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懂味]作者王跃文的生平及创作情况

这是在网上搜索到的关于王跃文的生平及创作文章，把许多鲜为人知的信息透露了出来，虽然年代有些久远了（估计是2002年前后的文章），也留在这里了。

细说王跃文的官场春秋{之一}

1999年春天，《国画》轰动华夏，作者王跃文名重一时。 2000年冬天，王跃文遭遇机构改革，分流下岗。当时，即使是圈内的人也往往知其一不知其二。当事人又三缄其口，局外人哪知其详？ 2001年元旦刚过，王跃文在随笔《常识性的困惑》中劈头一句：“终于逃离了官场”！从此王跃文下岗的事，在人们中间传播、议论、猜测。 近日，我们专门访问了王跃文，向他提出了三个问题：一、仕途顺畅通达，为什么会转向从事创作？二、《国画》名声鹊起，作者却遭遇下岗，这中间真有深关联吗？ 三、这次官场经历，会影响你创作的走向吗？

不愉快的童年

王跃文做了父亲以后，一个夏日带着孩子去河边散步。孩子突然脱掉鞋子，跑去玩沙子。小孩把脚掌伸进沙里去，往脚背上垒沙，用力拍紧，然后慢慢抽出脚掌来。

王跃文问，你这是做什么？

孩子说，垒鸟窝。到了晚上，会有鸟儿飞进去下蛋。

王跃文很吃惊。自己从来没有教孩子这么玩过。孩子一直生活在城里，只怕也没有玩这游戏的伙伴儿。王跃文陪孩子一块儿叠起鸟窝来，仿佛回到了溆水河边，回到了多梦的童年。  童年，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一个色彩斑澜的梦，象一块永不褪色的金子，永远在记忆的仓库里闪光。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童年是文学的种子，是孕育艺术情感的土壤，是催生文学的摇篮，是酿造艺术个性、气质，陶冶和净化艺术心灵的宝贵元素。

我们的访谈从作家的童年聊起。

王跃文此时的心情显得凝重，王跃文说，他的童年很灰暗。他似乎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他还没有出生，他的父亲就因言获罪，被遣回乡下劳动改造。故乡的很多老人同王跃文说起当年的细节：两个肩上挂枪的人押着王跃文的父亲，来到村里，将一张纸交给大队的干部。就这样，他父亲从一个国家干部成了村里人眼中的罪人。如果他父亲仅仅只是回家耕田种地，这对于一个世代务农的农家子弟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在那个年月，他父亲整整21年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好几次，都差点送了命。他老人家能活下来，真是祖宗积了阴德。父亲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而他遭遇大难时，年仅24岁。王跃文打住，仿佛走进了历史。好一会儿，他仿佛自言自语：我24岁在干什么？我只好仰天长叹。从我记事起，就感受着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从小母亲对我的家训是：紧闭口，慢开言。我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童年时的家庭灾难让我在心理方面早熟。小时候经历过的许多事情，别的同龄人没有任何印象了，我却历历在目。我写过两篇那个时代故事的小说——《雾失故园》，《也算爱情》，有同龄人吃惊，说那时候我们不过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们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

我们的话题转入不幸的童年与成名的作家的关系。

美国有一个文学青年问海明威：“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海明威回答说：“不愉快的童年。”海明威这个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信呢？我们谈及卡夫卡、川端康成、加谬、卢梭、但丁、安徒生、鲁迅、张抗抗、舒婷……都有“不愉快的童年”。为什么童年遭际不幸，比之在顺境中的儿童容易在文学上成才呢？我们认为，从精神因素分析，这是对痛苦的一种“补偿”，俗话说“无娘的孩子早当家”就是这个道理。在生理、心理上，与文学有关系的“兴奋中心”得到优先发展。王跃文沉思地说，童年时的家庭灾难，对一个作家是有帮助的。我们认为，海明威说确有大量的史实支撑，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当然，这一论断是不可逆转的。有幸福童年的人大可不必感到遗憾，更不必为了成为作家去故意制造“痛苦”。

