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中报纸报道形式探究

　　医患暴力冲突因为冲突性等新闻价值而成为媒体报道的对象并对医患形象产生影响，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中报纸报道形式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内容提要 本文从大众媒体对医患形象再现的路径考察了其对于医患身份的建构及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四起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为例，研究对相关报道进行叙事分析和量化统计，发现其呈现高度类型化的特征，再现了脸谱化的医患形象。尽管媒体叙事发生了从相对集中到多元并存的变化趋势，但冲突叙事仍然是四起事件中媒体主要的叙事方式，并对医患形象的再现带来了不同影响。最后，本文就如何优化媒体对医患冲突事件的报道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医患冲突;再现;叙事;受害者;施暴者

　　一、引言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多元、复杂的社会矛盾。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医患暴力冲突事件就是这些矛盾的现实写照。

　　医患暴力冲突因为冲突性等新闻价值而成为媒体报道的对象并对医患形象产生影响。李普曼认为，新闻媒体的报道会影响公众对于现实世界的感知，建构他们脑海中的图景。①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也提出，大众媒体具有地位赋予的功能，媒体的报道可以引起人们对于报道对象的，使其地位合法化。②因此，一方面媒体对于医患形象的再现会影响医患双方的诉求，以及主体经验能否在公共空间中呈现和表达，从而影响外界对其的态度和评价;另一方面媒体报道也会影响医患之间对于彼此的印象，从而成为影响医患关系的一个因素。基于此，本文将考察在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中，媒体采用什么样的叙事策略?分别再现了什么样的医患形象?最后，讨论医患的媒介形象是否与现实相符合以及媒体应该如何改进报道。

　　二、再现、叙事与新闻

　　再现是社会行动者利用符 资源对现实建构的过程。再现的过程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在选择中再现不可避免地将某些东西排除了出去。而在这一选择过程中，再现往往与主体位置勾连。③其中，叙事是再现的一种手段和工具。

　　热奈特把叙事分为两类 一类是纪实叙事;另一类是虚构叙事。他将新闻列入纪实类叙事作品中。实际上，新闻是一种叙事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被学者广泛接受。④学者们通过对新闻叙事的研究认为，新闻的文本结构往往比较稳定。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符 系统，新闻对于受众的影响往往比一些个别成分要大得多。⑤

　　值得一提的是，一种叙事往往由对故事情节的基本安排、特定的角色分配以及与此相应的特定情绪构成，这些成分之间彼此关联，形成特定的叙事经

验。而典型角色的分配，或角色化是叙事的关键。⑥

　　在新闻叙事中，不管是人物还是情节都不允许虚构，它们是通过记者的叙述而实现的，即事实的再现.同样，在关于医患暴力冲突事件的报道中，新闻记者通过对医患双方角色的再现，在一个个具体的、动态的情节中实现叙事。在这个过程中，医患双方的特定形象被呈现出来。因此，遵循这样的思路，通过对媒体关于医患暴力冲突的新闻文本进行叙事分析，可以揭示媒体运用了什么样的叙事方式，又分别再现了什么样的医患媒介镜像。最后，讨论这种再现是否与现实相符，对现实的影响以及媒体如何报道医患暴力冲突事件。

　　一研究方法

　　作为度较高的社会现象，医患暴力冲突事件可以被看作是吸引不同社会主体竞相参与意义争夺，并建构医患形象的重要新闻素材和资源，因此本研究将其作为分析对象。具体而言，研究选择了近年来发生的四起社会影响大的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为分析对象，分别为同仁医院医生被砍哈医大医生被杀温岭杀医湘潭产妇.

