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
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比较与评述(上)
作者:南京大学商学院 沈坤荣 来源:《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5期
经济增长理论从古典理论发展到今天的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这其中不仅体现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源泉的不同理解,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不断发展。笔者认为,不论是观点和思想的变化,还是方法和工具的进步,都是经济增长理论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因此,本文对于经济增长理论的综述将同时关注来自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
经济增长理论200余年的发展历史其实就是经济学200多年的发展史。以拉姆齐1928年的经典论文为分水岭,我们把经济增长理论一分为二。1928年以前是经济增长理论的奠基阶段,这一阶段的增长理论称之为古典增长理论(为了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称呼相一致);1928年以后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成熟阶段,这一阶段的增长理论包括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
1.增长理论的奠基阶段(古典增长理论):亚当·斯密-拉姆齐。从经济学的发展角度看,古典增长理论先后跨越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两个范式,所以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其实包括了很多特征完全不同的增长理论。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分工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中的人口理论、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两部门再生产理论(或马克思再生产图式),都是属于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增长理论。而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创新理论”、阿伦·杨格《递增的报酬和经济进步》中的“斯密定理”则可以归入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增长理论。”
古典增长理论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思想库,而这些思想或理论又有着不同的分析框架、不同的研究思路,因此,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也不可能从大量的原始素材中归纳出系统的结果。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像马克思包括制度内生变量的增长理论、熊彼特强调金融因素与产业资本结合的增长理论,在古典增长理论中确实包括了比现代增长理论更加丰富的思想。
古典增长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研究方法上的。古典增长理论丰富多彩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学家们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完全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
之上,因此,马克思以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为主要的分析框架。而熊彼特的增长理论则完全是建立在奥地利学派的分析传统之上。
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作为古典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马尔萨斯、马克思等人是将经济理论与增长理论完全结合起来的一代人。如果经济增长研究的是“为什么有的国家远远富于其他国家”、“如何解释真实收入随时间的大幅度提高”(戴维·罗默,中译本1999)的话,那么,古典经济学家无疑是真正的增长理论家,古典经济学是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然而,继古典经济学范式之后崛起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在性质上发生了重大转变——经济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静态的市场均衡”(马歇尔语),也就是“供求相等的价格均衡”,这种转变促使经济增长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中消失了。而那些明确申明自己不屑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如杨格、熊彼特等人才能够创造出优秀的增长理论。所以,新古典经济学是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低潮时期。
2.增长理论的成熟阶段(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拉姆齐-至今。(1)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两个起点。通常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是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出现。如果从研究的内容上看,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确实可以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因为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是将凯恩斯的思想动态化的典型例子,它试图在凯恩斯的短期分析中整合进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并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
但是,如果从方法上具备了研究动态问题的角度来说,那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真正起点开始于1928年的拉姆齐。这一年,英国经济学家弗兰克·拉姆齐在《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储蓄的一个数理理论”的经典论文。所以,新古典方法论上的起点最早可以前推到拉姆齐。20世纪60、70年代卡斯和库普曼斯的工作主要是运用拉姆齐的思想对索洛模型进行新古典式的改造。
(2)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三个高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历的第一个高潮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由哈罗德、多马开创的,他们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致力于将凯恩斯的短期分析动态化。
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索洛和斯旺建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推动了一个持续更久、规模更大的兴趣浪潮。这次浪潮在1970年到1986年间经过一段相对被忽视的时期后又重新兴起。
第三次浪潮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因罗默和卢卡斯的研究工作而兴起的。这次浪潮引发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而内生增长理论是针对新古典模型中理论上、实证上的缺陷而产生的。
