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话说中国

话说中国 丁易人

制度问题与文化问题密不可分，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制度。马列祸害中国，可也祸害欧洲，为什么人家能摆脱而我们无法摆脱呢？ 日本能维新并取得进步，怎么中国就不行呢？最近连阿拉伯都在走民主之路，那些刚独立就能民主的黑非洲就更不用说了。关键在于中国有不同于他们的文化，中国文化是一条被严重污染的河流。

有人说这不是文化的事，而是共产党造成的，那我问一句：前苏和东欧有没有共产党？我再问一句，为何欧洲能抛弃马列而亚洲不能呢？因为亚洲自古受儒家影响最深！要知道，中国之所以病急乱投医，把马列奉为至宝，根源还是因为自身文化有大问题！为何中国没把西方民主奉为至宝呢？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和西方的上帝信仰、人人平等格格不入，而与马克思的斗争哲学、无神论有血亲关系。

有人说，你把中国的问题归结到文化，是不是凡西方的就是好的、凡中国的就是坏的呢？当然不是，西方也有不好的东西，如马教、纳粹、殖民，等等。但是当今的西方已经抛弃了这些坏东西。所以西方文化就象是一锅米饭，里面也会混进几粒老鼠屎。而中国的问题是因为文化从始至终都表现为统治者文化或官方文化，所以也可称之为硕鼠文化，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是一堆老鼠屎里要找几粒米的问题。当然这几粒米都是非官方的，所以尤显珍贵。

用5000年的文化历史也改变不了的民族——这便是中国，年复一年地，中国的某些文化确实在变，但核心的传統文化一絲不变。这便是中国变不了民主的死結了。忠孝与人权是不可以共存的，而忠孝在中国便是核心的传统文化，忠孝是古代不科学文明社会的产物，而人权（普世价值）是現代文明科学社会的产物。

中国文化是上层政治文化而不是民间文化，因为文字被官方垄断；民间文化完全依赖官方的采风，官方就以自己的标准强奸了民间文化。这是中国文化从肇始阶段就与西方文化所不同的特点。中国是象形文字，说和写分离，百姓自古很多不识字，更不懂文言文，文化自然被统治阶层及其帮凶垄断。希腊的拼音文字首先是民间流传的，西方人不用识字就能说能写，官方无法垄断，于是就先有了荷马史诗和《神谱》等民间巨作。

鲁迅曾说：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劳苦大众沒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钱有势的特权阶级，费时一二十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得很。（魯迅《且介亭杂文?关于新文字》） 中国不仅文字在几千年里难为一般百姓掌握，而且文体更难为一般人掌握；全世界只有中国有文言和白话之分，也就是说人们日常说的话和书面语言是不一致的。中国文字经历了先篆后隶再草的漫长过程，文体也经历了先骈后散再白话的漫长过程。这种由难而易的过程也是文化从官方走向民间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中，民间的作用仅限于接受而不是创作，因为文化的源头是官方的，现实的出版也由官方掌控。

西方基督教起源于下层民众，无论发起者还是初期的教徒都没有系统的教育和高深的理论，因此例如“摩西十戒”这类简单易懂的戒律可以迅速被教徒们掌握，而且易于监督，因此对基督教的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和佛教和儒教起源于贵族是不同的。宗教和文字都没有被官方垄断，这是西方能产生民本思想而中国始终都有官本位思想的根本原因。

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中国人进庙堂是为了贿赂。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苦难，中国人进庙宇是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苦难。西方人为来世而活，现世可以有所牺牲；中国人为现世而活，为此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西方宗教的神在受苦，人民享乐；东方宗教的神在享乐，人民在受苦。这是东西方宗教的最大区别。没有信仰，就没有精神上的力量。中国人所缺少的，正是西方人所拥有的。

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商代已然，至周已凝固到不可更易的程度了。有了史官文化，先王之道才会昭然若揭，而先王之道意味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国文化的这种卑微出身决定了它只能是一种永远找不到自足意义，只有通过效忠权势、服务国家才能获得成功感和价值感的奴婢文化。在中国，正是由于少有独立于官方的民间文化，继之而来的就是少有独立于官方的民间思考和民间行为，再继之而来的就是社会严重缺乏类似生命体植物神经的自运行。

中国的广大、分散的农业经济产生了上层与底层的巨大阶差，这种差距就是社会分工上的劳心者与劳力者，其中劳心者成了依附于君主威权的奴才阶层。中国士人起源于宫廷史官，他们一开始就是一个务实的、以知识求俸禄的、自觉充当国家工具的、完全丧失文化想象力的群体。顾准说：“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

把文化简化、固化、两极化，是挺有用的。对于统治者而言，它又是一个可以巩固政权的便利工具。步骤一，他按照自己统治所需来定义什么是“民族传统”、“固有文化”。步骤二，将敌对的文化定义为相反的另一极。步骤三，将他所定义的“民族传统”、“固有文化”与“爱国”画上等号。这么一来，任何对他的统治有所质疑的人都成了“叛国者”，他可以轻易地镇压消灭，往往还得到人民的支持，以“爱国”之名。

中国有两种真实，一种是历史的真实，一种是文化的真实。中国的历史充满了罪恶与苦难，中国的文化则充满了道德与礼仪。历代既得利益者造成了历史的真实，却高举文化的真实招摇撞骗。这就是人们看到孔孟之道有些美好的东西，而现实里却看不到的根源。广大中国人处在无情的历史真实与多情的文化真实之间，常常百思不得其解。

中国文化是根深蒂固的皇权专制主义文化，这块广袤的土地是制造专制者的最好温床，历史上之所以不断发生革命导致专制的状况，实在与这种文化有关。这里说的文化，当然不单纯指孔子的儒家主张，更是指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不是专制者制造专制，而是我们制造专制者。

西方文化像是个小孩，他们对于过去的否定与叛逆把他们导向了未来；而东方文化像个老人，对于道统的依恃与对自身不容怀疑的威严把我们牵扯回到过去。因此，当外国人不断地否定自己的道统，质疑自己的神，进而创造出文艺复兴，创造出科学、工业、资讯等种种现代文明时，我们却还陷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君臣父子、尊师重道那个胡同里。

