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第四讲 语义特征分析法

第四讲 语义特征分析法

4.1 变换分析的局限与语义特征分析的产生

先看第三讲举过的例子：

（1）a. 台上摆着鲜花 → 鲜花摆在台上

－/→ 台上正摆着鲜花

门上帖着对联 → 对联贴在门上

－/→ 门上正帖着对联

黑板上写着字 → 字写在黑板上

－/→ 黑板上正写着字

床上躺着病人 → 病人躺在床上

－/→ 床上正躺着病人

前三排坐着来宾→ 来宾坐在前三排

－/→ 前三排正坐着来宾

b. 台上演着梆子戏 －/→ 梆子戏演在台上 → 台上正演着梆子戏 门外敲着锣鼓 －/→ 锣鼓敲在门外 → 门外正敲着锣鼓 外面下着大雨 －/→ 大雨下在外面

→ 外面正下着大雨

教室里上着课 －/→ 课上在教室里

→ 教室里正上着课

大厅里跳着舞－/→ 舞跳在大厅里

→ 大厅里正跳着舞

（1）a和（1）b左列可以分别抽象为：

（2） [A]式：名词[处所]＋动词＋着＋名词语 [表示存在，表静态]

[B]式：名词[处所]＋动词＋着＋名词语 [表示存在，表动态] 问题：格式相同——词类序列相同，内部结构层次相同，每一层面的直接组成成分之间的语法结构关系相同，为何产生歧义？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歧义的产生跟句式中的动词有关。（1）a 的动词虽然具体意思各不相同，但是都具有共同的“使附着”的语义内涵。请大家查查词典，看词典里的释义。

如果把出现在[A]式中的动词记为“动词a”，那么“动词a”所具有的语义特征可以标示为：

（3）动词a：[＋使附着]

相应地，[B]式中的动词可以记为“动词b”，“动词b”布局有“使附着”的语义特征，所以“动词b”的语义特征可以标示为：

（4）动词b：[－使附着]

上文（2）的歧义格式“名词[处所]＋动词＋着＋名词语”可以分化为：

（5）[A]式：名词[处所]＋动词a＋着＋名词语

[B]式：名词[处所]＋动词b＋着＋名词语

上文采用的分析手段就是语义特征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发就是通过分析句法格式中处于关键位置上的动词在该句法格式内所呈现的互有差异的不同小类的词的不同语义特征，来达到说明造成该同形、歧义格式的原因的。这是语义特

征分析法的精神所在。

4.2 “语义特征”的定义

4.2.1 词汇语义特征和语法语义特征

音位学（phonology） “区别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的理论诱发了语言学“义素”（seme）和“语义特征”（semantic feature）等重要概念的形成。然而，“义素”和“语义特征”的所指并非完全等同。义素是词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义单位即义位的构成要素，是从义位中分解出来的最小的语义成分（semantic component）；语义特征是一组语义相关的词内部相同或相异的语义要素，是通过对一组在语义上有关联的词语进行对比，从相关义位中分解出来的内部相同或相异的最小的语义成分。

“义素分析”着重同一个词语的同一个义项内部语义要素的分解。“语义特征分析”着重于对比，被运用于两个不同的领域：词汇学着重于不同词语之间（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等）语义要素的对比，以此确定相同或相异语义要素，以便揭示词语聚合内部语义的异同；语法学着重于检验句法结构能否成立、或者某些语义特征对形成句法结构的影响、以及不同结构的语义差异等。前者可以称为“词汇语义特征（lexical semantic feature）”，后者可以称为“语法语义特征（grammatical semantic feature）”，二者都可以简称为“语义特征”。本文着重讨论后者，文中的“语义特征”皆指“语法语义特征”。

4.2.2 狭义语义特征和广义语义特征

目前语法学界对“语义特征”存在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由此“语义特征”可以从所关心的范围上分别为“狭义语义特征”和“广义语义特征”。

4.2.2.1 狭义语义特征

自朱德熙（1979）《与动词“给”相关的句法问题》有意识地运用语义特征（按：当时用的术语是“语义成分”（semantic component），本质一致。）来分析语言事实开始，汉语学界以此为突破口，对汉语事实进行了大量的描写，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除朱先生外，陆俭明、邢福义、马庆株、邵敬敏等都是积极实践者。时至今日，相同句法结构中某一关键位置的词语，其语义特征的不同会对结构的变化和语义的表达带来关键性的影响，这已成为语法学界普遍认同的事实。例如，同样是“在＋NPL＋V＋N”结构，“在钢笔上刻记号”可以变换成“刻记号在钢笔上”，而且变换前后的“在＋NPL”的语义关系保持不变，都表示N经实施V动作后的终点位置；“在碟子里抓花生”表面上似乎可以变换为“抓花生在碟子里”，但变换前后的“在＋NPL”的语义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变换前表示N的起点位置，

变换后表示N的终点位置；而“在词典里查生词”根本就不能变换为“查生词在词典里”，“在＋NPL”表示的是N的定点位置。究其原因，这主要是因为V的不同语义特征造成的，第一种情况中“刻”类动词的语义特征可以表示为：V[＋使附着]；第二种情况中“抓”类动词的语义特征可以表示为：V[＋使去离]；第三种情况中“查”类动词既没有[＋使附着]的语义特征，也没有[＋使去离]的语义特征，可以表示为：V[－使附着；－使去离]。

可见，语义特征对相同结构的句法变换和语义关系起着双重制约作用。有时同一聚合位置上不同语义特征的词语还会直接影响到其他词语的语义指向。例如“我告诉了他好几遍自己的名字”中的“自己”跟主语“我”有同指关系，而“我问过他好几遍自己的名字”中的“自己”跟间接宾语“他”有同指关系。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前者的谓语动词“告诉”含有[＋给予]的语义特征，后者的谓语动词“问过”含有[＋获取]的语义特征。这种对立还反映在句子相应的变换式上，前者可以变为把字句，如“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他好几遍”，而后者不能变为把字句，如不能说“我把自己的名字问过他好几遍”。

基于上述事实，陆俭明（1991）、（2003）将语义特征定义为“某一小类实词所特有的、能对它所在的句法格式起制约作用的、并足以区别于其他小类实词的语义内涵或者说语义要素”。王红旗（2002）也认为“语义特征是在同样句法位置上出现的一组实词所具有的或与这组实词的词义密切相关的、且对这些实词的语法形式或这些实词所在的句法结构的形式有制约作用的语义因素”。二位先生的看法目前具有广泛性。以此看来，语义特征所涉及的范围被限制在两个方面：一是词类方面主要涉及实词；二是将分析的框架设定为同一句法格式的同一关键位置。按照这种认识，语义特征所涉及的范围是相当狭窄的，不妨称为“狭义语义特征”。

4.2.2.2 广义语义特征

语言是一个开放的规则系统，其中各个层面的组合以及组合的方式都跟语义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语义特征不仅仅局限于某类词对所在句法格式的制约作用。广义上讲，语法层面还包括词语的构成方式、词语的位序、不同的句式、甚至不同的语用环境对词语或句法格式的选择等，而这些都跟语义特征有关。例如有些实词被复用一次后所构成的短语其意思也发生了变化：

（6）一天 → 一天一天；一天天；天天

一代 → 一代一代；一代代；代代

一篇 → 一篇一篇；一篇篇；篇篇

一颗 → 一颗一颗；一颗颗；颗颗

箭头左边的“一＋X”表示实际数量，而箭头右边的“（一）X＋（一）X”并不表示实际数量，而是表示“简单的单一事实不断重复或延续”。如果用语义特征

表示，箭头左边格式可以表示为：“一＋X”[＋数量；－延续]；右边格式可以表示为：“（一）X＋（一）X”[－数量；＋延续]。

“客人来了”和“来客人了”两个句子中的“客人”都是普通光杆名词，但二者的语义内涵有所不同。按照石毓智（2002a）的观点，前者（谓语动词前做主语的光杆名词）被结构自动赋予了一个[＋有定]的语义特征，后者（谓语动词后做宾语的光杆名词）被结构自动赋予了一个[－有定]的语义特征。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语用条件不同，所使用的词语，甚至句子结构也要随之进行调整。为什么用这个词语而不用那个词语，为什么用这个结构而不用另一个结构，这些都是不同的词语或结构的不同的语义特征跟不同的语用环境相互调适的结果。比如一般情况下，三岁小孩儿在母亲面前吵着要买玩具熊的时候，最有可能说的是“妈妈，给我买玩具熊”，而不是“母亲，给我买玩具熊”。显然，“母亲”和“妈妈”在功能语体上的[±庄重]的语义特征在其中起作制约作用。 事物的特征都是在相互对比中显现出来的，反过来说，事物之所以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是因为事物不同的内在因素造成的。人们用语言表达思想之所以在甲场合用甲形式而不用乙形式，在乙场合用乙形式而不用甲形式，这也是因为不同形式及其不同的内在特征跟现实对应的结果。因此，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不同的语言形式如何跟现实对应进行调适的过程。语言形式跟现实对应的就是正确的、得体的；否则便是错误的、不得体的。语言形式跟现实的对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概念的对应，表现为词语的语义特征跟现实的对应关系；其次是命题跟现实的对应性；再次是语言在具体使用中体现出的语用选择上的对应性。这些都跟语言单位的语义特征有紧密的联系。因此，对语义特征的理解应该比狭义语义特征更具包容性，可以简单定义为：

