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乙亥年,北平,石与火种
1935年12月，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在上海出版。鲁迅亲自校阅、编订，将其归入“奴隶丛书”，并为其作序：“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
这是怎样的乙亥年十二月的北方呢？
“1935年末曾是中国绝对困难的时期，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感到窒息，好象空气就是死气沉沉的，充满了烂菜里发散出来的一氧化碳和沼气。”
海伦·福斯特·斯诺，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在《我在中国的年月》一书中，这样记叙时局、氛围和心境。人心的不安和苦闷是空前的，华北大地上，谁都不知困难何时能了结，亦不知更大的灾难是否将降临。
目睹大厦之将倾，谁能挽狂澜于既倒？这是时人最大的疑问，也是后人反复探讨的焦点。
“最后一课” 1935年夏天，山海关城楼正面那块著名的“天下第一关”匾额，据说已经运往东京做了胜利品。城门洞口站着日本军队的步哨，从这里一直到天津、北平，每一处铁路车站或海港码头，都可以看到一面太阳旗。 大学校园里，气氛是令人沮丧的。孙思白在《红楼风雨》中记录：“11月下旬的一天，北大红楼前窜来了几个日本浪人，狂叫着‘我们要接收北京大学了！’……北大的各宿舍里，各阅览室里，三五成群的同学们聚拢在一块，怀着‘最后一课’的心情交谈着对时局的看法，有的悲愤击案，有的吞声泣下，直到深夜。” 在清华，有暑假回家的同学在宿舍粉墙上涂写了这么一段临别感言：“十载寒窗，考进清华，不料大好山河，将非我有，真是可叹可恨！”暑假之后，学校一面开学，一面搬家，图书仪器一天天减少。 有一句话，我们今天已然熟知成诵，却未必能够设身处地地进入当时的生活场景，未必能理解日常的求学已经难到何等程度： “华北之大，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从先声到巨浪 国难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都在具体感知国难的同时，寻觅出路。宋黎回忆：“有同学从北京饭店楼下的法文图书馆发现了‘八一宣言’，如获至宝。” 《毕业歌》被大声地唱响：“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12月9日，尽管朔风凛冽，滴水成冰，但在中共北平市临委和北平学联的领导下，参加抗日救国请愿游行的青年学生自黎明时起，就按预定计划行动。 东北大学的同学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他们在行进中控诉：“我们祖宗的庐墓被敌人践踏了，我们父母兄弟姐妹还被敌人蹂躏呢！我们远离故乡，我们不复看见长白山巍巍的山巅，但是北风不时吹来三千万民众的哀音，海涛常常送来被敌人宰割同胞的血腥……” 这样的情景也已远去，幸好有陈翰伯在《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中的细节回忆有助于我们感知当时民众的心情：“单只城门关闭一天，断绝交通一天，就足以启发百万市民想一想国家的危难处境。” 在西直门外，群众大会开了一整天。同学们轮流站在高土墩上讲演，有的控诉日军在东北的暴行，有的指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有的领着群众高喊口号。
石与火种 陈翰伯后来说：“（我们）那群走上北平大街，高喊口号的同学们，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天会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伟大纪念日。” “一二·九”运动的第二天，北平各报都留下了一片空白，但全中国、全世界都已经知晓。一位教授说，当他在王府井大街，看到这群赤手空拳的青年，喊出几年来积压在人们心头的声音，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鲁迅读到刊载学生游行、民众慰问的“北平特约通讯”，感慨道：“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 明朝清初的张岱曾论到：“忠臣义士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人主不急起收之，则火种绝矣。” 鲁迅认为张岱所言已和现在的情景不相符。“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乙亥年，如果有一种颜色，也许是青红色，冷峻中孕育热烈，决绝地召唤着未来。 在杭州，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施平带领浙大以及杭州其他高校的学生示威游行。蒋介石亲赴浙大，在校长会客室里“召见”了施平：“你鼓动学潮，破坏了学校正常秩序，你要马上恢复学校秩序，恢复上课！”对于蒋介石的呵斥，施平的回答是“我办不到”。蒋介石又说：“你是学生领袖，领袖说的话，下面就要服从。”施平的回答仍然是“我办不到。” 2008年，施平的孙子施一公婉拒了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中心（HHMI）研究员的邀请，全职回到清华大学工作。 八十年过去了，石在，火传。 （来源：“青年说”公号、《一二九运动》《我参加和目睹的“一二·九”运动》《地火燃九城》、“知识分子”公众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