很通达的仕途

王跃文1962年出生于湖南溆浦县的一个小山村，1984年，他大学毕业，同学们多数分配到中学教书。而他却分配到溆浦县政府当秘书。是不是钻山打洞，开后门进去的？我们想知道这里面有没有情况。

王跃文坐在我的对面，稍微沉思一会后，记忆的闸门再次打开。那时候，我们湘西农村的孩子还比较单纯。反正教育局会统一安排工作，我们还不知道跑后门。我被安排进县政府担任秘书，或许与我的作文成绩优秀有关系。交谈中，王跃文的手机响了。是他母校的一位退休教授打来的。教授到长沙看病，王跃文到车站迎接，打的送老师住宾馆，用车、住房、用餐，都是王跃文买单。早晚都去陪老师。我们访问过这位教授。他说，王跃文在大学时作文漂亮，论文漂亮。因为这，他记住了这个学生。读书时在社会活动方面，没有发现王跃文有特异才能。在大学时，他就有创作热情。他成为作家，我们预见到了。他官运一路享通，从县到地到省，我们没有想到。王跃文告诉老师他下岗了。这位教授认定学生是在开玩笑，无论如何不肯相信。 王跃文说，普通老百姓总有一种光宗耀祖的心理。他要去县政府上班，妈妈仍不忘告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母亲对他寄予了愿望，总希望在他父亲身上破灭了的梦想，能在他的身上圆结。他谨遵母训，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显得少年老成。王跃文说，现在想起来很可笑的。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却成天装着老于世故的样子。王跃文叙述他在家乡县政府。工作的样子：成天低着头，迈着细碎步子，笑嘻嘻的。他清晰地记得一位领导很热情的教导：见人就握手，就问好，没错。那时候，同事们都说他谦虚谨慎，可成大器。王跃文说，那几年，在那个小地方，他可谓仁途通达。工作两三年便成了副科长，工作四五年，便成了正科长。工作不到八年，便上调怀化市。工作不到十年，又上调省政府。王跃文承认自己当年是有所谓政治抱负的。所受的传统教育使他成为比较朴实、正统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想通过正常的工作程序，通过自己的能力发挥而不是别的什么特殊关系特殊渠道来有所作为，做个好官。

小说是一种谈话方式 身在官场，官路通达，为什么不专心地走下去，而分心去写小说呢？对我们的提问，王跃文说，已经有好些人问过他了。的确，在怀化市，也曾小有名气，有人曾称他是机关的笔杆子。如果象初进县政府那会儿一样，坚持做下去，或许还有晋升的机会。日子久了，心里有种别扭的感觉。望着衣冠楚楚的人们，提着或夹着公文包，硬着脖子在政府大院里来来往往，就象是演木偶戏。尽管如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还是自觉加入了木偶表演。终于有一天，我厌倦了这种日子。我骨子里毕竟流淌着父亲的血液，生性耿直，内心真话不说出来就闷得慌，我大学时代一些热衷于写作的同学，后来一个个搁笔了，倒是我，一个人显得单纯，一直保留了文学情结。也是不成熟的表现吧。他们都成熟了，所以不再写小说。我是因为一向单纯，所以总是不成熟。王跃文说，官场有自己的词典，什么叫成熟，什么叫能干，什么叫谦虚，什么叫涵养，同《现代汉语词典》上解释的并不一样。可我恰恰讨厌那种涵养，宁愿抱朴守拙，哪怕显得幼稚。我觉得，中国的许多事情就是被那种倒背双手、面带慈祥、踱着方步、貌似君子的很有涵养的人给办糟了。我越来越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种环境是，人们的思维也好，表达方式也好，早就被格式化了。你说的同别人说的没区别，说了同没说也没有区别的。饱学之士都说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会使用工具，而动物只有本能。而我却固执地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嘴巴的功能迥然有异：人的嘴巴除了吃饭，还得说话；动物的嘴巴除了用来觅食，只会鸣叫。我毕竟读过几句书，便试着用小说的方式说说自己内心的真话。于是，我开始写小说。