语义特征是语言单位之间相互联系或相互区别的语义要素，它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语言单位相互组合的可能性以及组合的方式，反映了语言单位的组织形式跟现实世界的对应关系。

相对于狭义语义特征，这个定义也可以称为“广义语义特征”，同时这个定义还说明语义特征分析一般应是在一组语义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语言单位里进行，并非无边无际。因此，“石头”和“男孩”因为它们之间缺乏相互联系的语义特征，所以人们不会拿它们进行对比。

4.3 语义特征的理据

虽然认知语言学被人们笼统地归入功能语言学，但二者的着重点还是有所不同。前者着重人对世界的感知、经验以及观察事物的方式如何影响人们对语言的

运用；后者着重语言的社会属性，认为人际关系或社会结构会对语言的运用产生影响。当然，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都强调主观和客观的结合，这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又具有相通性。语义说到底是人们对世界的分类和指称，反映了人类思维过程和客观世界的关系，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因此，语义特征跟认知和功能都有关系。

4.3.1 以认知为基础的语义特征

以认知为基础的语义特征可简称为认知特征。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结构依赖于概念化过程，并反过来对其产生影响；而概念化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我们的身体经验、我们跟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外部世界的特性。“吃”和“喝”两个动作，通常情况下，前者涉及施事和受事，同时受事应是固体食物，吞咽之前要经过咀嚼的过程；后者虽然也涉及施事和受事，但受事应是液体食物，而且吞咽之前无需经过咀嚼的过程。不同的概念化过程规定了二者的语言结构也存在差异：“吃馒头”可说而“喝馒头”不能被接受，同样地，“喝汤”可说而“吃汤”不能被接受。“吃”和“喝”的这种对立可以用语义特征表示为：吃[＋施事；＋固体食物；＋咀嚼；＋吞咽]，喝[＋施事；－固体食物；－咀嚼；＋吞咽]

认知语言学的范畴观以“类典型及基本层次范畴理论”（the theory of prototypes and basic-level categories）为基础，虽然讨论的是范畴内部成员的特征及其层次问题，但无意中却触及到一些句法组合的相关问题。比如“名词＋名词”构成的并列结构，其中两个名词之间要受一定的条件制约，并非任意两个名词都可以并立。例如“桌子椅子”可以说，而“桌子白云”令人不知所云。究其原因，前者的两个名词属于同一范畴，而后者不是；前者的两个名词具有相同的范畴性语义特征：[＋办公用具]，而后者不具有相同的范畴性语义特征。

可见两个语言单位能够组配的必要条件是它们具有相容性语义特征。但是，并非同一范畴成员才可能具有相容性语义特征，事实上，只要范畴之间具有关联性，它们就会存在相容性语义特征。比较：

（7）a. 老张（在）休息 *石头（在）休息

b. 学习条件 *联想条件

c. 树叶红了 *青菜红了

d. 慢慢走 *慢慢坐

“老张”和“休息”虽然属于不同的范畴，但“老张”的[＋生命]特征跟“休息”对论元角色的[＋生命]特征的要求使它们具有相容性；“石头（在）休息”不成立，因为“休息”的[＋生命]特征跟“石头”的[－生命]特征不相容。“学习”和“条件”虽然属于不同范畴，但“学习”这一活动对场地、设施、文具等都有一定的要求，这些都被包括在“条件”范畴之内；“联想”对场地、设施、文具

等条件无所要求，所以“联想条件”不成立。“树叶”和“红”属于不同的范畴，但“树叶”具有[＋色彩]的特征，这使它跟“红”具有相容性；“青菜”的[＋青色]特征跟“红”相抵触，所以“青菜红了”不成立。“慢”跟“走”属于不同的范畴，但“走”的方式包括[＋慢]的特征，所以“慢慢走”成立；而“坐”的方式不包括[＋慢]的特征，所以“慢慢坐”不成立。

4.3.2 以功能为基础的语义特征

以功能为基础的语义特征可简称为功能特征。功能主义语言观认为，语义不仅仅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而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研究语义有必要涉及人的主观看法或心理因素。比较：

（8）a. 小晴烙了几张薄薄的饼。

b. 小晴薄薄的烙了几张饼。

c. 薄薄的，小晴烙了几张饼。

d. 小晴烙了几张饼，薄薄的。

“薄薄”在（8）a中充当定语，客观地描绘“饼”的性状；在（8）b中充当动词“烙”的修饰语，突显了说话人对主语“小晴”烙饼的方式进行的主观评断。后者从例（9）两个句子的对比中看得更清楚：

（9）a. 小晴精心地薄薄地烙了几张饼。

b. *小晴不经意地薄薄地烙了几张饼。

显然，状语位置上的形容词除了保持着[＋对事物状态的主观描述]的语义特征外，还被说写者主观上对行为赋予了一个[＋按照形容词表示的状态做努力]的语义特征。再看（8）c和（8）d，“薄薄”置于句首，起到了强调的作用；置于句末，只起一种补充或追加说明的作用。

综合起来，“薄薄”在例（8）中存在着语用功能上[±直述]、[ ±评断]、[ ±强调]、[ ±补充]等特征的区别。

以上例子说明词语的语序不同，其功能特征也不同。有的功能特征跟词语内部语义构成有关系。比如能受程度词序列“有点儿、很、最”修饰的具有[＋褒扬]或[＋中性]特征的单音形容词可以重叠，而具有[＋贬抑]特征的消极义单音形容词一般不能重叠。例如：

（10）a. 好好（的），香香（的），甜甜（的），棒棒（的），爽爽（的） b. 大大（的），硬硬（的），滑滑（的），尖尖（的），细细（的） c. ？坏坏（的），*穷穷（的），*苦苦（的），*弱弱（的），？脏脏（的）

究其原因，形容词重叠除了表示程度有所加深以外，还负载有[＋爱怜]的功能特征。消极义单音形容词不能重叠，主要是因为不具[＋爱怜]功能特征的缘故。

副词“有点（儿）”还有其特殊的一面，可以后跟形容词、动词或谓词性短语构成“有点（儿）＋X”结构，但在实际言语中，并非所有的形容词、动词都能自由地进入X的位置：

（11）有点（儿）糊涂 ？有点（儿）清醒

有点（儿）肮脏 ？有点（儿）干净

有点（儿）骄傲 ？有点（儿）谦虚

有点（儿）呆板 ？有点（儿）敏捷

（12）有点（儿）讨厌 ？有点（儿）喜爱

有点（儿）动摇 ？有点（儿）坚定

有点（儿）类似 ？有点（儿）等同

有点（儿）心虚 ？有点（儿）自信

“有点（儿）”是说话人有意将X的程度往小里说的一种策略。按照礼貌原则中的得体准则，说话人应尽量减少有损于别人的观点，尽量增加有益于别人的观点。这就使得在交际活动中能进入X位置的词语通常应是表示否定的、不如意的，或希望不出现的的事情。“有点（儿）”也因此带上了[＋不如意]的功能特征。这一特征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对X的语义进行制约，因此即使一些中性或褒义的词语进入X位置，也被带上了[＋不如意]的特征。例如“这花还真有点儿香”蕴涵的意思是花虽香但并未达到“如意”的程度。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语言运用中对不同句式的选择，实际上是对句式语义特征和交际需要进行调适的结果，比如要强调对某一事物的处置则选用“把字句”，要强调对某一事物的受动情况则选用“被字句”。因为“把字句”主要的语义特征是[＋主观处置]“被字句”主要的语义特征是[＋受动]，等等。

4.3.3 认知特征和功能特征的关系

语义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从认知出发可以揭示语义特征的理据性，从功能出发可以解释语义特征的得体性。功能特征以认知特征为基础，认知特征要受到功能特征的约束。上文例（11）和例（12）便是功能特征制约认知特征的实例，“有点儿”功能上的[＋不如意]特征制约着能进入X位置的一般也应该是[＋不如意]特征的词语。再如，汉语的兼语结构可以有一般式和把字式两种，但是两种格式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变换，一般式并非都能变换成把字式，把字式也并非都能变为一般式。例如：

（13）赶鸭子上架 把鸭子赶上架

请他们出来 把他们请出来

逗大家笑 把大家逗笑

（14）逼他交材料 *把他逼交材料

请他们帮忙 *把他们请帮忙

催他们动身 *把他们催动身

（15）*打铁门开 把铁门打开

*磨铁棒成针 把铁棒磨成针

*贴邮票歪了 把邮票贴歪了

（13）既有一般式，又有把字式；（14）有一般式，但没有把字式；（15）没有一般式，但有把字式。综合观察，造成这种不对称现象的原因跟结构整体的语义特征有关。兼语结构一般式“VP1＋NP＋VP2”具有[＋主观致动]的语义特征，这一特征同时要求其中的VP2需是[＋自主]特征动词，这可以解释（15）为什么没有一般式。而把字式“把＋NP＋VP1＋VP2”则具有[＋主观处置]的语义特征，这一特征要求把字式的VP2需是[－自主]特征动词，这可以解释（14）为什么没有把字式。而（13）的VP2既有[＋自主]的语义特征，又有[－自主]的语义特征，这可以解释（13）为什么既有一般式，又有把字式。（13）的VP2在一般式中呈现的是[＋自主]的一面，在把字式中呈现的是[－自主]的一面，这是功能特征制约认知特征的结果。