(3)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特征。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最核心的特点不是体现在研究结果上,而是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在古典增长理论阶段,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研究方法,这就使得经济增长理论呈现出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上丰富多彩的特征。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则是通过不断采用标准化、主流化的研究方法,形成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系统研究成果。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方法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个方面:新古典的分析框架——代理人(agent)的最优化决策与动态时间序列方法。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另一个特点体现在研究结论上。与古典增长理论丰富多彩的结论不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结论显示了良好的可比性、扩展性,它对经济增长源泉的不同解释都可以放到生产函数中加以比较。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的增长理论可以很容易地比较彼此之间的差异,同时也有利于经济增长理论在现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二、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
1.经济增长理论的内核。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古典增长理论和现代增长理论两个阶段,伴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和完善,现代增长理论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内核。这些内核构成研究经济增长理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1)经济增长理论第一个最重要的内核就是经济增长中的“均衡”思想。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建立在均衡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因为均衡的概念已经构成了主流经济学体系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概念,所以经济增长理论最核心的内核当然也离不开均衡概念。
在阿罗—德布鲁静态一般均衡中,均衡概念继承了瓦尔拉斯的均衡内涵,不过在阿罗—德布鲁的世界中,构造模型的方法适合用来说明静态的一般均衡,然而经济增长是一个动态过程,所以经济学家必须从静态均衡概念上发展出动态均衡。
均衡概念从静态条件发展到动态条件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不仅有助于使均衡概念动态化起来,更为重要的是,促使均衡概念动态化的方法也导致理性预期学派(实际经济周期学派)的出现。
回顾历史,从20世纪20、30年代,哈耶克和缪尔达尔就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其后,希克斯、哈罗德、卢卡斯、普雷斯科特等经济学家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表明预期概念如何将静态条件扩展到动态条件。毫无疑问,正是由于预期概念的引入,均衡概念才可以扩展到经济增长研究。
均衡是“一种典型的由于应用了某些投入而得到的结果,这种结果符合经济参与者的预测。许多理论家,特别是那些应用„经济人‟假设的理论家,还要求均衡的其他条件,使每一个参与者实现正确预期的最优化”(Phelps,1966)。显然,阿罗—德布鲁的静态一般均衡中,均衡就意味着每一个市场的需求和供给都相等(市场出清),市场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均衡意味着每一个市场在每一个时间位置上的需求和供给都相等(市场持续出清)。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均衡就是通常所说的“平衡增长”。
从均衡的内涵出发,经济增长理论分离出了理论角度的两个特征:市场总是出清的,市场出清总是最优的。
(2)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内核是经济增长中的“最优”思想。从经济增长理论的“均衡”内核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最优”的思想。对于经济增长理论而言,增长意味着所有的潜在资源都处于充分利用的状态,这当然是建立在充分就业、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理论中确实包含着“最优”的思想,而且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最优”不仅是某个时点上的,还是整个时期的。
2.经济增长理论的主题。经济增长理论的主题可以从理论研究中找到,也可以从经验研究中找到。我们借用卡尔多的说法,经济增长的全部理论与经验研究都是围绕着两个主题展开的:
(1)人均产出持续增长,且其增长率并不趋于下降;(2)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在各国之间的差距巨大。用更加精炼的方式表述,这两个主题就是(1)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源到底是什么?(2)经济增长是否会产生收敛性的结果?前者代表了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如增长因素分析主要试图从经验角度计量不同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而不同的增长模型则是从理论上解释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后者代表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结果的关注——即经济增长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布状况。
我们看到的所有经济增长理论都可以放到这样两个主题下进行分析。所以,下文在介绍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时就主要围绕着这两个主题展开。
三、经济增长理论的分类研究
对于经济增长理论的介绍可以沿着不同的分类标准进行,这样的处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揭示经济增长理论的特征。
1.按照生产函数的形式揭示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学家们往往利用生产函数来解释经济增长理论,生产函数构造的不同形式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型。第一类特殊的生产函数形式代表了古典增长理论的一种形式——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型,这种模型中的特殊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Y=AL,它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是劳动力的投入。当然,威廉·配第和杜戈尔认为土地是经济增长源泉的思想也可以用上面的公式系统化表述,只不过L代表土地。
第二类特殊形式的生产函数主要出现在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这类模型强调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技术因素只是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贡献的剩余项。正因如此,索洛模型中技术因素的重要性来自经验结果,而其内涵则未能从理论上揭示清楚。
第三类特殊形式的生产函数是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这类模型在总体上远远比新古典增长理论复杂得多。内生增长理论在生产函数上的体现主要是对A的具体化上。在具体化A时,大体上存在着两类不同的思路。
一类思路认为,导致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知识的积累,因此生产函数形式中应该体现出知识的作用,于是生产函数可以改写为A=B·[ak·K]·[aL·L]·A(Romer,1990)。新的生产函数意味着技术进步来源于用于研究的资本和劳动投入以及技术进步水平。其实,这样的思想同强调R&D的作用是一致的。
另一类思路认为,导致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生产函数中应该增加人力资本部分,于是生产函数可以改写为Y=K·H·[A· L]αβ1-α-ββγθ(Lucas,1988,Mankiw,Romer and Weil,1992)。新的生产函数意味着技术进步来源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因为人力资本可能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
然而,仔细地思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按照生产函数的形式揭示出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方法是不全面的,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完善这种分类方法。