写人才是我小说的真义

社会上流行的看法是：王跃文是写官场小说的代表作家。 王跃文的言语中对这个命题并不首肯。他说，他曾不止一次辩解过，他写的小说并不是什么官场小说，他起初的小说创作，多是写机关里的小职员，写凡人琐事，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上不能下、下不能下的万里尴尬生存状态和他们不甘流俗、却又无力冲破现实樊篱的诸多无奈。官场或者非官场，都是人物活动的场面而已。写人才是我小说的真义。王跃文以作品为证，他说《无头无尾的故事》、《很想潇洒》、《旧约之失》、《蜗牛》、《无雪之冬》、《漫天芦花》等等，都是非官场小说。

王跃文说，也许他写了太多自己熟悉的生活，有朋友建议他写写别的题材。王跃文早就申明他不承认自己写的是什么官司场题材的小说，他几乎不赞同所谓题材一说。什么工业题材、农业题材、改革题材、官场题材，他都不以为然。他说一个作家如果总想着自己在写什么重大题材，并想着某某题材的重大意义，只怕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来的。王跃文说，事实上，这世上自有作家以来，他们都在写人。而且是写现实的人，或者说在写现在的人。不管作家们自觉与否，承认与否，他们写历史也罢，写神怪也罢，抑或浪温主义也好，超现实主义也好，他们都在写天天可以看到的人。如果非说题材不可，那么人便永远是惟一的题材。王跃文曾经打过一个比喻。他把小说比作化学试验，那么人就是试验品，把人放进官场、商场、学界、战场或者情场等等不同的试剂里，就会有不同的瓜。他援引西果的话：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也是人心。光明和黑暗的交织和厮杀，便是人世间。王跃文发问：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写人，而偏要怀着堂.吉诃德式的激情，总想着去写某某题材呢？王跃文慨叹：如今的人们太关注官场了。这并非一种正常的现象。日出月落。只是在出现纪尔尼诺现象，导致地球气候异常的时候，人类才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茫茫天宇。

90年代中期步步为赢

王跃文是幸运的。小说处女作《无头无尾的故事》一进《湖南文学》便立即发表，并连发三篇，向读者郑重推介。湖南一些老编辑老作家也不吝褒奖：第一篇小说，就有这么高的起点，就达到了这么高的层面。王跃文也觉得自己文运好。不论当初写散文还是后来写说，写了就能发表。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今后要当作家，可又身不由己地成了别人眼中的作家。他说，这或许是偶然，或许是命中注定。 90年代中期，《当代》、《小说选刊》、《中国作家》、《中篇小说选刊》等刊物排着队儿给王跃文发奖。 1997年度湖南省青年文学奖得主也是王跃文。 1998年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他从1991年才开始发表小说，短短六七年间即赢得全国关注。评论界好评如潮。北京评论家洪水称：王跃文的作品“其真实深刻都不在《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下。”“同样是写官场，在认识的深刻上还没有谁能超过他（王跃文），即便是刘震云、刘醒龙这样智慧的作家，也要稍逊一筹。” 著名评论家张韧、王蒙、丁东等等无不钦佩王跃文的艺术感觉和大气。

发表《无头无尾的故事》的时候，作者在县政府。不过三四年光景，他走过市政府，坐在了省政府办公厅的椅子上。关于这一段经历，王跃文感叹，在偏僻的小地方，人们见我工作不错，又能写小说，越发认为我是个才子。因而我在政府部门呆的机关就越来越大。在外人看来，这分明是个发达的迹象。可是机关越来越大，我作为作家的那一面，显现出来的反儿一步步缩小。

