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法看如何维护世界和平

作者：王庆海林菲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0年01期

　　199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和对我驻南大使馆的导弹袭击，使世界人民进一步认识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面对其无视国际法的违法行径，从国际法看，如何继续依法（国际法）维护世界和平是人类在21世纪普遍关心的课题。

　　一、维护世界和平仍要继续坚持国际法各项基本原则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及我驻南使馆的轰炸，违反了国际法有关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使馆馆舍不得侵犯”、“外交代表人身不得侵犯”、“外交代表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规定（注：《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全文见《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599～613页。）。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为何敢于违反国际法这些规定呢？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现行国际法不能有效地约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违法行为。国际法是法的一个特殊部门的法，又被称为“较弱的法”，它的强制性主要是由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进行约束，也就是说，国际法的实施，是由国家单独或集体采取行动来加以实施的，不像国内法，由一个国家内部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来强制执行。不仅如此，国际法的实施还取决于遵守国际法与不遵守国际法之间力量的对比。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北约在失去了与之抗衡的对手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军事集团。这个不遵守国际法的军事集团的力量大于北约以外的遵守国际法的所有国家的力量，因此，遵守国际法的国家就不能有效约束不遵守国际法的国家和集团的力量，国际法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失去约束力，所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敢于违反国际法。其二，当前，依靠国家集体力量实施国际法，如制裁违反国际法破坏世界和平的侵略行为时，主要是通过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来实施。纵观联合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联合国成立至今所通过的一系列有关维护国际法原则的决议和采取的行动，基本上都是在大国同意下进行的，主要是反映大国的意志和利益。有时通过一些决议或采取的行动，虽然也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愿望，但是，以不损害大国的利益为前提，如果安理会通过有损于大国的利益的决议，大国则可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使其根本无法通过。因此，联合国安理会不可能对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实行制裁，联合国在这次科索沃事件中的无能表现就是最好的例证。不仅如此，联合国安理会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少数大国操纵。正因为上述原因，作为依靠国家单独的或集体的力量来保证实施的国际法，也就显得很无力。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才敢公然践踏国际法。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一方面公然践踏国际法，另一方面还有遵守和利用国际法的一面，主要原因也有两个。其一，实践证明，现代国际法实际上是不同国家协调意志的反映。所谓“协调意志”就是指各个主权国家相互妥协后达成的对各方都有一定好处的意志的反映，当然，大国、强国、富国的意志在国际法中反映的要多，小国、弱国、穷国的意志在国际法中反映的要小。例如，作为现代国际法并构成其整个法律基础或核心的法律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反映了包括中国在内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在某些方面反映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利益。其二，他们之所以要承认国际法存在，不敢公开说他们就是不遵守国际法，是因为他们还想利用国际法为自己称霸世界的目的服务。就像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袭击和对我驻南大使馆的袭击，以及最后停止对南联盟的袭击，都反映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一方面公然违反国际法有关原则，一方面又表示出遵守国际法的姿态。例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北约地区以外的南斯拉夫联盟的轰炸是严重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行为，但他们并不敢承认对南轰炸是违反国际法的，而是打着制止民族清洗的旗号进行轰炸的。据美国《华盛顿时报》1999年6月21日报导， 美国总统克林顿说他希望对科索沃的轰炸能被称做是“克林顿主义”。他对“克林顿主义”所下的定义是，为在世界范围内停止民族清洗而进行的干预。对我驻南使馆的轰炸一再解释是“误炸”，表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表面上还是愿意遵守国际法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于6月10 日最后公布停止轰炸南联盟，同意要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和平解决科索沃问题，也反映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还要利用国际法，利用安理会为其霸权主义服务。

