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电影_重庆森林_的多重叙述视角

谈电影《重庆森林》的多重叙述视角

王妍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成都 610041

摘要：大量个人独白的参差运用以及碎片式的叙述方式是电影《重庆森林》所体现出的独特风格。本文试图运用叙述学的方法，对《重庆森林》的叙述模式所展现的多重叙述视角与叙述方位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重庆森林》; 隐身叙述者; 叙述视角

1994年的上映的电影《重庆森林》是导演王家卫最华丽的作品之一，获得了第十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剪接四项大奖，自此，王家卫也正式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恍惚眩目的晃动镜头、不规则的画面构图和艳丽但冷漠的色调运用、酷炫的形式感然而内里又情感充盈。但影片乃至王家卫本人的独特标志却是因个人独白的大量交错使用与多重叙述视角营造出的喧哗氛围而得以确立的。

大厅、房间，光怪陆离的色彩，形形色色的人群，充满了躁动情绪的封闭空间。《重庆森林》中两个彼此独立、毫无联系的故事—这两个故事被历时地拼贴在“兰桂坊”快餐店这个背景下。显而易见的是二者之间的断裂，人物、情节全无关联，这正是后现代主义作品的一个表征，即艺术作品不再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体，客观世界不再如传统绘画用透视法加以组织和编排，在各部门之间建立起联系，而是丧失了“中心”，成为一系列无指涉的文本。两段爱情故事显现同一种非连续性，但在这两个故事之间却还是有某种程度上的参照。整部影片的前一部分占时很短却极戏剧化，同时节奏较快且充满动荡感，人物的迷惘与追寻都只显示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第二部分则相对更缓慢、细腻，对人物的精神状态有更从容的表达。二者在差异中有相似，在相似中彼此观照与阐释。《重庆森林》之后王家卫拍摄的《堕落天使》是这两个故事之后的第三个故事，在拍《重庆森林》时有三个故事作为素材，篇幅所限，只使用了其中两个，后王家卫将第三个素材拍成《堕落天使》，继续着后现代梦魔般的精神之旅。后现代语境中，时空感受的变化导致的“我们丧失了给自己定位的能力，丧失了从认识上描绘这个空间的能力，对此我做的最后诊断是后现代新空间中的存在困惑”。在《重庆森林》中，这种存在困惑集中表现在人物的无根感、追寻愿望、无所得的落寞及最终平面性的慰藉上。

《重庆森林》中不重视传统观念上的叙事阶段：开端、展开、冲突、危机、高潮、结局。该片有香港电影闻名的拼接式剧情。《重庆森林》中的人物没有姓名, 主人公的名字完全是一个语音符号而已，几乎没有内在的意义指涉。姓名意味着文化身份与自我确认，在相对而言的独属中建立主体。但《重庆森林》中的符号完全是普泛的与可替代的。主体被充分地解体，人物的无根感在语言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警察223失恋后给旧日女友们打电话，使用中、粤、日、英等不同语言，就连与女贩毒的搭讪，他也连换了几种语言的开场白，这标示着语言亦意味着文化的出生地，而这种杂陈状态正是无所归依的表现。媒介技术的发展逐步取消了空间的深度与距离感，但人与人之间不可沟通的隔阂却日益加厚。《重庆森林》中人物多的是喋喋不休的内心独白与自言自语而对话却不并多。女招待阿菲爱上了警察，趁他不在家时偷偷进去吃东西、听音乐、用放大镜找床上的头发，但当她在生活中真实地遇到他时却又害怕得说不出话，并且神经质地摆手。由此可见，零散的主体与模糊的追寻是王家卫作品中一个持续的母题。

由人物的穿插出现及各自人物内心独白及独白的参差展现，可明显看出《重庆森林》的叙述正是构成了极局限式第三人称的叙述方位，影片中，人物故事互相穿插而视角也先后进行了转换，然而每一个视角都可以看作是极局限式第三人称的叙述方位，即隐身叙述者+次要人物视角的叙述模式。

