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李鸿章
评价李鸿章
李鸿章,晚晴重臣,字渐甫,号少荃,世人尊称李中堂,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说起李鸿章,大多数国人对他的评价就是从教科书里所了解的汉奸、卖国贼。的确,晚清时期他为中国签下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他耗费巨资建立起来的北洋海军和淮军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战败后,李鸿章成了人们指责的目标,甚至有人认为只要杀了李鸿章,就可以平息一切。再往后就是大跃进时期,埋在安徽合肥大兴集的李鸿章被一群钢铁厂工人刨坟,当时穿着黄马褂的李鸿章遗体保存完好,却被群众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至尸骸尽散!李鸿章真的如此罪大恶极吗?他真的是国人所认定的汉奸和卖国贼吗?据说,在李鸿章临终时,人们问起他家事,他无言;问他国事,他不觉老泪纵横,欲言又止,最后与世长辞。在他死前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前来催促他画押签字。
李鸿章可谓是少年得志,道光二十七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五年(1847年),他高中道光丁未科进士,接着殿试合格,被点了翰林,那时他才24岁,他成为安徽省最年轻的翰林公。当时他的老师曾国藩已升为礼部侍郎。说起李鸿章就不得不说他的老师曾国藩。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影响非常大。李鸿章在22岁中了举人之后跟随父亲拜师曾国藩,曾国藩当时也对他十分赏识,就收他为学生。两年后李鸿章果然不负众望地考中进士。1859年,李鸿章投靠当时处于低谷的曾国藩,开始他湘军幕府的生涯。那时正值三河大败之际,曾国藩带领的湘军伤亡惨重。有这么一个故事,曾国藩在大败后上书朝廷说:“臣屡战屡败„„”,李鸿章看到这封奏折后,把它改成:“臣屡败屡战„„”。后来皇上不仅没怪罪曾国藩,还表彰了湘军的英勇。这体现了师徒俩的差别,李鸿章在处理问题上比较油滑,曾国藩比较迂执。后来曾国藩也在日记家书上写道:“本人做事总是迂缓,不如少荃来得明快决断。”但曾国藩也看出李鸿章的缺点明显,据说李鸿章平时目中无人,很喜欢睡懒觉,曾国藩却是很早起看书,练字。有一次曾国藩严厉地批评了李鸿章,经老师点拨后,李鸿章养成了早起的习惯,每天像老师一样一早起来看书练字。所以说曾国藩的教育让李鸿章受益匪浅。李鸿章一生的见识、事业、学问都是曾国藩提携的,不过曾国藩是一位儒者,李鸿章的血性却非常强。
李鸿章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他在曾国藩军中多年,不仅学会了许多道德义理,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带兵打仗。他所实行的坚忍不拔精神和团结部下的治军方法、风格都是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而且李鸿章打仗时都是通过具体冷静分析后才出兵的,而不会贸然出兵。这从他平定太平军时的用兵可以看出,李鸿章在与太平军大将李秀成的战争中,充分展示了他的才能,他率领淮军把李秀成的部队歼灭,收复了南京。收复南京后,捻军还在作乱。太平军的余党还有数万人并入捻军。李鸿章剿捻的战略很明确,就是把捻军逼迫到地形险要的地方,再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对其包围,再把他们一举剿灭。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这个词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引起国人哗然。所谓“洋务”,顾名思义,就是与洋人有关的东西。洋务运动在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倡导下,曾经风靡一时。