儒家学说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的确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然而，儒家学说是什么东东？孔儒说教的核心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所谓“道德金率”，而是“学而优则仕”的所谓“实用理性”。中国人哪有什么道德追求？有的不过是几千年不变的权力崇拜。权力主宰社会一切的结果，就是“愚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几千年来对中国人伤害最大的其实就是权力。历史上数不尽的战争，数不清的杀戮，都是围绕权力进行的。正因为有权就有一切，从过去锦衣玉食到现在如出一辙的特权特供，有权就有真理，历来就如此。不对权力制约，中国就不可能进步。

我看儒家只看大前提，儒家的大前提就是等级世袭和礼教束缚。有了这两点，儒家说再多好听的都不可能实现。也就是说，儒家有些好的成分只有在平等自由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这就是中国几千年一直推崇儒家的好的东西，但历史上从来都找不出来的根源。儒家从根本是就是麻醉欺骗人的，他的确说了一些好的东西，但有了他提出的等级世袭和礼教束缚，这些好东西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看儒家就应这样来看。这和当代学雷锋学焦裕禄是一回事，只要有专制分出的体制内外和双轨制，学雷锋学焦裕禄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我们学习东西切忌寻章摘句，一定要找出大前提。这才是学习的金钥匙。

政治制度来源于思想，而思想则来源于文化传统的点滴熏陶„„那么，中国五千年来的独裁专制世袭政治应该是间接或直接地来源于中国所谓伟大的文化传统了？对不？所以，若要中国民主，我想不是那么简单推翻某个政党或政权便成，而是要每个国人认识并改变自已的思维基因（即文化传统），否则，难矣！等很久，一百年或两百年也很难定！

这个民族千年的教育就是打磨你的尊严，让你没有反骨，国家才可以安全可靠„„可是你很难想象，一群连自己的尊严都不顾的人，怎么会去维护国家的尊严？一群没有尊严的国民，怎么能建成一个强大的国家？

陈寅恪在评价近代中国国学大师王国维为何自投昆明湖时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连王国维这样曾经当过帝师和清华国

学大师的人，对中国文化的厌弃也到了非自杀不可的境地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颂扬这种文化的美伦美奂呢？

很多中国人以为现在社会的道德败坏是外部文化入侵，丢掉了传统文化所致，他们恰恰颠倒了因果。外部文化不可能入侵有五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国，相反，正是中国有识之士对传统文化中有太多的腐朽深感失望，转而先走向日本，后转道西方，拥抱新的文明，才会有中国目前一些好的变化。那些希冀从传统中找出路的人，实质上就是一帮文人义和团。自己把自己降到拳民刀枪不入的境界，着实可悲！

甲午战败后，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先是把眼光转向历史上一向看不起的蕞尔小国——日本，去探索为何一诺大帝国竟败于斯的奥秘。要知道，当时很多中国人到西方求学是有庚款支助的，而去日本则纯属自费。但这符合一个封闭大陆由近而远的探求之路。民国初期的名人，绝大多数都走了这条路。这种情况一直至抗日战争爆发为止。所以，至今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绝大多数来自日本。

在中国的历史中，会发现大多数的情况下，人就是作为数字而存在的，比如说某一次战役牺牲了多少人，某一次灾难伤亡了多少人，甚至很多时候人作为数字都不存在。比如说朝战和越战，比如说唐山和汶川。死亡人数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更别说死亡者姓名了。而在民主国家，战争或灾难造成的死亡首先要数字准确，然后要有名有姓，因为只有公布姓名，才能杜绝隐瞒和造假。比如美国，哪怕相隔几十年，仍在高投入地寻找他们在战场上牺牲的士兵的遗骸。

中国文化中只有统一才是正义，哪怕这种统一是以半数以上人口死亡为代价，比如秦统一六国和汉武帝平匈奴。按中国的这种正义观，当今的欧洲就该出一个欧始皇，牺牲多数欧洲人来统一欧洲，但是欧洲人没有中国人的这种正义观！他们挫败了希特勒的大一统战争，通过民主走向了欧盟。

“天地君亲师”是毒文化的根子，意识形态不改变，一切皆空，即使将民权送到手上，也是“奴才”。就像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警察和小偷》的情景一样，小偷戴上警察帽子还是小偷的品性。百姓真正该关心的不是国之大小，而是生活的好坏以及人该有什么样的权利。 看看中国历朝历代，开科取士考的都是些什么东西？中国对世界进步作过什么贡献？中国的朝廷又做过什么人事？每个人都自己想想，你从小学到大学的这些所谓知识，对社会起到过任何好的作用吗？纯粹制造破窗效应的文化。破窗效应是心理学知识，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一个人发现自己学的知识和现实完全违背时，他就会更坏，这就叫破窗效应。所以儒家所谓的文化，制造了肮脏的中国，因为他违背现实，反人性。

中国文化最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就是忠君和大一统，忠孝文化所讲的孝也只是为了移孝为忠，全部垃圾中国文化就是为了让百姓忠君当炮灰，这与西方选票文化平等文化相去甚远，龙是汉民族帝王的象征，丑陋，恐怖，暴力，这就是五千年中国人的追求。

有人说，把中国积弱的原因归于孔子是可笑的，现在亚洲最文明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都是尊孔的，又如何解释？对此我只问一句：如果他们真信孔夫子，搞克己复礼，那他们会维新吗？会脱亚入欧吗？会民主吗？这些人总是无视日本兴起不在尊孔，而在脱亚入欧，港澳台兴起也是西方统治的结果，不是尊孔的结果！

他们信孔夫子都上千年了，有过变化吗？没有！他们正是受到近代西方的影响才有了变化。李光耀在达沃斯演讲，说通过自己退休后的思考，认为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制，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这等于结结实实地扇了中国儒粉的嘴巴子。

黎鸣：绝对地不讲真理、不讲规律、不讲逻辑，充分表现为言而无信、行而无实、思而无诚的人们，就是典型的流氓。仔细验证，孔丘的所言、所行、所思，即全都是如此。至于孔丘的儒学，则完全是为了维护周代“礼乐”而专门建立起来的“政治学”。所以孔丘，确实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个最地道的政治流氓，一位旷古典型的政治流氓。由于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文化“尊孔”，所以事实上造成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悠久的流氓政治文化。这个流氓

