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歇尔计划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挑战重重

10月24日，包括中印在内的21国财长和授权代表在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正在召开的APEC会议的主题之一又是加强APEC经济体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考虑到APEC经济体与中国高层最近倡导的“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合度相当高，有观点认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呼之欲出。

马歇尔计划是二战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又称欧洲复兴计划。西欧各国先后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考虑通胀，约合2006年的13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时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二。复兴中的欧洲，没有生产能力，不得不帮美国消化了过剩产能，美国借出去的钱最终又流回美国，欧美达成共赢。

中国目前产能严重过剩，尤其表现在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产业，在国内城市化与国际经济形势低迷的情况下，淘汰与消化过剩产能同样艰难。这时，对“一带一路”相关经济体实施资本输出，以此消化自身的过剩产能，并以拉动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全球增长，于人于己，都是好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还可以深化对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影响力，也是中国成为区域乃至全球负责任大国必不可少的一步。

计划设想得美好，做起来恐怕没那么容易。马歇尔计划之所以可以成功，除了美国拥有足够的实力保证借钱的国家不赖账，更重要的是，受援国在这个计划的援助下可以复苏、发展。按受援金额排列，前五名受援国为英法德意荷，这些国家在二战以前就已经是全球的发达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程度高、人力资本水平高。各受援国因接受援助而成立的经济合作组织OECD，也是目前国际上为数不多的由“高收入”经济体为主的国际机构。

受援时，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虽遭破坏，但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仍判若云泥。投资于战乱后的欧洲，投资回报率非常高，马歇尔计划带来的资本输入，只需要解决他们资本不足的问题，而不需要考虑劳动力的技术水平、法治环境、政府治理等各类软环境是否配套。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可能面对的经济体远不及马歇尔计划时的欧洲国家，结合“一带一路”涉及到的国家和现实情况，中亚、俄罗斯、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是优先发展的方向，中东和东非国家也在“一带一路”的交会处，未来与欧洲、独联体和非洲部分国家也有合作的可能。这些国家，风格复杂，很多都没有完成现代化的转型，如中东国家和土耳其等国的世俗化政治和伊斯兰宗教一直在拉锯中，俄罗斯与欧美发达国家

的冲突日趋升级，与原苏联国家的局部冲突不断。东南亚的不少国家，与中国还有领土纠纷，中国与它们的合作总是不可避免地要代入立场站队，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不少的挑战。

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他们未完成或未开始现代化的转型，其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还不及中国，更不提法治水平、契约精神、商业环境，有的国家连政局都不稳，像阿富汗以及非洲的很多国家。对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投资，能否顺利完成是首先会面

对的问题，前任领导人承诺，后任领导撕毁合约的情况在中国对非的投资中并不少见。

且不谈在国外，就算是在中国国内，中央企业在地方、发达地区国企在其它地区的投资过程中，吃暗亏、受到不公正待遇也是比比皆是。南亚、非洲等国的投资环境还远不及中国，如何保证中国投资的权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新近有消息指出，委内瑞拉对中国的贷款违约。作为委内瑞拉的最亲密盟国之一，中国自2006年起，向其提供了500亿美元的石油支持贷款，委内瑞拉每日向中国出口石油偿还贷款，由于油价下跌，委对中国停止供油，也不还钱，未偿余额高达百亿美元。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如果真要落实，这些国家的信誉是远远不及马歇尔计划面对的经济体，难保中国不会再碰到另一个委内瑞拉。

即使援建的基础设施可以建成投产，这些设施能否派上用场，产生多大投资收益也是未知之数。想想中国地方政府过去几年的投资，中西部地区大批量上马的路桥、铁路、隧道，其实是严重过剩的。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援建，最终要产生收益，还是要靠该国、地区的经济有起色。这恐怕并非易事，要知道这些国家之所以贫穷，没有基础设施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更根本的还是差在他们的投资环境、贸易便利性等软环境。

这也意味着，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在输出基础设施的同时，还需要输出配套制度，帮助、督促输入国建立适宜的投资环境、减少贸易障碍、保护境外与私人投资等，在项目选择等方面，更要注意市场导向，确保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产生经济与社会效益，以此维护中国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利益。

