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美丽的星光

　　2008年年末，我写了这样一首无题小诗： 　　1968年12月， 　　我下乡了。 　　江轮驮着忧郁的学子， 　　在阴暗的天空下， 　　沉重地驶向渺茫的远方。 　　四十年过去了， 　　我举家回到了武汉。 　　当年那让人难以生存的 　　艰困日子， 　　现在已像遥远美丽的星光。 　　这首诗是我为纪念自己下乡40周年而写的。我很喜欢它的最后两句：“当年那让人难以生存的艰困日子，现在已像遥远美丽的星光。”它表达出来的，是我对生活、对岁月的真实而诗意的感悟。 　　生活曾经折磨过我们，生活又让我们回过头来品味这种折磨的深长意味。 　　我把这种对生活的诗意感悟看作是点缀生活的温暖火花，有时候它确实是不经意的一闪，但它也确实能够长时间地滋润自己的心田。 　　生活中富有诗意的日子并不是很多，对生活的诗意感悟与回忆会给往昔平淡或者苦难的日子增加诗味。 　　下面生活中的故事，表现出人生经历中一种奇特的“反常”现象――在特定的环境下，“反常”的命运安排会令人生之旅显得更加沧桑。从闪耀在记忆长空中美丽星光的角度来看，它们格外显得意蕴悠长。 　　故事一同届校友当了我的音乐老师 　　1973年下半年，从武汉下放农村五年多之后，因为当“民办教师”的原因，我得到一个“转正”的机会，去县里读师范。 　　那时在乡里当民办教师是多么辛苦啊，我并不是在学校里教书，而是“教跑学”。所谓“教跑学”，是连当地小青年都不愿意干的苦力活，就是每天到各个生产队里教那些没有到学校里去读书的孩子。我带着哨子与二胡，每到一个地方就吹响哨子，召集孩子们到一个农家，分别辅导他们读书写字学算术，有时还拉拉二胡给他们听。 　　因为“表现好”，又连续多年没有能够被武汉“招工”，当地教育组便推荐我上师范。 　　建老师就是我读师范时的音乐老师。 　　其实他是我的高中校友，武汉华师一附中六六届的同届同学。在校时，我是高三（四）班的，他是高三（一）班的。下乡后同在监利县劳作。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华中师大中文系教授的儿子，拉得一手好提琴，书法也很棒。 　　因为提琴拉得好，我还在辛苦地耕田插秧的时候，他就被抽到县文工团去了，后来又到师范当了音乐老师。 　　我进了师范，我的这位在师范当老师的高中校友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的老师。 　　而且他确确实实地走进了我的课堂，还确确实实地教我的音乐课，时代加给我的这种境遇让我觉得难受，但是我没有办法回避。他站在讲台上俯视课堂，我坐在座位上仰望黑板。 　　此时的师范生绝大多数是本地初中生水平的青年，因此他教的音乐知识十分简单，有时只是教我们识识简谱。课堂教学的时候，因为他是教音乐的老师，所以比其他学科的教师更神气一些。 　　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有一次他竟然点我站起来识一段简谱。从华师一附中毕业的学生，识简谱是没有问题的，我很守规矩地很认真地很准确地唱了。他高兴了，大声对同学们说：“你们看，余映潮这么大年龄了，还这样用心，你们应该向他学习。” 　　是啊，我那时已经26岁了，26岁的我还没有工作。 　　这是我的同届高中校友，以教师表扬学生的口气表扬我。 　　但从表情看，还看不出他有意炫耀自己或者有意嘲笑我的意思，我想他可能只是不懂人情世故的呆子，或者在尽他当“老师”的职责。此时的我只是一个没有工作且正在为有工作而不得不从无味的初中知识开始学起的人，所以我仍然感谢他在全班同学面前对我的那一句肯定。 　　他表扬我的话，他那表扬我的神态，我至今还记得。 　　生活中的往事，不管是痛苦的还是甜蜜的，不管是悲伤的还是幸福的，若干年后回味起来，都能给人的心灵以美好的滋润。当这个故事重现眼前的时候，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往事如烟、岁月有痕，还有这样一缕思绪：在生活的艰难跋涉之中，我们要为周围人们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善意而感动，这样，在我们平静的默默的坚守与盼望之中，就多了一些陪伴我们心灵的辉光。 　　