无意官场春秋

王跃文在小说集《没这回事》封面的勒口上，将自己的工作和创作经历，写成一首打油诗：小说十年从容，落得里外尴尬；无意官场春秋，信笔涂鸦国画；三十七年虚度，溆浦怀化长沙。王跃文对“无意官场春秋”向我们作了诠释。 他说，这首先是一句广告。因为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叫《官场春秋》。更重要的是一语双关，表明了自己的生活态度。说自己不想当官，有人也许会说是假清高，但实在是一句真话。王跃文坦言，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当一个社会，人们的所谓政治抱负，廉价地等同于做大官，甚至发大财时，那么，看重当官就是轻贱了自己，同时也玷污了政治抱负这个词。王跃文指出，做什么事，都必须具备特定的气质。他说呛本人不具备当官的气质。比方说，有些当官的，明明看见前面有位熟人过来了，他却要有意拿架子，目不斜视，不理人家，非得人家同他打招呼，他才在鼻子上唔一声。这虽然是个恶习，也是个小事，但按照中国官场特点，却又是个必备的气质。鲁迅先生骂这些人是：人一阔，脸就变。这其实都是读书人按照自己善良的愿望去求这些阔人，是一厢情愿。中国历来讲究官仪、官威。比如封建社会文武百官，在皇帝面前必须表现得诚惶诚恐，才合乎人臣之仪轨，否则就是罔上。百姓碰上官员出引，必须回避，不然衙役们一顿乱棍打来，够你受的。现在进步了，大领导的车队来了，警车呜呜的叫，一般情况下你不必回避，只要别乱横马路，一般不会被轧死。这比过去在技术手段上先进多了。王跃文说，别说自己不要装模作样，就是看见别人这样都会起鸡皮疙瘩，这样的人肯定当不了官。莫说碰上政府里的同事，就是碰上小生意人，也忍不住先同人家打招呼，显得好没档次的。王跃文讲，偏偏他的视力又特别好，前面来了人，别人没看见他，他早看见人家了。王跃文讲到一篇中学课文，写的是一位环卫工人的衬衫，被一位大首长的车挂坏了。这位环卫工人本不在意，但这位首长却嘱咐工作人员买了件衬衫衣赔给环卫工人。这位工人一直珍藏着这件衬衣，时刻怀念这位伟大的首长。由此，王跃文联想到鲁迅先生说过的一个笑话。一位乞丐有天很得意地在别人面前炫耀：今天那个大财主同我说话了。人家问，你同人家说什么了？乞丐说，我到他家门口去要饭，财主说：滚！王跃文以为，那个关于衬衫的故事，无异于这个乞丐的笑话的翻版。损坏东西要赔，天经地义，可是就因为挂坏别人衬衫的是大人物，就要神化。太可悲了！我们有些官员，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把自己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完全弄颠倒了。我们读到王跃文的篇随笔，叫《中国天天感恩节》。发表后被《杂文选刊》选载了。 该文说到，看电视新闻，感觉就是天天在过中国式的感恩节。只要看见群众在官员面前作揖打拱不迭，我就反胃。此类新闻是怎样操作出来的，我并不陌生。本不值得当真、计较。奇怪的在那些导演出来的新闻场景里，官员们那么心安理得、处之泰然，似乎他们真的就是广布福音的救世主。他们好象全然不知自己恰恰是百姓养活的，百姓才是恩人。王跃文呼唤我们国家尽早结束封神时代。他说，关于官场，我们脑子里就是这些很不正统的观念，肯定就当不了官。我从来就是把工作当作就业。而现在，就业我都没兴趣了，果断地选择了分流。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西安有位作家送我四句：人无品引求管易，家有诗书致富难。文章草草皆千古，仕官匆匆只十年。在中国，但凡有良知的作家，命运多不好，自古皆然。