洋务运动的是非得失一直是个争议的话题,我认为,那时的中国随着大门被西方列强逐渐打开,接受西方先进的事物是不可避免的,但当时只有少数有识之士能意识到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林则徐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但当时中国的人民还是十分的愚昧无知,一些士大夫,在看到洋人的大炮硝烟四起,还以为是什么“妖术”,甚至企图用狗血去破敌。这样的人又怎么会重视林则徐等人的主张呢?还有就是林则徐等人还没有足够的号召力,因为他们在朝廷没有足够的权力。中国搞洋务的人,恐怕没有人能比得上李鸿章。为什么李鸿章会搞洋务呢?虽然李鸿章几乎一辈子都在与洋人打交道,但其实他从来没有崇拜洋人的那种劣根性。他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政治家。但当他看到西方人那些威力强大,做工精良的枪炮轮船横行在中国的大地上时,他觉得中国急需在这方面进行改进,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他认为这样中国就能富强起来。他认为中国的传统风俗、政治制度都比外国优秀。但他的见识在当时来说还是大大超过了普通人。李鸿章最初创办的都是军火工厂,但在举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还是要向洋人买钢铁、碳等原料。李鸿章认识到不能再受外国人的制约,他开始注意到民用工业的兴办。于是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工矿企业。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办理的洋务基本不出两样:军事方面的,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等;商业方面,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煤矿、金矿等。还有一些开办学堂、派学生出国留学等事情。李鸿章所办的商务,没有几个是可以取得较大成功的。原因无他,都是被官督商办这种方法拖累的。被派去监督的官员常常都是奸诈腐败的官吏,这样的商业怎能发展起来呢?在军事上,李鸿章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大型兵工厂——江南机器制造局。江南制造局分几个部分:一是制造枪炮的军火工厂,二是制造轮船、修理船舶的船厂,三是炼钢厂,四是火药厂,五是机器制造厂。除此该局还附设了译书局,专门翻译外洋书籍,在当时来说规模相当的大。李鸿章还筹建了北洋水师,扩充军舰。通过对外购买军舰和自己制造,大兴海军。但无论是买船还是自己制造,都需要大量经费。在经费本来就不足的情况下,慈禧为了她后半生的享乐,竟然挪用海军经费来修建颐和园。一向皇权至上的李鸿章自然不会违背慈禧的意志,由他经手的海军经费就这样一笔一笔地流向了颐和园。修建颐和园到底用了多少经费?这个没有准确的数字,修建费用的庞大令海防建设停滞不前。之后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全军覆没就顺理成章了。罪魁祸首固然是慈禧,但李鸿章同样摆脱不了关系,他错在一味地听从皇权的指示。传统积习不废除,就什么事情都办不成。李鸿章是一个对大清王朝绝对忠诚的大臣,他掌握大权,他只知道有朝廷,却不知道国民才是一个国家的主体。梁启超曾这样评价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他亦认为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
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李鸿章训练出来的海军惨败,陆军淮军亦节节败退。这些向来使用洋法训练的军队其实只是徒有虚名,是名副其实的纸老虎。可笑的是,即使在打赢了以后,日军将领还说这不是真正的淮军。淮军惨败的原因很多,不止是军费问题,还有就是指挥官的愚蠢渎职,如卫汝贵克扣军饷,临阵逃脱;更甚者叶志超假报胜利,欺骗皇上换取奖赏。有这样的指挥官,军队能不失败吗?因此把战争失利的全部责任推到李鸿章身上是不公平的,但位居要职的他,能不去承担这一切吗?
