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象|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之谜

文/赵爽 苏生文

孝庄像

清顺治初年，远在江南抗清的张煌言（号苍水，1620-1664年）写了一首名为《建夷宫词》的诗，里面有这样的诗句：“上寿觞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大意是：慈宁宫成了太后大婚的新房，礼部尚书制订了隆重的大婚典礼。典礼非常隆重，到慈宁宫敬酒祝贺的人非常之多，把门槛都给踩烂了。诗文所记，即是清初著名的历史谜案之一“太后下嫁”——皇太极遗孀孝庄太后“下嫁”给小叔子多尔衮。

当时南方的抗清势力还在与清军鏖战，如果说这首诗有可能是张苍水出于反清需要故意“炒作”的，那么顺治五年(1648年)十一月清廷自己发布的一份诏书，却似把诗的内容坐实了——诏书宣布，将多尔衮的称号由原来的“皇叔父摄政王”进封为“皇父摄政王”。

这一称号的变化颇耐人寻味。虽然之前多尔衮的称号也变过，由“叔父摄政王”改为“皇叔父摄政王”，但由“皇叔父”到“皇父”，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多尔衮是顺治帝的叔父，称“皇叔父”很正常，而“皇父”呢？——如果不是父亲，如何能称“皇父”？除非多尔衮已经成了顺治帝的“父亲”（继父），也就是说，顺治帝的生母孝庄太后“下嫁”给了多尔衮。

关于“太后下嫁”之说还有一些旁证。比如顺治帝在多尔衮死后不久就开始大规模的“报复行动”，包括追责其罪，削其爵号，撤其庙享，黜其宗室，籍其财产，没其府第，毁其陵墓，在列举的多尔衮几大罪状中，就有“亲到皇宫内院”一条。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虽未必确指他已与太后成婚，但很容易让人猜测，二人之间或有暧昧关系或同居关系。而顺治帝的报复行动本身也透露出一些信息——多尔衮对福临既有“拥立”之功，又是清军入关的第一功臣，假如没有类似“哈姆雷特式”的仇恨，为什么要报复得如此决绝呢？

此外，还有一个疑似证据——孝庄太后死后并没有回到关外与丈夫皇太极合葬，反而葬在了河北遵化清东陵的风水墙外。传说这是因为孝庄太后觉得自己下嫁给多尔衮，无颜到地下去见皇太极，所以才遗命不与皇太极合葬，而“罚”自己为子孙后代看守“东陵”。

诸多说法和“证据”，使得“太后下嫁”成了清史上著名的谜案之一。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青梅竹马，还是权色交易

在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太后下嫁”谜案中的两位当事人被描述成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后来阴差阳错成了叔嫂，但彼此之间仍保持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为后来的“太后下嫁”埋下了伏笔。

“青梅竹马”之说大概起因于二人年龄相仿：爱新觉罗·多尔衮，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生于1612年；孝庄太后，蒙古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名布木布泰，生于1613年，两人只相差一岁。不过除了年龄，其他能造就“青梅竹马”的条件却并不充足，比如距离——他们的出生地，满洲的赫图阿拉和蒙古的科尔沁相距很是遥远。也有人这样解释：当年多尔衮陪同皇太极去科尔沁娶亲时有机会见到年幼的孝庄。此说也靠不住。皇太极迎娶的第一位科尔沁姑娘是孝庄的姑姑，时间是1614年，这一年多尔衮2岁，孝庄1岁，一两岁的幼儿见面，怎么可能发生“青梅竹马”的恋情呢？何况，史书记载，皇太极并没有亲自到科尔沁去迎亲，仅仅是出赫图阿拉城三百里迎亲而已。可见，多尔衮和孝庄曾相恋于科尔沁的说法也完全不成立。

“青梅竹马”之说靠不住，那么天命十年（1625年），年仅13岁的孝庄嫁给皇太极后，她和多尔衮之间有可能相识相恋吗？推测起来，二人发生暧昧关系的可能性也很小。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年仅15岁的多尔衮此后一直随其兄皇太极在外打仗，戎马倥偬，在短暂的回家探亲休整时即使有机会和孝庄见面，甚至“日久生情”，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发展”。更何况，孝庄当时毕竟是“大汗”（后来是皇帝）的女人，与之“私通”风险实在太大。所以在皇太极“驾崩”之前，多尔衮和孝庄即使彼此有好感，也很难有“机会”发展关系。