细说王跃文的官场春秋{之二}

王跃文声明，这首先也是一句广告，说的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同时，也说到了他写《国画》时的创作状态，以及他的一种创作态度。王跃文一直是一种业余创作。没有整块的时间集中精力一口气完成一部作品。他的时间被职业所赋予的工作分割得支离破碎，逼着他养成一种适应这种规律的创作习惯。让自己始终处在一种从容的状态，优悠自在地写作。既然，不是职业作家，就不必去争高低、争职称、争名次、争座次等等。王跃文更看重艺术把握上的从容。他的作品结构的自然浑圆，行文的畅晓明白，节奏的张驰有度，艺术氛围的天造地设，等等。他努力去做，也做得出色。 王跃文是一个生活简单的人。白天上班，写庙堂文章。晚上大灯下读书写作。如果没有朋友约会，晚上一般不出去玩，他说玩不起。 1999年，有一次在宾馆里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已开始了的长篇搁在家里。回来后，从电脑里把写了的部分调出来，看上前面二三万字，把故事情节和里面那股气续上，又继续写。王跃文刚调到长沙时，住在一个招待所的顶楼一间不足7平方料的房子里。里面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书桌上摆了煤气灶和一台黑白电视机。在煤气灶上做完饭，吃过饭后，把煤气灶往地上一放，铺张报纸在上面就开始定东西。电视机对着床，爱人就坐在床上看电视。王跃文就在那张桌子上写了《秋风庭院》和《今夕何夕》等，还都是获奖作品。写《国画》时，王跃文的住房条件有了改善，搬进了一室一厅。房间小，厅也小，是长方形的格局。沙发摆里面，中间放电视柜，电视柜将厅隔成两半。王跃文在最里头用电脑写小说，就靠着电视机，电视机放久了，发热，从后面听起来，声音还要大一些。他这边写着写着，听到故事情节很好，转过身去扭头看，一看不过瘾又转身来接着写。不期写出了轰动神州大地的《国画》。

《国画》遭遇疯狂盗版

几十年来，书的价值标准：一是思想性，二是艺术性。据说二者的完美结合，老百姓就会喜闻乐见。如果老百姓不喜闻乐见怎么办？传统的做法是：采取组织动员，采取行政命令，采取免费散发。

《国画》面世两个月之内，就印了5次，发行10万册。后来，出版社不印了。盗版商巴不得，疯狂地盗印！盗印了多少？谁也没统计过，也无法统计。保守估计也数以百万计。王跃文本人倒是上心搜集，已达8种。有精装的、、有另行设计封面的。现在市面已经找不到正版的《国画》，除了盗版本，还是盗版本。

王跃文说，最初看到自己的书被盗版，还有些少年心性，忍不住批评书店老板。有时性起，将书的封面撕掉。后来，他不撕了，咽为他发现书店老板对他的行动若无其事，没点儿脾气。后来，见了盗版书，他态度平和，视而不见。有这样一件真实的事情：与王跃文同楼办公的一位先生，听说《国画》热销星城，他匆匆上街买了一本，灯下一看，扉页上书：“此乃盗版王跃文”。这位先生将此事作为故事告诉王跃文，两人大笑一回。 后来，王跃文不再批明“此乃盗版”，不再签上“王跃文”三字了。有位老板说，有些读者要的就是作家的签名。这些盗版书有了作家的真签名，就象邮票中的错票，价值倍增。王跃文的住所离湖南图书城离定王台书市不远，他常去逛逛。后来，他把这几分钟的路程视为畏途了。因为沿途都是兜售盗版的书贩，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认识王跃文了。王跃文最怕他们远远地望着他笑。与盗版相映成趣的是模仿秀。《国画》上市后，书摊上仿佛一个晚上长出了《社画》、《镇画》、《村画》、《寨画》、《家画》、《人画》、《女画》、《心画》、《情画》……更有甚者，竟然有《艳画》、《色画》上架。 书市上有一套“布老虎现代爱情小说丛书”，有王跃文、李佩甫、池莉、王海等四位名家。竟然是盗用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的。 有本黄书，取名《心理问题》。也以王跃文的大名作为作者。作者简介完全照搬王跃文正版书上的。还有盗版商编辑出版了《王跃文作品集》。 读者先生，不知你注意到没有，书市上有一名作家叫“王耀文”。此王耀文自然不是彼王跃文。此王耀文是《国画》热销以后才诞生的。不知是不是要借王跃文的名气，还是事有凑巧？没有考证，不敢妄说。

