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后的日子

　　中村初代既虚弱又穷困，但她勇敢地开始了在贫困线上长达数年的挣扎，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她修好了生锈的缝纫机，开始接一些缝纫的活计，还给一些境况较好的邻居打扫卫生、洗衣服洗碗。不过她很容易疲惫，只好每工作三天就休息两天，如果因为一些原因不得不连续工作一周，她就会随后休息三四天。她挣的钱只够买食物。 　　在这种艰苦的日子里，她病倒了。她的肚子隆起，并开始腹泻，疼得根本没法工作。附近的一个医生来给她看病，说她肚子里长了蛔虫，他误判说：“如果它咬你的肠道，你就会死的。”那时，日本由于缺少化肥，农民用粪便施肥，造成很多人开始长寄生虫。它们本身不足以致命，但会严重削弱那些患辐射病的人的身体。医生给中村女士（他会这么称呼她）开了散道宁（santonin），这种药品是从某些艾科植物中提取的。为了付医疗费，她被迫卖掉了缝纫机，这是她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 　　 “被爆者”的困苦挣扎 　　说起那些经历了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人，日本人用“被爆者”（被爆炸影响的人）来称呼他们。爆炸后的十多年间，“被爆者”一直生活在穷困中，显然是因为日本政府不愿为美国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尽管人们很快就意识到，很多“被爆者”所受的影响从本质和程度上不同于东京或其他地方大轰炸所造成的后果，但是政府并没有为他们提供特别救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1954年，美国在比基尼岛试验一颗氢弹造成日本“第五福龙丸”渔船上的二十三名船员和一货舱的金枪鱼受到辐射，进而引发日本的抗议浪潮后，日本政府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即便如此，日本国会还是花了三年时间才通过一部针对“被爆者”的救济法。 　　战后的头几年，对像她那样的广岛穷人来说尤其难过，那是一段充斥着混乱、饥饿、贪婪、偷窃的时期。非“被爆者”雇主对幸存者有歧视，因为有传言说他们容易得各种疾病，他们甚至认为像中村女士这一类未严重致残、未出现明显重症的“被爆者”也不可靠，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像中村女士一样，患有原因不明但却真实存在的病症――一种持续的原子弹疾病：时断时续的虚弱和疲倦、偶发性头痛、消化问题，一旦感到压抑和绝望，这些症状就会加重，因为这种难以形容的疾病随时可能会在被害者和他们的后代身上埋下隐患。 　　由于中村女士为每天的生活挣扎着，她根本没有时间对原子弹或其他事情发表意见。奇怪的是，她用一种消极心态生活着，就像她有时自己说的――“命该如此”。 　　她身体恢复得很慢，但稍有好转，就答应给一个叫高桥的面包师外送面包，他的面包店在登町。身体状况允许的时候，她从附近的杂货店接收订单，隔天早上，她从面包店拿上订购的面包，穿街走巷送到各个店铺。 　　一段时间后，她的身体有了一点力气，开始在街上做另一种兜售工作。她在天亮前起床，推着一辆借来的两轮手推车，穿过城市，到达江田区，那地方在太田川一条支流的河口。天亮后，那儿的渔夫用一种像裙罩一样的渔网捕沙丁鱼，她会帮他们一起拉网。然后，她会推着手推车回登町，挨家挨户地兜售鱼。她挣的钱还是只够买食物。 　　几年后，她找到了一份更能满足自己作息需要的工作，她可以在一定程度内自由安排工作时间。这份工作是给在广岛发行量很大的一家报纸收投递费。她要负责一片很大的区域，她的客户经常不在家或者推脱手头没钱，所以她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去收钱。这份工作让她每个月挣大概二十美元。每天，她都用意志力与疲倦作战。 　　辛苦多年，到了1951年，中村女士有机会搬进一栋条件更好的房子。两年前，华盛顿大学树木学教授弗洛伊德・施默出于强烈的悔罪与和解心理，来到广岛，召集了一批木匠，开始跟他们一起亲手为爆炸受害者建造一批日式房屋。这些人一共建造了二十一栋房子。中村太太有幸分到的就是其中一栋。房子洋溢着新木的芳香，里面铺的是干净的席子。房租付给市政府，相当于每月一美元。 　　除了家境贫困，孩子们似乎都在正常地成长。两个女儿八重子和美也子有贫血症，但很多年轻的“被爆者”出现更加严重的病症，所幸她的三个孩子都没有。八重子现在十四岁，美也子十一岁，她们已经上初中。儿子敏夫准备升入高中，他要自己挣钱付学费， 　　登町的老木屋空置了一段时间，中村女士一边继续给报社收钱，一边把它改装成一个街边小屋，向孩子们卖一些自己烤的甜土豆、糖果和糕点，以及批发来的便宜玩具。 　　这些年，她一直去一个叫陶山化工的小公司收投递费，那家公司生产一种“派拉根”牌的樟脑丸。她的一个朋友在那儿工作。一天，这个朋友建议她来公司工作，帮忙包装产品。朋友告诉她，这个公司的社长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人，不像很多人那样歧视“被爆者”，他的二十个女包装工里就有一些“被爆者”。