　　接下来，使用慧科新闻数据库作为检索工具，分别对四起事件进行初步检索，获得事件开始时间，对事件的检索时间和关键词进行了设定见表1。

　　依据四起事件的关键词对新闻标题和正文进行搜索，得到样本数量 同仁医院医生被砍143篇、哈医大医生被杀232篇、温岭杀医255篇、湘潭产妇257篇。之后对得到的新闻文本进行筛选，共得到有效样本475篇。最后，对收集到的新闻报道进行叙事和文本分析，分析单位为单篇新闻报道。叙事分析主要指分析每篇新闻文本的医患角色分配和情节，对其进行分类。

　　二四起医患暴力冲突事件报道的叙事分析通过对收集到的475篇样本进行叙事分析，不同报纸对于医患暴力冲突新闻报道呈现出特定的叙事类型，将其分别概括为冲突叙事、受害叙事、反思叙事、正面颂扬叙事以及无明确叙事。这些高度类型化的叙事构成了医患暴力冲突新闻报道的潜在基础，并再现了相应的医生和患者的形象。

　　1、四起医患暴力冲突事件报道的类型化叙事。一是冲突叙事。冲突叙事强调医患之间的冲突性，主要指一方的消极行为给另一方造成的伤害并由此引发的冲突。冲突叙事常常运用二元对立的方式裁剪、凸显医患矛盾。在同仁医院医生被砍事件中，《法制晚报》的报道《同仁医院被砍医生以量刑过轻上诉，要求增加赔偿》，叙述了患者王宝洺持刀连续砍击同仁医院耳鼻喉科徐文医生18刀，造成后者重伤并产生心理阴影。在哈医大医生被杀事件中，《包头晚报》的报道描述了凶手李梦南砍死实习医

生王浩，给其家人带来的巨大痛苦，案件开庭中王浩的母亲曾经多次情绪失控。

　　在相关报道中，伤害争议判决是冲突叙事中出现较频繁的话语。伤害行为发生后，叙事的平衡被打破，更多的媒体跟进报道，逐渐进入叙事发展和报道高潮。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发生的医患暴力冲突经常伴随很强的争议性和不确定性，这与新闻生产情境的变革有关。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新闻叙事由职业媒体人专属向大众集体参与转变。就医患暴力冲突的叙事而言，冲突中的利益相关人可以利用新媒体参与事件的建构，不同话语背后的权力争夺导致了事件的争议性与不确定性。在2016年的湘潭产妇事件中，不同主体围绕产妇死亡原因医生是否积极抢救等一系列核心议题展开争夺，导致事件具有较大争议性。

　　最后，判决也是冲突叙事中的重要话语。在判决话语生产的叙事中，法院是重要的叙事空间，发挥表征权威的作用。媒体通过引用法院认定的事实来提高报道的权威性并实现对事件中争议性问题规训与定性的作用。在众声喧哗的传播情境下，新闻媒体需要通过运用一些策略行动来建构自己的权威。泽利泽尔认为，通过提喻的使用，记者把在一些象征性的权威新闻源场景中获得的事实来代替那些他们没有亲眼目睹的核心事实。⑦记者在叙事中展现他们在法院这种代表权威的场景获得新闻消息就是建构自身权威的策略性行动。冲突叙事出现的频率最高，患者因此被建构成施暴者或性格有缺陷的他者形象，医生被建构成受害者的形象。

　　二是受害叙事。受害叙事聚焦于医患暴力冲突对医生造成的伤害。相关报道主要建构了频繁发生的医患暴力冲突不仅造成医生身体上的伤害，也伤害了他们的情感，造成了医生社群的文化灼伤。有研究者认为，当特定集体的成员感到自己遭遇到了某一可怕事件，该事件在群体意识和记忆中打上无法磨灭的烙印，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其身份认同时，这就意味着文化灼伤已然发生了。⑧根据媒体的报道，伤医事件影响了医生社群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价值。

　　在相关报道中，媒体往往通过对受害人同事以及其他医务工作者的采访来实现医生作为受害者的叙事。在这类叙事中，媒体没有停留在对冲突中医生受害的报道，而是以具体事件为切入点并通过对其他医生的采访以及相关资料的运用建构医生受害的普遍性。换句话说，这些具体的受害事件成为表征当下医患暴力冲突中医生社群受害的符 ，如《温岭杀医引发的思考暴力杀医为何频现?》《浙江多地医护人员静坐请愿悼念医师》等报道。在报道中，一些媒体选择了医