政治文化的传统，让中国人经历了两千多年倒霉的“非人”的和“不文明”的历史。

视频：资中筠：儒家和谐思想印证中国帝王制度http://www.baojianyi.com/showtopic-10986.aspx 中国人自豪的五千年文明，其实吃老本就是吃春秋的百家，那段时期可以和古希腊媲美。春秋时不存在尊孔或非孔，各家都是平等的，至汉武帝独尊儒家，任何被统治者推崇的学说，都必然被其歪曲，使其成为统治者的工具，独尊后的儒家在中国历史上就没起过好作用。还有一点就是异族统治和外敌入侵都特别的尊孔，如元朝、清朝和侵华日军。日军侵华后对沦陷区的教育，首先就是废除民国推行的公民教育读本，而代之以《弟子规》等儒家的东东作为启蒙教育读本。可以说，儒家学说是几乎所有中国统治者（包括外部入侵者）维系统治的镇宅之宝！

台湾民主的根绝不在中华文化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7065515&page=1&uid=&usernames=&userids 读福泽谕吉《脱亚论》，让我感到震动的就是当时日本对西洋文明的接纳而不是抵制。福泽谕吉《脱亚论》的中心思想也是让大家接纳西洋的先进文明。可是直到今天，中国对西洋文明还是抱着抵制的态度。http://bbs.clzg.cn/thread-4888259-1-1.html

台湾、韩国、日本的民主和儒家没一毛钱关系，相反，他们的不足却和儒家有必然的联系。日本不深刻反思战争，台湾在野党的专门捣乱都说明这一点。知道2013年台湾网络最流行词是什么？就一个“假”字。这就是有儒家影响的地方通病，台湾哪怕是民主了也摆脱不了。 中国的儒家文化决定说真话是成不了气候的，比如蒋，他就是个说真话的儒粉。可实际上，你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出一个说真话能成大事的儒粉。成大事的都是说假话的，先说假话成大事，然后再利用儒家要求人们忠于他。这就是几千年的中国史。尽管毛对儒不咋的，但中共领导体制内的关健人物，刘、邓和周都是类儒家。比如刘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一本儒家红色经典。

自从“大成至圣先师先王”出台以后，通过树立各种正反面“典型”，各种“道德模仿”，就成为中国所谓的“优秀文化传统”的核心组成部分，从圣人，到明君，到青天，到侠客，到忠臣忠仆，到孝子，到节烈妇，到各种牌坊匾额，到所有它们的反面，就构成了传统文化的道德说教体系。

孔子尽管被儒家传人尊为鼻祖，是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又被后世的许多人美誉为平民教育的首创者，但是儒家学说的源头与核心内容却是周公所制定的《周礼》，而《周礼》的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维护王朝统治的纲常制度。所以，不管是孔子为其增添了“成仁”，还是孟子为其增添了“取义”，抑或是后世那些名儒、耆宿为之增添了多少诸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内容，儒家学说都始终没有跳出为统治阶级效命的范畴，其根本的性质仍然是一种依附于皇权加官权的文化，所宣扬的仍然是一种极端的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人生哲学。

结果，就培养出了充斥于所有中国古代名著的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优秀传统文化”。不信，大家去翻一翻二十四史，翻一翻《资治通鉴》，翻一翻《厚黑学》，翻一翻四大名著，翻一翻各种演艺，翻一翻《封神榜》、《金瓶梅》、《三言二拍》、《镜花缘》、《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

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说与做的分离，人格的两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行为的目的不是改造体制，而是一转身也参与其中去分一杯羹，连半点内疚也没有。功利高于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钱不值。学者这副“权力附庸”、“谋食不谋道”、给点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其实当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不当你一回事儿。——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

反思传统，我们民族的衰败就是始终没有跳出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的历史轮回，以及打下江山后家天下的重新建立。根源何在？就在于我们的文化起源里找不到对个体的平等尊重和个

体私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传统。平等未建，私权未立，民主无根，法治何存？极权国家都有一个三服从原则：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公民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这口号听起来宏大庄严，但其下白骨累累、鲜血淋漓。只要举起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牌子，就可以冠冕堂皇地掠夺公民的财产，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命。

马列在东欧和苏联都破产了，在亚洲就破不了，因为亚洲有儒家。基督能削弱马列，而儒教能助长邪恶。儒家从来不讲你是怎样上台的，只要你能上台，别人就得忠于。胜者王侯败者寇，是中国儒家的经典，其狗屁解释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真得人心，怎么就不敢选呢？所以说“得人心”不过是让谎言永远合理化的屁话。二战后德国能道歉而日本不能，就是因为日本受儒家影响，而德国不是。

看资中筠先生的《百年美利坚》，她说美国和台湾民主的最大不同就是，美国败选的人能很快承认失败，转而祝贺并全力支持胜选者，而台湾败选者则是咒骂胜选者，而且专门给他捣乱。这就是文化不同，美国人有欧洲骑士精神，能直面失败，而台湾人受孔孟影响，胜者王侯败者寇，不敢面对失败。后来台湾听中筠先生所言有了进步，蔡英文败选就很快发表了败选感言。但看台湾政坛，反对党仍在以捣乱为能事，在欧美是很难看到台湾和泰国这种专门捣乱的反对党的。

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先生说：英国公园中于星期日往往有数人同时演说，各持一说，各占一地，各有其听众，绝无立人丛中加侮辱于演说者之事；此之谓言论自由。其人民程度之高，良可钦佩。中国人于大会场中议事演说之时，往往有掷墨水瓶，投椅打人之事；以上流社会之人公然为英国下流社会所不屑之野蛮举动，„„。人皆有自由而以不犯他人自由为界，今欲伸己之意见而强迫他人使不得发表意见，不公孰甚？乃相率为之，恬不为怪；吾国人之不讲公理，不讲道德，由来久矣。

杨公所处年代，国人不同政见者不能相容，但尚能看到有人于公共场所演讲，1949年后的中国，除了文革和六四，何时能见人在公共场合演讲？前几年，一个名为渺小的网民，因于某公共场合演讲，竟被捕入狱，罪名是颠复国家。由此可见，当下中国之言论自由远不如民初。不准一小女子说话，反说自己有制度自信，是宇宙真理，真让人忍俊不禁！

