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学家加藤阳子访谈:"珍珠港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加藤阳子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

【翻译/观察者网马力】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军偷袭珍珠港，对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美国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多年来，针对这一历史事件，美国在珍珠港每年都举办纪念活动。今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12月26日和27日两天访问夏威夷，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起在珍珠港悼念战殁者。

日本官方一向对历史问题态度暧昧，而在民间，战争受害者意识以及回避战争责任的倾向也十分明显。日本学者对自己祖国当年发动战争的历史又持怎样的观点呢？

《赫芬顿邮报》（日本版）记者吉川慧近日就此话题采访了东京大学加藤阳子教授。加藤阳子是日本近代史领域的著名学者。她认为，日本曾有三次机会可以避免发生与美国之间的战争，但都未能抓住。她指出，很多日本人以“军部的失败”来总结日本不光彩的战争历史，将日本国家和国民与不义战争相切割，“这样的总结实在是不痛不痒、没有多大意义的”。

采访记录全文发表于12月7日《赫芬顿邮报》（日本版），观察者网全文翻译，供读者参考。

12月5日，安倍晋三发表声明，将于12月26日赴珍珠港与奥巴马共同悼念偷袭珍珠港事件中死亡的美军，日本主流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

12月8日是太平洋战争爆发75周年，我们作为日本人需要再一次发问：当时的日本为何选择了战争？

日本近代史学者、东京大学教授加藤阳子最近出版了专著《滑向战争》。她在这本书中指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世界曾通过三次外交事件考验日本会选择怎样的道路。这里的三个事件指的是作为“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观察者网注）解决方案1932年发表的《利顿报告》（Lytton Report）、1940年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以及1941年的“日美交涉”。

当时的日本到底面临怎样的选择呢？日本为何弃诸多选项不顾唯独选择了战争呢？加藤教授表示，日本人应该正确理解当时日本面对各种选择然而最终走向战争的原因，“这对我们预测日本的未来也是大有益处的”。加藤教授还表示，“我们不能把挑起战争的罪名简单推到失控的军部身上”，她此言何意？下面是我对加藤阳子教授的采访记录。

第一次考验：满洲事变（1931年）与《利顿报告》（1932年），日本最终选择退出国际联盟

吉川慧：1931年9月，以柳条湖事件（即“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观察者网注）为理由，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第二年满洲国（即“伪满洲国”，是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所扶植的一个傀儡伪政权。因国民政府和中共及国际社会对伪满政权均不予承认，故被称作“伪满洲国”或“伪满”。“首都”设于今吉林长春，“领土”包括现今除大连地区以外的东三省全境，以及蒙东和河北省的承德市、秦皇岛市——观察者网注）建立，日本随后承认了其合法性。

利顿调查团在柳条湖事件调查现场（本文图片均来自《赫芬顿邮报》日本版）

加藤阳子：这一时期，日本陆军在农村进行了很多宣传活动，当时日本的农村非常萧条，农民生活艰难，动员他们参军十分容易。满洲事变后1个月，就有165万日本农民加入了陆军。据档案记载，当时军方向农民们宣传，“如果去满洲就可以做上等人”、“可以供孩子读完中学”等等，而农民们也认为“对中国开战以后生活会好过些”。

本来，高昂的军费开支压低了民生相关预算，但一部分农民却认为“只有军部能倾听我们这些贫苦农民的心声”，这样不实的、充满幻想的言论越传越广。而且当时，日本社会上层与普通国民之间已经没有了“共同语言”。

吉川慧：您这里“共同语言”指的是什么？

加藤阳子：比如说，满洲事变刚发生时，军部声称，“这是个好事情，如此一来，日本就可以保住昔日条约上在中国的权利”。但是，当时日本国内也有“这样不好吧”、“再等一等”之类的声音。

日本在南满铁路上的利益价值5000万日元，而当时通过日中贸易，日本获利高达10亿日元。“仅仅因为满洲问题而与中国发生冲突，在经济上是缺乏合理性的”，日本国内也有这样充满经济理性的声音。

虽然有此类观点，但当时却碍于缺乏有效手段，很难向普通国民说明。当时也有石桥湛山、清泽洌等人发表自由主义言论。他们认为，“小日本主义”、“满蒙放弃论”是符合日本利益的。但他们的文章大多发表在《东洋经济新报》这样的高端杂志上，这样的杂志并非日本普通老百姓可以轻易接触到的。你可以在杂志上看到三菱银行、三井银行等高端金融机构的广告，可见其定位之高。

当时日本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缺乏文化思想上的交集，这也是日本教育的问题。联结日本社会各个阶层的文化纽带是缺失的，这样的社会在意志强烈、动员国民打破当时既有政治格局的军部面前是非常脆弱的。

吉川慧：当时的日本农民不读报吗？

加藤阳子：当时日本的读报人数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是相当多的。1931年，日本已经有100万人收听广播，1941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600万，普及率达到46%，也就是说平均有一半的日本家庭每天在收听广播。

我想给你介绍一下我从1920年代出生的一位老人那里听到的情况。这位老人是农村出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如下战报：攻击珍珠港时，日本派出了5艘“甲标的”潜艇，每艘里面搭乘两人，在这次任务中共有9人牺牲，当时被誉为“九军神”。但这位老人提出了异议，“两人一组，一共5组的话，不是10个人吗？还有一个人哪去了？”其实，那个人被俘了，但日军被俘在当时是必须隐瞒的。无论广播还是报纸的报道口径，都深受军队和国家一体化的影响。就像这个例子，如果不特别仔细分析的话，事情的真相很容易被掩盖。

吉川慧：作为满洲事变的解决方案，《利顿报告》是否对日本1931年9月18日的行为进行了谴责？

加藤阳子：利顿率领的调查团包含了来自英、美、德、法、意五大国的成员，这五个国家都是有丰富殖民经验的老牌帝国。这些国家的立场是，尽量避免对日中全面冲突的局势表态，而是呼吁扩大东亚地区的贸易、保障自己国家的权益和安全。《利顿报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这份报告书虽然“不同意重建张学良政权”，但也不承认“满洲国的存在”，乍一看好像对日本不太有利。但在报告中也这样写道，“该地区即将成立的新的行政机构应该从现行体制中发展而来，不应对现状有过激的改变”。也就是说，未来的制度应该建立在既有满洲国体制的基础之上。这对日本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报告还给出了具体建议，“满洲地区新政权成立咨询委员会成员的一半以上应由日本人担任”，结果该委员会的外国顾问中大部分都是日本人。

吉川慧：这么说这五大国充分理解了满洲国其实就是我们的傀儡，《利顿报告》对日方展示了相当程度的妥协，是吗？

加藤阳子：的确如此。但是此后，日本却犯了愚蠢的错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1932年1月，发生了第一次上海事变（即“一·二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并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屈服，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1月28日晚，突然向上海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了攻击，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观察者网注）。当时日方以上海公共租界内日本和尚被中国人袭击为由，部署日军展开对中方的军事进攻。

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进行巷战

http://www.guancha.cn/YoukoKatou/2016_12_26_38607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