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在燕园

　　这里的“吃”，不是当下“舌尖上的北大”里学弟学妹们花团锦簇的“吃”，也不是张中行《负暄琐话》中前辈学长师友妙趣横生的“吃”，而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个燕园女生关于“吃”的单调乏味的记忆。 　　一 　　如今的大学食堂自然是有桌也有凳的。1954至1958年间的北大饭厅却只有桌没有凳，一只也没有。这倒方便了大小两个饭厅的“多用”功能。原燕京大学的礼堂是“小众”性的，精致典雅但容量有限。北大从红楼迁入燕园以后，新建了一幢幢教学楼与一排排学生宿舍，大礼堂么，没纳入日程。虽说五十年代后期的北大学生也只有八千多，但每逢大型会议，还有放电影啊，文艺汇演啊，国标舞会啊，大小饭厅必须充当会场、俱乐部和舞池。学生们每人拎着一个方凳（方凳，是新生报到便发放的，寝室用它，开会用它，看电影看演出还是拎着它），或按班级列队或散落有序地进入大小饭厅。饭厅的桌子们连同支架已经紧密地竖立在三个周边，唯主席台那一面，清清亮亮的。饭厅，一次次被速成为空旷宽敞的会场兼多功能俱乐部。1958年夏，周恩来总理接受马寅初校长邀请，为我应届毕业生作动员报告，号召北大学子“到工矿去！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一著名的动员令也是在饭厅发布的。中文系学子幸运地被安排在大饭厅主会场。 　　饭厅的功能被挥发到极致了，学子们“吃”的流程却简约得无以复加。或许是没有凳子的缘故？无论早中晚，女生很少有人规规矩矩围着桌子吃饭，她们多半端着碗溜回寝室，或者干脆边吃边走，朝着某个教学楼、阅览室奔去。一个个清灵秀雅的女生端着碗急匆匆走在通往教学区的路上，还旁若无人一勺又一勺往嘴里送着饭，是当年燕园一道景观。早晨的文史楼阅览室门外总有一列自然形成的或短或长的队伍。一二节没课的学子习惯性地拥在阅读室门外依次站立着，女生们依旧端着碗，沿着楼梯自三楼绵延而下，垂落到一楼某个空间甚至楼门之外。阅览室大门一旦打开，人们潮水般涌入，高效率地找到座位，女生们则端起脏兮兮的碗，朝着水房走去。一个悄无声息、漫不经心、平和恬静的流程。 　　中饭晚饭是有多种炒菜可供选择的。从五分钱起，八分的，一角二分的，一角五分的，两角的不等。两角以上，另设“特菜”窗口，最贵不超过三角五，有鱼，肉也多些。我不曾光顾过“特菜”，倒不是怕花钱，主要是没有好奇心。日复一日地买饭吃饭像机器一样的精确无误。饭菜的模样啊质地啊味道啊几乎没有走心，只记得饭总是放在下面，菜总是扣在上面，四年如一日的菜扣饭（面食除外）。没有品评，没有诉求，没有兴奋，也没有牢骚。一种单纯到没心没肺的知足与安详。 　　在日复一日的餐饮流程中，有几种超乡土超干净的“吃”还是留下了深深记忆的。比如，小饭厅的热汤面，东门外的原味面片，寝室里凉馒头蘸双色酱，还有同寝北京姑娘的牛肉腱子。 　　二 　　小饭厅有个热汤面窗口，设在一排饭口的最右侧，约一米半的宽度，没有栏杆之类的屏障。春秋冬夏，早午晚餐，稳稳地坐落着一大盆汤面，给人滚烫滚烫的感觉。大盆面的左右，各放置一小盆，一边是切成立方形状的榨菜块儿，一边是二寸长短的小香肠。四年间汤面的价格一直不见起落，永远的五分钱，永远掺和着菜末肉末和香葱末，而且不论碗大碗小，永远给盛得满登登的。口味重的，花两分钱加一块大榨菜。想奢侈一下么？再花五分钱，可享用一根小香肠。一种暖胃暖身暖心的效应。 　　周日的清晨是一周中最紧张的时段。无家可去和没有约会的学子无不盘算着图书馆和阅览室那些诱人的座位。大小食堂的早餐大都被放弃了。抹几把脸就直奔目的地排队去。女生的手中没了饭碗，却多出一沓窄窄厚厚用橡皮筋扎捆着的俄文单词卡片。依然鸦雀无声并千人一面。门开了，照旧涌入，照旧占座，照旧开始不同形态的进食或觅食环节。我不习惯与面包饼干打交道，宁肯走出几百米到东校门外一家简陋小食铺吃面片汤。面片的技术含量不高，有点厚墩墩，但味道纯正，还夹带几条叉烧肉，一角二分钱一碗。喜欢卧蛋么？那就另加八分钱。这家小铺只有五六张条形小桌，吃客络绎不绝却并不拥挤，人人都吃得简单迅捷，你来我往，流量畅达得惊人。有学子昵称之为第三食堂。 　　当年期末考试时段拉得较长。一是科目繁多，二是科科口试、面试。单单是游国恩先生的先秦两汉文学史就考了三整天。考试期间，家在北京或北京有“家”的都选择打道回府备考去了，剩下的寝友就享有了宽阔敞亮的空间。