一、“众声杂语”的个人独白语言与碎片式的叙述风格

王家卫的电影中体现出来的独特和统一的特质的确值得研究。而这些特质在总体上形成了王家卫的导演风格，具体而言则是通过王家卫电影中的各种元素一点一滴地体现出来的。王家卫的电影是另异类的，他曾经说过我不是在建设，而是在破坏。他的电影特点之一即独白呈现着多主人公、多声部、多主题的“众声杂语”的特征。据统计，《重庆森林》中共35次独白，其中警察223独白15次、女毒贩2次，警察663独白15次、女店阿飞3次。由此，不规定画外音的单一叙述视角，使得氛围喧哗，电影中多个不同人物的独白交织，这种众声杂语的特征造就了“游移聚集”，使得全剧由单一变为多重，空间的随意转换，多种声音的撞击导致故事支离破碎，从而增强使文本含义的不确定性。多重的叙述者和自由交换的空间便于直接填充人物思想并更为直接地透露出导演对于事物的观点与看法，使它们得到更为直接的表达。20世纪初亨利•詹姆士和普鲁斯特把福楼拜开创的方法发展成为小说的美学原则，认为情节不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物的反应。詹姆士给每本书都写了序言：小说中的一切细节必须通过这个“意识中心”人物思想的过滤。而这种过滤行为，不是为了叙述清楚，而是为了更好地揭示这个人物的心灵。王家卫在《重庆森林》中使用多重叙述视角的目的正与之暗合。

二、故事的时空转换与叙述方位的构成

王家卫对时间有极其独特的体验与把握，他“习惯于把时间转化为物态，并迷恋于运用独白对时间进行精确的数字记忆”。他拍摄的《阿飞正传》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主角阿飞指着手表对女主角说“以后你会记住，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点，我们曾经在一起。”以极其精确的时间对当下时刻所作的绝对强调，仿佛是将之从由过去到未来的连续性中抽离出来，正如“新时间体验只集中在现时上，除了现时以外，什么都没有”。而这种后现代的时间观在《重庆森林》中同样以一种戏谑的形式得以辛酸的表达。如：“56小时后我爱上了这个女人”，“7小时后她爱上了另一个人”。一切东西都有到期的界限，如凤梨罐头，如爱情。过去的只能丢弃，未来则不可想像，只有现在时刻是在握的，于是一定要用罐头、用挂历加以巩固。用月、日乃至小时这样的数字来强化。可是巩固与强化的同时，时间却也如同空间一样被“零散化”了，留下的只是断裂的时间点，在失去历史感的同时, 意义也不复存在了。

《重庆森林》的片名取自香港的重庆大厦，王家卫用“森林”来形容这样一座大型建筑，并用快速移动的镜头，闪出无数甬道、

三、摄影技术及音乐的设置与叙述角色的调度

拼贴与后现代的特征作为《重庆森林》的独特标志不言自喻，然而王家卫在技术运用上的探索精神更是其电影成功的必要推力。

（下转第99页）

97

制片方就开始了与盗版行为的不断斗争，而面对如此横行的电影网络盗版，我们或许可以从以下四点来探究：

一、暴利的诱惑。相对于投资一部影片动辄就需要百千万甚至上亿的投入，而网络盗版电影的投入则显得微不足道，网络盗版一不付版权费，二不缴纳各种税费，只需缴纳一定的服务费管理费用便可以散播电影，在短时间内获得几十倍的暴利。在这巨大的利润驱使下，使得众多资金投入盗版集团以求分一杯羹。

二、法令法规支持不到位，现有的法令法规还不适应如今发展及其迅速地网络盗版。当遇到网络盗版后，影片发行方可以要求网络服务商删除侵权作品，但这个程序往往需要2到3个工作日，而按照目前网络传播的扩散速度，三天的传播可能造成的危害已经非常之大; 同时，如果不能及时删除侵权作品，版权人通过诉讼追究侵权者的责任，则诉讼程序复杂、漫长，而且目前司法实践中判决赔偿的金额普遍比较低，这可能造成的后果是：已经存在的侵权可能不能及时得到制止，造成的损害无法得到全面赔偿。尽管侵权方被判定败诉，所赔偿的金额也远远难以抵消制片方或版权费的损失。

三、技术滞后，国外影片已经统一采用有密钥控制2K 格式放映后，我们的国产电影仍然以没密钥控制的1.3K 和2K 两种数字格式混合发行，甚至还有0.8K ；而且众多的二、三线城市也继续使用没有密钥设置的放映机，面对如此良机，专业化的盗版集团不会轻易放过。

四、版权意识薄弱：广电网民的版权意识依然薄弱，不自觉地为盗版商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并且由于与版权相关得法律法规宣传力度不够，广大观众在下载或者传播网络盗版的同时，基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下载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

在了解了网络盗版场次猖狂的原因之后，我们更应当采取各种措施与之进行斗争。

首先，提高影片质量。影院现场的观影模式和在家中使用电脑、电视观看是不一样的，而且真正的好影片是观众只能到影院中亲身体验才能找到影片的参与感，对此，姜文面对盗版时表示：“当年《阳光灿烂的日子》也出过这种事，经验告诉我，它可能给我做宣传了，也许为了看真正的大银幕的《让子弹飞》，大家还会进影院去的。因为我拍的电影，他不在影院里看，是有点看的不是那么回事”。将影片做到最好，这是整个制片方需要最先做好的。