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加入WTO的历史，美欧等国为了保障FDI的利益，在司法公正、国民待遇、市场准入、贸易壁垒、政府信息透明、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做了那么多功课：多轮谈判、磋商、国际仲裁、舆论压力等。中国想要实施中国版马歇尔计划，顺利的完成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运营，美欧日当年对中国做过的事情，中国恐怕同样也得对一带一路的相关国家来一遍。毫无疑问，对于目前中国的经验储备，完成这一任务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中国还面临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实施马歇尔计划是否会干扰国内市场的健康发展？高铁作为对外基础设施投资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中国的对外战略，但南车、北车两家高铁供应商一直处于竞争状态，对于中国铁路总公司是好事，但输出高铁的时候，难免出现竞相压价，为此高层不惜让南车、北车合并以消除竞争，只是苦了中铁总，对外战略对国内市场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如果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展开，为了避免中国供应商在国外的竞争，我们是否要合并两桶油、合并各地形形色色的路桥与建工公司？中国多年发展形成的竞争市场如何自处？而这些问题不理清，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能走到哪一步，实难预料。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能走多远?

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到来之际，北京给予最高礼遇，放假限行并用，久违的北京蓝天甚至被网络戏称为“APEC蓝”；与此同时，中国社交媒体以及资本市场则因为“中国马歇尔计划”而躁动不安，甚至有国内券商报告乐观表示这一计划直接涉及上千亿美元对外投资，间接效应更是不可限量。

不知是幡动风动抑或心动，这一计划目前并无官方说明，出台时间难言靠谱，不过提前讨论也有必要，那么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可行性以及持久性如何？所谓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理论界其实已经提出过不止一次，无论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还是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都曾提出类似设想。林毅夫为FT中文网撰稿《呼吁全球结构转型基金》一文中表示投资于能够提高生产力的基础设施项目，对创造国内外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至关重要，对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转型发挥重要作用。

按照许善达的设想，中国可以用五千亿美元的规模建立“和谐世界计划”基金，其中含一千亿美元或其他外汇规模及三万亿人民币。该基金向发展中国家（其政府）提供低息贷款用于借款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而项目建设和采购要在中国企业中进行。

目前支持派基本思路差不多，认为“马歇尔计划”在“二战”以后不仅促使欧洲复兴，也让美国从中大大受益。从经济角度考虑，中国面临的形势与“二战”后美国相似，即产能大量过剩、国际储备充沛。如果顺利实施，该计划可以达到消化国内过剩产能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两大目的。

历史是否总敲两次门？回顾过去，美国马歇尔计划有其特定背景。二十世纪初期，欧洲尤其是西欧仍旧在世界经济之巅，美国只是国际市场的新兴玩家，随着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经济陷入困境，城市饱受战火摧毁，民众濒于贫困，此时美国国际地位则显著提升，因此以官方名义制定了欧洲复兴计划，并且当时国务卿马歇尔名义命名为“马歇尔计划”。这一计划1947年启动，持续了四财年，西欧各国接受援助合计130亿美元，占当时美国年度GDP二十分之一。以今天价格比较，这笔援助可谓巨款，这一计划不仅使得西欧经济重新崛起，而且促进了西欧各国一体化，从政治角度而言，加强了美国以及欧洲的盟友关系，改变了战后的世界格局。

那么，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能否复制上述成功？梦想美好，现实残酷。这个看似一石二鸟的设想中，阿喀琉斯之踵在于投资回报率没有保障。刚刚委内瑞拉对中国违约为类似的外援或外债敲了一个警钟，该国不仅不再向中国出口33万桶石油以偿还贷款，而且中国贷款期限面临无限期延长的可能性。并非中国不够精明，类似失足还有许多国际机构，过去数十年的无数案例早已昭示，在不发达国家进行项目投资风险巨大，

很高比例的投资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具体到每个项目也各不相同，但从运行机制上理解，往往可以归结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在不发达国家进行项目投资离不开借助当地政府，而当地政府对外来资金的使用遵循自己的运行规则。政治学研究以及现实政治都已经表明，很多时候，当地政府首先关心政府官员、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对资金的使用不是按照经济合理性而是按照政治逻辑分配，从而很难保障项目的顺利推进与盈利。对于这一点，外国政府与组织能够施加的影响力极为有限。

第二，即使选择的项目具有合理的社会回报率，但基于过高的交易成本，这些社会回报率无法转化为投资项目回报率。换言之，项目的社会收益与投资收益之间相差甚远。对此，可以有两种解决方案来克服经济学家所称的外部性问题。一种是尽可能选择那些社会回报率与投资项目回报率差距不大、从而具备正的投资预期回报的项目。但这类项目大多数已经被市场机制所发掘，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优势是在资金成本上的优势，如此，那些投资回报率高于马歇尔计划利率、而低于市场利率的项目有可能成为马歇尔计划的受益者。第二种解决方案是中国模式。在中国，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就其投资回报率而言，很多都低于资金成本，但其社会回报率高于资金成本，而这种社会回报最终以税收增加、尤其是土地增的方式反流给当地政府，这样形成一个正反馈循环。