生静坐医院擅自将受害医生遗体火化等相对戏剧、夸张的属性框架来讲述医生作为受害者的故事，建构医生作为医患纠纷、医患冲突中受害者的形象。

　　近年来，随着医患暴力冲突事件，特别是伤医事件的频繁发生，媒体逐渐意识到医患暴力冲突事件的普遍性并从对个案的聚焦扩展到对这类社会现象和医生社群受伤害情绪的。此外，该类叙事的增加也可以从消息来源与媒体报道的互动角度予以解释。消息来源对于新闻报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至于新闻社会学者们认为真正的新闻应该是新闻记者与消息来源共同合作的结果。⑨在全部23篇关于受害者叙事的新闻报道中，媒体对包括医生、医院以及医疗卫生主管部门进行采访的数量达到22篇，其中21篇只采访了医方，另外1篇采访了医患双方。因此，在这类叙事中媒体对于医患双方的话语分配明显不平衡。相关新闻报道主要站在医生的角度表达了医务人员的心声，具有情感动员的功能。受害者叙事聚焦医生形象，将其建构为受害者的形象。

　　三是反思叙事。反思叙事主要指通过对医患暴力冲突事件前因后果的叙述从而实现对悲剧发生的反思。这类报道往往将叙述的焦点从冲突本身转移到对事件发生或恶化原因的反思。在对冲突原因的叙述中，一些报道将个人的不幸与其背后的制度性原因勾连在一起，通过对被报道者不幸经历的描述来对制度层面的矛盾和问题进行反思。如在同仁医院医生被杀事件中，《中国青年报》对于处理医患纠纷的医疗鉴定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反思。

　　该报道跳出了其他媒体关于歹徒行凶的负面行为叙事或带有宣传性质的积极抢救受伤的好医生的叙事，通过对被告辩护律师的采访展现了悲剧背后医疗鉴定存在的问题以及患者维权渠道的缺失。

　　对于叙事手段而言，媒体运用了转喻的手法，即运用一个事物代替另一个事物。例如使用温岭事件同仁医院医生被杀等具体事件来指代对于医患暴力冲突、医患不信任这一类社会现象的反思。近年来随着该类事件增多以及以药养医等问题带来的消极影响，社会中弥漫着对于医疗制度不满的情绪。媒体对于这两起医患暴力冲突事件的反思叙事契合了当下医患双方对于医疗制度的情绪。这类叙事往往表达了对于患者伤医行为的同情。

　　四是正面颂扬叙事。正面颂扬叙事是所有分析的叙事类型中最戏剧性的叙事，主要指在医生或患者受害的悲剧性事件中，媒体对受伤害的情节一带而过，却用较多文字讲述医生对工作尽职尽责或对受伤医生救助与关心的故事。例如，在同仁医院医生被砍事件中，报道中运用了转喻的手

法，将长期以来建构的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形象引入到本次冲突事件中，实现医生与救死扶伤的自然化联系，从而将本次医患暴力冲突叙述成为和谐医患关系下的一个意外。

　　在湘潭产妇事件的中后期也出现这种叙事类型的报道。在这些报道中医生被描述成全力抢救出现羊水栓塞产妇的好医生形象，与此前网络中流传的产妇死亡，医生消失的叙事形成了意义争夺的局面。在这类叙事中，医生被建构成好医生的形象。

　　2、叙事框架变迁 从相对集中到多元并存。通过对所有类型叙事的量化统计，发现冲突叙事是媒体在四起医患暴力冲突事件报道中最常采用的叙事框架，超过其他叙事比例的总和，占总数的60.6%.对新闻价值的追求导致媒体青睐报道新闻事件中的冲突性情节。

　　不过，该类叙事在四起事件中出现的频率呈现下降趋势，在哈医大医生被杀事件中达到顶峰后迅速下降。该事件作为医患暴力事件报道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事件开始媒体叙事框架发生了从聚焦冲突到对冲突的同时进一步对事件发生的反思、医疗社群的受害以及相关医学知识普及的多元视角。

