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的官员选拔功能
我的人际关系很简单，主要是职业生活所带来的。自然，属于政府官员类的是相当少的。不是因为清高，而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缘故。但是，偶尔也会有几个不是因为身份，而是因为思想情趣相投的政府官员朋友。但是，令人尴尬的是，每每感觉相见恨晚，颇有惺惺相惜之感的时候，不久就闻知朋友被边缘化了。做局长的下来了，当做处长的被“钓鱼”靠边了，不过，还比较幸运的是，他们没有因为贪污受贿而下台。只是因为体制感觉这类人不太本份，比较爱动脑筋，有时说话比较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已。
其实这个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精英，都有自己的英雄人物。不过，由于思想文化，特别是价值观的不同，所产生的体制就不同，而体制不同，所选拔与认定对象也就不同。美洲的原居民──印第安人，到目前为止，还过着千年前的土著生活，不能够纳入现代文明生活中来。那是因为他们至今仍然认为现代文明，科学，民主的生活方式是邪恶的。每每有人想尝试一下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人常常在第一时间里就被处决而死了。所以有人用达尔文进化论来推测猴子为什么没有能够变成人？那是因为第一个尝试站起来的猴子总是被芸芸众猴撕咬而死。一个民族，对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态度，很能够说明一些问题。这也意味着这个民族的生命活力与包容能力究竟怎样。
体制有强大的选拔功能。中国专制皇权这样的体制选拔的对象，第一是奴才，而不是人才。因此，只有奴性十足的人，才有可能来到皇帝身边。因此，这种体制必然是逆淘汰的。当然所谓逆淘汰，不是相对皇权来说的，而是相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来说的。相对皇权来说，把对皇权的忠诚与奴性放在第一位绝对是有道理的。其次，体制还有包容能力。选拔与包容，一个主动挑选，一个是消极对待，都很能够说明一个社会的活力程度。所以，执政者能够以宽容的心态对待异质思维的人士，应该是一个起码的人性的底线。这只是消极的底线。从积极一面来说，美国式的体制在选拔任用人才的时候，就没有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地将自己亮相出来。你想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有多大的能力，都要想方设法在公众面前亮相，让人知晓，然后大家投你的票，因此，你就得到了那个做事的平台。你的价值在社会上就有用武之地。在这样的社会，人们自然而然地会用“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的心态去对待自己的工作。因此，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其实并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观念，而是强大的体制支持的结果。
在中国，为什么想做大事的人那么少，而想做大官的人那么多？那是因为，在中国做大官才有机会做大事，否则，让你一边凉快去，不要说做大事，就是小事也不让你做。因为你没有做事的平台。这是体制选拔的结果。相反，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日本，那些做官的人，动辄辞职，一点小小的过失，部长就不当了，内阁大臣就辞职了，甚至总理也不干了。在那样的社会，事没有做好，职位就不好意思保留。所以引咎辞职是再正常不过了。而中国的省长、部长不做了，在图书馆里读书几年，仍然享受部级待遇，这还算不错的，有的甚至坐在监牢里，还享受什么副部级待遇。你说，这个大官不做行吗？
有一次，我与一个政府官员说到，公务员考试将成为中国第二科举考试制度。为什么那么多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公务员呢？而且公务员报名还要求第一学历必须是本科以上。我说，许多公务员的工作也就是在办公室里打打电话，收点文件，倒点茶水之类，有个中专毕业其实也可以干得很好。为什么一定要硕士、博士来做呢？这不是人才浪费吗？官员说，如果中专生来做公务员，就太过于低了，这有损于公务员声誉。我说，这就是身份定向而不是事务定向。事务定向是只问你有没有能力做好这些事情，而不过问性别，也不过问学历的。如此，温总理要年轻人不要做大官，而要做大事，在中国目前还是很困难的。在美国，日本这些国家，你不号召，其实整个社会也早已经是这样做了。这就是体制的选拔与淘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