话说《国画》的评论

《国画》问世以后，评论蜂起。许多评论家不约而同地集结在这个论点之下：《国画》透视了中国现代官场文化。我们问王跃文对此有何看法。 王先生说，我在《国画》是剖析的只是一种官场亚文化。也就是千百年来左右中国官场的一种实用理论，一种让官人们奉为圭臬的无聊文化。评论家洪水先生认为，王跃文将官场当作一种文化或民俗来写，这就比同类作品深刻多了。洪水是第一位特此观点的人，并被评论界一些同仁认同。王跃文觉得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所谓官场文化，并不是一个时期主流社会明确倡导的文化，只是一种实用的工具理念。可称为“官场亚文化”。王跃文认为，中国官场文化，是一种很典型的典章文化，从源到流，贯穿始终的是儒家精神。中国官场文化，讲《论语》而用《反经》，讲王道而行霸道，讲仁义而行厚黑。换算成现代语汇，就是：讲的是马列主义，奉行的是拜金主义；说的是人民公仆，行的是官僚主义。更可怕的是，在有些官场人物那里，没有起码的是非或道注标准，他们只认同实用的游戏规则和现实的生活逻辑。他们从骨子里嘲笑崇高，却很职业地扮演着伪崇高。而这些伪崇高者只要表演到家，总有机会成为东方红衣教主。王跃文痛心地剖析了与官场文化中的一种精英现象。他说到这么层意思：精英的堕落开始；中国的精英分子集中在党政机关，无缘进机关的才去工商界或别的行业。而西方国家，真正的顶尖人才聚集在工商企业界。王跃文说，人家的精英，千方百计把蛋糕做大；我们的精英却是玩政治的，一天到晚考虑的是划分蛋糕，而且都想着自己多分一块。 王跃文注意到一个信息：大连招考公务员，要招好几十位，报名的却只有十多位。这表明已有一批真正优秀的人才不再迷恋官场而投身工商界。王跃文称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先驱。

有人对号入座

有人说，按《国画》中的人物作模子，去对照现实官场各色人等，看谁象谁。我们问王跃文对此说有何感想。王跃文似乎有点无奈。他说，他并不因为自己塑造人物的成功而欣慰，反而为生活本身的无奈而悲哀。 小说是虚构的产物，这本来是最起码的文学常识。但是，几乎没有哪位关注现实的作家不受着对号入座的困扰。当然，许多读者朋友读了《国画》，往往联想自己现实的生活空间。这不怪读者，只怪生活本身为他们提供了太多的模特儿。有些人说谁是谁，则是别有用心的，就是想把作家推入尴尬境地。真的有人对号入座了，这对作家意味着什么，谁都清楚。中国的民主和法制都还不是很完善的，这就为少数人打压作家提供了可能。我起新写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主要是写地市级和县级官场，有人就说写的是工作过的地方。后来写了《国画》，有人又为我提供了新的参照系去对号入座。我并不在乎别人去对号，只是觉得无聊。王跃文本来是湖南怀化市溆浦县人。1996年，省作协的朋友到湖南永州出差后回到长沙。对王跃文讲了一个真实故事。说是永州一个朋友说，王跃文是永州作家，他的《秋风庭院》，就是写永州退下去的那位老书记，太像了，太传神了。王跃文听后一笑。因为他还是在好几年前去过永州一次，住了一个晚上。王跃文在小说集《没这回事》中有一篇自序。其中说了创作《国画》的缘起：“一个无雪的冬天，我整天呆在南方一座城市的宾馆里总在电梯里上上下下。那个冬天，我的心情很灰，可别人不知道。从小，关于男人的教条告诉我，男人应该刚强。所以面对百般无奈，我就这么强撑着。有时电梯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望着锃亮而冰冷的铅合金四壁，我禁忍不住，厉声叫喊。突然，电梯门打开了，宾馆在厅里满是衣冠楚楚的男人和浓装艳抹的女人。我立即挺直敢腰，表情安详地融入这体面的人群。可我心里清楚，自己不属于这里。人最可悲的是活得不明不白，最可怕的却又是活得过于明白。后来，我把自己这种体验写进了长篇小说《国画》里，这其实是我许多年以来苟存于世的心境。” 凭着自己的良心创作了《国画》，面对可笑的对号入座和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责难，他只觉得这种现实存在太悲哀了。 到底写的是谁呢？有次同朋友一起吃饭，他吟了首打油诗：自古文人诗酒花， 不才只知哈哈哈， 何必问道谁是谁， 无非写的你我他。