李鸿章在国外的声誉与国内是截然相反的,自从李鸿章扬名于世界,五大洲各国各界,几乎只知道有李鸿章,而不知道有中国。就是说,李鸿章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名人代表。李鸿章成名在外是因为外交,他在国内备受指责也是因为外交。平心而论,李鸿章外交上的最大错误应该就是《中俄密约》的签订,这是李鸿章人生的污点。李鸿章办理的第一件外交事务就是天津教案。当时太平天国和捻军刚刚平定,就突然发生了天津百姓杀死了传教士,焚烧法国领事馆的事件。法国人联合英国、美国借此事逼迫我国政府,当时他们的要求十分过分。曾国藩经过调查,知道这件事的确是中国理亏,但各国准备借机谋利的手段,是绝对不可同意他们要求的。曾国藩便曲意与其周旋,镇压天津百姓,处决八人,治罪二十多人。但法国人又怎么会这样就罢休呢?他们一定要中国的巨额赔款,而且还要将天津知府重重治罪。当时曾国藩在朝廷中一直被顽固党所弹劾,于是朝廷便下明诏敦促李鸿章赴任。这就是李鸿章担负重要外交使命的开端。就在他刚刚上任直隶总督的时候,著名的普法战争爆发了,法国人连保全自己都顾不过来,其他欧美国家也都奔走相顾,都在为西方大问题忙得不可开交,几乎没有人理会天津教案这种东方小问题。于是这一起天津教案便逐渐被人淡忘了。当时封闭的中国人,没有几个是了解时局的,像普法战争这样的大事,居然都没听闻过,人们还天真地以为是李鸿章的声望和韬略在起作用,都认为他比曾国藩强出万倍。李鸿章的身价顿时猛升,风头一时无两。在朝鲜和日本的问题上,在天津接见日本的伊藤博文时,李鸿章就用极傲慢威严的态度接待他。伊藤博文的天津之行没有成功,仅仅定下约定,称日后朝鲜有事情,一国派兵前往,必须通知另一国而已。这就是所谓的《天津条约》。但该条约在后来就演变成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时,中国除了求和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中方派遣张荫桓、邵友濂到日本进行议和。但日本人认为这两人官职低,说话没有权威,拒绝与他们议和。于是清政府不得不改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李鸿章抵达日本马关后,便和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谈判,那个曾经被他傲慢接待的人,现在两人的地位已不能同日而语。但双方谈判了很久都没有结果。在进行第三次会议,在回下榻处的路上李鸿章不幸遭到了枪击,子弹穿过了他的左边颧骨,李鸿章当场昏了过去。听说消息后的日本高官都前来探望李鸿章,伊藤博文也亲自前来慰问。日本
方面表示同意中国先前提出的停战摘要画押。在李鸿章中枪后,日本天皇派遣御医前来帮助治疗,医生们说只要取出子弹,枪伤就很容易痊愈,但必须静养一段时间,不能劳心费神。李鸿章慷慨地说:“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这种慷慨忠愤的气概,令人心生敬意。
倘若李鸿章中弹死,他在历史上也许会少书出了几笔罪恶,然而,他活了下来,可耻的“议降”还将继续。在枪伤痊愈后,李鸿章再次与伊藤谈判。在这次谈判中,伊藤态度蛮横,李鸿章个人受尽屈辱。他此时一定在回想十年前他在天津时的意气风发。在日方咄咄逼人的情况下,李鸿章没有办法,只好请示清廷,得到的答复是:“如果实在不能再商议,就遵旨与之订约。”这样的话,李鸿章就名正言顺地“奉旨卖国”了。之后他便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画押。《马关条约》签订后,举国愤慨,人们纷纷痛斥李鸿章出卖国家,殊不知他其实只是腐败的清王朝的代表而已。
《马关条约》的签订带来了许多麻烦,引来了俄国的不满。之后便是李鸿章得到慈禧默许下与俄国签下了《中俄密约》。这份条约被曝光后,刚刚亲政的光绪皇帝痛恨李鸿章的联俄误国行为,下诏解除了李鸿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职务。李鸿章的外交官生涯也就此终结。义和团事件的爆发后,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李鸿章再次被任命为全权议和大臣。之后便签处了《辛丑条约》,在《辛丑条约》画押时,李鸿章把自己的名字“李鸿章”三个字画了上去,看起来就像一个“肃”字,因为清廷给他的赐号是“肃毅伯”,他不愿意再用自己的名字去承受世人的唾骂(因为在签订《马关条约》时父子二人得到了千古骂名)。这也反映出他当时的无奈和对清朝的痛心。
李鸿章在办完了最后一件“卖国勾当”之后,于九月二十七日在北京贤良寺寓所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九岁。“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这是李鸿章对自己的评价。“裱糊匠”这词正是这个对皇权惟命是从的老臣一生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