　　其中，反思叙事与其他叙事出现频率呈持续增长的态势。对于反思叙事而言，近年来随着医患暴力冲突事件频繁发生，媒体开始通过对具体事件叙述的方式来反思医患沟通、医疗制度、社会舆论以及媒体失范等导致该类事件发生和恶化的相关因素。医患沟通与医疗制度是医学场域中的影响因素，对医患暴力冲突事件的影响相对直接，因此成为媒体反思叙事的对象。但这类报道往往篇幅较小，媒体的措辞也比较谨慎，特别是对医疗制度与法律制度的反思。

　　此外，媒体对于社会舆论和媒体失范等外在影响因素的叙述却往往比较充分。这说明，近年来该类事件中出现的网民狂欢的心态、畸形的社会舆论以及媒体追求冲突的倾向性已经引起了新闻媒体的，成为反思叙事中的重要对象。

　　除了反思叙事之外，无明确叙事也一直呈现上升态势，它主要包括对于新闻事件中相关医疗卫生知识的介绍以及一些没有涉及叙事的短消息。这说明媒体不仅仅医患冲突，也开始有意识地传播医疗卫生知识。盖伊塔奇曼认为，新闻是一种框架，记者在建构现实的过程中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报道框架。⑩新闻记者凭借这种建构现实的权力在知识生产过程中也会生产相应的意识形态。因此，在现实建构的过程中，新闻社群成为了比其他社群有大权力的社群。在这里，塔奇曼把框架建构的希望寄托在新闻消费者身上。11沿着塔奇曼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受众和同行对于媒体的叙事框架、报道

倾向会影响其是否成为人们认知新闻和新闻生产的共有知识。当他们表现出对媒体一些叙事手法和报道倾向的消极评价时，后者就不能正当化。12这些年来新闻媒体在报道医患类议题中聚焦冲突的叙事框架遭到了包括同行和医生社群的反对，因此新闻社群也在对叙事框架进行调整和再生产，叙事框架发生了从聚焦冲突到多元并存的转变。

　　此外，媒体的不同叙事框架影响医生和患者形象及其主体经验在公共领域的呈现，接下来将借助量化统计分析医患双方的媒介镜像。

　　三、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中的医患媒介镜像

　　一医生形象再现 以受害者为主导的医生群像通过对四起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中医生再现形象的统计和412个样本分析，新闻报道中主要呈现了三种形象 受害的医生占比77%、不善于与患者沟通的医生占比14%,救死扶伤的医生占比9%.

　　应该说报纸对于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中医生形象的再现基本符合社会现实。在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中，医生基本上是受害者，医生职业环境面临威胁。根据2016年《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医疗暴力包括语言暴力和行为暴力。2016年59.79%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语言暴力，13.07%受到过身体上的伤害，仅有27.14%未遭遇过暴力事件。此外，根据中国医师协会调查统计，医师受到伤害事件逐年增高，医生普遍感到职业中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13

　　同时，近年来一些涉及医疗行业的报道中出现的媒体失范现象又影响了医生形象，媒体对于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中作为受害者形象的呈现可以反映社会转型期医生社群的职业环境和工作状态。通常，受害叙事具有强大的情感动员的功能，往往会激起社会各界将矛头指向受难的原因，14特别是在这类极端的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中，医生往往受到身体伤害、甚至死亡，从而产生强大的动员效果，推动医生职业环境的改善。这可以从最近两年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予以佐证。

　　在将医生再现为受害者的报道中，运用了冲突叙事和受害者叙事两类叙事。前者突出医患之间的冲突性，往往将医生受难的原因归结为个别患者的暴力行为，忽略个案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后者更医生受难，从不同维度对医生受难进行思考。但是两类叙事的比重差异较大，分别是60.6%和后者仅为4.9%.因此，尽管受害者是医生的主导媒介镜像，能够唤起社会对医生的同情，但对于该类事件原因的认识停留在对个别患者暴力行为的谴责，而不能进一步从医患沟通、医疗制度与法律制度等多元层面进行思考。