依赖投资基础建设的中国模式能否复制全球？不可忽视的一点在于，无论如何看待中国模式，中国过去道路揭示了两个关键点：首先，政府拥有庞大政府资产、尤其是土地，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社会效益有很大比例转化为政府收益。其次，中国政府是有效管理的政府，即使有所漏出（如各种腐败），总体而言，社会效益的主体被政府获得。反观很多发展中国家，其实并不具备以上两个条件。结合各国政治运行方面的弊病，项目获得成功并具备充分的政治意愿保证归还中国资金，成为很难保证的事件。

再来看另一段历史提供的启迪。一方面是国内过剩产能缠身，资本投资回报率节节下滑，另一方面是外汇储备一路攀升，本币面临升值压力——听起来有点耳熟，不过这不是说中国，80年代的日本也曾经面临类似困境。选择有两个，一个资本主义的设想，让该破产的企业破产；另一个则比较温和渐进，那就是投资海外。当时的日本并没有选择出清过剩产能，银行系统仍旧源源不断为这些僵尸公司供血，不少公司的战略是选择海外一掷千金，日本商人堪称精明地买了很多地产以及矿产。即使如此，市场清算的一天总会到来，日本经济逐步空心化，而仍旧没有逃离经济泡沫幻灭的命运。

对于崛起中的中国，借助经济的外交将成为未来战略的重要一步，无论此前的金砖银行还是亚洲投资银行都彰示中国的宏大雄心。中国资本对外扩张有经济上的天然动力，中国目前已经向资本净输出国靠拢，官方数据局表示今年前9个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750亿美元，同比增长21.6%，与此同时，中国对于外商投资则面临压力，今年前9个月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874亿美元，下降1.4%。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资本的对外扩张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如何做的问题。

对比历史与现实，中国可以从中吸收什么教训？首先，投资于发展中国家机会多，但陷阱更多，或许在投资目的国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举是一个方向。其次，国家主导的外援效果明显，但也有看不见的成本，中国应该考虑主要依赖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作为行动主体，政府可以起到积极引导、因势利导、协调组织的作用，而不宜越俎代庖，以政治考量代替经济核算。第三，资本的海外扩张主要经济目标是优化资源配置，而不应该对其消解过剩产能的作用寄望过高。过剩产能的调整离不开痛苦的结构改革，与资本海外扩张的经济逻辑关联不大，不应对此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行之不易

胡俞越 中国社科院朱鹤

随着亚太经合组织峰会(APEC)在北京召开，加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设立相关协议的签署，中国出资400亿美元设立丝路基金，“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概念在网络上被热炒，不少研究机构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解读。这一概念最早出现，是对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提出的“共同发展计划”的解读。理想中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能够通过增加对外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同时达到增加对外投资、化解过剩产能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三重目标。

之所以舆论对“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再次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以AIIB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具体实践正式展开。因此，无论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还是“一带一路”战略，实质上都体现着在国内外形势同时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对以往“走出去”战略开始进行全面深刻的调整。

乍看起来，以“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为代表的新常态下的开放战略，正是帮助中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妙药良方。当前，中国三四线城市普遍存在的住房供给过剩局面，预示着前一阶段集团式的“造城”运动基本宣告结束。而由房地产为核心带动的众多上下游产业，也因此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因此，姑且不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这一提法是否值得商榷，单就化解产能过剩一项作用，就足以引起决策部门的足够兴趣。但是，现实往往要比理想骨感的多。通过对比“马歇尔计划”和“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就能看出，两者其实是内容迥异的两个概念。

“马歇尔计划”，真实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二战之后，欧洲满目疮痍，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破坏，生产能力大幅下滑。美国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和自身战略的综合考虑，开展了一项总规模达130亿美元，为期4个财政年度，旨在帮助欧洲经济复兴的贷款援助。由于这些贷款援助中的大部分资金都用来采购美国生产的产品，因此美国因战时而增加的产能得到了有效利用，美国经济发展也一改战后初期出现的颓势，回到增长的轨道之上。而正是这一点，成为那些希望通过“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化解中国过剩产能的人眼中的“历史经验”。不仅如此，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奠定了美国在欧洲的政治影响，这一点更成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拥簇者手中的王牌。