二年末的夏考我班两个女寝各剩一人，湖北才女张虹和我。于是一人独霸一室，摊开所有书籍材料，酣畅淋漓进入备考状态。某日早餐后，张虹习惯地抱回四五个馒头，我则习惯地端回大半碗双色酱（即半边芝麻酱半边辣椒酱），习惯地统统摆放在张虹书桌一角，那是共进午餐的食粮。正午到了，我准时推开张虹的门，一打眼，啊？一堆馒头不见了。瞅瞅地板，也不见滚落的痕迹。张虹也东张西望上下左右地搜索。猛然，她一拍脑袋：“莫非吃了？”她端详着那个斑驳狼藉的酱碗：“莫非一边翻书，一边扯着馒头，蘸着酱，没头没脑吃了？”这桩公案在寝室里扑朔迷离流传了很久。至今我也难以想象，那么短的时间里，她就漫不经心伴着书香消灭了那一堆馒头？尽管她高挑健美，尽管凉馒头蘸双色酱真的不难吃。 　　我同寝唯一的北京女孩在高中期间患过肺结核，入学前虽已康复，但家长的牵挂仍是无微不至的。比如每周一返校总是带回满满一饭盒切成薄片的排列得齐齐整整水泄不通的酱牛肉腱子。北京同窗性情温婉内敛，没有女丈夫或嘎娃子的豁达与放任。她的家传美食，我等只有观赏的自由，找不到赖皮赖脸参与分享的契机。她一人的食用方法非常经典：把馒头从中切开，把牛肉有序地夹放进去，像当下少年对付汉堡一样一边翻书一边优雅地吞咽，整个过程目不斜视，自然也察觉不了我等有所期待的表情。我自信不是馋猫儿，但有关牛肉腱子的镜头却盘旋在记忆中挥之不去，以至于我和张虹还有小康的餐饮心理中共同形成了“酱牛肉情结“，企盼着有那么一天也有亲人为我们切割并塞满一大饭盒带着亮晶晶纹络的牛肉腱子，像同寝淑女那样塞进暄暄的馒头中翻阅着杂志随心所欲地吃。 　　三 　　大二的一个周末，月份记不清了，遭遇了一次下馆子的尴尬。地点：北大南大门对面的海淀食堂。参加人：班上六七个男生和我。东道主：一位已经退学，从事专业写作的前同窗。这位前同窗是专程从他扎根子的京郊农村来探望老同学的，那几位男生都是他大一时段肝胆相照的寝友。他们之所以拽上我，缘于我刚刚被选为文二（一）班的班长而且遵循礼尚往来的古训，毫不拖沓，有情有义地回复了这位前同窗的来信。一进入海淀食堂，男生们齐刷刷地奔向唯一的一张支着老式火锅的桌子团团围坐，显然是谋划好涮羊肉来的。我从山东故乡到了广东军校又考回北京，从未见识过参与过涮锅子这一餐饮形式，我只能礼貌地告辞了。男生们自然不能答应，一位年长我10岁的学兄把我摁到一张小桌旁，不容分说地点了主食副食和汤。我不记得究竟吞咽了些什么，只记得烧饼炒菜和汤的风格具有异乎寻常的同一性：不冷不热，不咸不淡，不油腻也不清爽。好后悔没有果断地拒绝盛情回小饭厅享用那五分钱一碗的热汤面呢。 　　燕园四年，名实相符的下馆子只有一次，是陪天津来京的表姐在东安市场“五芳斋”吃灌汤蒸包儿。表姐是青岛六姨家的小女儿，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分配到天津红十字医院做胸外医生，一个玲珑精致的美女大夫。大二那年“五一”前后的一个周末，她突然来北大看我，在寝室住了两天。后来知道是奉姨母之命替她小弟相亲的，不过她始终不曾挑明来意。据说，六姨家小表哥相貌出众，是全家人的宠儿。相形之下，我的模样肯定不被她看好。记得我和小康陪表姐泛舟昆明湖的时刻，她曾幽默地说：表妹的身材绝对一流，再配上小康的五官就是绝代佳人了。三人一笑了之。这儿倏忽拽出表姐来京归闻，全然是灌汤蒸包子勾起来的。表姐对北京风物民俗的了解远胜于我，除了去燕园毗邻的颐和园划了一小时船，就没有逛街观景的欲望了。去东安市场不过是一时兴起。当时东安市场的“民族资本”刚刚公私合营，一派兴旺景象，小摊的业主也个个生机勃发。我看中一条扎辫梢的发带，随口说了句不喜欢它艳丽的色调，那店主竟然热诚地说，请稍等，我去那边看看，他家准有您喜欢的颜色。我反倒手足无措了。中午时分恰巧路过“五芳斋”，表姐和小康不约而同：“吃上海灌汤包子去！”她俩一个在上海读的大学，一个是地道的上海小女子，对“五芳斋”的选择果真无悔。那皮儿那馅儿那灌汤那形态，还有那一罐子清澈清淡清香的鲜榨菜汤，构成了我走近中国美食的第一堂启蒙课。 　　五十多年过去了。“舌尖上的中国”，“舌尖上的北大”已让人目不暇接。可当年小饭厅的热汤面，东门外厚墩墩的面片儿，寝室里凉馒头蘸双色酱，同窗淑女闪动着亮晶晶纹络的牛肉腱子，东安市场的灌汤包儿加榨菜汤，还有燕园女生端着饭碗边走路边排队边进食的洒脱气象，总在心头荡漾。 　　责任编辑 马铭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