　　此外，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影响了沟通，导致后续矛盾的出现，从而陷入恶性

循环。医患不信任产生的背后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传统中国社会是建立在熟人关系网络上的社会，呈现出一种差序格局,即以自我为中心，由自己向外层层扩散，关系网络主要以交往密切的强连接构成。人与人的信任基于彼此之间这种熟人的可靠性，而不是社会契约意识。15可以说，传统中国社会的信任是一种基于熟人基础之上的人际信任。伴随着现代社会中流动性的急剧增加，社会成员交往的圈子也随之扩大。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社会中那种简单的、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也随之向系统性的信任过渡。16然而，一方面是旧有的你与我式信任关系的破裂，社会成员还没有形成社会认同，构建新的共同体;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中的契约精神还没有成为社会成员的集体意识。因此，作为社会转型的后果，当下中国弥漫着不信任的焦虑，并承受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即是一种典型表现。因此，媒体对于积极施救但不善于与患者沟通的医生形象的再现符合当下一些医生的实际工作状态，也有助医患双方反思彼此之间的交往方式。在这类叙事中，不同媒体的表达、措辞有一定差异，有些媒体在解释医生积极救治的同时，也委婉地批评了医方没有主动与家属沟通，平衡了冲突中的责任和话语分配。湘潭产妇事件即是这样的典型案例，媒体再现不善于与患者沟通的医生形象，及时澄清了误解，消解了事件中的负面舆论，又为医生敲响了与患者沟通的重要性的警钟。

　　最后，还有少数报道采用正面颂扬的叙事，将医生再现为救死扶伤的形象。在相关39个样本中，大多数报道是引用卫生部发言人作为正面颂扬叙事的新闻源且运用了的政治话语，主要突出了政府积极救助受伤医生和谐医患关系.有学者认为，新闻报道的政治权力话语，具有高度抽象，不可商量，无需推理等特征。在灾难报道中媒体引用政府官员的话容易变成宣讲式的、布道式的，我听你讲，把听众当成一个收容器，把自认为的真理往里灌。17同样，在具有受难性质的医患暴力冲突事件中，媒体引用政府高度抽象的政治话语来实现正面颂扬的叙事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特别是在事实尚不清楚，存在很大争议的情境下。

　　二患者形象的再现 被异化的他者形象

　　同样，在相关报道的叙事中媒体也再现了三种不同的患者形象 施暴者、性格有缺陷者和值得同情的患者见图3。其中，作为施暴者的患者是其最常见报的媒介镜像，占全部数量的86%,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性格有缺陷者10%以及值得同情者的形象4%.

　　作为施暴者的患者形象出现在全部四起事件中，甚至包括患者死亡的

湘潭产妇事件中。媒体往往详细描述了患者如何对医生施暴，造成医生身体受到伤害甚至死亡，如被告人使用了什么样的工具，袭击了哪些部位，一共持续多长时间等。

　　类似对于被告人行凶的叙事也出现在同仁医院医生被砍以及哈医大医生被杀事件的报道中。在这些叙事中，媒体往往使用了戏剧性、形象化的表达手法，来突出被告人作为残忍的施暴者形象。有些媒体还使用了贴标签的方式来描述被告人的形象，如丧心病狂的人等。

　　此外，媒体叙事还再现了性格有缺陷的患者形象，其主要出现在温岭杀医事件中。媒体通过对被告人语言、神态、动作的描写以及对其家属的采访来再现其的性格缺陷，被告人被描述成为有持久的妄想症障碍的人。在多数媒体的叙述中，被告人连恩青成为了狂躁、偏执、易怒的他者形象。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性格缺陷并不等于客观的精神疾病，而是一种主观的评价和建构，这可以通过医疗鉴定机构提供的连恩青精神正常的鉴定结论予以证明。18福柯曾经在《疯癫与文明》中抛弃了关于疯癫的一般知识。在他的笔下，疯癫不再是一个稳固的本质主义概念。19福柯揭示了疯癫在某种意义上是争斗、冲突与协商的结果，是通过与理性的二元对立而被建构出来的概念，从而成为被抛弃与孤立的他者形象。在对温岭杀医事件的报道中，一些媒体也把连恩青建构成为了这种类似福柯笔下被异化的疯癫的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媒体再现的两种患者形象中，作为具体事件中的施暴者以及性格有缺陷者转变成为整个患者群体。有研究认为，歹徒外延的扩大使得它不再只与新闻中的人物有关联，它的身份从个体扩大到一个社会群体并且通过转喻的方式而形成自然化的联系，20成为符 学中的神话.

