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小说.哲学与二人转
劳马小说的隐蔽基础或基本逻辑，以及由此才得以展开的狂欢化写作，有一个更为隐蔽的前提：将二人转叙事转化为小说叙事，但又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实践的平均主义”[1]——二人转叙事须得内化（internalizing）于而不仅仅是均衡于小说叙事。作为一个地道而纯种的东北籍小说家，劳马有这样的小说冲动和艺术抉择，或许是很自然的事情，毕竟二人转为培育东北人的幽默感，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劳马将二人转叙事具有的狂欢效应，创造性地转化为自己的小说叙事；他迄今为止的小说创作，几乎全部建立在二人转叙事的基础之上，或多多少少都跟这种叙事方式具有一种亲缘关系。大母神在渴望更猛烈的撞击，小说则急需要这种撞击能力，以便为自己壮胆、鼓劲，直到最后成就自身。在《抹布》中，劳马写道：“镇子为什么取名‘葫芦’一直是个谜。老人们说古时候后山（又名泰山，海拔不足40米）的老虎洞藏了把金葫芦。谁藏的？神仙呗！哪路神仙？说不好。”会心的读者完全可以将这段简短的叙事语言改写如下：
过门：镇子为什么取名“葫芦”一直是个谜。老人们说古时候后山（又名泰山，海拔不足40米）的老虎洞藏了把金葫芦。
丑：谁藏的？
旦：神仙呗！
丑：哪路神仙？
旦：说不好。
这似乎可以被看作劳马小说叙事的结构性模式。它具有一种隐蔽得快要涨破自身外衣的狂欢效应，一种抿着嘴偷乐的搞怪神情。作为基础的结构性模式不仅潜伏于劳马小说中人物与人物的对话，也暗藏于小说叙事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小的旮旯。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劳马小说一个非常打眼的特征：以二人转叙事去催促小说与生活尽快、尽好地构成一种恰切的二人转关系。或许，劳马小说写作的大部分秘密就在这里：唯有二人转叙事（或结构性模式），才能更好地帮助作为丑角的小说围绕作为旦角的生活旋转；由此，才让小说有别于阳痿、早泄的哲学，拥有让生活（或旦角）怀孕、分娩的能力，拥有强劲的生精和射精功能。唯其如此，劳马的小说才能从旦角身体的最深处（敏感部位仅仅是通往最深处的开关或闸门），抽取本该由哲学抽取的核心内容：只有傻性，才是历史真正的实质。
和二人转演出中的丑角和旦角不含笑意完全相同，小说家劳马的二人转叙事也不含任何笑意；就像不含笑意的丑角和旦角逗笑了观众，劳马不含笑意的结构性模式也搔到了读者的痒处或笑神经，让他们哈哈大笑，乐不可支，甚至还迸出了眼泪。二人转叙事（或结构性模式）让劳马有能力将任何看似悲剧、悲苦的东西，全部予以喜剧化、狂欢化处理。这不仅对应于二人转本身所具有的狂欢特性，也对应于小说从历史中提取出的核心内容——历史的傻性本来就不值得皱着眉头的正剧或悲剧去表达，只能以结构性模式的狂化效应去对待。和一本正经的“在在者的在中存在着”比起来，或许，以二人转叙事为原型的结构性模式，才更有资格宣称自己拥有更强劲的解释力度，只因为通过它，劳马为小说找到了零距离进入旦角的方式与方法。
与阳痿、早泄的哲学和哲学型傻瓜完全相反，结构性模式扩展了劳马小说的生殖能力，它让小说和生活在恰切的二人转关系中，忘情地抚慰、调情、交尾，最终，产下了它们的爱情结晶。和哲学以单性生殖完成自身的生产方式完全不同，小说是双性的产物，它和旦角一道生下了自身。这就是劳马的小说《哎咳哟》、《抹布》、《傻笑》、《烦》、《抓周》、《伯婆魔佛》……但更是它们提取出来的历史哲学，历史的傻性特征。这是“精神的最高综合”，远不是越转越远的二人转能够完成或可以企及的。恰如劳马在《伯婆魔佛》结尾之所说：“抹布擦掉了肮脏，也擦掉了已有。它在擦抹的过程中变黑、变馊，成了那个时代的写照。”但是，劳马的主人公马上又代表劳马宣布：“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抹布。”或许，这句不是怪话的怪话的恰切意思正好是：尽管历史很傻，但我们需要这种傻，因为除了傻性，历史什么也没有。我们宁愿傻，也不能一无所有；如果没有傻，连吴超然和伊万（《哎咳哟》中的主人公）的聪明也没有一点用处。
历史就是一块鸡肋样的破抹布。
小说代替了哲学，也战胜了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