中国人一定要反思两个问题：一是其他国家也有暴政，为何只有中国才会有文革？二是同是八九，东欧和俄罗斯军人忠于人民，为何只有中国军人忠于党国？！同是维新，日本能成，中国却不成！就是伊斯兰国家都开始民主了，中国还遥遥无期！中国人有两点想法是其他国家没有的：一是无条件保国和大一统观念，二是伟人清官情结。这两点都是孔孟之道几千年洗脑的结果。其他国家也有过专制，但只有中国有完整的专制理论体系，这就是孔孟之道。 中国老百姓历来有三个梦，第一个是明君梦，期望有一个好皇帝，真命天子出来了天下太平；如果皇帝昏庸无道就会产生第二个清官梦，皇帝糊涂一点没事，如果父母官清正廉明生活还是过得下去的；如果清官也指望不上了就只能寄希望于武艺高强的侠客，月黑风高夜取贪 官首级如探囊取物，这是侠客梦。——鲁国平

儒教的等级世袭礼教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天敌，而马教的专政斗争也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天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正好迎合了中国2500年的人治、专制独裁的历史传统；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正好迎合了中国儒家2500年无神论文化传统；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正好迎合中国2500年自相残杀你死我活的仇恨心里；马克思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理论，正好迎合了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意识。

汉学家明恩溥在他闻名于世的著作《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尖锐地指出：中国人极端自利，毫无公德；极端冷漠，毫无爱心，因为“中国人的伦理观念是建立在儒教的亲族关系之上的，所以他们只关心自己血缘亲族的好处，而对其他人的苦难则表现出惊人的自私与冷漠”；中国人缺乏同情，最突出的表现是残酷„„对他人的痛苦漠然置之，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文明国家能与中国相比。

儒家的根本——宗法制决定了家和社会在利益上必然是对立的，其他的什么天下大同、仁者

爱人、以父子关系比照君臣关系、老吾老幼吾幼等大话套话一装进由财产世袭扩展到权力世袭的宗法制罗筐里就全成了骗局。与此相反，欧洲文化中从来就没有赤裸裸鼓吹血缘继承合理的文化。

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人生哲学，它的理论看起来是建立于“不自私”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帝王的法宝。前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容易同“人性”发生冲突。表面上它仿佛很高尚，实际上它有问题，对人民不公平。它指明人民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都是必要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 不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其哲学的最高目的就是“克己复礼压倒一切”。这两位圣人除了用神奇的汉字创造出一堆激情洋溢、朗朗上口的名言， 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喋喋不休地告诫老百姓，你可以质疑人，但绝对不能质疑制度。汉朝的统治者以及以后的蒙、满或日本占领者都发现了其中的精髓，不遗余力地加以实践，使等级服从成为万世不易的治国利器。

胡适先生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思想的崛起才是一个民族崛起的真正标志。没有百花盛开的自由思想，崛起再多的钢筋水泥也不能令这个民族挺起胸膛。让一个民族长期衰败的办法就是扼杀其思想，让其陶醉于短暂的GDP的繁荣中。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就是那些让其人民失去思考的人，如果这些人是中国人，那他们就是最大的汉奸，而儒家在扼杀思想上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问题之难，除了马列这一与苏联和东欧共有的因素外，肯定还有不同于他们之处。为何别人能变而我们不能？现在阿拉伯世界也在变。宗教在阿拉伯世界都是独立的，有的甚至还是政教合一。苏联和东欧在共产盛行时，其宗教也是独立的。有独立的宗教，才是苏联和东欧军人不敢肆无忌惮向人民开枪的根源。而中国没有任何东西能独立于专制独裁。中国的宗教从古至今都是屈从于独裁专制的，不屈从就必然遭镇压。 而中国统治者几千年推崇的儒教，更是专制统治的基石。

中国问题的复杂肯定与马列无关，因为世界上有马列的国家多的是，但他们都抛弃了，为何中国不能抛弃？更与素质无关，南非和非州很多地方的人素质不可能比中国高，阿拉伯人也不比中国人素质高。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中国不能民主呢？我只能归结为儒家，而且中国的问题在亚州国家里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如台湾、泰国反对党的专事捣乱，如日本不承认战争罪行，如新加坡的威权政治，在世界民主史上，只有中国有军政、训政、宪政三段论一说。 中国不同于前苏联以及东欧诸国，可以说，一场真正的变革，首先来自软实力，前苏联，东欧，都具备了这种软实力，因此巨变发生在一夜间。这个软实力是什么呢？是宗教信仰，没有千年不变的政权，却有数千年而不灭的宗教！丘吉尔曾经说过，共产思想就像一种病毒，只会传染那些精神不健康的民族。

中国所谓的士人之风，只能沦为统治者的工具一途。有什么样的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强权不惜倾国之力而灭杀一个宗教，一个信仰，这绝对不是偶然的。教育很重要，但教育也仅仅是个工具，强权可以利用教育，制造奴隶，制造驯服工具。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教育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民国以来，中国不是败于苏联的支持、中共的强大，实是败于整个民族信仰的缺失。中国在五四时之所以没有接纳国外的民主自由而接纳了国外的专政思想，就是因为中国的本土文化和专政思想可以水乳交融，而与自由民主天生敌对。

中国人自古以来，把人性归结为以家庭血缘关系为模式的儒家尊卑等级名分（礼），而把一切违背这一尊卑等级模式的行为直斥为“禽兽”。从此以后，中国人便无法懂得把人与自然从根本上区别开来的标准和界线，因为血缘关系仍然不过是一种自然关系。中国人只是在自然关系内部划分人与兽，因而并不能够真正把人与兽、人性与兽性划分开来。因此，中国人

总是用对待兽的办法来对待人。于是中国就有了人权主要是生存权的说法，说穿了中国人眼里的人权还不如一部动物保护法。

我们知道，血缘关系并不是人性，如果非要说是，充其量也只是小写的人性。相反，所有动物都会有这种本能，如母兽能凭叫声和气味寻找幼崽，别的幼崽想吃它的奶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争得王位的雄兽做的第一件事，也是杀死原来的王留下的幼崽。因此，单有血缘关系而无视社会关系，这才是真正的兽性，儒家的荒唐就在于颠倒了这一事实，把以社会关系为主要特征的人性说成了兽性，而把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兽性说成了人性。真正的人性应该主要是社会属性和思想属性，而不是自然属性。

