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南地名志中的地名俗字评议

作者：万献初

咸宁师专学报 1995年02期

　　一

　　鄂南，指今湖北省（鄂）南部的咸宁地区，共辖咸宁、蒲圻、阳新、通山、崇阳、通城、嘉鱼等七县（市）。

　　该区土籍人远古属三苗，秦汉属楚，至今保留了许多古音古词：通城、崇阳今念ch为d，“猪”念“都”，“肿”念“等”，正是“古无舌上音”的遗迹；咸宁说“开始”为“驾驷”，蒲圻言“大”为“硕”，崇阳称“说话”为“话事”，都应是古词汇的残留。

　　该区东南部人多言“祖籍江西”，考其家籍多属实，正是史载“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的结果，故1948年赵元任率队来调查该区方言，因其太杂而终难归属，后在《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中勉强划属赣方言系统。其实近现代该区客籍人甚多，东南多赣人迁入而受赣语影响大，西南多湘人杂居又受湘语影响，沿江一线则杂有江北天（门）沔（阳）人而带西南官话成份，加上各自古方言的大量残留，形成“同住一山不通语，一水相隔两家音”的局面。而且，一县（市）内部的村镇也常方言差别大，严重的不能通话，故有“阳新九板十三腔”、“蒲圻地脉清，五里三号音”等俗语。仅以第三人称为例：咸宁说“伊”这样杂而重的方言错综交织于仅320万人口的12,700平方公里地面上，实属罕见，故日本方言学家乔本万太郎特赴此地调查，北京大学方言学家王福堂教授特选此区为方言调查的实习基地。

　　鄂南复杂而古奥的方言中，有许多口语词无法用规范汉字来书写，一旦需要书面记录，便造出一些俗字来，长期积累，数量颇大，便用会意兼形声法造俗字“踦”等等。

　　本文就鄂南七县（市）1982-1984年先后出版的《地名志》中出现的方言地名俗字作一翻考查和评议，以见出方言俗字的产生规律和文化含蕴。鄂南七部《地名志》遵循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精神，尽量用汉语拼音拼写地名并尽力用规范汉字记录，排除了许多已有的方言俗字，本文所录是“特殊地名作特殊处理”的典型俗字。

　　二

　　下录鄂南七县（市）《地名志》中的20个典型的方言地名俗字，依次记其字形、方言读音（国际音标标注）、汉语拼音、所标地名选例及其所在乡镇、该俗字的地名用义。

　　

　　

　　《咸宁市地名志》：汪家～（甘棠），村在西凉湖东高地上。～，有的含角落意。

　　（咸宁等六县（市）有数百个以～为名的村庄，均有小、角落意，以咸宁最多，嘉鱼也作澥）。

　　三

　　鄂南20个地名俗字中，有9个完全不见于历代字典辞书，11个字形见于古代一本或数本字书中，现列其义以便对照。

　　

　　9个全不见于各字书的鄂南地名字属该区人自造的方言俗字，这是无疑的。其中唯有“塅”不见于古字书而见于《新华字典》，但标明是“方言地名”，可见仍是方言俗字。

　　另11个鄂南地名俗字的字形均见于《康熙字典》，该字典又分别引录于前代各字书。对比字义，推源理流，发现鄂南的这11个地名字的字义与字书所录义均不相同，读音差别也很大，故可认为均是鄂南古今人依方音自造的俗字，字形只是与古字书偶合，不是袭用或借用古字。

　　①井，《说文》：“八家一井，象构形”，段玉裁注：“，井上木栏也”。该形甲骨文均作“井”，周代铜器铭文常作“井”，它是今“井”字的古形，四周是相交搭的四根木栏杆，中间一点表示园口井（一说为井中挖出的丹砂）。此字与“丹”字一度混用（丹，甲金文均作“”），故《类篇》有“又都感切”之读与“子郢切，或作井”并列，《康熙字典》此形下有“音单，赤色丹砂也”一义与“水井、井田”义并列。

　　鄂南的通城、崇阳地名读作，音不同于“丹”和“井”，义也不是水井、井田、乡井或丹砂，而是“低洼小盆地或小水坑”以及“临水的凹地和小山丘内的村庄”。用的是形声兼会意造字法，中一点是形符示小盆小坑，“井”是声符又兼表盆坑四周的高地或高丘。