故事二不是语文老师的我考上了中文函授 　　师范毕业后，根据当时“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的“政策”，我被分回到下放之地的乡镇中学当了老师，这时是公办老师了，一个月的工资是28元。 　　此时我并不是语文老师，凭着一点高中的基础，我教英语，教唱歌，教物理，因为教学要求低，我又只教初中学段，也都还混得过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全校学生大集合的“每周一歌”也由我教。 　　“每周一歌”的场面很是壮观。周三的下午最后一节课，如果不下雨，全校学生在操场上集合，分班按序坐好，我就来教大家唱歌。没有扩音设备，没有歌单，就是简简单单的老师教唱学生学唱，老师口授学生心记，很像沈从文《记忆中的云南跑马节》中所写到的那种“歌师傅”在“传歌”。那些如《打靶归来》之类的歌一唱响，如浪如涛，倒也雄浑壮阔。可以说，现在基本上没有音乐老师能享受到我当年的这种奇遇。 　　1978年年底，学校的江校长突然找到我，说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在监利县招函授生，语文组的教师没有一个愿意报名，建议我去考一下，如果考上了，也能为学校争一点光。 　　于是我到教育组报了名。一个月之后，通知我参加考试。 　　怀揣一支笔，挎着一个旧书包，步行30华里，我来到监利新沟镇中学，参加报考华师中文函授的笔试。 　　监考的就是后来教我函授汉语语法课的燕老师，女孩子，胖胖的，身高估计在1米6，很和气。我们做卷子的时候，她就在教室里走动。那时候考风极好，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夹带”，过了几年函授结业考试时就不行了，有人开始把“答案”预先写在自己的手臂上。 　　她在我的身边停下一会，看了看我正在写的作文。 　　交卷时她对我笑了笑，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 　　这一句微笑着的肯定让我回校时走了30来里的旱路都不觉得累。 　　又一个月后，上面来通知了，说我已经被华师函授录取，我的成绩是全县第二名。 　　这件事在这所偏远的乡村中学激起了一阵涟漪，我的“身价”马上提升，1979年，我竟然成了一名语文老师，不仅教初中，还堂而皇之地教上了高中。不仅如此，它的伟大意义在于让我从此走上了语文教学之路。 　　那时我已经32岁了。 　　参加了大学的本科函授学习，才知道什么是知识的天地。我就像接受启蒙教育一样，感到知识的世界如此绚烂，像下面这样美丽动人的语句常常感动着我： 　　孩子学习母亲的语言，觉得母亲的语言最美好，最动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说祖国的文字最美好，最动人。幼而习，长而诵，其味无穷。用文字记载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诗、词、歌、赋、小说、散文；以这些篇章，或抒发情感，或描写景物，或记叙史实，或表达见解，是谓文学。…… 　　我的函授学习也如同我的人生之路，总是有一些横生的枝节挡在前面。华师为了确保函授质量，在1980年又对我们重新进行了一次招考，一直到1984年，我调到荆州地区教研室之后，才拿到毕业文凭，所以我读函授的时间也比别人长，前后一共6年，从农村中学读到监利县教研室再读到荆州地区教研室。 　　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系统学习的经历。我努力地坚持了下来并且受益无穷。有时我想，人生的苦痛之处在于，命运之神大多数时候是不尊重生命的主人的意愿的，它往往自鸣得意地固执地给你安排你并不向往的世界，而且没有商量的余地。在这样的时候，只有将与命运抗争与遵从命运的安排合二而一，你才有可能真正地由自强而到自觉再到自由。 　　故事三50岁以后才第一次上公开课 　　很多很多的教师，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上过公开课了。 　　