“邮票贴在信封上”和“在信封上贴邮票”，两个句子中的“在信封上”的语义（概念义）都指向“邮票”，但因为它们语序不同，句子的意思也有差别。这种差别除了体现在时间顺序象似的区别以外，还跟汉语句子的信息安排方式有关。石毓智（2002b）认为，修饰语在谓语中心前表示伴随特征，在谓语中心后表示结果状态。说到底，信息安排方式归根结底跟说写者的主观认定有关，因此前句的“在信封上”被说写者主观上通过语序赋予了[＋已然位置]的功能特征，后句的“在信封上”被说写者主观上通过语序赋予了[＋预期位置]的功能特征。

总之，一个恰当的组合应该是既要在认知上具有理据性，又要在功能上具有得体性，二者相互约束，共同完成交流信息的任务。

4.3.4 小结

综上所述，语义特征就是语言单位之间相互联系或相互区别的语义要素，它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语言单位相互组合的可能性以及组合的方式，反映了语言单位的组织形式跟现实世界的对应关系。语义特征是语言结构概念化的结果，并受交际活动中信息传递方式的制约。语义特征既有客观的一面，也有主观的一面。由于人类的认识活动和交际活动具有开放性，因此对语义特征的归纳没必要做穷尽性的要求。但是语言是一个规则系统，对语义特征进行系统性的探究，并对它如何影响或约束语言结构进行规律性的揭示，倒是目前极具挑战性的课题。

4.4 语义特征的语法分类

索绪尔认为，在整个语言的机构中，一切要素都是按照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来运行。这个观点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并以此为基础来开展研究。但是不同语言单位何以能够组合，何以能够聚合，类似问题却一直未见有正面的系统而深入的讨论。事实上，不同语言单位之所以能够组合或聚合，首先是因为它们具有相容性语义特征。具有相容性语义特征的一组词语如果不是完全等义（事实上等义词在词汇系统中只占很小的比率，而且只是相对等义，绝对等义是不存在的），这样就会存在区别性语义特征。此外，语义不仅仅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还涉及人的主观看法或心理因素。主观看法或心理因素一般通过对词语的选择、结构的调整以及句式的选择来实现，随之也会附加上某种词汇以外的主观性语义特征。例如“字写在黑板上”和“在黑板上写字”，两个句子中的“在黑板上”的语义（概念义）都指向“字”，但前者表示“写”的动作发生后“字”的已然位置，而后者表示“写”的动作发生前“字”的预期位置（参考邵敬敏1982）。类似“在黑板上”的[±已然]或[±预期]的特征是说写者根据特定语境对结构进行调适的结果，由于这种特征依赖结构或语境而存在，不妨叫做附属性语义特征。一个恰当的组合应该是既要在认知上具有理据性，又要在功能上具有得体性，二者相互约束，共同完成交流信息的任务。它们的关系可图示为： 1

相容性语义特征 认知语义特征

语义特征

区别性语义特征 ————————————————

功能语义特征 „„ 附属性语义特征

相容性语义特征、区别性语义特征和附属性语义特征还可以细分，下文分别做扼要的讨论。

4.4.1 相容性语义特征

1 必须承认，人们在对个别语言事实的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这一问题，因此也会有零星的讨论。

相容性语义特征也可以简称为相容特征，是能使一组词语在语义上相关联的共同的语义要素。“赤橙黄绿青篮紫”“东西南北中”之所以可以并列，是因为它们分别具有相同的范畴特征[＋色彩]和[＋方位]。根据以上事实，相容特征可以认为是从范畴化过程中进行抽象或综合的结果。因此，“香蕉、苹果、梨子、杨桃”因为共有[＋水果]的范畴特征而被认为是有意义的组合，而“香蕉、石子、泉水、黄土”因为缺乏共同的范畴特征而不被理解。“笔墨纸砚”、“桌椅板凳”、“锅碗瓢盆”、“油盐酱醋”都是这种类型的并列。美国心理学家Rosch（1978）认为，外部世界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章可循。某些具有显著特征的基本物体构成基本层次范畴（basic-level category），之上有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的高层次范畴（superordinate category），之下有较具体、较少概括性的低层次范畴（subordinate category）。比如，“椅子”、“桌子”、“照明灯”是三个基本层次范畴，在它们之上有相同的高层次范畴“家具”，在它们之下分别有各自的低层次范畴“躺椅、靠背椅、扶手椅 „„”、“餐桌、书桌、电脑桌 „„”、“台灯、吊灯、壁灯 „„”。可见，高层次范畴可以起到低层次范畴的相容特征的作用。

但是，相容性特征不仅仅局限于同一范畴成员内部的语义相容性，还体现在相关范畴成员之间语义的相容性上。例如，“写”和“信”属于不同的范畴，但并非渺不相关。前者在我们的概念系统里包括[＋施事][＋用钢笔等工具][＋在纸张等材料面上][＋做字]等语义要素，后者包括[＋附于纸张等书写材料][＋习惯格式][＋可认读][＋给指定对象][＋信息]等语义要素，二者至少在[＋纸张等书写材料]特征上具有相容性。这种对语义特征相容性的要求说明了为什么一般不会有类似“写馒头”“写衣服”“写台灯”“写阳台”的组合。

相容特征有显性相容和隐形相容的区别，由此可以分为两个小类。

4.4.1.1显性相容性语义特征

显性相容性语义特征也可以简称为显性相容特征。当同一范畴或相关范畴成员的相容特征可以从它们彼此的概念系统中直接推导出来时，它们的相容特征也处于显现状态，无需通过复杂的逻辑推理过程也能确定。上文讨论的例子都属于这种情形。从意义的类型上看，显性相容特征主要涉及杰弗里•利奇（1987: 13-33）的理性意义、搭配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下面各举数例略加说明。

④a.报纸杂志 ？报纸篮球

b.读小说 ？读石头

c.非常高兴 ？非常鼓励

⑤a.艳丽的小姑娘 ？艳丽的小男孩

b.英俊的小男孩 ？英俊的小姑娘

c.害怕得发抖 ？快乐得发抖

⑥a.爸爸妈妈 ？父亲妈妈

b.稍个口信儿 ？稍个命令

c.两只猛虎在打架 ？两只猛虎在战斗

⑦a.凶恶的土霸王 ？凶恶的老大爷

b.一位战友 ？一位敌人

c.英勇的斗士 ？愚蠢的斗士

以上例子右列都是不正确或不得体的组合。例④涉及理性意义，例⑤涉及搭配意义，二者主要跟认知特征相关；例⑥涉及社会意义，例⑦涉及情感意义，二者还跟与功能特征相关的附属特征有关。

4.4.1.2 隐性相容性语义特征

隐性相容性语义特征也可以简称为隐性相容特征。在一定的认知环境或语用因素的作用下，有时一个句法结构体由表面上并不具有相容性语义特征的成分构成，而本来具有相容性语义特征的成分却处于隐没的状态（邢福义1991；税昌锡2004a）。例如“吃大碗、吃包月、吃利息”中跟“吃”有相容特征的“吃食”隐没，“大碗、包月、利息”从盛装工具、获取方式等方面跟“吃食”取得语义上的联系，因此“大碗、包月、利息”跟“吃”的隐性相容特征可以抽象为“以„„为工具或方式获取食物”。再如“打中锋、打后卫、打明珠队”中跟“打”有相容性语义特征的“球”隐没，“中锋、后卫、明珠队”从方式或对象等方面跟“球”取得语义上的联系，因此“中锋、后卫、明珠队”跟“打”的隐性相容特征可以抽象为“以„„为方式或对象打球”。从意义的类型上看，隐性相容特征主要涉及杰弗里•利奇（1987）的内涵意义。又如：

⑧a.这个男人很广东。 ．．．

b.你这人做事也不要太狼了。 ．．

例⑧加点部分可以抽象为“程度副词＋名词”。一般情况下，当名词蕴涵的属性特征（内涵意义）较为单一时，程度副词是不能修饰该名词的，如不能说“很桌子”、“更钢笔”、“非常书柜”。但当名词蕴含了较多的属性特征时，该名词便可以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这时，程度副词[＋程度量]的语义特征便跟它所修饰的名词的隐性属性特征相容，整个组合便是合法的。例⑧a的“很广东”中的“广东”除了理性意义外，还容易使人联想起广东人的“精明能干”、“开放”、“活跃”、“善于接纳新事物”、“富有经济意识”等属性特征；例⑧b的“太狼”中的“狼”除了理性意义外，还容易使人联想到“残忍”、“凶狠”、“狡诈”、“凶猛”等属性特征。这些隐性的属性特征都有程度上的差别，因此也就可以跟程度副词组配了。 值得一提的是，例⑧的程度副词“很”“太”的[＋程度量]语义特征本身的