因为知道自己不能连续工作，中村女士拒绝了，但她的朋友说陶山先生会理解她的困难。 　　于是她开始上班了。女工穿着工作服弯腰站在两条传输带的两边，以最快的速度给两种“派拉根”樟脑丸裹上玻璃纸。樟脑丸有一种刺鼻的气味，一开始会使人流泪。它是用对二氯苯粉末压制而成，一种是糖粒大小，一种是小橙子大小，可以挂在没有抽水马桶的日式厕所里，樟脑丸的气味可以盖过里面的臭味。 　　中村女士作为一个生手，一天的工资是一百七十日元。一开始，这个工作让她晕头转向，极为疲惫，她的老板很担心她的身体。她必须请很多天的假，但她逐渐适应了工厂的工作。她交上了朋友，工厂就像一个大家庭。她的工资也涨了。工厂在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当传输带停下后，她就和别的女工一起叽叽喳喳，有说有笑。显然，在她性情深处，一直有一个乐观活泼的内核，在帮她对抗原爆后遗症。这种心态比单纯的顺从或者说说“命该如此”更加温暖，更富有生气。别的女工都喜欢她，她经常帮她们做些小事。她们开始亲切地叫她“欧巴桑”，也就是“阿姨”。 　　她为陶山公司工作了十三年。尽管她的身体不时会出现一些状况，但1945年那天的恐怖经历正逐渐从她的记忆里淡去。 　　 政府的救助与生活的转机 　　“第五福龙丸”事件发生在1954年， 中村女士已在陶山化工工作了一年。那年，日本爆发了一波又一波的抗议浪潮，最终促使“为原子弹受害者提供充分的医疗服务”这一呼声成为一个政治议题。1946年起，每年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一个和平纪念集会就会在广岛的一座公园举行。这个公园是规划者在广岛重建时特意建造的一个纪念中心。1955年8月6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和平爱好者聚集在那个公园参加第一届世界反核弹和氢弹大会。大会第二天，一些“被爆者”哭诉政府忽视他们的困境。日本政党开始响应，在1957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原子弹受害者医疗法》。这部法律及其后来的修订法规定四类人有资格获得援助：爆炸当天在城市特定范围内的人员;爆炸后十四天内进入爆炸中心两公里半径内的人员;与爆炸受害者有过肢体接触的人员，如急救人员或处理受害者尸体的人员;满足上述三类人群的女性孕育的胎儿。这些“被爆者”有权获得所谓的健康手册，使他们能够获得免费的医疗服务。后来的修订法又向那些患各种后遗症的受害者每月提供津贴。 　　和大多数“被爆者”一样，中村女士没有参加过那些纪念集会，在健康手册推出后的几年间，她甚至没有想过要去申请。她没钱经常去看医生，于是渐渐养成了自己想办法缓解病痛的习惯。此外，她和其他一些“被爆者”一样，怀疑那些参加纪念和会议年会的“政治动物” 可能居心叵测。 　　中村女士的儿子敏夫，高中毕业后进入日本铁路的公交部门工作。他在行政部门工作，一开始是制定时刻表，后来做会计。他二十几岁的时候，由一个亲戚做媒，与那个亲戚认识的一户人家的女儿定了亲。他在“施默博士的房子”旁又加盖了一间，住了进去，开始帮母亲分担生活费。他送给她一台崭新的缝纫机作为礼物。 　　大女儿八重子十五岁初中毕业后就离开了广岛，去帮助一个体弱多病的阿姨经营一家日式旅馆。在那儿，她爱上了一个在旅馆餐厅吃饭的客人，自由恋爱后嫁给了他。 　　美也子在高中毕业后成了一名专业的打字员，在一所打字培训学校授课。她是三个孩子中原子弹综合征最严重的一个，到适婚的年龄，她也订了婚。 　　1966年，中村太太五十五岁，从陶山化工公司退休。这时她每月的工资是三万日元。她的孩子不再依靠她生活。敏夫身为儿子，开始肩负起照顾年老母亲的责任。她闲适了下来，随时都可以休息，因为最终申请了健康手册（NO.：1023993），所以不必再担心医疗费。她开始享受生活，并且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送人礼物。她做起了刺绣，还给一种可以给人带去好运的传统木偶做衣服。她会穿上鲜艳的和服，每周一次去一个日本民乐学习社跳舞。 　　日本经济开始好转。中村一家的生活仍相当拮据，敏夫必须长时间工作，但过去那种艰难挣扎的日子已经远去。1975年，日本修订了一个向“被爆者”提供援助的法律条文。中村女士开始获得一笔叫做“健康保护”的津贴，每月六千日元，这笔钱会逐渐增加到两倍多。她还有一笔从陶山公司退休获得的退休金，每月两万日元。多年来，她还有一笔每月两万日元的战争遗孀抚恤金。随着经济的发展，物价也急剧上升，但敏夫还是设法买了一辆小型的三菱汽车，他偶尔会在天亮前起床，坐两个小时的火车，与商业伙伴打高尔夫。八重子的丈夫经营一家出售及维修空调和加热器的店铺，美也子的丈夫在火车站附近经营一家卖报刊和糖果的杂货铺。 　　爆炸后的第四十年，中村女士和民族舞社的朋友组成一个每排六人、一共六十排的队列跳集体舞。她们欢快地跟着三拍节奏举起手臂、拍手： 　　绿松树、仙鹤和 　　乌龟…… 　　你们必须说说你们的困难 　　时刻…… 　　然后再大笑两次。 　　（摘自《广岛》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