生命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就是生存和繁衍。所有生命都如此，都是围绕这个活动，这才是大道。物种在繁衍中是无私的，不求回报的。儒家非要把人类的繁衍曲解为有等级尊贵，是违反自然法和道德的。

几千年来，儒家与独裁专制政权狼狈为奸，极力宣扬“君臣父子，高低贵贱，等级尊卑，你我输赢，三纲五常”的价值观，导致中华民族“基因”里就带有“情绪当先理智靠边，讲礼不讲理，对人不对事，崇拜强权，丛林法则，无视正义，否认真理，思维混乱，民以食为天”的动物般的劣种信息；人民始终浸泡在这种愚昧至极的、自虐自残的、自愚自乐的专制文化臭水里，像腌肉一样成为行尸走肉。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孟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倡了。可他们极力推崇的等级制和血缘宗法世袭制又使得这些变得不可能。当官的在体制内，他们想过体制外的老人吗？他们想过民工的孩子吗？孔孟之道有害就在于想靠说教而不是制度来解决问题。他们推崇以德治国，可他们偏偏看不到在没有制约方的情况下，道德再高尚的人也会变得不高尚。就算他本人没变，可谁能保证他的后代不变呢？好人远没有好制度可靠！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翻译成现代汉语是“我们公务员不喜欢低工资，所以农民工也不能是低工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翻译成现代汉语是“我们公务员不交社保拿最高退休金，所以工人农民也应该不交社保拿最高退休金”，可是这可能吗？所以说孔孟之道归根结底只是骗局！

中国人的信任，从未超出过家庭范畴。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没有人们相互间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而儒家鼓吹的血缘宗法制从一开始就是欺骗，比如说“子为父隐，臣为君隐”，比如说“天命”，比如说“得人心”和“代表先进生产力”。儒家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可几万清军荡平华夏是不是得人心？就算一时得人心，谁能保证永远得人心？真得人心，敢选举吗？

对于说谎，中国人有两种态度：对家人和亲朋好友撒谎，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是恶劣行为；对国家撒谎、对社会大众撒谎，则被认为是一种成熟，一种社会能力。久而久之，不说谎话的人被认为是幼稚、书生、没用。中国人不能容忍亲友间的欺骗，却习惯于社会上相互间公开的欺骗。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人格分裂，这种人格分裂正是儒家的血缘宗法制打造的。 中国人成为一盘散沙，祭祖在中间起了极关键作用，中国人做任何事第一考虑的就是血缘，就是家族，就是出人头地，就是发子发孙，为此可以不择手段！正是儒家的这种观念作怪，中国几千年中乱世大大多于治世。孔夫子眼里的正人君子，在基督教文化里都是小写的人！ 因此，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文化的中国社会，是很难理解以基督教义为主流文化的西方社会的。这也是东方人佩服西方富豪生前捐出家产的举动却学不来的原因，不止是富豪以及财产，华盛顿在功成名就后能交出军权，归隐田园，中国统帅能做到吗？美国军人能做到不干政，中国军人能做到吗？

中国文化在主流上不设定一个超越的、终极的、无限的存在作为人的信仰对象，而忏悔恰恰需要这样一个无限的信仰对象存在，如基督教中的上帝一样。另一方面，中国人虽然缺乏同一的超越的信仰对象，但又必须有所信仰，所以中国文化采取了将某些特殊人物神化的信仰策略，也就是把那些曾经存在过或正存在着的政治、军事、文化领袖，作为神化、信仰的对

象，他们被认为是以国为家的精神家长。对于这些被神化的人物，人们的主导意识是服从。这说明中国人精神上尚未普遍地成为个体，缺乏在内心法庭中审判自己的能力，他们可能会向“家长”认错或控诉，但不会忏悔。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文化实际与日本的文化是一致的，而迥异于西方的“罪感文化”。所以，面对纳粹德国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德国总理勃兰特可以向波兰人民下跪谢罪，日本则做不到这点。中国出现的则更多是控诉。每当社会灾难过后，我们的民族中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向世界倾诉自己的委屈和哀怨。比如文革期间，举国都是随大势的人，鲜有人敢逆龙鳞；文革过后，举国都是控诉的人，没有人去悔过，这一切都进行得那么心安理得。控诉意识发达而忏悔意识近乎于无，是中国人的集体特征。

“权力恐惧，敌人意识，力量崇拜与狡猾崇拜”，用来解释中国人的生存法则很贴切。由于物质极度匮乏和生活极端不稳定，于是一切为了生存就上升为人生理想，为了生存，可以蛮不讲理，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接受任何无耻的任务，干任何低级的营生。总之，“活着”是人生的最高目标，政治、文化、宗教、习俗等皆是生存手段，是为更好地“活着”服务的。由于人口的膨胀、资源的有限，贫穷和生存环境的恶劣一直是中国人生活的常态。

看威廉王子大婚，很有感触！为何欧洲和日本能保留皇室，而中国却不能？为何日本不出中国式“暴君”？原因当然是双向的。

欧洲和日本皇室历史上就没有中国的残暴，更多的是象征意义。比如日本天皇，一千多年的血脉，不像中国几十年上百年就换一茬。日本天皇大部分时间都只有神权没有实权，真正有实权的是幕府。天皇不换，幕府常换，所以日本政制很早就相当于君主立宪。日本自古只有贵族有姓，平民没姓，甚至连天皇都没姓，可见天皇是很虚位的。日本平民有姓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儿，所以日本很少中国儒家的宗法传统。

中国社会经常走入专制轮回就是因为不懂得妥协和宽容！皇室残暴，百姓也不包容；皇权在时一味顺从，皇权不在就赶尽杀绝，即所谓“胜者王侯败者寇”。

同样是内战，林肯在南北战争胜利后即宣布“战争结束，没有敌人”，而毛泽东却在国共内战胜利前即公布大批战犯名单，胜利后又忙着向各地摊派杀人指标。实际上有没有敌人呢？肯定有，林肯就是死于敌人的刺杀。可林肯为何要说没有敌人呢？因为他认为没必要为个别未知的敌人而伤及大量无辜；而毛泽东及之前的蒋介石则“宁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中外的不同不仅是皇室和领袖，还有贵族。欧洲的贵族学校主要是被用来让贵族子弟体验艰苦生活、走出城堡、了解社会的地方，而中国的贵族学校则完全是为了享乐的地方。日本的贵族主要体现为承担责任，武士道精神就是由这种贵族精神演化而来的。欧、日贵族家庭在战争中的死亡比率要远高于平民家庭。要是在欧、日，很难想象中国南京那样，贵族都跑光、留下数十万平民任外敌屠杀的。当下欧、日官商阶层，也很难想象和中国官商一样很多人有外籍，随时准备在国家有难时比别人跑得更快。

