

　　图1　开放经济条件下价格贸易条件与福利水平

　　假定开放经济条件下不完全分工，本国生产两种产品，即出口产品X和进口产品M。如在国际市场上决定的价格贸易条件为P[,W[,0]]，此时本国在S[,0]点处生产，C[,0]点处消费，社会福利为U[,0]。但如果国际市场决定的价格贸易条件为P[,W[,1]](P[,W[,1]]＞P[,W[,0]]，则本国在S[,1]点生产，C[,1]点消费，社会福利为U[,1]，而U[,1]＞U[,0]。显然，本国的价格贸易条件直接决定了本国的福利水平。可出口产品相对于可进口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越高，则出口国参与贸易获得的社会福利水平越高。

　　如果本国是一个贸易大国，某种产品的出口量在国际市场上占有很大的比重，显然本国出口量变化可以改变该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当然作为一个贸易小国，它是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接受者，它的出口量不影响国际市场的价格贸易条件）。现假设一个贸易大国发生了偏向于出口部门的经济增长，如图2所示。

　　

　　图2　经济增长、贸易条件与福利水平

　　在经济增长前世界价格由PW[,0]线表示，在S[,0]点生产，C[,0]点消费，社会福利水平为U[,0]。该国发生偏向于出口部门的经济增长后，生产可能性边界从T[,0]T[,0]移到T[,1]T[,1]，此时产品X在国际市场上的供给大量增加，使得X的价格贸易条件为P[,W1]，此时，该国在S[,1]点生产，C[,1]点消费，社会福利水平从U[,0]降为U[,1]。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贫困化增长，经济和贸易的增长反而导致了社会福利水平的降低。20世纪30年代，巴西咖啡生产的扩大（巴西是当时的咖啡生产大国，咖啡的出口量在世界市场上占很大的比重）使得当时的国际市场上咖啡价格大幅度下跌，造成巴西实际收入反而比生产扩大前减少，这就是贫困化增长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一个例子。现在有必要弄清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出口产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就一定会导致贫困化增长呢？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程度。仍以图2来说明。事实上即便是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即P[,X]/P[,M]＜P[,W[,0]]），只要价格贸易条件在P[,W[,2]]之上，本国的福利水平仍比增长前高；但如实际价格贸易条件低于P[,W[,2]]，则必然是福利水平降低，出现贫困化增长。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价格贸易条件保持不变甚至提高（图中P[,W[,3]]∥P[,W[,0]]），则必然是福利水平提高，不存在贫困化增长问题。总之，贫困化增长必然是由本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所造成，但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不必然造成贫困化增长，也就是说，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是本国贫困化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二、对贫困化增长条件的进一步认识

　　出口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是贫困化增长命题立论的基石，但上面的分析表明，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只是贫困化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说明单以价格贸易条件增减来判断经济福利的改善或下降是不准确的。为了更准确的反映一国参与贸易的利益，人们在价格贸易条件的基础上设计出了收入贸易条件(ITT)和要素贸易条件(FTT)。收入贸易条件是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乘以出口数量指数得到的：

　　即：ITT=(P[,x]/P[,m])Q[,x]（Q[,x]为出口数量指数）

　　收入贸易条件虽然能反映一国的总体进口能力，但收入贸易条件可能隐含了贸易利益的流失。特别是随着经济国际化程度的加强，相互出口量都大量增加，收入贸易条件在时间序列的动态变化过程中总是上升的，这样收入贸易条件就有可能在事实上掩盖各国之间贸易利益分配的相对不对称和不平等（因为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可能是在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下靠大量增加出口得到的）。而且，从动态角度看，静态的进口能力的增加未必一定有利于动态的国民经济福利的增加。

　　产品贸易本质上是各国要素间的贸易。因为任何产品的生产都需要消耗生产要素，一国以出口产品换取进口产品，实际上是用本国丰裕要素换取稀缺要素。产品的贸易条件实质上反映了要素的贸易条件。如本国技术先进，要素生产率较高，用来换取一定数量进口产品的出口产品消耗的生产要素越少，表明本国要素贸易能力越强，要素贸易条件对本国就越有利。于是要素贸易条件就被定义为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乘以进出口部门要素生产率指数之比：

　　即：FTT=(P[,x]/P[,M])×(Z[,X]/Z[,M])（Z[,X]、Z[,M]分别表示出口、进口部门要素生产率指数）

　　虽然加快出口部门的技术进步，提高出口部门的要素生产率（即Z[,X]/Z[,M]上升），可能改善要素贸易条件，从而增进本国福利，避免出现贫困化增长，但这不一定能实现。因为如果本国出口产品缺乏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本国出口部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出口供给量大量增加可能使得价格贸易条件下降的比例超过Z[,X]/Z[,M]上升的比例，最终净结果是要素贸易条件恶化：虽然贸易量增加了，但本国福利水平却下降了。这就是真正的福利恶化的“贫困化”增长贸易。