真正的“机会”出现在崇德八年（1643年）。这一年的八月初九日，皇太极还没来得及留下传位于谁的遗命，突然在前线去世，一下子让“大清”朝廷炸开了锅。当时最有实力继承皇位的是皇太极的十四弟多尔衮和长子豪格，两人身边各形成一个支持集团，由于势均力敌，两派之间的争斗异常激烈。出人意料的是，最终继承皇位的居然是皇太极年仅六岁的九子福临。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有人猜测，是福临的生母孝庄（当时是庄妃）在关键时刻主动出击，用自己的美貌（可能还加上感情）争取到了多尔衮的支持，把儿子推上了皇位。

这一推测，有其合理的一面，不过并不全面。在除豪格之外皇太极的十个儿子中，福临本来就是最符合继位条件的，主要是因为他的“出身”比别人高贵——生母孝庄是皇太极称帝时册封的“五大福晋”之一。皇太极所封的“五大福晋”，也就是后宫地位最高的五位后妃，全部是蒙古博尔济吉特氏，这并非他对她们都有多么深的感情，而是因为当时逐渐壮大的满清，特别需要蒙古这个坚强的盟友。皇太极需要，皇太极之后的政权仍然需要蒙古的支持，选一个出自“五大福晋”的皇子作为皇位继承人，是最现成的获得支持的办法。在皇太极的儿子中，符合这一条件的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皇九子福临；另一个是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西宫贵妃所生。博穆博果尔生母的位分虽然比庄妃还要高些（贵妃排行第三，庄妃排行第五），但博穆博果尔比福临小两岁，在年龄上不占优势。此外，福临还有一个支持者也不容忽视——皇太极的第一福晋也就是正宫皇后（后来被尊为孝端太后）是庄妃的姑姑，从血缘上说，福临对她更为亲近。综上所述，如果除豪格之外要选一个皇太极的儿子做继承人的话，福临本来就是最符合条件的。如果说孝庄在关键时刻为儿子争取过，也不过是锦上添花，而不是起决定作用。

孝庄在福临继位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虽然不能过分夸大，但此后为了巩固儿子的皇位，不惜牺牲自己以“笼络”多尔衮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多尔衮多次“亲到皇宫内院”，大概就是暗指这件事。从实际效果上看，此种“笼络”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到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突然去世前，孝庄和多尔衮联手，已经把豪格等政敌或杀或贬，完全控制了朝政，客观上也使福临的皇位得以巩固（不管怎么说，直到去世，多尔衮一直是摄政王，而没有取福临而代之）。因此，一些野史小说谈及此事时称孝庄“有功于社稷”，是不无道理的。

不过，即使孝庄和多尔衮有过事实上的同居关系，维系这种关系的也不是什么“青梅竹马”或者说“日久生情”的情分，更多的是一种双方利益的均衡。有两件事很能说明多尔衮对孝庄的感情究竟如何：第一，多尔衮并不专情。他姬妾众多，还不断地通过各种手段“猎艳”。“太后下嫁”的传闻传出后一年多，他就又有了“新宠”——被他囚死的豪格的福晋，同时，又命朝鲜王族为他选送美女。也就是说，哪怕太后真的“下嫁”给他了，还是不能阻止他“猎艳”的脚步。第二，俗话说爱屋及乌，但多尔衮对福临的态度并不好。一是他故意忽略福临的教育，以至于福临在真正亲政时竟然不识汉字；二是他故意隔绝孝庄和福临，乃至于母子二人要隔好几个月才能见上一面。也就是说，即使孝庄为了儿子和江山社稷牺牲了自己，也不过是保住了福临的暂时安全，他们的命运，仍然掌握在多尔衮的手中，形同软禁。如此处境，如果说是基于爱情，真的让人难以信服。

>>“皇父摄政王”与《太后下嫁诏书》的争论

对于“皇父摄政王”这个称呼引起的种种联想，学界早有争议。著名清史专家孟森的解释是：顺治帝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是为了表彰他的功劳，符合古人的“尚父”、“仲父”之意（比如周武王称姜尚为师尚父，秦王政称吕不韦为仲父——引者注），并不能说明孝庄下嫁给了多尔衮。