不确定性导致它们对“广东”“狼”所激活的隐性语义特征也是不确定的。犹如前文所述，“广东”“狼”蕴涵着若干个不同的属性特征，它前面的程度副词究竟激活的是哪一个或哪几个属性特征，抑或激活的属性特征数量上的多寡，光从结构本身是无法判定的。因此，这种组合往往能提供一种广阔的语义联想空间。但是语义过于模糊有时会损害交际效果，因此，在实际的语境中，程度副词究竟激活的是属性特征数量上的多寡，还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属性特征，还是有线索可寻的。例如：

⑨a.这个男人很广东，你跟他做生意要长个心眼儿。 ．．．

b.这个男人很广东，那个男人更广东。 ．．．．．．

⑩a.你这人做事也不要太狼了，要留有余地。 ．．

b.慢慢吃，不要太狼了，小心噎着。 ．．

⑨a的“很”似乎激活的是广东人的“斤斤计较”的内涵意义，⑨b的“很”和“更”似乎跟“广东”的内涵意义的多寡或程度有关；⑩a的“太”似乎激活的是“狼”的“凶残”的内涵意义，⑩b似乎激活的是“狼”的“贪婪、凶猛”的内涵意义。

同样的道理，“‘豆腐渣’工程”、“奶油小生”、“感情的潮水”、“紫色灵魂”等等，是靠隐性相容特征将两个词语组配在一起的。

4.4.2 区别性语义特征

区别性语义特征也可以简称为区别特征。词语的组合与聚合都要以相容特征为基础，这并不是说具有相容特征的词语聚合里的成员，其所有特征都完全等同。具体表现为，当它们跟别的词语组合时体现出不同的分布特征，或在结构的组织上有特殊的要求，或在语义关系上发生变化，或在表达上具有不同的功能。因此区别特征不妨认为是从一组具有相容特征的词语里提取出来的，能够在分布、语义关系或语用功能等方面相区别的语义要素。

对相容特征的考察是通过揭示词语组合或聚合的语义基础进行的；对区别特征的认识则主要是从聚合的角度，通过考察聚合内因语义特征的不同造成的句法组合上的差异以及语义关系的变化来进行。例如在“V＋给＋N1＋N2”格式里，“送、付、赠、赏、赔、卖、补、寄、发、奖励、推荐、介绍”等动词能自由地进入V的位置，而“走、看、读、想、买、

拿、罚、骗、领、偷、赚、收”等则不能。2究其原因，前者都具有[＋给予]的语义特征，而后者都不具有[＋给予]的语义特征。因此V的[±给予]特征的对立直接导致了该结构的合法性。以上是从聚合的角度看V的语义特征的不同对该结构的影响。这种现象也可以从组合的角度得到说明。前一类动词之所以能够进入V2 “偷给他一只鸡”的意思是偷一只鸡来送给他，包括两个行为过程；“送给他一只鸡”只有一个行为过程。二者结构表面一致，语义上却有差别。

的位置，是因为这类动词的[＋给予]特征跟“给”的语义特征相容，而后一类动词的[－给予]特征跟“给”的语义特征不相容。事实上，如果去掉格式里的“给”，变成“V＋N1＋N2”，则不仅前一类动词，而且后一类动词中具有[＋获取]义的“买、拿、罚、骗、领、偷、赚、收”也能进入该格式。只有既不具有[＋给予]特征，也不具有[＋获取]特征的动词（标示为：V[－给予][－获取]），如“走、看、读、想”，才不能进入“V＋N1＋N2”格式。从聚合的角度看，V[＋给予]和V[＋获取]两类动词都可以进入“V＋N1＋N2”格式，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歧义格式。

从意义的类型上看，区别特征主要涉及杰弗里•利奇（1987: 13-33）的理性意义、内涵意义和情感意义，因此相关的区别特征可以分别称作理性义区别特征、内涵义区别特征和情感义区别特征等。

理性义是关于逻辑、认知或外延内容的稳定的意义，关涉理性义的区别特征称为理性义区别特征。“女人”和“男孩”对比，“女人”的理性意义可以分解为

[＋人类][－男性][＋成年]等要素，“男孩”的理性意义可以分解为[＋人类][＋男性][－成年]等要素。[＋人类]是它们的相容特征，[±男性]和[±成年]是它们的区别特征。从理性义区别特征出发，可以揭示理性意义的差别带来的句法分布上的差异。比如名词内部常见的理性义区别特征有[±具体]、[ ±生命]、[ ±动物]、 [±人类]等，体现在句法分布上，便有[＋具体]特征的名词可以做感觉动词或其他表示具体动作的动词如“看见”“摸到”“擦洗”“粉刷”等的宾语，而[－具体]特征的名词充当这类动词的宾语则很受限制；[＋生命]特征的名词可以置于“吃”“穿”“躺”“卧”“跑”“跳”之前做主语，而[－生命]特征的名词要做这类动词的主语则要受限制，等等。再如“幼年、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学前儿童、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这两组名词除第一个名词外，其余的名词都可以后加“了”，而像“工人”“农民”“干部”“群众”这样的名词则不可以加“了”，这说明名词内部还存在[±顺序]或[±推移]特征的分别（邢福义1984）。而在具有[＋顺序]或[＋推移]特征的名词内部，有的在后加“了”的同时不可以前加表示重复意义的副词“又”，如上举表示年轮和学历的两组名词；而有的在后加“了”的同时还可以前加“又”，如“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春天、夏天、秋天、冬天”等。这说明，具有[＋顺序]或[＋推移]特征的名词内部仍存在[±可循环]特征的对立。此外，动词的[±活动]、[±附着]、[±心理]等，程度副词的[±极大量]、[ ±极小量]等等，也都是从词语的理性意义的角度归纳出来的。

内涵义“指一个词语除了它的纯理性内容之外，凭借它所指的内容而具有的一种交际价值”（杰弗里•利奇1987: 17），关涉内涵义的区别特征称为内涵义区别特征。也有人归为预设性语义特征，即说话人信以为真的知识（王红旗2002）。

动词的[±自主]、[ ±述人]、[ ±可控]、[±有界]等语义特征，它们都不是从动词本身的理性意义出发获得的，而是在动态的交际中所具有的一种价值。例如“看、瞧、听、尝、闻、问、答”和“病、塌、懂、恼、怒、伤、忘”，前者具有[＋自主]的语义特征，后者不具有[＋自主]的语义特征，[±自主]成为二者的内涵义区别特征。[±自主]这组区别特征可以解释有的动词可以构成祈使句，有的动词却不能（马庆株1988）。又如“唱、写、批评、监督”和“跌、病、忘记、失败”，它们的交际价值之一是，前者是有意识的行为，具有[＋可控]的语义特征，而后者则是无意识的，不具有[＋可控]的语义特征。因此前者可以前加表示计划安排意义的动词，而后者就不能。“着手了半年了”和“结束了半年了”格式一样，但前者的时量短语表示“着手”这一行为延续的时间，后者的时量短语表示事件完成后状态的持续时间。原因在于“着手”具有[＋无界]的语义特征，而“结束”具有[＋有界]的语义特征，而“读了半年了”有歧义，因为“读”的界性特征不易被确定（税昌锡2004b）。

情感义是关于说写者的感情或态度的意义，关涉情感义的区别特征称为情感义区别特征。情感义区别特征有时也对句法形式产生影响，例如“满（蛮）＋A”、“还算＋A”、“不够＋A”等格式中，具有[＋褒扬]或[＋中性]特征的形容词可以进入A的位置，而[＋贬抑]特征的形容词则受限制。例如：

11a.还算谦虚（勇敢，漂亮，果断，干净，安静，坚实，明亮） ○

b.*还算骄傲（懦弱，丑陋，武断，肮脏，吵闹，羸弱，黑暗）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具有[＋贬抑]（不如意）特征的形容词可以进入“有点（儿）＋A”或“有点（儿）＋A＋了”格式中A的位置，而[＋褒扬]或[＋中性]特征的形容词则受限制，举例见例①和例②。又如，根据袁毓林（1993），具有[＋褒扬]特征的形容词可以后接“（一）点儿”构成祈使句，而[＋贬抑]特征的形容词则

12；具有[＋贬抑]特征的形容词可以前加“别”构成否定义祈使句，不可以，如例○

13。 而[＋褒扬]特征的形容词则不可以，如例○

12a.谦虚（一）点儿，努力（一）点儿， ○

诚实（一）点儿

b.*骄傲（一）点儿，*懈怠（一）点儿，

*虚伪（一）点儿

13a.别骄傲，别懈怠，别虚伪 ○

b.？别谦虚，*别努力，*别诚实

从理论上讲，杰弗里•利奇所归纳的七种意义类型中，社会意义、搭配意义和反映意义也都可以在句法组合层面有所反映。例如前文提到的“传达命令”可说，而“传达口信”不能说；“爸爸妈妈”可说，而“爸爸母亲”不能说。这可