其次，健全法令、法规，加大对盗版集团的打击。电影网络盗版的传播具有及其迅速、广泛的特点，而当前的法令法规下，各种盗版事件的处理便显得冗长、复杂和缓慢，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电影网络盗版所展现出的新特点；而且，即使是事件处理完毕，由于赔偿金额极少，同时对盗版商的惩罚力度也极其不够，这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电影网络盗版横行的邪风。这一矛盾如今已显得十分尖锐，要求政府健全法令、法规，加大处罚力度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强烈。

第三、更新拷贝、放映技术。普及拷贝加密技术，淘汰旧式的无加密格式和1.3K 、2K 的混合格式，推动密钥控制2K 格式的普及，通过技术的更新换代来减少漏洞最终使盗版商无从下手。

最后、提高公民版权意识。目前我国国民的版权意识依然薄弱，还有为数不少的观众还是通过网络下载盗版来观看影片甚至是网友之间自发地传播盗版影片，而且在他们进行下载或传播的过程中基本没有意识到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这就需要通过各种宣传和活动来使相关法令、法规深入人心，提高广大公民的版权意识。

中国电影在2010年成功地突破了100亿的大关，开启了电影史上华丽的新的篇章，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忘记电影盗版这一蛀虫对我们电影事业的啃噬，而且面对新的网络盗版，我们更应该加强关注，来集体打击电影网络盗版这一蛀虫。

（上接第97页）

《重庆森林》的摄影杜可风是王家卫长期合作伙伴, 整部影片采用手提式摄影机和自然光拍摄，仿佛是对都市人生的随机采写。其中有个镜头与阿菲一左一右在柜台边，是静止的。而前景处是人群在快速地来来往往。动静并置影像的创造性使用将一种“人群中的孤独”表达得极有诗意。而剪辑对王家卫的作品亦是一个极重要的过程，这里剪辑不以叙事为主要目的，而致力于氛围的传达，类似于《重庆森林》开始部分即用快速剪辑重塑时空，在动荡流转中使观众感觉到人物的躁动不安。

自从1927年10月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王》的上映开始，音乐就成为了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一部电影中，运用得当的电影音乐不但可以引领观众的情绪，还可以烘托气氛、升华电影本身的品位。音乐作为《重庆森林》中的重要元素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喧嚣的音乐是都市的实录，亦是人物心态的折射。人物的命运随着音乐游走，夹杂着各种情绪的音乐不断响起，透过看似不甚流畅、甚至有些跳跃的镜头剪辑，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都市人在情感上的失落，清晰的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迷茫。如阿菲只有在吵闹的空气中方能不去多想。所有这一切合成为属于王家卫的迷人气息，他调动起种种新的视听感受，以电影语言的丰富变化使电影显出独特的唯美倾向。

李显杰在1999年出版的《电影叙事学》中提到过电影的调度有三种，分别是角色调度（摄影机位不动，人物景色变动）、镜头调度（人物景色不动，摄影机位变动）与组合调动（摄影机与人物景色都变动）。于是我们可以发现王家卫在《重庆森林》中对组合调

度的使用，也是其作品艺术风格的新颖之处。

《重庆森林》中个人化的叙述方式以及多重叙述视角讲观众带入了一个喧嚣的叙述者的世界中，大量独白以及内心独白的使用技巧都彰显了影片强烈的艺术效果，这与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玩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玩笑》中，作者采用了传统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然而小说中有四个第一人称，他们轮流承担叙述的责任，每个人拥有属于自己的口吻、主观性及风格，这样的复调叙述的特征用很多声音同时叙述，就产生了更多阐释的可能性，时而互补时而矛盾，于是“真实”便被消解得四分五裂了。自编自导的王家卫等同于“电影作者”，他的作品鲜明的个人印记，而《重庆森林》采用的多重叙述视角与碎片式的叙述方式，貌似是打破传统，不遵从上帝式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消解真实，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反而是展现真实，不确定性与开放性才是它艺术魅力的真正所在。

参考文献：

[1]杰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5页、第7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1月版.

[2]郭小撸. 《王家卫，作者电影与电影作者》，电影艺术，1997,4.

[3]黄嵘. 《后现代主义与王家卫的叙事策略》，电影评论，2007,7.

作者简介：王妍， (1988.2--)，陕西蓝田人，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0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