至于孝庄太后死后没有与丈夫合葬于昭陵，是因为无颜见先夫于地下、葬清东陵风水墙外是“罚”自己给子孙“看陵”的说法，孟森也不以为然。他认为，在清朝，皇后不与皇帝合葬者，“累代有之”，如顺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后孝惠章皇后就不与顺治合葬，而是另起孝东陵葬之；雍正皇帝也只有一位皇后与之合葬；嘉庆皇帝的第二位皇后也不与嘉庆合葬，而是别起昌西陵……在孝庄太后去世之前，已有孝端皇后同皇太极合葬于昭陵，所以不葬孝庄太后于昭陵也是非常正常的。

而类似于“太后下嫁”这样的朝廷大事，照例应当诏谕给藩属国的，然而孟森说自己遍查顺治初年的朝鲜《李朝实录》，也找不到有关“太后下嫁”的诏书，可见根本就没有“太后下嫁”这件事。

孟森先生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给多尔衮加尊号的事，在顺治五年之前就做过多次了。入关之后，多尔衮的称号一开始是“叔父摄政王”，没多久改为“皇叔父摄政王”。他的特殊待遇也是一加再加，从免去向皇帝跪拜，到与皇帝一起接受百官朝贺，可以说是“加无可加的富贵”。至于顺治五年十一月，“皇叔父摄政王”又被改为“皇父摄政王”，则透露出顺治和孝庄的一种无可奈何。因为在这一年的三月，多尔衮囚死了他的政敌、当初的皇位竞争者豪格，“两虎”变成了“一虎”。也就是说，用福临继位来维持平衡的时期已经结束了，大权独揽的多尔衮，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处于权利中心的孝庄不能不有所警惕。为了缓冲迫在眉睫的危险，把“皇叔父”变为“皇父”，就成了一根救命稻草。即使看上去有点怪，毕竟比“皇叔父”又更亲近了一步，以求多尔衮看在“皇父”这一称号的份上，保住自己儿子的一条命（我的儿子即是你的儿子），但这并不能说明太后真的“下嫁”给了多尔衮。

然而，当孟森把自己的考证文章拿给好友胡适看的时候，胡适慎重其事地回信表示，孟森先生的考证文章“似仍未能完全证明（太后）无下嫁之事”，因为“皇父”之称究竟不能等同于“尚父”、“仲父”之称。

看来，在没有发现过硬的材料之前，谁也说服不了谁。

1947年1月28日，刘文兴发表了《清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跋》一文，披露其父刘启瑞在宣统初年发现了《太后下嫁诏书》：

清季宣统初元，内阁库垣圯，时家君（刘启瑞）方任阁读，奉朝命检库藏。既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摄政王致史可法、唐通、马科书稿等，遂以闻于朝……时又于起居注档上，见有《皇父摄政王起居注》一册，黄绫装背，面钤有弘文院印。皇父者，多尔衮尊号也……特书式博大，与康熙立馆后所修起居注式不合……家君心窃疑之，遂语诸同僚，不虞竟散失，盖为同僚某闻而窃取之矣。越一年，始见诸厂肆，家君亟购存之。惜书面已褫去，某君恐事发，乃为之重装者，即是本也。

文中所提到的《皇父摄政王起居注》的原件的确存在，已被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在1959年从广州古籍书店中购得，但是《太后下嫁诏书》的原件，除了刘文兴说他的父亲亲眼见过，并没有其他人看到，这不能不使人怀疑。后来，有人为撰写《清代宫廷史》就此事专门问刘文兴的好友、故宫博物院资深专家朱家溍先生。朱家溍回答说：“我和刘文兴是极熟的朋友，刘先生在文字声韵的研究中态度是非常严谨的，但在生活中却有些喜欢开玩笑。关于《太后下嫁诏书》一事，我曾询问过刘先生。他哈哈大笑说，诏书是没有的，因为打算卖掉这部书，所以写跋语时加点噱头，何必认真，姑妄听之而已。不过刘先生相信太后下嫁是真的。”