以归结为“命令”“口信”，以及“妈妈”“母亲”的[±庄重]区别特征影响的结果。又如可以说“虎吼雷鸣马啸啸”，而不大说“虎啸雷吼马鸣鸣”，这可以归结为“吼”“鸣”“啸”的搭配义区别特征影响的结果。不过，比起上文讨论的区别特征类型来说，这些区别特征对句法组合层面的影响就相对不普遍一些。

4.4.3 附属性语义特征

附属性语义特征也可以简称为附属特征。上文的讨论说明，词语进入交际系统要受到认知和功能两方面的约束。但是，功能所涉及的范围不仅仅限于词语的组配，它还广泛涉及说写者组织信息的方式，包括语序或信息焦点的安排以及结构格式、强调手段甚至句式的选择等。前者跟词汇有关，其所附属的语义特征可称为词汇性附属特征；后者跟结构有关，其所附属的语义特征可称为结构性附属特征。因此，附属性语义特征也可以分为两类，图示如下（“⇒”号表示附属特征所附着的对象）：

词汇性附属特征 ⇒ 词语组合；词语聚合 附属性语义特征

结构性附属特征 ⇒ 语序；焦点；句式；强调手段

4.4.3.1 词汇性附属特征

词汇性附属特征是附属于词汇的表示人们主观看法或心理因素的语义特征。杰弗里•利奇归纳的七种意义类型中涉及社会、情感、反映、搭配等方面的特征多属于此类，上文在讨论到相容性语义特征和区别性语义特征时已有涉及，这里不再赘述。

4.4.3.2 结构性附属特征

跟词汇性附属特征比较，结构性附属特征最大的特点是对结构的依赖性。结构不同，其附属特征也可能随着发生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性附属特征实际上就是一种寄生性语义特征。例如，一个普通名词是否具有[＋施事]、[＋受事]、

[＋领事]、[＋与事]等语义特征，这需要在具体的结构中才能体现出来。“老师爱护学生”和“学生尊敬老师”，前一个句子中的“老师”具有[＋施事]的语义特征，“学生”具有[＋受事]的语义特征；后一个句子的“学生”具有[＋施事]的语义特征，“老师”具有[＋受事]的语义特征。可见，同一个词语因为句法功能不

同，其附属语义特征也随之改变。再如“樟树的叶子”和“叶子的颜色”，前一个短语的“叶子”具有[＋属事]的语义特征，而后一个短语的“叶子”则具有[＋领事]的语义特征。

以上讨论的情况与语序有关。表面看，附属特征变化无常，不容易把握，实则有自身的表现规律。例如在“N1＋V＋N2”结构里，如果V是[＋动作][＋自主]特征的二元动词，N1则被赋予[＋施事]的语义特征，N2则被赋予[＋受事]的语义特征。因此“老师”和“学生”无论谁进入N1的位置都被赋予[＋施事]的语义特征，无论谁进入N2的位置都被赋予[＋受事]的语义特征。“N1＋的＋N2”这个结构中，“的”的作用是表示一种前领后属（或范围实体）的关系，因此同样一个“叶子”，当它进入N2的位置时，被赋予[＋属事]的语义特征，当它进入N1的位置时则被赋予[＋领事]的语义特征。

“小猴在马背上跳”和“小猴跳在马背上”，除了体现时间顺序象似的区别以外，同时也体现了汉语句子安排信息的方式：修饰语在谓语中心前表示动作的伴随特征，在谓语中心后表示动作的结果状态（石毓智2002a）。因此前句的“在马背上”被赋予[＋伴随]的语义特征，后句的“在马背上”被赋予[＋结果]的语义特征。

石毓智（2002b）把类似现象总结为“结构赋义规律”，并以此证明：谓语动词之前做主语的光杆名词被自动赋予一个[＋有定]的特征，之后做宾语的光杆名词则自动被赋予一个[＋无定]的特征。“结构赋义”这一思想强调了结构组合方式对成分附属特征的规定性的一面，“附属特征”从相反的角度说明成分附属特征对结构组合方式的整体依赖性。附属性语义特征跟句法结构的组合方式有密切的联系，它的普遍存在说明语序在语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结构性附属特征有时还从某些结构整体上体现出来。例如动词重叠式整体上具有[＋时量小]的语义特征，形容词重叠式整体上具有[＋程度量大]的语义特征，名词重叠式整体上具有[＋遍指]的语义特征，等等。这些都是比较浅显的例子。上文第2.3节提到“走、看、读、想”不能进入“V＋N1＋N2”结构，这也是因为该结构整体的[＋给予] / [＋获取]语义特征制约的结果。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语言运用中对不同句式的选择，实际上是对句式语义特征和交际需要进行调适的结果。比如要强调对某一事物的处置则选用“把字句”，要强调某一事物的受动情况则选用“被字句”，因为“把字句”主要的语义特征是[＋处置]，“被字句”主要的语义特征是[＋受动]，等等。目前，一种新兴的语法研究范式——句式语法（或构式语法）正在引起人们的兴趣，有可能成为语法研究的又一个新的增长点（参考陆俭明2004a；2004b）。

4.4.4 小结

王维贤先生（1991）指出：“现代语言学有语义化的倾向，是指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重视语义研究及语义对结构的影响。” 由于这一研究取向特别重视语义对句法的决定性作用，是以语义解释作为其标志的，因此被叫做“语义语法”（邵敬敏2004）3。语义语法涉及语义特征、语义指向、语义关系、语义角色等内容。其中语义特征是关键，其他方面都建立在语义特征的基础之上。

但是，目前对语义特征的研究无论从范围还是从深度上都还只是在起步的阶段。具体表现在，虽然有不少知名学者在语义特征研究这一领域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也揭示出了许多十分有价值的规律，但已有的成果总的来说比较集中于以认知为基础的区别特征方面，对相容性特征如何影响结构的组合以及以功能为基础的附属特征如何对句法结构产生调节作用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离建立一个语义特征系统的目标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如果相对于语言结构系统而言，也存在着一个与之并行的语义特征系统这样的假设是正确的话，今后有必要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加强语义特征的综合系统研究。

4.5 个案分析：动宾组合语义关系的制约因素

4.5.1 问题重提

邢福义讨论的范围限制在及物动词后的非施事宾语，但是“跑材料，跑警报，跑第二棒，等等”；张云秋“经济原则”无法解释“在跑道上跑/*跑跑道”，“在餐厅里吃饭/？吃餐厅”

“动－名”组合的语义关系的制约因素来自内外两个方面。

4.5.2 内部制约因素

4.5.2.1 内部制约因素首先表现在“动”的语义特征直接制约着它跟什么类型的名词组配。上文列举的十六种语义关系类型基本上都建立在“动”和“名”的认知特征匹配的基础上。比较微秒的是，“动－名”组合中动词的功能特征（广义的语义特征）也要求名词的功能特征与之匹配。袁毓林（1987）注意到动词对宾语有褒贬选择的限制。归根结底，这实际上反映了“动”“名”之间功能特征相互匹配的要求。从功能的角度看，词义有褒义、贬义和中性义的区别。一般情况下，只有在认知特征和功能特征都匹配的情况下，词语的组合才是合法的。例如： 3 汉语界已有不少学者极力倡导建立以语义为基础的汉语语法学，虽然表述各异，但都强调语义的中心地位。主要文献请参考胡明扬“句法语义范畴的若干理论问题”（载《语言研究》1991年第2期）、“语义语法范畴问题”（载《汉语学习》1995年第1期）；马庆株“结构、语义、表达研究琐议”（载《中国语文》1998年第3期）；邵敬敏“‘语义语法’说略”（载《暨南学报》2004年第1期）。

（65）培养干部 *培养强盗

培养好干部 *培养坏干部

树立榜样 *树立敌人

树立好榜样 *树立坏榜样

（66）驳斥谬论 *驳斥真理

宣扬暴力 *宣扬和平

发泄怨恨 *发泄喜悦

处决汉奸 *处决朋友

（67）陈述意见 检查原因

符合条例 养成习惯

（65）是褒义组配，（66）是贬义组配，（67）是中性义组配。如果动词蕴涵褒贬特征，而名词为中性词语，则要求名词带上相应的修饰语，以此跟动词取得语义上的默契。例如：

（68）？赞扬品质 赞扬优秀品质

*赞扬腐朽品质

？奖励职工 奖励先进职工

*奖励落后职工

？驳斥观点 *驳斥正确观点

驳斥错误观点

？散布言论 *散布正确言论

散布错误言论

4.5 2.2 内部制约还表现在“动－名”组合语义关系的相互依赖性。例如“赏”和“罚”，前者表示“地位高的人或长辈把财物送给地位低的人或晚辈”，后者表示权力机构（或个人）从犯有过失的机构（或个人）那里强制夺取财物或利益。因此“赏小张一百元”和“罚小张一百元”，前者的语义关系是“动作－取事＋涉事”，后者的语义关系是“动作－予事＋涉事”，动词跟“小张”的语义关系因动词的语义特征而发生了变化。再如“吃”和“饼干”组合表示“动作－受事”的语义关系，而“吃”和“勺子”组合，由于“勺子”的工具性质，它们的语义关系变成了“动作－工具”。