我们认为，要理解这两个计划的核心区别，关键要理解原计划中的“复兴”二字。该计划之所以被称为“欧洲复兴计划”，原因在于二战之前欧洲的制度和经济，已经达到在当时看来相当发达的水平了。欧洲大陆虽然受到二战的严重破坏，但是无论是制度还是人力资本，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下来。按照人力资本理论提出者舒尔茨的说法，德国和日本之所以能从二战的破坏中快速恢复，恰恰是因为其人力资本在战争中受到较少的损失。

总之，在当时的背景下，欧洲就像一辆出了事故的汽车，只要适当修补之后即可重新驾驶。而美国提供的贷款援助，虽然是实现欧洲复兴的最关键要素之一，但确实很难独立解释欧洲整体的复兴。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无怪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修正主义派历史学家们会坚持认为，“美国的援助对于欧洲的复兴来讲，并没有那么关键”。

更值得注意的是，复兴的背后是援助，而援助意味着计划双方的地位存在不对等。在“马歇尔计划”中，美国不仅占领了道德高地，而且还享有绝对优势的地位。修正主义派的历史学家甚至认为，“马歇尔计划”是“美国经济帝国主义的表现，其实质目的是控制西欧，就像苏联控制东欧一样”。

反观“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不难发现该计划的本质：是探索，而非复兴；是合作，而非援助。具体来说，“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其涉及到的伙伴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新兴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更像是一种通过“合作”共同探索，而非通过援助实现“复兴”。两者的关键区别就在于后者已经有现成的经验和制度，而前者没有。这就意味着，“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所涉及的所有具体措施都是一种发展尝试，而尝试就必然暗含着失败的风险，以及为了应对风险而面临的实践中的挑战。

首先，对“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概念的解读有太多一厢情愿的成分。正是由于合作的本质，“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涉及到的双方或多方原则上享有平等地位，这决定了无论任何计划设计都面临着对等的谈判过程。仅此一点，就决定了当前所有对“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所有解读都有某种程度的一厢情愿。例如，如何保证其他新兴经济体会欣然接受中国递出的橄榄枝？由此看来，近期墨西哥对中铁建的违约行为或许是个好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给一厢情愿的思维方式发出了提醒。

其次，如何顺利实现本土化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面临的重大挑战。“马歇尔计划”涉及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或者都曾是发达国家。而无论是“一带”还是“一路”，涉及的各国都仍在探索符合本国的发展道路。面对不同国家之间差异颇大的具体国情，很难想象能存在单一计划满足所有差异性的需求。因此，即便是这些国家都愿意参与“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如何保证合作许诺的愿景会顺利实现？特别是一旦计划在最初出现挫败，很难保证后续的合作会持续下去。从理想到实践，再到结果，始终都有着巨大的鸿沟。

最后，海外输出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冲突不可忽视。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地位已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如何巩固和强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扩大国际影响力，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战略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探索国际新秩序的战略，而非具体的战术布置。然而，即便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仅代表某种发展战略，这种国家主导的产能输出和资本输出计划，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遇到意识形态的冲突。而这种源于意识形态层面的抵制，恰恰是最需要隐讳的原因，会让人直到最后都无法找到合作出现问题乃至最终失败的原因。因此，这种国家主导的性质一旦摆在了台面上，意识形态的暗流就会开始在台底下涌动起来。

总之，“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虽然只是一种坊间的说法，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但这一概念背后的故事却值得我们反思。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历了超过30年的高速发展，GDP已经跃居全球第二。然而，这一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历史问题，如资源消耗严重，收入分配不均和产能过剩等，而这些问题都在当下得到了集中体现。再加上4万亿的外汇储备早已成了炙手的山芋，如何化解过剩储备，实现资本输出，是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巨大考验。不仅如此，虽然中国经济实力已经不容小觑，但是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依然与经济实力不相匹配，现有的国际体制中，留给中国的空间越来越小。而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比较落后，严重制约着当地的经济发展，而当今发达经济体又经济复苏泥潭而只顾自保，这又仿佛是中国难得一遇的最佳战略时期。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在坊间的流行，恰恰是代表了一种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升当前中国国际地位的强烈渴望。而当这些问题在国内看不到合适的解决途径之时，舆论自然而然就会把目光和希望投向外边的世界。但是，中国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自己解决，中国的地位还是要靠实力说话。无论是产能过剩还是资源消耗，无论是人民币国际化还是争夺国际话语权，最终都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努力和实力。中国要想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马歇尔计划”，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