而我第一次上公开课，却是在满了50岁以后，确切地说，是51岁半的时候。 　　在这以前，我没有那样的机会。 　　知青下放，务农，当民办教师，成为“公办”教师，到乡镇教书，当县语文教研员，成为地区教研室的语文教研员――当我步履艰难地走过这一个一个的生活场景时，我已经近40岁了。 　　1979年我当上了语文老师，但1982年就调到了县教研室，我从此离开了课堂。 　　1984年我到了荆州地区教研室，开始了我的自视为“波澜壮阔”的教研生活，也从来没有敢于走到教室里的讲台上，去尝试着上一节哪怕是很常规的课。 　　1993年，我开始为湖北的《中学语文》杂志撰写专栏文章――“中学语文教例品评100篇”。每年12篇，坚持写了8年。 　　这100篇教例品评文章的写作，有可能是全国中语界自解放以来由个人进行的最成系统的案例研究。它们后来被武汉出版社结集为《中学语文教例品评100篇》。 　　1997年，年过半百的我突然有了走上讲台给学生们讲课的冲动：是啊，已经研究、评点了近百个教学案例了，天下的中学语文教学风光差不多被我尽收眼底，那么多名师的教学艺术被我提炼出来，我为什么不能自己也讲一讲课？ 　　想法一旦产生，天天不得安宁。 　　想法一旦产生，立即着手准备。 　　我将这种想法说与监利县的教研员邓禹南老师听了。我说，我很想讲一讲课啊，但又怕出丑，你在偏远的乡镇里帮我找一所学校试试吧。 　　于是，1997年11月26日下午，湖北省监利县周老镇直荀中学的操场上，我开始了我的第一次公开课。 　　这次课，应该说事先是“保密”的。但等我到达时，很多老师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大家从来没有听过教研员上课，大家都想听一听地区来的教研员怎样上课。 　　天气很冷。上课之前，天公也来作美，霏霏细雨骤停，没有风也没有雨。从四面八方赶来听课的语文老师有200多人。这里没有大的教室，也一时难以找到可以供这么多人听课的地方。学校方面非常为难，商量去镇上租一个什么地方。我说，就在学校操场里上课吧，一个篮球场就能解决问题。 　　大家赶快行动，从教室里搬出桌椅，在学校湿漉漉的篮球场上摆开了阵势，黑板放在体育老师喊操用的土台上。 　　学校给我安排了两个班的学生。我站在土台的下面，听课的老师们把两个班的学生围在了中间，气氛热烈。 　　我带了两个课过来，一是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一是文言课文《口技》。 　　这个镇是柳直荀烈士牺牲的地方。柳直荀烈士的墓，离学校大门只有200多米。墓前大碑刻有毛泽东手书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还刻有李淑一给毛主席的信。上课时，我将毛泽东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插入了《天上的街市》的教学。 　　在《天上的街市》的教学中插入《蝶恋花・答李淑一》，既起到了烘托作用，又起到了对比作用：诗人的诗，领袖的词，二者都有想象，前者想象星空，后者想象月宫；前者表现出浅吟低唱的韵味，后者显现出豪放雄浑的风格；前者表达了对美好理想生活的向往，后者抒发了对为理想而献身的先烈的怀念。它们在一起，让同学们在诗词的学习中体味了音乐美，品析了图画美，感受了情感美，同时也加深了对生活的理解特别是对幸福生活不是凭空而来的理解。在这特殊的环境中，这样的教学非常富有感染力。 　　那一天，我的感觉真好：我终于走上了讲台。 　　那一天，听课的老师们感觉真好，他们纷纷发问：余老师，你是什么时候学的手艺呀？ 　　从此以后，我就在中学语文课堂教学艺术的田野里辛苦钻探而不能自拔。 　　此事于我而言，就像人们评价人类首次登月一样：跨出是一小步，其意义是一大步。它永远充满诗意，永远闪耀着青春的色彩，永远给我以鼓励。 　　如果说我的课堂教学设计常常很着意地讲究创意的话，那么，50岁过了学讲课则是我的最最奇妙的人生创意。 　　人生的旅途，创意无限。 　　（选自《江苏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