　　鉴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一方面公然践踏国际法，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遵守和利用国际法，所以我们一方面对其践踏国际法的行为要谴责要斗争，另一方面，我们要利用其借用国际法遵守国际法不敢公开宣称违反国际法的一面，以实际行动坚持捍卫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中。概括起来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可分为下列各项内容：“1.互相尊重主权；2.互相尊重领土完整；3.互不干涉内政；4.互不侵犯；5.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6.民族自决；7.公平互利；8.和平共处；9.国际合作；10.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11.诚实履行国际义务；12.和平解决争端”。（注：王铁崖主编、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当然，这些原则不仅互有联系并且有互相重叠之处，而且并不是详尽无遗的。国际法在发展，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也必然是在发展之中的，但是，国际法基本原则中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这些是包括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都承认的，并被《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在处理国际法基本主体（国家是国际法的基本主体）关系中，即国与国的关系中，以及处理国际法基本主体（国家）与国际法其他主体（国际法的其他主体主要有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像联合国、北约等以及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只要我们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就可以避免发生战争，世界和平就可以维护。

　　二、维护世界和平，必须坚持“不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不得动武”的原则

　　此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3月24日对南联盟的空袭是绕开联合国， 在缺少法律依据的“自我授权”下，向北约以外地区发起的军事侵略，使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遭到破坏。假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事先不绕开联合国，要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以后才进行，可以肯定地讲，联合国安理会不会同意授权北约对南联盟动武，因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中国和俄罗斯在讨论此问题时，肯定会依据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中有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条款投否决票。正因为如此，所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才决定绕开联合国，在缺少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自我授权”向南联盟发动空袭。这也从反面告诉我们，维护世界和平，必须坚持“不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不得动武”原则的重要性。另一方面，6月10日，科索沃问题“重返”联合国， 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安理会通过了关于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决议。此举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持续78天的空中打击未能得逞；此举也表明，任何绕过联合国安理会，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企图靠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操纵国际事务的做法，都只能使自己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潭。

　　上述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说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一方面想甩开联合国安理会，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在解决国际社会中一些重大问题时，又不得不利用联合国。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联合国这种矛盾的做法，正说明如果所有的国家都能坚持按着《联合国宪章》（从国际法看，《联合国宪章》只是一个多边国际公约，当然也是联合国的组织章程）的规定办事，联合国安理会就能够发挥《联合国宪章》授予它的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

　　我们强调必须坚持“不经安理会授权不得动武”原则，理由有三个：其一，这样做合乎法律（《联合国宪章》究其本质是多边国际公约，属于国际法）规定，根据《宪章》第24条的规定，联合国各会员国把根据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授予了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42条的规定，安理会可以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的存在，并可以提出采取强制措施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建议或作出这方面的决定，包括进行政治和经济制裁与使用武力。根据《宪章》规定，如果经安理会同意使用武力维护和平，从实践上看，可以取得预期效果，并比较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合作。经安理会授权动武起到了维持世界和平的典型例子就是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在海湾战争中，安理会依照宪章的规定，对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持续的、不断升级的制裁，一直到最后动武，使海湾危机最后得以平息，维护了海湾地区与世界的和平。其二，实践证明，经安理会授权动武的都是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慎重采取行动的，不会轻率同意动武，如果坚持实行“未经安理会授权不得动武”的原则，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动武的事件，就有可能不发生。因为中俄两个常任理事国肯定不支持安理会通过北约对南动武的决议。其三，北约中的主要成员国，美国、英国、法国也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他们都享有一票否决安理会决议的权利，所以他们也要坚持“不经安理会授权不得动武”的原则，因为他们还要利用安理会，连日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日本《东京新闻》6月12日发表了一篇社论， 在提到北约在这次科索沃冲突的教训时，特别讲到安理会授权问题的重要性。“在军事介入的时候，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是不可缺少的。……也许这就是本次北约空袭留下的极其重要的教训。”（注：转引自《参考消息》1999年6 月16日。）

　　三、维护世界和平还要坚决支持正义战争

　　党的十五大决议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是，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