4.5. 2.3 少数情况下，“动－名”组合的合法性和语义关系还受整个结构的约束，例如“吃十个人”“过一辆汽车”“走行人”都是比较怪异的“动－名”组配，但“一锅饭吃十个人”“这条马路只能过一辆汽车”“便道走行人”又是可以理解的。从句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的角度看，这类句式表示一种配置，动词没有体（aspect）的限制，一般不跟“了”“着”“过”或其他表示体意义的副词如“已经”“常常”等共现。（袁毓林1998）

4.5.3 外部制约因素

虽然“动－名”组合的基础是“动”“名”语义特征的一致性，（邵敬敏1997）但是，言语实际表明，很多“动－名”组合内部语义特征的一致性较低，例如“吃勺子”、“吃老张”、“吃稀罕”、“打八一队”、“打后卫”、“跑材料”等。这种情况跟认知背景、心理储备甚至语境都有关系，类似组合也因此带上了更多的语义信息，成为超常规的组配。

4.5.3.1 认知背景

影响“动－名”组合语义关系的认知因素首先是大量隐喻（metaphor）和转喻（metonymy）的存在。王占华（1997；2000）注意到“吃食堂”既可以理解为在食堂里吃饭，也可以理解为从食堂买饭菜到自己房间里吃，即都是吃食堂做的饭菜，并据此认为“吃食堂”一类VO格式中的O跟一般公认为受事的O（如“吃大米饭”）“丝毫没有两样，都是无可争议的受事”。我们不赞同这种观点。按照Lakoff & Johnson（1980; 1999）、Lakoff（1987）的观点，人类的思维和行动所依赖的概念系统本质上是隐喻或转喻性质的。隐喻和转喻并非一般认为的修辞手段，而是普遍的语言现象，是人们思维和行动所普遍采用的两种方式。在他们总结的认知模式（cognitive model）中，隐喻认知模式和转喻认知模式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种。隐喻是在语义相关的情况下，用甲概念代替乙概念，即把适用于甲的词语移用到乙上去。例如：“吃红灯”“吃批评”是把“遭遇红灯”和“接受批评”看作“吃饭”的隐喻。转喻是在同一个“认知框架”内，用甲概念代替密切相关的乙概念。例如在“吃饭馆”中，用“饭馆”转喻“饭菜”，在“教大学”中，用“大学”转喻“大学生”。犹如“吃红灯”“吃批评”中的“吃”本身不能因为“红灯”“批评”的隐喻功能就认为跟“遭遇”“接受”相等一样，“吃饭馆”“教大学”也不能因为它们转喻“受事”的功能就认为它们等同于“受事”。我

们宁愿把后者分析为“处所宾语转喻受事”，也就是说它们的语义内涵并不影响它们跟动词之间直接现实的语义关系。

但是，“动－名”组合语义关系的多样性有时是不大能用“隐喻”和“转喻”来解释的。例如表示动作和工具关系的“写毛笔”，其中“毛笔”并不一定是转喻“毛笔字”的，在只有毛笔和铅笔两种书写工具的情况下，说“你写毛笔，我写铅笔”主要是为了凸显工具而并非强调写的最终结果i。这跟人类认知过程中对事物显著度（salience）的关注有关，越是显著的事物越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也越容易识别、处理和记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事物的凸显度跟人的主观因素有关。著名的“目标物－参照物（figure－ground）”（也有译作“图像－背景”的）倒换实验证明，当人把注意力有意识地集中到某一事物上时，一般不显著的事物也就成了显著的事物（参考沈家煊1999）。语言运用中不乏实例，例如在语言实际中同时存在着如下两种表达式：

A B

以主力的身份打球 打主力

同古巴队打球 打古巴队

为进国家队打球 打国家队

在决赛阶段打球 打决赛

以短平快的方式打球 打短平快

A组是一般的表达式，B组是邢福义（1991）所讨论的代体宾语格式。按照“目标物－参照物”的相对性理论，在一个以及物动词为中心的简单句中，主语即是目标物，宾语即是参照物，状语等其他成分被看作背景（background / setting），动词则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A组反映的是一般情形，没有出现的主语和已经出现的宾语“球”分别是目标物和参照物，动词前的状语成分是背景，相对而言，它们在句中的地位没有主语和宾语显著。B组把背景成分置于参照物的位置，使背景成分的显著度得到了提升。因此，B组反映的情况说明，在同一个“认知框架”内，背景在一定条件下（参考下文）有可能被提升为参照物，从而提高其显著度。可以把这种现象概括为“显著度提升效应”。

“显著度提升效应”可以将有些不及物动词临时带宾语的现象纳入一个统一的解释。例如“跑材料”“跑第一棒”“走亲戚”“逛书店”等，这种不及物动

词带宾语的现象不能无限扩大，是因为说写者临时将背景提升为参照物的一种策略。

4.5 3.2 强可及度

但是，并非类似上文A组的例子都能变换为B组的格式。比较：

（69）a1. 在旅馆吃饭食 吃旅馆

a2. 在寝室吃饭食 *吃寝室

b1. 用水磨碾米 碾水磨

b2. 用人力碾米 *碾人力

c1. 因为警报而跑 跑警报

c2. 因为猛兽而跑 *跑猛兽

（69）a1-c1的背景成分“旅馆”“水磨”“警报”可以移至宾语的位置，从而被提升为目标物（未出现的主语）的参照物。（69）a2-c2的背景成分“寝食”“人力”“猛兽”不能被提升做参照物。根据心理学家Collins & Loftus（1975）提出的扩散性激活模型（spreading activation model），意义的心智表达（mental representation）是一个网络模型，激活（activate）一个词项的意义可以触发（trigger）知识网络中相关的语义节点。相对于“寝室”，“旅馆”容易激活“饭食”，因为旅馆的功能就是提供食宿；相对于“人力”，“水磨”更容易激活“碾”这一行为；相对于“猛兽”，“警报”更容易激活逃遁（即“跑”）这一行为，因为在人们的意识里，警报的功能就是告诉人们躲避险情。

4.5.3.3 信息增值。

按照上文的讨论，那些可及度高，易于激活相关语义节点的背景名词就应该容易被提升为参照项，从而出现在宾语的位置。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试比较：

（70）a1. 在餐厅吃饭 *吃餐厅

a2. 在食堂吃饭 吃食堂

b1. 在球场上打篮球 *打球场

b2. 在露天球场上打篮球 打露天球场

c1. 在跑道上跑 *跑跑道

c2. 在马路上跑 跑马路

同样一个名词表示的事物，它作为背景和作为参照体二者的功能特征是不同的。

把背景提升为参照体，其显著度得到了加强，发话人的这一语序安排显然受到了语用功能的驱使，背景提升的目的就是，发话者认为它是不同于背景的重要的新信息，是需要对受话者特别点明的信息。一般说来，“餐厅”的功能无需特别强调也能表示“吃”的处所，而“食堂”则是“机关、团体中供应本单位成员吃饭的地方”，其语义内涵要比“餐厅”丰富，为了跟一般情况相区别，发话者可以采取背景提升的策略以示强调。对比（70）b1和b2，（70）c1和c2，背景提升的这一功能更为显明。

4.5.3.4 语境制约。

语境包括言语背景和上下文。言语背景又可以分为言语场景和文化背景。有时候言语场景会引导发话者对句子结构的安排作出不同的选择。例如言谈双方在面对书写工具仅有“钢笔”和“铅笔”的选择时，对二者进入结构的语序的选择可能有所不同。比较：

（71）a. 这里只有毛笔和铅笔，你写毛笔，我写铅笔。

b. ？这里只有毛笔和铅笔，你用毛笔写，我用铅笔写。

c. 这里只有毛笔和铅笔，你用毛笔写标语，我用铅笔画素描。

（71）a是优势选择，因为钢笔和铅笔的书写功能是双方熟习的，将它们从背景提升做参照体，它们的显著度得到了提升，同时保持了跟使发句语势的一致性。如果场景强调的是书写的结果，则另当别论，因为这时书写的结果成了新信息，是参照体：

（71’）a. 这里只有毛笔和铅笔，你用毛笔写海报，我用铅笔改作业。 b. ？这里只有毛笔和铅笔，你写海报写毛笔，我改作业写铅笔。 背景提升还跟文化因素有关。对多数北京人来说，“吃全聚德”“吃西单”容易被理解，但对对“全聚德”“西单” 不甚了解的人们来说，就不容易被接受。随着西餐或西方饮食方式进入中国，现在“吃肯德基”“吃麦当劳”“喝可口可乐”等越来越普遍了。

上文的分析还表明，背景可以有不同的语义类型，可以是处所，可以是工具，可以是目的，可以是方式，等等。因此，背景提升为参照体（宾语）后，它跟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有时候需要上下文才能明确。例如：