欧洲的贵族在对待弱势者上，也远比亚洲贵族更绅士。曼德拉在南非坐了几十年牢，居然没挨过打，这在中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马丁、曼德拉、甘地的非暴力能获得成功，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遇到的是欧洲绅士。

很多人说英国绅士，可没人问这绅士从何而来，可是你想想一个遍地教堂，遍地孤儿院，慈善院，千年教化，鼓吹爱的国家，再怎么邪恶都比不上东方社会。英国国王爱德华到伦敦贫民窟视察，到一所东倒西歪房子门口，里边住着个一贫如洗的老太太。国王问道：请问我可以进来吗？这一声询问，道破了贵族文化的真谛：人易富而难贵。有钱就可称富，但如果缺少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缺少了一种尊重他人的高贵理念，钱再多也只是个土包子。 曼德拉被南非当局长期监禁，源于非国大被取缔后曼德拉组建了地下武装力量——“民族之矛”。在某些国度，曼德拉的所作所为完全可以被安上“恐怖分子”或“颠覆国家”的罪名，并全部击毙，然而南非白人统治者并没有这样做。在漫长的囚禁生涯中，只有一名狱警曾试图殴打他，遭到曼德拉的怒斥：“你动手试试，我会一直告到最高法院，让你倾家荡产„„”

狱警明白冲动会付出代价，灰溜溜地走了。成就曼德拉的伟大，除了他的坚持、信念、毅力，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他所遇到的敌人比较有底线。想想看，坐牢二十多年，还能健康地走出来，而且不必在央视剃光头穿囚衣屈辱地认罪、认错，这对很多国家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章诗依：曼德拉的那些出色敌人http://dajia.qq.com/blog/[**************]

全世界为什么不可能象中国这样明确分出体制内外？分出双轨制？为什么没有政策性大规模下岗？为什么没有出动警力强征、强拆？为什么没有城管当街打人？这是因为国外官商中有很多绅士，而中国官商中几乎没有绅士。中国人的残暴就是跟中国领袖和贵族们学来的。如果泰坦尼克号出现在中国，人们一定能听到“让领导先走”的千古绝唱。

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社会灾难循环的根源就是：没有权利的时候懦弱自我下贱，有了权利的时候狂妄残暴，不是做缩头乌龟就是做猛狗毒狼。成龙算得上是中国贵族了，尽管他不在大陆，但他一句“中国人是要管的”就活脱脱勾勒出中国式贵族的冷血；官员龙永图“对待刁民要硬气，不要被刁民挟持”就更显出中国式贵族的蛮横！他们只习惯居高临下，永远不会平等待人。

同样，谁听说过国外有杀人时百姓去争食其肉、争蘸其血的吗？只有中国有！文革把人逼得自杀了，还给人安上个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罪名；强拆把人逼得自焚了，还给人安上个暴力抗法的罪名；把人家逼得一家三口走上绝路了，还说是恐怖主义„„有意义吗？到底是什么恐怖才能逼得一家三口走上绝路啊？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出过这样的恐怖主义啊？谁能在世界上再找个这样的恐怖主义我看看？中国老是出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闻！

在世界战争史上，你看不到哪国会出动一百多万的“志愿军”，你也看不到会有几十万人成建制地穿着别国军服在别国领土上作战。这就是中国式的聪明，二战时美国援华飞虎队也是自愿的，但人家是真自愿，人数有限且非现役军人；苏联在国共内战和朝战中也有穿别国军装参与战斗的人员，但一般都是顾问或飞行员等特殊的兵种。人家玩什么新词总还靠点儿谱，可任何新词一到中国就会被玩得离谱。反观美国，为了参加二战，明知日本要偷袭珍珠港，也开不了战。只有等巨大损失后唤醒国会和民众后，总统才有权决定开战。

想当年中国在朝越不宣而战，很多国人都引用古代兵家孙子的一句话：兵不厌诈。其实这就是玩典型的小聪明。打一场出动几十万上百万人的战争，你想瞒外国人或许可以理解，问题是这样做必然也瞒了所有中国人。所谓朝战的一票半同意在欧美是绝对不可能的，哪怕是法西斯德意日也不可能。可中国却做到了。就连送出领土，都被毛左说成是权宜之计。这样的事在民主国家可能出现吗？美国人不会蠢到不懂兵不厌诈，关键是他们不可能不通过国会授权就出兵！很多中国人就是不懂能使诈的地方也意味着没有公义！不懂任何国家都不能诈自己的人民！国民不能只是这个国家的看客和工具！

希拉里就中国问题在哈佛演讲：预测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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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同意希拉里的看法，中国以儒法为主流的文化崇尚的就是权力和等级，所有人的不满都最终演变成争夺这些权力和等级。中国的毛派并不想打破权力和等级，他们只想让自己得到权力和等级。

真正左右毛泽东、周恩来乃至整个党的其实恰恰是他们所反对和批判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因袭心理。马克思的学说与洪秀全当年的拜上帝教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异同，都不过是用来打江山的一种符号性的说法罢了。而毛泽东的最大成功就是用现代白话汉语将马列主义学说神不知鬼不觉地转换成了一套现代“三国”和“水浒”话语。毛泽东正是用他的这套话语先征服了他的党，然后率领着这个党征服了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熏陶得浑浑噩噩的中国民众。 反观历史，毛泽东已经成了往事，但毛泽东现象并没有结束，毛泽东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中国大地，成为中国民众的一个心理情结。这不是毛泽东太伟大，而是这个民族太卑微。这个民族总在遗忘和欺骗中过活，用谎言取代真相，用演义取代历史。他们喜欢被拯救，总是期待

