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浅谈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作者：于薇

来源：《神州·中旬刊》2013年第07期

摘要：《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是五四新文化时期一本重要的学术著作，胡适提倡白话文学观，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唯一宗旨，我们要看到其对新文学革命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同时也要看到他的局限性。

关键词：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白话国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伟大的革命，重要内容就是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胡适作为文学革命的领军人物之一，1917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吹响了文学革命的第一声号角，揭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他的另外一篇重要文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1918年《新青年》。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概括了文学建设的明确目标，并具体介绍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程序。跟《文学改良刍议》相比，它重在的具体的“建设”方面，这是新文化运动从“破”到“立”的一个开始。[1]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目标宗旨就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2]，而真正的“国语”就是白话文。胡适认为文言文是不能表现淋漓尽致地表现真实感情的，与佶屈聱牙的文言文相比，白话文更浅进易懂，便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胡适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若要有活文学，必须要用白话文创作。胡适彻底动摇了两千年来文言文作为文学正宗的地位，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在当时，胡适的这一呼声无疑是振聋发聩的。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之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也遭到了保守派的猛烈攻击。当时社会落后、民族危难，文言八股等传统的文学语言形式，由于被上层士大夫所垄断，广大劳动人民长期与书面文学相隔绝，已不能担当传播新文化、启蒙思想的重任，阻碍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而白话因其自身的优点，更适于表现代生活和现代人的心境，使文学与群众的关系更近了一步接近广大民众，为群众所接受，它是有资格成为我们的“国语”的，所以白话文，便成了新文学最强有力的载体和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倡白话文学就是新文学向封建旧文学打响的第一枪，与“五四”时期民主、科学的精神相吻合。因此，胡适的白话文学观是适应历史时代潮流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胡适提倡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否定了长期以来文言文的统治地位，促进了文学体裁的大解放，促进了中国现代语言体系的发展、完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倡将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相结合，以白话文为武器推动文学革命，扩大了文学革命的影响，为整个文学界和思想界奠定了理论基础。它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深刻革命，是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重要关键，它对于中国的发展和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认识到胡适的价值，我们也会看到其存在一些问题。关于“国语”和“文学”的两个问题胡适显然认识还是相对片面和偏激的。白话虽然较文言文更适合担当我们的标准“国语”，胡适却将文言文跟白话文完全对立，视文言文为“没有生气的古董，只是博物馆的陈列品”，也就彻底否定了文言作品的价值。实际文言文和白话只是中国同一语言体系中的不同形式而已，文言文是白话文的浓缩，白话文是文言文的口语化，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白话文的发展完善需要借鉴文言文的语法词汇。很多用文言文创作的古典文学作品也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教育价值、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是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例如《史记》、《资治通鉴》等史学巨著；《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甚至到了六七十年代，当代著名作家钱钟书创作的《管锥编》也多用文言文创作，就是想证明被公认为死文字的文言文还是能够表达新思想，是有生命的。

文言文作为一种古典、成熟的语言方式，具有其特有的魅力和价值的。当时，白话文体系还是相对粗浅、薄弱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也会是一个缓慢曲折、循序渐进的过程。

胡适立足西方、全盘否定文言文学代表的一切古典文学，陷入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漩涡。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应理智的认识传统文学，辨清其精华和糟粕。

最关键的一点，他提出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为文学革命的宗旨，却单纯的将“国语的文学”概括为用白话文创作的文学，根本原因在于胡适没有真正认识到新旧文学的区别，简单的认为新旧文学的区别，就是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的区别。新文学，应该是符合社会和时代进步潮流的、具有现代民主、科学精神和反封建意义的文学；旧文学，是封建腐朽、落后愚昧、为时代社会所抛弃的文学，而不能片面地以文言文和白话文的语言形式一概而论。众所周知，文学由形式和内容组成，语言只是文学形式的载体，语言的性质不能决定文学的性质。新文学的“新”，除了在于他的语言形式的新，最关键的应该是他所具有的民主、科学精神和反封建思想意义。胡适重文学形式而忽视了文学思想内容的建构，体现胡适文学形式为本位的文学观，单纯的将文学革命定义为文学语言形式的革命，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并不会根除旧文化中的封建因素，也不会改变社会、民众蒙昧无知的的思想状态，文学革命是不会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胜利的。因此，新文学的发展必须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展开进行。后来的周作人、沈雁冰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更多地思考探讨新文学的思想建设，比如1918年发表的著名作品《人的文学》，以人的文学来区别新旧文学的本质特征。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完成于1918年4月，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也于同月完成，此后，《孔乙已》、《阿Q正传》等著名作品在《新青年》上陆续发表，可见它确实给新文学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起到了振奋民心、引发新文学创作潮流的作用。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是及其深远的，是一部具有时代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重要作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