（72）a.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由老李专门跑汽油。

b. 你的车要拉风门才能起吗？我看你用的机油有问题，跟跑汽油也有关系。

（73）a. 我们赶集饿了一般都是吃老张，他比我们有钱。

b. 我纳闷，他老说只吃小白，难道因为小白的头像小猪？后来又说

只吃老王，难道还吃猫肉？

（72）a的“汽油”是“跑”的目的，（72）b的“汽油”是“跑”的主体；（73）a的“老张”是“吃”的来源，（73）b的“小白”和“老王”是“吃”的受事。

4.5.4 结语

“动－名”组合的语义关系受到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内部制约反映了动名之间语义的相互选择关系。外部制约主要跟人们的认知背景，动名之间的可及度，信息增值，语言环境有关。一般情况下，背景提升要同时受到这些方面的约束和限制。由于背景提升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这决定了它并不是能够广泛类推的格式。

4.6语义特征分析的作用和语义特征的提取

4.6.1 语义特征分析的作用

语义特征分析能够促使语法研究的精密化，从而使语法研究更具解释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义特征分析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除朱德熙以外，陆俭明、邢福义、马庆株、邵敬敏等都是积极实践者。概括起来，语义特征分析在以下诸多方面有很强的解释力，具有广泛的实践价值。

（一）语义特征分析能够较好的揭示一个句法组合能否成立的原因。“香蕉、苹果、梨子、杨桃”因为共有[＋水果]的范畴特征而被认为是有意义的组合，而“香蕉、石子、泉水、黄土”因为缺乏共同的范畴特征而不被理解。“笔墨纸砚”、“桌椅板凳”、“锅碗瓢盆”、“油盐酱醋”都是这种类型的并列。“吃馒头”可说而“喝馒头”不能被接受，同样“喝汤”可说而“吃汤”不能被接受4。“吃”和“喝”的这种对立可以用语义特征表示为：吃[＋施事；＋固体食物；＋咀嚼；＋吞咽]，喝[＋施事；－固体食物；－咀嚼；＋吞咽]。

（二）语义特征分析可以揭示某些词语的比较隐蔽的语义特征。例如“写、搛、留、舀”等动词本身并不包含“给予”的意义。但当说到“写信、搛菜、舀4 熟语里有“喝西北风”的说法，笔者家乡话黔北道真方言里也可以说“吃酒”“吃茶”。按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语言作为人类认知的一个域，与其他认知域有着密切的联系，体现为言语社团在心理、文化、社会、生态等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因此，要揭示这种交互作用，有必要展开跨学科的研究。

汤、留座位”的时候，就有可能取得“给予”的意义[6]。这时，它们可以跟“卖、送、递、让”等本身包含“给予”意义的动词一样，可以出现在“V＋NP（受）＋给＋NP（与）”或“V＋给＋NP（与）＋NP（受）”格式中。例如：

（2）写一封信给老王 ⇒ 写给老王一封信

舀一瓢水给小张（喝） ⇒ 舀给小张一瓢水（喝）

留一个座位给老大爷 ⇒ 留给老大爷一个座位

“写、搛、留、舀”等的这种特性使它们有别于其他行为动词，如“看、读、撞、拉”等。

（三）语义特征分析可以揭示某些句式能否成立的语义依据。例如，现代汉语里有一种由形容词加“（一）点儿”构成的祈使句：形容词＋（一）点儿！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形容词都能进入该句式[7]。试比较：

（3）A. 虚心点儿！ 积极点儿！ 坚强点儿！

主动点儿！ 灵活点儿！ 大方点儿！

B. 粗一点儿！ 近一点儿！ 高一点儿！

浓一点儿！ 大一点儿！ 慢一点儿！

C. *骄傲点儿！ *悲观点儿！ *罗嗦点儿！

*胆小点儿！ *嘈杂点儿！ *蛮横点儿！

D. *可爱点儿！ *健康点儿！ *伟大点儿！

*优秀点儿！ *美丽点儿！ *高尚点儿！

（3）中四组格式中的形容词的语义特征可以用矩阵图区别如下：

（3'）形A：[＋褒义，－贬义，＋可控]

形B：[－褒义，－贬义，＋可控]

形C：[－褒义，＋贬义，±可控]

形D：[＋褒义，－贬义，－可控]

可见，只有同时具备[－贬义]和[＋可控]两项语义特征的形容词才能够进入以上格式。

（四）语义特征分析能够较好地解释某些看似狭义同构的句式的内部差异，同时为词类的进一步细分提供“最可靠的语法、语义依据”[4]。例如：

（4）a. 兰兰在钢笔上刻记号

⇒ 兰兰刻记号在钢笔上

b. 明明在帽檐上别校徽

⇒ 明明别校徽在帽檐上

c. 兰兰在冰柜里取饮料

≠ 兰兰取饮料在冰柜里

d. 明明在碟子里抓花生米

≠ 明明抓花生米在碟子里

e. 兰兰在词典里查生词

* 兰兰查生词在词典里

f. 明明在兰兰头上数白发

* 明明数白发在兰兰头上

（4）中各例原式可以抽象为：

N1＋在＋NPL＋V＋N2

可以看出，（4）a和（4）b的V具有[＋使附着]的语义特征，这使“在＋NPL”移至补位后语义关系保持不变；（4）c和（4）d的V具有[＋使去离]的语义特征，这使“在＋NPL”移至补位后语义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4）e和（4）f的V既不具有[＋使附着]特征，也不具有[＋使去离]特征，这使“在＋NPL”不能被移至补位。

同时，通过语义特征分析，格式中的动词V被划分为三个小类：“附着”类、“去离”类和“非附着、非去离”类。

（五）语义特征分析可以揭示同形格式中相关词语语义指向不同的原因。例如：

（5）a. 我给了他一本自己的书。

b. 我送了他一筐自己种的蔬菜。

c. 我告诉他好几遍自己的通讯地址。

d. 我要了他一本自己的书。

e. 我买了他一筐自己种的蔬菜。

f. 我问过他好几遍自己的通讯地址。

（5）a-c中的动词具有[＋给予]的语义特征，而（5）d-f中的动词具有[＋获取]的语义特征。动词语义特征的不同影响到句中的“自己”的语义指向也不同：（5）a-c的“自己”指向句首主语“我”，（5）d-f的“自己”指向间接宾语“他”。

（六）一些句法格式究竟表示怎样的语法意义，以及该格式的组成成分究竟需具有怎样的语义特征，二者可以互相鉴定。换言之，语义特征分析可以帮助揭示某些结构或某些句式的语法意义，同时可以促进对已有认识的改进。例如5：

（6）把冷菜热热 *把冷菜扔扔

把衣服晒晒 *把衣服看看

把门窗修修 *把门窗拆拆

把地板拖拖 *把地板指指

把文章读读 *把文章写写 5 参考陆俭明著《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重排本）第1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把战马刷刷 *把战马骑骑

（6）左列的动词可以重叠，右列的动词不可以重叠。这跟把字句的语法意义和动词本身的语义特征都有关系，但目前对把字句的认识并不能很好解释这种现象。这就促使人们对把字句的语法意义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七）语义特征分析有助于促进机器翻译和人机对话的研究。语义特征决定词语组合的可能性和组合的方式，它制约着词语和词语之间的搭配，也制约着语法单位的组合和表达。计算机自动生成句子需要人工对词项进行语义特征的标注，因此，语义特征的研究状况直接影响计算语言学的进展[8]（p.241）。

4.6.2 语义特征的提取

索绪尔认为，在整个语言的机构中，一切要素都是按照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来运行。这个观点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并以此为基础来开展研究。但是不同语言单位何以能够组合，何以能够聚合，类似问题却一直未见有正面的系统而深入的讨论6。事实上，不同语言单位之所以能够组合或聚合，首先是因为它们具有相容性语义特征。具有相容性语义特征的一组词语如果不是完全等义（事实上等义词在词汇系统中只占很小的比率），这样就会存在区别性语义特征。因此语义特征的提取实际包括相容性语义特征的提取和区别性语义特征的提取。

（一）相容性语义特征可以从词语组配、词义系联、词典释义等途径提取。

1．词语组配。根据“语义一致性原则”，“两个词语能够组合成一个语言结构，它们必定具有某个或某些相同的语义特征。”[9]例如，状态形容词“雪白、冰冷、红彤彤”不能受“很”修饰，而性质形容词“白、冷、红”则可以，这是因为前者的[＋极性量]特征跟“很”的语义特征不相容，而后者的[＋可变量]特征跟“很”的语义特征相容的缘故。相容性语义特征可能由于组配对象的不同不一定完全一致，例如在“烧了一张纸、烧了一件衣服”中“一张纸、一件衣服”的[＋可燃；＋可毁]特征跟“烧”的[＋燃烧；＋使消失]特征相容，而“烧了一壶开水、烧了一锅鸡汤”中的“（开）水、（鸡）汤”的[＋可加热；＋可使成]特征跟“烧”的[＋加热；＋使成]特征相容。这种情况会导致某些结构产生歧义，例如“烧了一车炭”就存在二解。