被拯救。但是，过度扭曲的民族文化心理使得这个民族的灵魂始终得不到应有的自省和净化，始终得不到应有的诊治和拯救。

对于20世纪中国的左祸起源，有的人认为左祸始于“文革”，有的人认为它始于反右，更远的追溯到土改，固然是隔靴搔痒的看法，即使是高华教授，用史学家极严谨的治学方法去碰触“延安”这个神话，也还没有真正探究到毛泽东的根源。高华教授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反思性分析确实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相比于那些研究毛泽东、研究中国“文革”的著作来说，很多人的研究确实只是将一个神话故事的枝节剪去了，而高华教授却是将一个神话连根拔起。 但是，这个根，也只是延伸到了“党史”的范围内，而没有延伸得更远一些。要知道，即使是整个“党史”，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极短暂的一个片断而已，更不要说整个人类的历史了。即使高华对毛泽东的挖掘还不够深，但是，作为一个极其严谨的党史专家来说，其在学术思想上的贡献也是永恒的，他向人们指出那一个最巨大最黑暗最具有迷惑性的陷阱，警告中国的后人，前辈无数人曾经陷入了这个陷阱而一度不能自拔，现在你们不可再步其后尘。

全世界都不曾有太监和小脚女人，也没有株连九族，更没有凌迟处死、剥皮实草，只有中国有。中国的连坐、灭族都是以亲情来要挟，专制统治者成了名副其实的劫持人质者和黑社会。至今为止的考古发现里，世界上殉葬人数最多（秦宫一号墓），延续时间最长的也是中国，直至清朝仍有活人殉葬。这在世界历史上都绝无仅有，有人说欧洲中世纪黑暗，可欧洲中世纪也没干过中国统治者干过的残忍勾当。

1896年，李鸿章访德，与俾斯麦的一段对话颇有意味。李大谈其与太平军及捻军对决时的神勇，本想获俾斯麦的几句赞扬，不承想俾斯麦的话却令李中堂羞愧难当，俾斯麦说：“我国与恰贵国相反，以消灭异种为荣，以屠戮本族为耻。”1960年5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北京。大概是英雄邂逅英雄了吧，毛泽东惺惺相惜，向客人讲起三大战役如何大败国军的战绩；不料这位二战英雄不给面子，让毛当场下不来台：“在西方，我们从来不炫耀内战，屠杀自己同胞算不上什么英雄！”

中国就是这样，再卑賤的奴隶，都有一颗君王的心，正是这样一颗心，才会认为只有统一才是正道，才会认为胜者王侯败者寇，才会认为本国人杀本国人是可以的，而外国人不能杀；才会认为等级宗法继承合理；才会认为青山处处埋忠骨，战死无名乱葬是正常！高中文化程度以下的人里，有大批秦皇汉武、太宗玄宗、成吉思汗、康熙乾隆的崇拜者，这是因为高中以下的统一教材全都在扭曲历史。

在中国，从来都是奉行王道，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别人只能服从。99.999999%都是平民，第一人只有那么一个。可中国人为何会老是想着那个第一人该怎么做怎么想，而从不考虑平民本身的立场呢？这是中国难以民主的主要原因。人人想着做那第一人，可以指点江山，只想登上高位，才能为所欲为。这样的理念，只会造成99.999999%的人虽然成不了第一人，但会认第一人的为所欲为是合理的，而平民的权利遭到侵犯剥夺也是合理的。在很多事情上，中国十几亿人都在为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利益着想，而不是为平头百姓的利益着想。中国人的这种思维定势正是儒法理论造成的。

有些脑残的思维认为极权（集权）者的目的是权力，在满足了权力之后可以把经济利益分给老百姓，老百姓在此种体制下也可过得好。其实这真是一种幼稚而愚蠢的思维，殊不知不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谁还玩极权，吃饱了没事找事做吗？

中国改开三十多年，屡屡宣称自己是市场经济，可看一看三中全会公报，里面清一水儿的是允许，或是赋予，还有什么顶层设计之类的，总之你看到的只是掌权者的一点点讨价还价的施舍。请问在这个世界上，你还能从其他国家找出这种由权力施舍出来的市场经济吗？

痛省当代中国人的26个劣性

http://comewithmaple18.blog.163.com/blog/static/[***********]830892/

中国上下都有问题。包括毛，如果下没有问题，毛也不可能成气候。评价毛不能脱开他这人得以生长的土壤，是到了反思土壤的时候了。

李劼：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1**********]98.html

无法想象还有哪个国家的民众能够忍受毛泽东对其社会强力施加的一系列残酷的动乱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xueyuan/detail_2013_12/11/32027840_0.shtml

茅于轼：文革固然有伟大领袖的发动和亲自的领导，但的确有千百万群众的响应，才会搞出这样的人类浩劫。我相信在别的国家里即使有领导人的号召，也未必能够发动这样一场自相残杀的阶级斗争。原因就是百姓都被培养成了工具，对真善美和假恶丑没有判断力。这一状况至今并没有从根本上改过来。

周国平：在人生追求上，中国人心中往往没有自我，只有他人，大家在争夺什么，我也就要什么。于是，名利场上熙熙攘攘，一片繁忙之景。在公共道德上，中国人眼中往往没有他人，只有自己，我做什么，完全不顾及他人的感受。于是，公共场所吵吵嚷嚷，一片喧哗之声。这是中国人的颠倒的个人主义。

傅国涌：中国人喜欢清一色，不喜欢多种颜色，喜欢一家独大，赢者通吃，不喜欢妥协兼容。这就是中国人的麻将情结。

【光宗耀祖的传统文化】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学銮说：在西方人的教育里，孩子从小要学会尽一份社会责任。而在东方，尤其是儒家传统教育里，孩子从小就被要求好好学习，长大光宗耀祖，为家族增光。这导致很多人成年后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在学校一定要考第一名，在单位一定要当上领导，否则就会被认为不思进取，没有出息。

一点都不奇怪，中国文化就是反智文化 来源：凯迪社区 2011-4-4

自诸子百家后，中国思想流传下来的基本上有三大系统——法家、儒家、道家，很可惜，这三大系统最后的结果和道路都是反智，于是中国最后成为一个集反智文化大成的反智文明。 法家，其代表人物管仲、荀子、商鞅、韩非、李斯，法家的法并非今天意义上的法律，而是一部愚民大法，为皇帝巩固统治的大法，是一部把人民变成傻子的大法。