　　也许有人要问，二战结束后，近50多年来没有发生世界规模的战争，应如何看呢？诚然，二战后半个世纪无全球性大战，中国国境近20年来无大战事，但局部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据统计，90年代前 7年，世界各地共发生地区性冲突193起，年均28起，超过冷战结束前40 多年地区冲突190起的总和，更远远超过年均4起的平均数。（注：李忠诚主编：《跨世纪的世界政治》，时事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186 页。）冷战后为什么局部冲突比冷战结束前增加了呢？尤其是这次北约公然绕开联合国，在缺少法律依据的“自我授权”下，向北约以外地区发动进攻，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究其原因，其一，这是美国称霸世界的本性决定的。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在美国主导下完成的北约“面向21世纪新战略”和“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是美国在下一个世纪称霸世界的战略蓝图，是其传统“两洋战略”的具体化。“新战略”将联合国和国际规则一脚踢开，“人权高于主权”成了霸权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最冠冕堂皇的借口，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乃至一国的领土问题都可能轻而易举地引发战争。其二，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取胜的可能性大，这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敢于对南动武的现实原因。众所周知，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以美国一国的力量对付一千多万人口的小国南斯拉夫毫不成问题，又加上北约的17个国家，力量的对比更是悬殊，再加上俄罗斯无意介入，更使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无后顾之忧。可以说，南斯拉夫基本上是在没有获得任何军事上、物质上实际援助的情况下单独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对抗的。在这种情况下，北约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大，遭受的损失小，这是北约敢于动武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芝加哥论坛报》7月5日《吸取科索沃经验教训》一文中是这样说的：“经过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现在的科索沃战争，美国公众认识到，有些事情是值得交战的，有些战争是可以打赢的，一个超级大国必须懂得这一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敢于发动战争实际上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称霸世界的需要，二是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这些“战争是可以打赢的”。

　　从这些及以前我们取得正义战争的胜利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以各种方式支持正义战争，是维护和平、防止非正义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

　　从国际法看，战争是分为侵略战争（即非正义战争）和反侵略战争（即正义战争）的，凡是具有“侵略”性质的战争就叫侵略战争，即非正义战争。

　　根据《联合国宪章》及联合国大会1974年12月14日通过的《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可以看出，非正义战争即侵略战争“是指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本《定义》（指给侵略下的定义——笔者注）所显示的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的战争。（注：《世界人权约法总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88页。）

　　何为正义战争，即反侵略战争呢？根据我们给侵略战争下的定义及《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以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关于天然资源永久主权宣言》等的规定，可知，凡是反对侵略的战争都是正义战争，具体讲，凡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包括经济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权益和民族尊严，反击外国军事力量入侵的自卫战争，以及反对殖民主义的奴役和剥削，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反对独裁统治和争取自由解放的战争都是合法的正义战争。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为维护和平制止侵略，对于侵略战争要制止、要反对，对于维护和平争取民主和独立、解放的正义战争，要通过单独的或集体的力量给予支持。为维护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主持正义公正的国家都有权利和义务去支持一切正义战争，即支持一切争取民族和阶级解放的斗争，支持一切反对侵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的侵略战争。

　　各国坚决支持正义战争、反对侵略战争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如果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与主持正义的国家都坚决支持反对侵略、反对霸权和强权政治的正义战争，使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看到他们打不赢，有可能像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那样惨败，他们就不敢轻易发动战争。正如美国《芝加哥论坛报》7月5日的《吸取科索沃的经验教训》一文最后得出的经验：“并不是每一个敌人都是越共，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是越南战争”。（注：《参考消息》1999年7月12日。 ）言外之意就是说，只要不像越南战争那样惨败，就可以动武。美国报纸得出的经验教训也告诉了我们坚决支持正义战争，即使在双方力量有差距的情况下，侵略一方一看打赢的可能性很小，也不敢打。如果我们片面强调落后就要挨打，而又因为现在比较落后，不敢支持正义战争，那只好被动地永远处于挨打的局面。正确的做法应是一方面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另一方面坚决支持正义战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是这样做的，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不都是这样做并达到了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吗？所以依照国际法坚决支持正义战争，是维护世界和平不可缺少的。

作者介绍：王庆海，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长春 邮编：130021） 林菲，吉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长春 邮编：13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