2．词义系联。马庆株指出，“词义系联分为同义系联和不同义系联两类。经过同义系联替代之后可以得到表示同一意义的词语的聚合，这表示同一意义的词语有相同的语义特征。”例如“逃跑、喊叫、修理、折叠、尝试、收藏”等，构成这些词的同义的成词语素在单独成词时一定有共同的语义成分。“不同义系联包括上下位系联、类义系联，系联的结果得到上下位词。类义词，原词与其上下6 必须承认，人们在对个别语言事实的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这一问题，因此也会有零星的讨论。

位词、类义词也一定有共同的语义特征。此外反义系联得到的反义词虽然不能保证语义特征完全相同，但总会有共同的语义成分。”[10]马先生还认为，通过方言际、语际比较和对比，即比较词义学和对比词义学的方法也可以发现语义特征。例如可以从“看、瞧、瞅、望、瞄”，“搅和、和弄、和、搅、拌、调”两组中分别找出共同的语义成分。

3．词典释义。有时，借助于词典对词义的解释可以帮助确定词语的相容性语义特征。对比下列两组例子：

（7）字写在黑板上 在黑板上写字

灯笼挂在屋檐下 在屋檐下挂灯笼

秧苗插在水田里 在水田里插秧苗

纸船漂在水面上 在水面上漂纸船

（8）*饭吃在食堂里 在食堂里吃饭

*手洗在盆子里 在盆子里洗手

*信寄在邮局里 在邮局里寄信

*歌唱在教室里 在教室里唱歌

（7）既有“N＋V＋在＋Np”格式，也有“在＋Np＋V＋N”格式；（8）只有“在＋Np＋V＋N”格式，而“N＋V＋在＋Np”格式不成立。这是因为“N＋V＋在＋Np”格式中的“在＋Np”表示N通过V导致的结果或状态，而“在＋Np＋V＋N”格式中的“在＋Np”只表示V动作发生的处所。（8）中的V不能致使N产生“在＋Np”表示的结果或状态，而（7）则可以。《现代汉语词典》对（7）中的V的释义可以说明这一点[11]：

写：用笔在纸上或其他东西上做字。

挂：借助于绳子、钩子、钉子等使物体附着于某处的一点或几点。

插：长形或片状的东西放进、挤进。刺进或穿入别的东西里。

漂：停留在液体表面不动。

这些动词的语义特征可以概括为[＋使附着于某处]，这跟整个格式的语义特征相容[12]。

（二）区别性语义特征可以通过句法变换、性质对比、添加成分等途径提取。

1．句法变换。陆俭明认为，变换分析的依据有三点[13]：语言表达的多维特点致使语言中相同的语义结构可以用不同的句法格式来表达，从而造成大量的同义格式，如“我送给他一本书”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说成“书我送给他了”、“我送了本书给他”、“我把书送给他了”等。其次，要表达的意义是无限的，而格式则是相对有限的，因此用有限的格式来表达无穷的意义势必会造成大量的同形格式，如“山上架着炮”既可以理解为“山上正在架着炮”，也可以理解为“炮架在山上”。第三，含有相同语义结构关系的不同句法结构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内

在的结构关系。根据以上事实，一些同形格式可以通过格式变换进行分解。例如：

（9）a. 去的是工作队

b. 看的是工作队

c. 做的是工作队

（9）的句法形式相同，可以抽象为“V＋的＋是＋N”格式，但它们的语义关系是不一样的。这可以通过句法变换来检验。首先，虽然它们都可以变换为“N＋V”，但V的语义自足性有差别，“工作队去”是自足的，而“工作队看”和“工作队做”的V缺乏受事而不自足，这说明“看”“做”和“去”的语义特征存在差别。其次，上述格式变换为“V＋N”后，（9）a和（9）c不能变为该格式，只有（9）b能变为该格式（“看（望）工作队”，不过，“工作队”由变换前的施事变成了受事。这说明“看”和“做”的语义特征也存在差别。综合起来，“去”“看”“做”代表了三类不同语义特征的动词，在对受事角色的要求这一点上，“去”类动词的语义特征可以描写为[－有生受事/－无生受事]，“看”类动词的语义特征可以描写为[＋有生受事/＋无生受事]7，“做”的语义特征可以描写为[－有生受事/＋无生受事]。

2．性质对比。语义特征分析也可以从考察词语的语法性质入手。比如，一般认为名词不受表示时体意义的副词“已经”，“都”，“才”等修饰，也不能跟体助词“了”共现。如：

（10）桌子：*才桌子 *已经桌子了 *都桌子了

汽车：*才汽车 *已经汽车了 *都汽车了

蓝图：*才蓝图 *已经蓝图了 *都蓝图了

但例外也不少。例如：

（11）星期二：才星期二 已经星期二了 都星期二了

三月份：才三月份 已经三月份了 都三月份了

中学生：才中学生 已经中学生了 都中学生了

副教授：才副教授 已经副教授了 都副教授了

通过对比，（10）的名词不跟同类名词形成顺递关系，因而不具有[＋顺递]特征，而（11）的名词可以跟同类名词形成顺递关系，因而具有[＋顺递]特征。但是，

（11）的名词仍有区别：有的可以在前面加“又是”，有的不可以。由此（11）又可以分为两类：

（11'）星期二：才星期二 已经星期二了

又是星期二了

三月份：才三月份 已经三月份了 7 因此，“看”类动词进入“V＋的＋是＋N”格式会导致歧义。例如“看的是工作队”在一定语境中既可以理解为“（领导）看（望）的是工作队”，也可以理解为“工作队（观）看的是（京剧）”。

又是三月份了

（11″）中学生：才中学生 已经中学生了

*又是中学生了

副教授：才副教授 已经副教授了

*又是副教授了

可以前加“又是”的名词具有[＋可循环]的特征，不可以前加“又是”的名词不具有[＋可循环]特征。可见，名词可以分为三类：“非顺递非循环”名词、“可循环顺递”名词和“不可循环顺递”名词。

3．添加成分。添加成分提取语义特征的根据仍然是“语义一致性原则”。马庆株认为，“两个词之所以能够搭配组合，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意义或语义特征给了它们以亲和力或组合力。”[10]例如“看书”是表示活动的动词语，本身无内在终结点，具有[＋无界]的特征；“看一本书”中“看”的无界性和“一本书”的有界性导致该动词语的界性特征是模糊的，既有[＋有界]的一面，也有[＋无界]的一面；而“看完一本书”中的“看完”和“一本书”都是有界性的，因此整个词语也具有[＋有界]的特征。它们在界性特征上的区别可以通过添加时量短语得以进一步突显：

（12）看书：看书看了一个上午了。

看一本书：看一本书看了一个上午了。

看完一本书：看完一本书看（完）了一个上午了。

“看书”后接时量短语，表示活动持续（呈“无界”特征）的时间；“看一本书”后接时量短语，既可以表示活动持续的时间，也可以表示活动结束后（呈“有界”特征）事件状态的持续时间；“看完一本书”后接时量短语，表示活动结束后事件状态的持续时间。

（三）语义特征提取方法的综合运用。由于语义特征对词语的组合、聚合、乃至词语的句法性质等都起到约束限制的作用，因此对语义特征的分析有时并不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方法，而是从不同角度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来进行。

马庆株通过添加时量短语研究过动词的语义特征对时量短语的语义的影响

[14]，他在区别“看”类和“等”类动词时除了添加时量短语外，还设计了一种语义解释型的变换式：

是T前V完的

检验的结果是，“看”类动词（弱持续性动词）能适应这个变换式，具有[＋完成]这一语义特征，而“等”类动词（强持续性动词）不能适应这个变换式，因此不具有[＋完成]这一语义特征。

再如，“不”和“没（有）”都有共同的语义特征，即[＋否定]，但它们显然还存在下位区别。比较：

（13）这只菠萝不大 *这只菠萝不拳头大

我家离他家不远 *我家离他家不几里远

这块砖头不重 *这块转头不两斤重

（14）*这只菠萝没大 这只菠萝没拳头大

*我家离他家没远 我家离他家没几里远

*这块砖头没重 这快砖头没两斤重

（13）和（14）左列是对“不”和“没（有）”的语法性质的对比，说明“不”后可接性质形容词，而“没（有）”却不能；（13）和（14）右列则采用了添加成分的方法，说明“不”后的性质形容词不能受离散性名词（有界名词）修饰，而“没”后的性质形容词却可以受离散性名词修饰。“不”和“没”分布的不同，说明它们下位语义特征存在着差别。“不”和“没（有）”的语义特征可以描写为：不[＋否定；＋连续；－离散]，没（有）[＋否定；－连续；＋离散]。

4.7 关于语义特征分析

语义特征是语言单位之间相互联系或相互区别的语义要素，它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语言单位相互组合的可能性以及组合的方式，反映了语言单位的组织形式跟现实世界的对应关系。

语义特征分析为进一步分化同形句式，为根据句法研究的需要对同一类实词划分小类，提供了更为可靠的句法、语义依据，因此语义特征分析无疑使语法研究朝着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方式迈出了更可喜的一步。

i 需要指出的是隐喻和转喻也是两种凸现手段。甲能隐喻或转喻乙，是因为甲比乙显著，能附带激活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