儒家，其代表人物孔子。儒家可以看作是反智文化的生活版，是教导人民如何脱离理性、怀疑的精神，进而入世，进入世俗世界的教科全书，崇尚古代礼法、占卜巫术祭祀，把人民的行为思想牢牢锁住，严防人民有任何越轨行为。经典语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道家，宗师是老子，其核心是五千字的《道德经》，道德经中的反智言论是最多的一部典籍，比如“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则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婴儿”，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

有很多国学者为这些经典典籍的反智言论百般辩解，但从宏观来看，历史上三个大家都有如此惊人的反智相似性，可以断定中国的反智文化不是偶然。

洪亮评论：反智慧不太贴切，真实的表达应当是反现实，也就是虚构和错误，中华民猪的智力及其文明都是错误和反现实的。反现实的意义就是：反正确，也就是错误的；西方的文明的本质是符合现实的，也就是正确的。

孔子是个自干五

QQ上一美女突然问我怎么评价孔老二，我说这人就是春秋时期一个大五毛，还是自带干粮的。美女问为什么这么说。我说丫有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美女问是什么意思。我说你古文这么差就别讨论孔老二了。然后，美女把我拉黑了。然后，我就特别生气，我必须数落儒棍们几句。

中国儒棍痛恨秦始皇，因为“焚书坑儒”四个字，一提起这段子，就泪眼婆娑，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蒙受了千古奇冤。其实始皇帝没有坑儒，坑的是装神弄鬼的方士。假如秦始皇活

得足够长久，独尊儒术和罢黜百家就不是汉武帝的事了，儒们的一身狗骨头一定会让秦始皇特别青睐，赏，是必须的。

儒家能够在中国历史上一统天下，有两个人不可不知道，一个叫叔孙通，一个叫公孙弘，这两条儒棍巧言令色，不停地变换身段取悦君王，连有的同门都觉得恶心，说他们无耻。这两位不以为意，说无耻是通向成功的捷径。汉武帝登基之后，觉得儒们特别靠谱，特别懂事儿，从来不给自己添麻烦，于是罢黜了百家。

汉武帝独尊儒术，让儒们垄断了教育权和对王朝官员的选拔权，汉朝官员只有经过儒的培训才能上岗，从此中国人停止了思想，开始了应试教育之先河。这种二逼的教育体制一玩就是二千年，中国满大街行走的都是儒棍，这块土地上再也栽种不出奇花异草，全拜儒棍所赐。至今，我们仍然深受其害。

汉武帝独尊儒术，让儒们垄断了教育权和对王朝官员的选拔权，不仅开启了应试教育之先河，也是党天下之滥觞。从此中国大地之上，大小儒棍遍天下，大一统的中国，不仅表现在行政上，也表现在思想上。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儒棍们最喜欢这种政治模式，唯恐出现异端，砸了他们的狗食盆子。

国人引以为荣的大汉王朝，儒棍满天下，个个牛逼哄哄，其实玩着玩着就玩不下去了。中国式的政治病灶全部发作，外戚干政宦官专权权臣弄奸边将跋扈，应有尽有。东汉末年，外戚宦官和廷臣是三大政治势力，出来个袁绍要把外戚和宦官铲除，引发动乱。袁绍三代公卿都是大儒棍，其实是个大傻逼，最后被曹操所灭。

袁绍要铲除外戚和宦官，貌似冠冕堂皇，其实居心叵测，天下大乱之后，丫顾盼自雄跃跃欲试，欲取汉室而代之，由于智力不足，最后被灭。国人读史，对于政治黑暗多迁怒于外戚和宦官，以为满朝士大夫代表天然正义，这是二逼思维。小皇帝连他姥姥姥爷大舅二舅以及身边的人都不信任，凭什么信任你？你长那张让人信任的脸了吗？

儒们在汉朝玩得不亦乐乎，政治上的失败有目共睹，经济政策上的失败更是祸害千年。儒们采取了战国秦国商鞅重农轻商的政策，装重义轻利的逼范儿。其实这个经济政策是秦国的军国主义战时政策，儒们拿来作为国策，特别是适合他们装逼，儒们的理想就是他们做士大夫，别人都做农民，他鼎食钟鸣，你野菜野果。

三国演义的故事大家都熟悉，曹操生前没有称帝，刘备和孙权两个二逼登基了。曹操的儿子曹丕废了汉献帝，登基之前上演一出儒棍们最爱玩的无耻大戏：禅让。这个禅让是儒们发明的一个逼词，用来遮羞不要脸的，大儒棍王莽终结西汉就玩了一次，曹丕也玩，没过过久，司马懿他孙子又玩了一次，曹操一辈子白玩。

司马懿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坏种之一，丫就是一个阴损，偷窃曹家天下，他孙子当了皇帝，建立了一个既不同于先秦的分封建制也不同于秦朝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采取门阀政治。其实这也是必然的一个阶段。儒们的血缘宗法制度是门阀政治的基石。这制度二逼得无以复加，晋朝建立没有多久，八王之乱开始了。

孔老二在礼崩乐坏之际要克己复礼，儒们在汉朝天下无双，得瑟啊！当大汉朝驾鹤西去的时候，儒们的精神也崩溃了。所谓的魏晋风度其实就是一帮嗑药喝酒的文化疯子在做真人秀，一个比一个荒诞不靠谱。谈玄论道在魏晋成为时尚，与此同时，佛教传入中国，这说明一个问题，儒学不能成为国人精神信仰的支柱。

汉高祖刘邦本是一个屌丝，夺取天下后不知道怎么当皇帝，儒棍叔孙通噗通一声五体投地，让中国人再也没有站立起来。汉武帝独尊了儒术，历史给了儒们一个机会，然而大汉朝在政治经济和精神上的完败证明了儒家的货色是那么的不堪。政治上不能长治久安，经济上不能尺寸进步，精神上也不能为慰藉国人。

国人以汉武大帝为骄傲，都认为他灭了匈奴，其实是匈奴人内讧，分裂为南北两支，北匈奴远走他乡，南匈奴留了下来。司马氏建立的晋朝，二逼的无以复加，八王之乱是司马家的悲剧，更是全体人民的悲剧，随后南匈奴把西晋给灭了，五胡乱中华是中国史上最惨不忍睹的篇章。其实这也是汉儒们上交的一份历史答卷。负分，滚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