所谓发现《太后下嫁诏书》一事，原来是刘文兴为了在转让《皇父摄政王起居注》这一珍贵档案时卖个好价钱而特意加的噱头。

至今是否有这么一份《太后下嫁诏书》仍然是个谜。其实为了满足多尔衮的权利欲望以获得暂时的安全，不管是改称“皇父摄政王”，还是如张煌言诗里所描述的，在慈宁宫小范围地举行“太后下嫁”的婚礼，对孝庄来说都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诏书布告天下，笔者却觉得不大可能。虽说清军入关之前，兄弟死后娶嫂子或弟媳是传统风俗，但毕竟此时已经入关，不宜给本来就笑话满人野蛮的汉人以口实，除非像顺治那样头脑发热的少年天子，才会把从兄弟那儿夺来的董鄂妃拿来炫耀，多尔衮、孝庄毕竟是比较老练的政治家，不至如此。

>>孝庄太后“未葬昭陵”之谜

孝庄太后特殊的陵墓，至今被很多人看成是另外一个“太后下嫁”的证据。

清朝帝陵有三处：一处是关外三陵——永陵、福陵（沈阳东陵）、昭陵（沈阳北陵）；一处是河北遵化的清东陵；另一处是河北易县的清西陵。孝庄太后的丈夫皇太极葬在关外三陵之一的昭陵，他的“五大福晋”除孝庄外，都和他葬在一起。按照祖制，孝庄太后死后本也应该同皇太极合葬昭陵，但她的园寝却在遵化清东陵的风水墙外，名为“昭西陵”。那么是不是如流言所说，孝庄太后是因为下嫁给多尔衮，无颜再去与皇太极合葬，才“罚”自己葬在清东陵的风水墙外，为后世子孙守陵呢？

《清实录》记载，孝庄太后临终时对自己的“后事”是这么交代的：“太宗文皇帝（皇太极）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顺治的陵寝）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说皇太极的梓宫“安奉已久”，的确是够久的，皇太极死于1643年，而孝庄太后是在康熙二十六年（1688年）以75岁的高龄去世的，之间相差了四十几年。孝庄太后不愿轻易惊动皇太极的亡灵，而愿意就近陪伴在英年早逝的儿子顺治和正在当皇帝的孙子康熙身边，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这却给康熙皇帝出了一道难题：既不能违背祖制，让孝庄太后远离昭陵；又不能违抗孝庄太后之命，远离顺治和康熙父子。怎么办？康熙帝最后想了一个临时办法，把太皇太后生前所住的慈宁宫以东五间新建的宫殿拆除，搬到清东陵的风水墙外，修起了一座“暂安奉殿”，将太皇太后的梓宫暂时安置在那里。“暂安”的做法在古代并不少见。皇帝或其他地位尊贵的人突然去世，陵墓还未修好，往往将灵柩暂时停放在一个地方，等陵墓完成后，再选择一个吉日葬入墓室。不过，孝庄太后的“暂安”却长达三十几年，直到康熙皇帝去世都没解决，也就是说，康熙皇帝到死都没有想出一个既不违背祖制又能满足祖母遗命的办法。

这个“暂安”的难题是由雍正皇帝解决的。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在追述了孝庄不与皇太极合葬、愿意在孝陵附近就近安厝的遗嘱后，决定将“暂安奉殿”改建为“昭西陵”，并于次年正式将孝庄太后下葬到昭西陵的地宫。

雍正皇帝之所以将孝庄太后的陵墓称为“昭西陵”，是有很深的含义的：皇太极在沈阳的陵寝叫“昭陵”，“昭西陵”表示在“昭陵”的西边（“昭西陵”所在的河北遵化在沈阳的西边），虽然与“昭陵”相距遥远，但二者同属一个体系，从而满足了与皇太极“合”葬的条件；“昭西陵”与葬有顺治帝和康熙帝的清东陵比邻相处，满足了孝庄太后不忍离开顺治父子远去的遗愿；而“昭西陵”又处于清东陵的风水墙之外，表示它和清东陵完全是两个系统、不至于让人发生误解，正所谓一举三得。而且，从昭西陵的规制来看，该陵是清代所有皇后陵中规格最高、形制最为尊崇的一个，丝毫看不出“罚”孝庄太后“守陵”的迹象。

到今天为止，因为缺乏铁证，“太后下嫁”仍然是个谜。实际上，处于政治核心的男女关系，是不能用普通人的爱情观去衡量的。不管有没有太后正式下嫁这回事，也不管他们之间有没有感情，多尔衮和孝庄的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而感情，即使有，也是极不重要的附属品。就“谜”本身来说，不管其过程引起后人多少的猜测，孝庄太后却是公认的最终的赢家。

（摘编自《看历史》2015年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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