《国画》人物有作家影子

王跃文坦言，作家的作品中多少都有自己的影子，在看书的小说中，有一些人物身上也体现了自己的某些思想情感和情绪。王跃文举例说，像朱怀镜，他身上那种人格真诚善良的一面与环境冲突矛盾的一面；像曾俚那种为民请命的激情和忧国忧民的胸襟；那李明溪那种放浪形骸、与世俗格格不入的东西；朴老先生身上的古风……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怎么讲呢，我这个人有点跟不上时代，有一种文人情绪。 王跃文说，我这个人一出场，本色便摆在这里，见一面与见一百面没什么区别。我不在乎要有生活中刻意包装自己，刻意制造出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以博取什么。有些人戴着多种面具生活，我觉得很可笑。同僚面前一个形象，领导面前一个形象，下级面前一个形象，而在下班之后与同学朋友喝酒聊天又是一个形象，真正一个多面人。到最后，自己搞不清自己是谁了。我对别人不设防，也用不着别人来防我。

官场作家逃离官场

王跃文进入官场，且步步高升，前面已经说过是得力于他这支笔。在大学读书时期，他便因成绩优秀、文笔出众且小有名气。否则他只能当个中学语文教师而不会担当政府首长秘书的要职。那么，他离开官场与他这支笔有没有关系呢？还是用王跃文自己的话来用注脚。 王跃文说，新进官场时，有一个名词给他特别的感觉，那就是：“印象”。谁在领导那里的印象不好，谁就背时倒运，甚到一辈子没有出头之日。官帽子是领导口袋里的光洋，想给谁就给谁，只看你是否让他看着顺眼！王跃文接着说，中国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领导今天对你有看法了，明天你怎么做都不会顺眼了。看法会让你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好。 王跃文自己感觉懵懂的还有组织一词。他说，组织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某某领导要重用你，是组织需要；要修理你，是组织需要；想把你晾起来，同样是组织需要。王跃文还对尊重领导这一官场铁律表示质疑。他对很多所谓领导，并不值得尊重。就象眼镜不等于知识，秃顶不等于智慧，肚子大不等于涵养好，官帽高不等于德才兼备，令人尊重。王跃文说，凡此种种，都是常识，而自己却总生疑惑，拒不认同，这德行还呆得下去吗？ 王跃文说：“还是早早逃离的好。”

某先生的公开信

听说王跃文有一封关于《国画》的公开信。我们从一个朋友处找来看了看。 信的大意是：某先生在一次副处以上的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国画》的“个人意见”。鉴于某先生可以利用职权在非个人场合发表“个人意见”，王跃文也只好把这封纯个人通信公开给适当的范围。 王跃文表示，作为作家，他愿意就自己的作品听取任何学术意义上的意见，无论是赞同的，或是反对的。但对于学术范围之外的信口雌黄，则只能表示蔑视，而且不予理睬。他从来就是这样做的。由于某先生的特殊身份，又在非个人场合发表“个人意见”，王跃文只好发言了。王跃文直言，他早就料到，《国画》会使两类人不高兴：不开明的和不正派的。我的作品鞭策的是假恶丑，有人为此不高兴，甚至撑不住风度终于愤怒起来，这正是作品的价值所在。与我无关。王跃文分析说，《国画》不过是一个艺术世界，让当今官场形形色色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们集中到一起展示他们的灵魂。因而您就我的政治立场有问题，我只能把这理解为一种别有用心的人格攻击。您在这方面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完全是“特殊时代”模式，我只能表示遗憾。 王跃文也预料到可能产生“变相的政治迫害”。不过他相信某先生下手的时候，也不敢太明目张胆，只能遮遮掩掩，变着戏法。说穿了，就是搞阴谋诡计。因为面对真正的良知，某先生无法光明磊落。王跃文说过，“特殊时代”时整人，放在桌上。现在有人整人，放在桌下。