　　同时，还有一小部分媒体再现了值得同情的患者形象，主要出现在同仁医院医生被砍以及哈医大医生被杀事件中，媒体通过对施暴者家属及朋友的采访分析了冲突背后的原因。在同仁医院医生被砍事件中患者在手术后多次到法院起诉，但法院一直没有开庭对案件进行审理。这些深度报道从不同角度呈现了相对立体与公正的患者形象，提供了施暴叙事背后的其他情节，有助于对医患暴力冲突进行更全面的反思。但是这部分报道所占比重较小，仅占涉及患者形象报道的全部样本中的4%,因此很难实现相应的文化后果。

　　四、总结与讨论

　　医患关系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热点议题。本文跳出了人际传播视野下医患沟通对医患关系影响的效果研究路径，从大众媒体如何呈现医患形象的文化研究视角进行思考，即探讨

大众媒体如何通过对医患形象的再现及其身份的建构，从而影响彼此之间的文化情感。

　　通过对我国报纸关于近年来四起社会影响力大的医患暴力冲突事件报道的叙事和文本分析，本文发现这些报道呈现了高度类型化的叙事方式，因此再现了脸谱化的医生与患者形象。尽管报纸的叙事框架呈现了从集中到多元并存的变迁，冲突叙事仍然在数量上具有主导地位并因此影响了医生与患者形象在公共领域中的再现。就医生而言，这类叙事在建构其作为受害者的形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其成为他们在这类事件中的主要媒介镜像。因此，虽然媒体也再现了医生的救死扶伤和不擅于沟通的形象，但由于相关报道数量有限，很难产生相应的文化后果。应该说，医生作为受害者的形象再现有利于外界对于他们的理解。但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媒体大量运用冲突叙事，特别是那些运用了二元对立贴标签转喻等方式，浓墨重彩地描写施暴者对医生伤害的报道会将医生的受害与患者的行为建立因果联系，从而忽视对于医学本身的风险性、医患沟通以及医疗和法律制度等导致医患暴力冲突的原因的思考。

　　同样，冲突叙事在将患者再现成为施暴者和性格有缺陷者的他者形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媒体在叙事中采用了转喻的操作手法以及贴标签的策略，使具体个案中的施暴者与抽象、整体意义上的患者形象发生了自然化的联系并很可能导致整个患者群体污名化的文化后果。

　　由于新闻媒体在塑造大众文化中的作用，这很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医患关系，使其陷入恶性循环。基于以上分析，新闻媒体与新闻记者有必要思考如何更好地对医患暴力冲突事件进行报道?如何在报道中公正地分配医患之间的话语权，促进各自社群的诉求表达，特别是在医患关系中处于相对劣势的患者诉求的表达?如何全面、公正地再现医生与患者的形象，从而避免彼此之间排斥的情绪，成为医患之间矛盾的调停者?如何全方位的对医患暴力冲突事件频繁发生的原因进行探究?

　　本研究发现媒体的叙事方式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至关重要。首先，在未来的报道中媒体应该尝试调整叙事中心，进一步从热衷冲突叙事向对事件发生原因的深入分析以及相关医学知识的普及等多元报道视角转变;其次，在报道尺度的把握上应该尝试树立并践行一种节制的新闻叙事观，辇辑讹不煽情、不道德判断、不盲目地建立因果联系;再次，媒体对于医患类议题的报道应该树立公平分配医患话语权的意识，特别是对相对弱势的患者表达权的考虑。具体而言，媒体可以通过深度访谈的加强，力求公正、全面地

再现医生与患者形象及其主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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