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症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摘 要】 目的:广泛筛选与神经症发生有关联的人格障碍、生活事件、父母养育方式等可疑危险因素并分析其关联程度。方法:通过成组病例对照研究,用生活事件量表、父母养育方式问卷,人格诊断问卷对100名就诊于北京两家三甲精神病专科医院的神经症患者(病例组)和按照性别、年龄(±3岁)成组匹配的无精神障碍的200名上述医院的工作人员(对照组)进行自评问卷调查。结果:(1)单因素分析显示,病例组的负性生活事件得分、父亲拒绝因子得分、父亲过度保护因子得分、母亲拒绝因子得分、总体人格障碍得分均高于对照组[22.5 vs.2.5,(40.4±14.1)vs.(35.4±7.9),(29.1±7.5)vs.(28.2±5.6),(40.4±13.7)vs.(36.8±8.5),(29.8±14.1)vs.(17.1±13.0);均P　　【关键词】 神经症;人格障碍;生活事件;父母养育方式;病例对照研究 　　中图分类号:R749.7,R749.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10)002-0099-05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0.02.006 　　 　　A case-control study of the risk factors for neurosis 　　LI Xiao-Jun,HUANG Yue-Qin,LIU Zhao-Rui,LUO Xiao-Min,Tang Ni,WANG Xiang-Qun 　　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Ministry of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WANG Xiang-Qun,E-mail:wangxq0805@bjmu.省略 　　【Abstract】 Objective:To screen out suspected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neurosis,such as personality disorder,life events,parental rearing behavior,and to explore degree of their associations.Methods:A case-control study was carried out among 100 cases with neurosis and 200 controls without mental disorder,matched by gender and age(±3 years).The Life Events Scale(LES),Parental Rearing Style Questionnaire(EMBU),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PDQ-4)were self-reported by the subjects.Results:Single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tatistical differences(P　　【Key words】 neurosis;personality disorder;life event,parental rearing behavior;case-control study 　　 　　神经症是一组患病率较高且最为常见的一类非精神病性障碍,其患病率远较重性精神病高,严重影响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成为一种对家庭、社会造成沉重负担的精神障碍[1-2]。在一些国家虽已弃用神经症这一概念,但与其相关的精神障碍如强迫障碍、焦虑障碍、恐怖障碍等也有较高的患病率[3-6]。 　　神经症发病的病因迄今尚无定论。最初,神经症的发病被认为与精神因素和人格缺陷有关,近年来的遗传学和神经生化学的研究显示神经症的发病也存在一定的生物学基础。在众多病因学研究中,神经症的发病可能与心理、社会因素方面关联的研究显得更有意义[7-8]。而在社会因素中,某些生活事件与神经症的发生也可能相关。由于神经症多起病于青少年患者,因此这个人群的疾病易感素质更值得人们关注。 　　既往研究结果显示,人格障碍、家庭关系、父母养育方式、生活事件等与神经症的发生存在一定联系[8-9]。本研究针对生活事件、父母养育方式、人格障碍等可能影响到神经症发生和发展的三方面因素进行了分析性流行病学研究,以期寻找与神经症发生可疑的危险因素。 　　 　　1 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样本量计算参考刘宝花等[10]研究,以父母养育方式问卷的得分估计对照组各种危险因素的暴露率为20%,OR=2.5,取α=0.05,β=0.10,查表[11]获得病例组样本量为84人,考虑到失访的因素,将病例组定为100人,对照组200人。发出问卷300份,回收问卷300份,问卷回收率为100%。

　　病例组:2009年3月至2009年4月,就诊于北京2家三级甲等精神病专科医院的门诊和病房的100名神经症患者。入组标准:符合ICD-10[12]诊断标准的神经症患者,包括焦虑障碍、恐怖障碍、强迫障碍和躯体形式障碍者;年龄≥16岁;性别不限;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小学以上受教育程度。排除标准:(1)罹患精神分裂症、分裂样人格障碍等精神障碍诊断的患者;(2)文盲。 　　对照组:从上述2家医院选择无精神障碍病史的医院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研究生作为对照,共征募对照200名。入组标准:年龄≥16岁的健康人,既往无精神障碍病史;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小学以上受教育程度。 　　1.2工具 　　1.2.1自编社会人口学资料调查表 　　该表为自评量表,内容包括婚姻状况、职业、家庭收入、诊疗经过等项目。 　　1.2.2生活事件量表(Life Event Scale,LES)[13] 　　该表为含有48题的自评问卷,按性质分为正负事件,包括3方面的问题:(1)家庭生活方面(28条),(2)工作学习方面(13条),(3)社交及其他方面(7条)。某事件刺激量=影响程度×影响持续时间×事件次数,之后分类汇总正负性事件分。 　　1.2.3父母养育态度问卷(Egma Minnen av Bardndosnauppforstran,EMBU)[14] 　　共81条,该量表可归纳为父母各4个因子:拒绝、情感温暖、过分保护和偏爱,反映父母养育方式四种不同的倾向。计算代表各因子条目的得分,某一因子的分数越高说父母养育方式越倾向于该因子。 　　1.2.4人格诊断问卷(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4th Vision,PDQ-4)[15] 　　共81题,包括分裂样、分裂型、偏执型、回避型、依赖型、强迫型、戏剧型、自恋型、边缘型、反社会型等10型人格障碍。受试者根据问题的描述与自己情况的符合与否对每题以“正确”或“错误”回答,回答“正确”将作为病理反应记分,分数越高表明人格障碍的症状越多。