下岗以后

王跃文现在不上班，似乎很满意目前的生活方式。多年以来，他不止一次对朋友说，他想过一种单纯的读书写作生活。这次机关分流刚好提供了这么一个机遇，正中下怀。

有一位领导找他谈话。他说，谈分流就不要谈。因为什么理由，你们不会承认。落在别人身上很正常，落在我身上就不正常，并不是我抬举自己，我觉得我是有特殊性的。至于对他作品的评论，王跃文一向不太关心。他说不是谦虚或别的原因，而是没有时间顾及。我们提及几种看法，他认为超出了学术范围，可以谈一谈。 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说王跃文的作品没有全面地反映生活。王跃文说，其实作家总是这样，在他生活的空间，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请问，古今中外有哪部文学巨著全面地反映了生活？《红楼梦》，没有。《悲惨世界》，没有。《战争与和平》，也没有。我们看《教父》，谁也没有认为美国只有负面丑陋的东西；我们看《金瓶梅》，谁都知道宋代除了西门庆和他的女人们，肯定还有别的芸芸众生。我王某人何德何能？更不可能全面地反映生活了。王跃文有个朋友向他传递一个信息，说某位很有身份的人看了《国画》，咬着牙根说，要是在那个特殊年代，可以枪毙他十次。 王跃文在一篇小说里写过，中国一万年以后都有可能再重复那个特殊的年代。可见怀念那个特殊年代的大有人在。还有一说王跃文的作品把官场套路写得细致入微，有诲盗之嫌。

王跃文以为，任何一位腐败官员都比作家要高明许多，他们读了作家们写的揭露官场腐败的书，肯定会暗自发笑，骂作家们TMD的没见过世面。不仅腐败官员们自己智慧，就连他们的亲戚朋友也在耳濡目染中智慧了。 王跃文举了一个例子。有位官员因腐败问题被抓了起来，可就是找不出存折。专案组费了天大的力才找到了存折。却发现藏存折的办法十分简单，又十分智慧，任何一位天才的作家都虚构不出来。原来这位官员的老岳母将女婿的巨额存折用塑料纸包好，塞进一块肥肉里，放在冰箱里冻着。这等智慧，怎不叫人拍案惊起！关于创作，王跃文告诉我们，近期《当代》将推出他的长篇小说《五墨》。这是《国画》三部曲的第二部。中国的水墨画，只笔点墨，可造万千气象。墨之干黑浓淡湿，谓之五墨。万物阴阳明暗，远近凹凸，动静巨微，尽皆五墨之妙。而或人间百态，世事流变，衰荣成败，亦如五墨之用。 ? 《当代》杂志今年将连续推出湖南三位作家的长篇力作。周昌义，曾经是《国画》的责任编辑。他认为，放眼全国，湖南已首先形成现实主义创作的强大阵营与浓厚地域特色，有根深蒂固入世传统与忧国忧民情结的湖南作家群，最有条件产生批量的品牌作家。

王跃文还告诉我们，有人想把他的几部小说改编成剧本，他同意了。他是一次性卖断了改编权，自己不参与编。关于王跃文下岗，社会传闻颇多。有人说，他被软禁了；有人说，他被抓了；甚至还有人说，他暴祸身亡了。 《国画》大红大紫之日，王跃文成为众多媒体追踪的新闻人物。王跃文婉言拒绝采访。社会传闻多了以后，关心他的朋友纷纷来信来电，最急的是他的父母，他只好勤打电话。为了表示自己安然无恙，他先后两次接受了电视台的专访，也想借以宽释朋友担惊受怕之心。 2001年6月，王跃文的家乡怀化市举行文联换届会议。省作协副方席彭建明出席了。怀化作家纷纷向他打听王跃文的消息，彭建明在大会上讲话时说，对王跃文的作品有争议，是正常的…… 我们还听说，有人因为写了王跃文的报导，写了他的作品的评论，或者请他去讲课。便受到某些领导的为难…… 本文结束时，我们又想到了《没这回事》作者自序的结尾：“我早就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因为听惯了太多的谎言。我曾试着相信自己的眼睛，结果往往看到虚伪和欺骗。现在我只好信自己的良心了。但会不会有一天自己也欺骗了自己呢？果真到了那一天，我就不写小说了。” 我们坚信，“那一天”不会到来。明天会更好。我们关心的是《五墨》的艺术成就会超越《国画》吗？第三部何时问世？作家已经分流了，会流向哪里？我们期望，作家为中国的文学为世界的文学作出更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