　　②硖，《玉篇》《类篇》均言：“硖石，县名”。《新华字典》说指今“浙江海宁县。”

　　蒲圻“硖山口”，地在两石山相夹的峪口，故形声兼会意，“石”为形符，“夹”为声符兼表相夹之义。非借“硖石县”之字形，仅与之偶合。

　　③峦，《字汇》“崊，音林，山石”。

　　通城、崇阳地名字“峦”的字形与《字汇》构字部件相同而偏旁部位不同，读音全异，义为“竹树林”与《字汇》义无干，明显是当地自造的方言俗字，用的会意兼形声法。

　　④《玉篇》“力制切，巍也”，是形容词。

　　通山、阳新却是用作名词，义为“山脊”，山脊薄而锐，如就砺之刃形，故从山从厉构字，也是形声兼会意。

　　⑤，《说文》：“莨，草也”，“”与“莨”为一字。《玉篇》释为“毒草”，《类篇》云“草名，如蓍”。

　　通城“荷洞”本为“囊荷洞”，简化为“荷”。从草头是示茅草荒地的义符，“狼”为声符兼示“豺狼出没”之意，属形声兼会意造字法。

　　⑥茆，《说文》《玉篇》均云是“凫葵”（莼菜）；《玉篇》另一义是形容“茂盛貌”。《新华字典》则看成是“茅”的异体字。

　　咸宁“茆门岭”是“形如门”，《说文》：“卯，象开门之形”，民间的“卯时”又是清晨开门之时，故“茆”在咸宁是“如未开的门形的荒草岭”，用的是形声兼会意造字法。崇阳“黄茆桥”则因桥于卯时动土修建，也是形声兼会意法造的俗字，颇含文化韵味。

　　⑦洑，《康熙字典》引《广韵》等：“音伏，洄流也”。《新华字典》则释为“水流洄旋”状。

　　嘉鱼“上沙洑”，乃“因江底沙洲阻障，形成旋流”而得名。可见不是仅取古字书“洄旋”义，乃重在有阻障“伏”于水底之意，从水从伏构字，用的形声兼会意之法，仍是自造方言俗字。

　　⑧，《说文》：“回也”。《玉篇》《类篇》都指源出陕西凤翔的一条河的“水名”。阳新“源口”，因沙湖等多水由此处入长江形成如围旋流而得名。“韦”繁体为“韋”，中间“口”是方城之形，上下都是“止”（即脚板），许多脚板在城四周，本义是“围”，它是“围”的本字。可知从水从韦，是形声兼会意，是自造俗字，与陕西的“水”。是偶合而非沿用。

　　⑨埚，《玉篇》：“甘埚，所以炼金银”，是土锅炉；《类篇》“地阮也”，是指地洞地穴。《新华字典》录“坩埚”一义存《玉篇》之说。

　　通城、通山的“埚”是“坡”的俗称，指球缺形的坡上窝形地，因其形似炒锅，从土从呙构形，形声兼会意，读音、字义与古字书相去甚远，是纯粹的方言俗字。

　　⑩即是“岩”；《广韵》为“地穴”，即是土洞。

　　崇阳县“垅”，《地名志》云“字义不祥”。察其地形，是两河相夹的一长块整齐的平地，“严”作声符含有“严整”之意，为形声兼会意造字法造出的方言地名俗字。

　　(11)，《说文》有“澥”无“”。“澥，勃海之别名；一曰澥，谷也”。嘉鱼今将“湖边小高地”称“澥”，是沿用古义。《玉篇》《类篇》有，云是“地名”。不详所指。

　　鄂南各县有“”，均是“角落处、偏狭山地、湖港偏处小高地”义。从土从解，解为声符兼含“解而小之”意味，指被山丘或湖港分割而成的小块偏窄地，该字仍是用形声兼会意法造的方言俗字，且字形与《玉篇》偏旁异位。