黄悦勤等[16]将PDQ-4中文版应用于社区,显示具有高灵敏度和中等特异度,是效度和信度较好的人格障碍筛查工具。 　　1.3统计方法 　　使用Epidata3.0进行数据录入,使用SPSS16.0进行数据分析。采用t检验和χ2检验比较两组人口社会学构成情况及两组问卷各因子原始分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描述问卷各因子的相关性;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以后退法Wald筛选危险因素。所有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 　　 　　2 结 果 　　 　　2.1 两组的一般情况 　　病例组年龄16~70岁,平均(34±13)岁;男性50人,女性50人;焦虑障碍46人,恐怖障碍11人,强迫障碍30人,躯体形式障碍13人。病例组与对照组的婚姻状况、性别、民族、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居住地情况、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两组职业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职业构成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分析 　　为了分析职业构成差异,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因素对研究结果可能的影响,按照两组构成比较高的专业技术人员、学生和其他3种职业将研究对象划分成3组。结果,病例组“专业技术人员”31名,“学生”30名,“其他”39名;对照组“专业技术人员”109名,“学生”56名,“其他”35名。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对照组、病例组上述3种职业之间3个问卷的各因子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因此职业因素没有明显的混杂作用。 　　2.3两组生活事件量表、父母养育方式问卷得分比较 　　比较两组发病前1年内的生活事件量表得分,经非参数检验,病例组负性生活事件量表分高于对照组(22.5 vs.2.5,Z=-8.02,P=0.014)。 　　两组父母养育方式问卷得分结果显示,病例组的父亲拒绝因子和过度保护因子分[(40.4±14.1)vs.(35.4±7.9),(29.1±7.5)vs.(28.2±5.6);t=35.5,9.0;P=0.035],及母亲拒绝因子分[(40.4±13.7)vs.(36.8±8.5),t=21.8,P=0.028]均高于对照组。 　　2.4两组间人格诊断问卷得分及阳性率比较 　　总体人格障碍量表得分病例组高于对照组。以40分为阳性界值(此界值特异度为95%,灵敏度为50%[12])比较两组人格诊断问卷量表各分型及总体人格障碍的阳性率。经χ2检验病例组人格障碍倾向的阳性率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5 各问卷因子相关分析 　　将各问卷因子分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父母养育方式因子之间存在较大的相关性,如父亲情感温暖因子和母亲情感温暖因子之间相关系数达0.87(P　　2.6 神经症危险因素的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选择上述相关系数有统计学意义的因子,如母亲的拒绝因子、情感温暖因子、过度保护因子、偏爱因子、负性生活事件、正性生活事件、总体人格障碍等因子为自变量,以分组(病例组、对照组)为因变量,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选入变量为正性生活事件、负性生活事件、总体人格障碍(表2),表明正性事件是神经症的保护因素,负性事件和总体人格障碍阳性为神经症的危险因素。 　　 　　 　　3 讨 论 　　 　　大量的研究证实生活事件与神经症的发生有着一定得关联[17-18],本研究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病例组负性生活事件刺激量明显高于正常人对照组,表明神经症患者存在大量的负性生活事件,而正性生活事件刺激量两组并无差异,说明负性生活事件是神经症发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而在多因素分析显示正性生活事件为保护因素,负性生活事件为危险因素。由于神经症的发生与生活事件的关系密切,因此在对神经症患者进行干预时应注意到对负性生活事件的处理方式,积极提高个体应对负性生活事件的能力,有效地对其做出及时干预,对预防神经症的发生或复发具有重要意义。 　　以往研究显示父母养育方式对个体的心理发育有一定影响,父母的感情温暖、理解是子女心理正常发展的重要条件[10,19-20]。本研究在父母养育方式方面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神经症患者父亲拒绝和过度保护,母亲拒绝这三个因子得分明显高于比对照组,说明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比较,存有诸多不良的父母养育方式,这与神经症的发病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但在多因素分析中,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父母养育方式各因子均未能进入,这一结果表明,父母养育方式在多因素条件下与神经症的发生关联不明显,即与人格障碍和负性生活事件相比,父母养育方式的作用很微弱,其原因可能为交互作用、混杂因素或效应修正等干扰因素所致,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

　　以往研究显示神经症的发生与人格障碍密切相关[21-22],本研究在单因素分析中发现各型人格障碍及总体人格障碍OR值均大于1,这说明神经症患者存在人格障碍倾向。换言之,神经症可能与多种类型的人格障碍共病,此方面还需进一步研究。本研究中神经症患者强迫型人格障碍阳性率最高达63%,且病例组总体人格障碍阳性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支持以往研究的结论。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中,总体人格障碍进入,其OR值为4.84,这也说明了人格障碍是神经症发病危险因素之一,与以往一些研究的发现基本一致[23-25]。 　　本研究选择的对照大部分为专业技术人员及医学研究生,这种情况可能会对本研究中与神经症有关的心理、社会因素的识别造成混杂,但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病例组与对照组的上述3种职业的3个问卷的各因子原始得分之间的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因此职业因素可能不会对本研究危险因素的识别造成干扰。 　　综上所述,加强社会支持,减少负性生活事件,进行个性矫正,提高个体应付能力对预防神经症的发生或复发是十分必要的。