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
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进一步加强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一批当权官员的危机感。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同外国资本主义交涉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要想抵御外侮、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此他们在开始向西方国家购买枪炮、船舰的同时，陆续兴办了一批制造枪炮和造船的军事工业，创办了新式海军。但在创办这些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财政和原料、燃料困难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提出了“寓强于富”的口号，着手兴办民用企业。
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轮船招商局，简称招商局，这是洋务派由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也是当时最大的民用企业。其创立的目的，一方面是由于西方的近代轮船公司几乎垄断了中国的航运，使中国的旧式航运业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中国的内陆航运通过不平等的条约对外开放以后，1862年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首先成立，由于这一时期正赶上太平天国运动，中国旧式的帆船运输几乎中断，使旗昌轮船公司大发利市，短短几年，资本增加了一倍多。丰厚的利润使许多洋商趋之若骛，纷纷加入了这一行业。他们的行动进一步加快了中国传统水上运输业的破产。另一方面，西方的轮船公司的兴起，也使得清政府的漕运面临严重的困难，从而使政府的生存面临着危险，统治阶级内部一片恐慌，他们纷纷要求采取措施，来挽救日益危险的传统漕运业。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奏请设立轮船招商局的提议很快得到了批准。
1872年8月，李鸿章命令朱其昂筹备轮船招商局的事宜，开始在上海设局招商。但由于朱其昂不善于经营新式的航运业，再加上当时中国还没有出现这样性质的企业，商人们也不愿投资。他不仅招募不到商股，而且在同洋商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地吃亏上当，亏损严重，不得不引咎辞职。随后，在1873年7月，李鸿章任命唐廷枢为招商局的总办，徐润等为会办。他们重新制定了轮船招商局的局规和章程。明确规定，该局的资本为100万两，先收五十万两，分为1’000股，每股500两，每百股推举一名商董，招商局的事宜由他们决策和负责，如果无法胜任，可以随时更换。根据这一规定，投资人对局务拥有发言权和经营管理权，从而提高了股东们的积极性。同时由于他们是商人出身，富有经商的经验，在他们的经营之下，招商局正式开始运作起来。
轮船招商局成立的初期，是仅拥有3只轮船的小型企业，而当时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英国的怡和轮船公司和太古轮船公司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规模。面对新成立的中国轮船公司，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采取了削减运价的方式，企图打跨中国公司。由于招商局的规模较小，无法同他们进行竞争，不久以后就债台高筑，处境困难。为了支持这一企业，李鸿章采取筹措官款、增拨运粮、延期归还官款的手段予以支持，才使招商局站稳脚跟，并开始扭亏为盈，迅速发展。并且在1877年以220万两白银的价格收购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从而使它成为一个拥有30艘商船的大型航运企业。由于在官方的支持下，轮船招商局的业务兴旺，因此在1881年招募商股时，迅速的筹集到了100万两的股本，次年又增募100万两，达到了鼎盛时期。但好景不长，1883年中法战争的前夕，上海发生了金融混乱，招商局的资金周转不灵，再加上法国军舰驶抵吴淞口，检查商船并扬言进攻江南制造总局。面对当时的危机局面，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将招商局暂时售于美国的旗昌银行，悬挂美国的国旗。直到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以后，才又重新赎回了局权。
1885年局产收回以后，李鸿章任命盛宣怀为督办，马建中、谢家福为会办。随后，盛宣怀重新制定了《用人章程》和《理财章程》各十条，规定了督办在人事权和财政权方面有绝对的控制权，从而使得招商局的官办色彩加浓，商办的意味大大减弱。但是，在李鸿章的支持下，轮船招商局仍然能够继续的运转。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洋务运动在政
治上破产，招商局也逐渐地衰落下去。但它仍然是当时中国主要的轮船公司。1909年（宣统元年）归邮传部管辖。1930年国民党政府借口整理改为国营，1932年归属交通部，从此成为国民党四大家族垄断航运事业的机构。抗日战争期间，总局先迁香港，后移重庆，战后迁回上海。到1947年11月止，共有船460艘，33万余吨。解放后收归人民所有。新中国成立以后，招商局在国家的号召下，1952年改为国营。改革开放以后，新组建的招商局正在党的领导下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