　　四

　　统观鄂南20个方言地名俗字的构形思路，可得到两点重要的启示。

　　（一）这些俗字虽由俗人依方言而造，但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了汉字“重意合”的主导构形精神。汉字发展到形声阶段便已十分科学，形声法最能产，以至到近代，85%以上汉字都是形声字。然汉字又始终是“表意体系文字”，形声字不但形符表义类，声符也多表义，从“右文说”至清代小学大家的“因声求义”都深入研究这种有趣的现象，证明“形声兼会意”是形声字的主导构形方式。

　　鄂南20个地名俗字虽都依方音来构形声字，但始终不忘声符兼表义，20个俗字都是形声字，都是用形声兼会意法构成的。11个与古字书中字形偶合的上文已作分析，余下9个也都如此。

　　 石为形符；寡为声符，石头炸打成小块，是“分而寡之”，可见声符兼表意。

　　 门为形；弄为声，兼含小巷称“里弄”义。

　　 门为形；贡为声，贡含“以财（贝）献于尊者”义，《尚书·禹贡》疏：“贡者，从下献上之称”，为小巷、小冲，小巷达大街，小冲上通大山，可见贡兼含以下达上、以小通大意。

　　 水为形；率为声，含大洲率小洲义。

　　 土为形；皂为声，皂本黑色，大山的深窝林密光少，故皂兼含幽黑义。此字或作垞，宅是深院，亦含幽深暗黑义。

　　 土为形；并为声，凹地深深，四边高隆，两两对举，为朋为比为并。

　　 土为形；免为声，在难见到的深山隐避处，免含逃隐、除去义。

　　塅 土为形；段为声，段的古形是以手持器将木砍刻为数节意，段与断同源，用来指被河流切断的小块地段正合理。

　　塆 土为形；弯为声，含山间弯曲处之义。

　　这此俚俗字源，看似浅薄，都深得形声兼会意奥旨，处处体现汉字重意合的整体规律。规律是无数零散的客观实际的总结，高雅的理论总是由俗人的实践发展综合而成的，鄂南20个地名俗字的构形实践，证明汉字重意合的形声兼会意构形法是精当易用的，是充满活力的。

　　（二）鄂南20个方言地名俗字的构形方法透出了不少文化信息，它们与汉民族的整体文化精神是一致的。重形象、善联想、尚写意、会变通是汉文化的主导精神，是汉民族文学艺术的精髓。也是汉字文化的主要精神。鄂南地名俗字的构形也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和文化传统。

　　 山中小竹木林为峦、山间弯地为塆、河流中断块的小地段为塅、四面高地围成的凹地为井，都是直观形象，见形如义，直观性极强。

　　如磨后的刀刃的山脊为、如门状荒山谷口为茆、因伏于水下的阻碍而成旋流为洑、因分解面成小块山地为，这是联想、比喻的结果。

　　有因免而生出僻幽义，有因严而暗示的严整义，有因贡而带出的下达上、小通大义，有以率标示的借小托大义，这些都如重写意的山水画和田园诗，意在情理中而又不可达诂，是一种模糊艺术。

　　茆又因卯时动土建桥而成字，借深窝之黑色以构形，改用四边对比并举来反衬凹地，这是变通之法，中国向来有“一变而成绝活”的变通传统，汉字文化也不例外。此外，尚简约也是汉文化的特点，简约有时也是变通，改囊为的减化体现了这种趋于简约的变通精神，汉字的简化古已有之，鄂南俗字也在不自觉中涉及该领域。

　　结语

　　对鄂南20个方言地名俗字的构形分析，使我们看出它们虽产生于文化层次低的民间，但其俚俗字源暗合了汉字的整体规律，体现了汉字文化的主体精神，简直是汉字发展大势的一个缩影。它们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极好，兼顾了汉字的表现力和区别力，它们的产生和应用，证明汉字是充满科学和艺术性的，其无限的生命力深深根植于民间。

　　鄂南方言重而杂，俗字极多，他类当另文再论，地名俗字其实也远不止这些，《阳新县地名志·凡例》说：“对原来用于地名的《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上又没有的方言字及生僻字，本书已采用括号内的同音常用字代替。”可见许多鄂南方言地名俗字在《地名志》中被“规范化”了，阳新如此，各县（市）均如此，因而本文所分析的20个就是反复删刈的幸存者了，唯其如此，它们就显得更有代表性，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