　　在传统贸易分工格局下，由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而处于分工低阶梯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出口产品本身的特点，即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的低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导致发展中国家出口部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不能保证其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因为生产率的提高可能会被更大幅度的出口价格的下降所抵消，从而使其贸易利益不但不能增加，反而出现下降，出现福利恶化的“贫困化”贸易增长。因此，贫困化增长贸易理论的提出，不仅是对传统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结论的否定，而且还有极强的政策含义：即发展中国家应积极采取措施，尽快提升本国的出口产品贸易结构，改变在国际分工中的低层次状态。具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结构应尽快实现从以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为主向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转变。

　　三、对中国外贸发展潜存的“贫困化”增长分析

　　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成为贸易大国。与贸易小国出口面对的是具有完全弹性的水平需求曲线不同的是：贸易大国的出口需求曲线是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这就意味着如贸易大国要增加某种产品的出口量，就必然导致该产品价格下跌，即贸易条件恶化。然而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不必然导致贫困化增长。为了弄清楚中国外贸发展是否“潜伏”着贫困化增长，既要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情况，还要看进出口商品的结构演变。因为贸易条件直接和贸易商品结构有关。进出口商品结构直接关系到商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其数量增减决定了价格变动的幅度。低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商品，价格下降不会导致需求数量的大量增加；反过来，这类商品出口量的增加反倒导致价格更大幅度的下跌。价格下降的幅度可能超过该部门劳动生产率增加的幅度。这样该部门的利益实际上比增长前下降了，由此出现真正的“贫困化”增长。

　　虽然从总体上看，中国是以制成品为主的出口贸易结构（1999年制成品出口比重是89.78%），但在全部制成品出口中，以纺织、服装、鞋类、玩具等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1995年高达50.8%，此后有所下降，但2000年仍维持在46.3%的水平。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2000年是42.9%，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70%，即便是与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此类产品出口比重也偏低，如马来西亚、韩国、泰国、巴西、墨西哥等国的这一比重都高出我国近一倍。在高科技产品出口方面，中国所占的比重就更低，1999年是13%，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而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比重就已超过了20%。这说明我国出口的制成品结构层次较低。制成品出口的低层次构成现状虽然基本上反映了当前我国的比较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获得了较多的贸易实际利益，而且即便过去和现在按比较优势原则分工能获得较多的利益，也决不意味着未来按当前的贸易分工格局仍能获得利益。从需求上来讲，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比较低，其供给量的增加只会导致价格的更大幅度下降，即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这就有可能造成福利恶化的贫困化增长。现在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和出口数量的变动情况，如表1：

　　表1　1980～1994年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出口数量指数，收入贸易条件的变动(1980=100)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统计年鉴1999》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8/99》的资料整理和计算而成。

　　从表1可以看出，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总的趋势是下降的，这说明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恶化，但从出口贸易量指数来看却一直是上升的，而且上升的幅度超过了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下降的幅度，反映在收入贸易条件上，收入贸易条件一直在上升。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虽然不能肯定地说明外贸是福利恶化的贫困化增长，但根据前面的分析，收入贸易条件的上升同样不能肯定地说明就一定不存在福利恶化的贫困化增长。相对而言，把价格贸易条件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要素生产率变动结合起来分析中国的要素贸易条件变动趋势，可能更能明确说明中国外贸是否存在福利恶化的贫困化增长。但由于要素贸易条件的计算需要获得各国出口部门的要素生产率的具体指数，而这方面相关统计资料恰恰较缺乏，这就给我们对问题的分析带来了困难。在此可以考察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国美国、日本、韩国的在一段时间内的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变化情况（见表2）。

　　表2　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美国＝100）

　　

　　资料来源：《关于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研究》，载《经济研究》，1998第2期。