鉴于神经症是一类异质性高、病因复杂的精神障碍,今后的研究应该扩大样本,从社区人群中选择多种类型对照,进一步探索人格障碍、负性生活事件和生物学等因素与神经症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 　　[1]Nilsson E,Bogren M,Mattisson C,et al.Point prevalence of neurosis in the Lundby Study 1947-1997[J].Nord J Psychiatry,2007,61(1):33-39. 　　[2]Semke VI,Polozhii BS,Krasik ED,et al.Epidemiolo-gy,clinical aspects and prevention of borderline conditions in the regions of Siberia and Far East [Article in Russian][J].Zh Nevropatol Psikhiatr Im S S Korsakova,1991,91(12):7-11. 　　[3]Mackenzie G.Neurosis may be increasing [J].BMJ,2001,323(7317):870. 　　[4]Torres AR,Prince MJ,Bebbington PE,et al.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prevalence,co morbidity,impact,and help-seeking in the British National Psychiatric Morbidity Survey of 2000[J].Am J Psychiatry,2006,163(11):1978-1985. 　　[5]Shen YC,Zhang MY,Huang YQ,et al.Twelve month prevalence,severity,and unmet need for treatment of mental disorders in metropolitan China.Psychol Med,2006, 36(2):257-268. 　　[6]石其昌,章健民,徐方忠,等.浙江省15岁及以上人群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05,39(4):229-236. 　　[7]杨德森.行为医学[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134-136. 　　[8]Sarsembaev KT.Biological and social correlates of favorable and unfavorable neurosis course[Article in Russian][J].Zh Nevrol Psikhiatr Im S S Korsakova,2003,103(5):66-70. 　　[9]Rodgers B.Socio-economic status,employment and neurosis[J].Soc Psychiatry Psychiatr Epidemiol,1991,26(3):104-114. 　　[10]刘宝花,黄悦勤,宋燕华,等.父母养育方式及其影响因素与神经症关系的多因素分析[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3):156-157. 　　[11]黄悦勤.临床流行病学[M].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91-93. 　　[12]世界卫生组织. 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临床描述与诊断要点. 范肖冬,汪向东,于欣,等,译.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97-104. 　　[13]张亚林,杨德森.生活事件量表(Life Event Scale,LES)[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刊):101-106. 　　[14]张津萼,宋燕华,张艾琳.父母养育方式问卷试用报告[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3,(2):57-59. 　　[15]黄悦勤.人格诊断问卷(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4)[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刊):279-281. 　　[16]黄悦勤,刘宝花,刘肇瑞,等.北京市高中一年级学生人格偏离的现况调查[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2,(5):338-340. 　　[17]万承龙,蔡昌群,项银荣.生活事件及其相关问题对城乡神经症的影响[J].四川精神卫生,1999,(1):42-44. 　　[18]谢蓓芳,林永清.神经症发病因素与生活事件相关性的调查及干预对策[J].现代康复,2000,(5):788. 　　[19]Brown GW,Harris TO,Ales MJ.Social factors and co morbidity of depressive and anxiety disorder[J].Br J Psychiatry,1996,168:50-57. 　　[20]周伟东,陆福山.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父母养育方式及防御方式在抑郁症发病中的作用[J].当代医学(学术版),2008(11):21-23. 　　[21]孔晓明,李晓驷,董毅,等.神经症患者人格特征与父母教养方式相关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8):687-689. 　　[22]王佩蓉.住院青少年神经症息者个性特征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研究[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4,13(6):668-670. 　　[23]Benjaminsen1S,Krarup1G,Lauritsen R.Personality,parental rearing behaviour and parental loss in attempted suicide a comparative study[J].Acta Psychiatr Scand,1990,82:389-397. 　　[24]崔伊薇,大学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及其与人格特征相互关系的研究[J].中国学校卫生,1996,17(3):200. 　　[25]Zimmermann J,Eisemann M R,Fleck M P.Is parental rearing an associated factor of quality of life in adulthood [J].Quall Life Res,2008,17(2):249-255. 　　编辑:赵志宇 　　2009-06-22收稿,2009-11-09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