　　通过对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中国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并没有出现任何缩小，而同日本、韩国相比，差距反而有所扩大。考虑到美国、韩国、日本都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可以认为中国的出口部门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对我国出口的部门的要素生产率指数之比即Z[,X]/Z[,M]在这期间是下降的。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即PTT=P[,X]/P[,M]一直在下降。这样由FTT=(P[,X]/P[,M])×(Z[,X]/Z[,M])所得出来的要素贸易条件是下降的。因此，从要索贸易条件来看，中国出口贸易极可能是福利恶化的贫困化增长。但如果中国通过加快出口部门的技术进步来提高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使Z[,X]/Z[,M]上升，是否可以改善要素贸易条件呢？从理论上讲存在着这样的可能，但按中国目前的出口结构现状，提高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一定就能改善中国的要素贸易条件。由于贸易大国对某种商品的进出口量意向会影响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如果出口部门生产率提高导致出口量增加使得价格下降的比例超过出口部门生产率提高的比例，即P[,X]/P[,M]下降的比例大于Z[,X]/Z[,M]上升的比例，要素贸易条件仍然是下降的，仍然免不了贫困化增长的陷阱。而中国目前以低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结构，出口部门生产率提高后，出口量增加极可能使出口产品价格下降的比例超过本部门生产率提高的比例，这样的贸易增长仍然可能是福利恶化型的。在这里得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理论结论：即对贸易大国而言，单纯地提高出口部门的技术水平，而不提升出口产品结构，单靠增加出口量并不一定能增进本国的贸易利益。而且，当前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市场竞争激烈，甚至竞争过度，以出口这类产品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并没有获得多大的实际贸易利益；相反，由于来自发达国家的关税和非关税等贸易壁垒，特别是滥用反倾销条款，发展中国家往往遭受巨额的贸易损失。因此，进一步而言，加入WTO后中国将从大量增加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中而获益的乐观结论就得打上问号。

　　四、结束语：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反思

　　上面的分析表明：要走出贫困化增长陷阱，中国必需尽快提升出口产品结构。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现代管理知识和技术已有了相当程度的积累，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乃至发达国家的资源禀赋结构的差距都已经缩小。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所主张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原则，是不是中国自然而然就可以登上国际贸易分工的高级阶梯，由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变为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生产和出口结构呢？比较优势理论的重要缺陷就是它不符合现实的假设前提：即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不存在报酬递增等。而在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条件下，如中国固守由比较优势所决定的自由贸易的教条，中国即使达到了与发达国家一样的资源禀赋结构，但只因为自己是后来者，适合本国发展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市场已为先行的发达国家厂商所垄断，按资源禀赋，我国本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特别是在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显著的行业，一个首先在该行业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发达国家的厂商却可以以已有规模的低成本阻止后来者进入，因为后来者达到同样低成本的规模的建立需要一定的时间，尽管后来者最终进入后成本可能更低。对此，当代著名国际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做过深刻论述。他认为：在存在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产品差异情况下，一国的贸易分工并不是由其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决定，而是取决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如政府政策、各种历史或偶然因素。例如，一国由于新发明诞生、专利保护等首先进入市场，并达到了一种规模效应，便使得他国由于成本劣势而难以进入。于是本国实行自由贸易就可能受损，就无法实现产业和贸易结构的转换和升级。而当代国际竞争理论权威迈克尔·波特则认为，是竞争优势而非比较优势决定了企业、进而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能否获利和获利多少的关键因素。竞争优势是由一国的高级要素所决定，比如，高科技、熟练的劳动力、适宜创新的社会机制、高质量的国内需求、相关和支撑产业发展状况、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等。参与国际分工，先天因素——资源禀赋固然重要，后天优势——高级要素的决定作用越来越明显。由于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和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更符合当今国际市场上的实际情况，因而对中国贸易政策和战略的制定具有更强的指导意义。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在决定参与国际分工时，如果“唯比较优势至上”，就可能坠入“比较优势陷阱”。就中国的现实而言，我们不能过份地陶醉于劳动力资源丰富，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我们所有的比较优势，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有。而且这种低级要素所决定的优势很容易为其他高级要素所替代而变得没有优势。同时，当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都竞相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时，就会犯合成谬误的错误。国际经济发展的现实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贫困化增长的理论结论并非是空穴来风。当我们的资源禀赋条件适合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时，我们应在产业和贸易政策上不失时机地加以促成，以便尽快登上国际分工的高级阶梯。而自由放任，迂腐地看待自由贸易理论只会延误时机，推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和综合国力提升有重大带动作用的机电、汽车、宇航、化工、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现代生物技术和金融服务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在入关后还是要予以适当的政策支持和保护，以使其迅速形成自生能力。而且WTO的相关条款也认同对民族幼稚产业的适度保护。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战略贸易政策和产业组织理论可供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加快对高级要素的培育：如高素质的劳动者、快速创新的社会机制和企业对国际市场敏锐的反应和适应能力等，以便为尽快实现产业和贸易结构的转换和升级创造有利条件。

作者介绍：李敏，硕士研究生，复旦大学经济系，上海　200433　郭曼，硕士研究生，复旦大学经济系，上海　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