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比较与评述(下)
2006-8-14
2.按照积累性与非积累性的标准说明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所有按照生产函数方法所揭示出来的经济增长源泉——劳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等——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都是可以积累的生产要素——即它们都可以通过流量转化为存量的形式促进劳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的增加。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积累就是经济增长的代名词,没有积累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想象的。所以,经济增长表现为GDP在量上的巨大增加,因此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也一定呈现出量上的增加。
然而,我们确实发现某些非积累性的因素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换句话说,我们从经济学——特别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经济学或者经济史文献中看到了这些非积累性要素对经济增长突出贡献。最能代表这种非积累性的因素就是制度。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的《资本论》、诺思的《西方世界的兴起》都是努力从制度或者更广泛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诺思在他的诺贝尔获奖演说中提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比较适合比较静态分析,而对经济在时间过程中演化的分析则比较缺乏(诺思,1993,转引自王宏昌1998)。诺思相信,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修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增加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
新的工具和方法就是“制度分析工具”。因此,政治和经济制度是经济业绩的潜在决定因素。制度的意义如同市场的作用,只是发挥作用的环境完全不同。诺思指出,这个极其重要的论断来自于科斯 1960年的一篇文章。科斯认为,只有当交易成本为零时,制度对于经济才没有意义(Coase,1960)。因此,我们推论出制度对于经济增长也不重要。但是,在一个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里,制度则成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之一。
3.按照实物与金融关系的标准来说明经济增长理论的结构。经济增长理论的分类标准可以沿着生产函数的角度向另一个方向延伸。这个角度是将金融要素也纳入到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中。这个思想可以追溯到托宾在1965年的论文。新古典增长理论是一个无货币经济模型,经济中没有“货币”这种能便利交易的工具。托宾1965年在《计量经济学》上发表了《货币和经济增长》的论文(Tobin, 1965),这篇论文标志着将货币因素引入到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最初尝试。不过,托宾的论文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1)采用了索洛模型的基本框架,所以不是动态最优化的模型;(2)假定存在一个货币需求函数,这样就在模型中引入了货币。
但是,托宾模型的结论却是惊人的——货币是非中性的。托宾模型的主要结论有3个:
(1)均衡状态时,名义货币供给增长率直接决定着通货膨胀率; (2)当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时候,消费者调整持有的资产结构时(即在货币资产与实物资产之间的转换)会改变稳定状态的资本劳动比率,这就是托宾一蒙代尔效应的含义;(3)货币的变动会影响经济产出。
在托宾模型的基础上,西德劳斯基提出了一个更加标准的新古典货币增长理论
(Sidrauski,1967)。西德劳斯基模型的最大特点是:(1)放弃了索洛模型的基本分析框架,采用了新古典最优化方法构建了动态最优化模型,用于说明市场主体的跨期最优化行为;(2)通过MI'U(效用函数中的货币)方式引入货币,其经济学上的含义是经济主体的效用直接来源于消费商品和持有货币(卡尔·华莱士,中译本 2001)。
最终,西德劳斯基得出新古典式的结论:(1)货币供给增长速度决定了通货膨胀率;(2)稳定状态的资本劳动比率与通货膨胀率无关;(3)人均消费量只与边际产出水平有关;(4)货币超中性,即货币供给增长率只能影响通货膨胀率,而对经济增长率没有任何影响。所以,西德劳斯基的新古典货币增长理论否定了货币乃至于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中,货币(金融)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
然而,如果我们将视野拓宽到新古典经济学之外的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存在着大量的非主流经济学家或者主流诞生之前的经济学家,都认为金融对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者是熊彼特、爱德华·肖;麦金农。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强调,“如果有人说货币只不过是一种便利商品流通的手段,没有什么重要现象与它相联系,那是不正确的”(熊彼特,中译本1997,P107)。熊彼特在强调了货币重要性后进一步指出,“既然各种为‘创新’目的而提供的信贷,根据定义,是给企业家提供的信贷,并且构成经济发展的一种要素”(熊彼特,中译本1997,P115),那么,仅仅从这些文字之间,我们就可以看到熊彼特对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是多么坚信不移,他明确反对新古典货币理论。
这样的思想还充分体现在约翰·格利、爱德华·肖1960年发表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爱德华·肖 1973年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以及麦金农同年发表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中。所有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思想是,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有突出作用。麦金农(中译本1997)指出,在一个具有不完善资本市场的经济中的货币作用模型,资本存量的质量同持有货币的实际收益正相关,私人储蓄 (投资)对持有货币的实际收益及其稳定性相当敏感。
这些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明显不同于新古典货币增长理论,这反而成为他们创新的动力来源。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思想主要是:(1)货币不能覆盖整个金融,所以金融发展理论更加关注金融要素;(2)金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这既来源于金融对产业资本的融资功能(熊彼特),也来源于金融对储蓄和投资的促进作用(爱德华·肖,麦金农)。所以非主流的货币增长理论一致认为,金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理论的分类方法都是建立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基础之上,主流的经济增长动力源泉都可以从生产函数的分解中找到。其他的分类方法则是对新古典方法的偏离或者补充,一种补充来自制度研究,另一种发展来自金融发展理论。
当然,任何理论的研究必须结合经验研究的成果,这既是对理论正确与否的检验,也是理论发展的方向。为此本文最后将系统回顾对经济增长的经验性研究。
四、经济增长的经验性研究
库兹涅茨(S·Kuznets)、乔根森(Jergensen)、麦迪逊(A·Maddison)等人的工作都是对增长问题的经验研究。在这些经验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这项研究主要由库兹涅茨、钱纳里完成。库兹涅茨和钱纳里主要从现代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结构演变角度说明了现代经济增长的结构特征。而另一项研究主要是通过对经济增长总量的演变说明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总量特征。这项重要的工作成果主要是由卡尔多完成。他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六个总量特征:(1)人均产出持续增长,且其增长率并不趋于下降;(2)人均物质资本持续增长;(3)资本回报率近乎稳定; (4)物资资本—产出比近乎稳定;(5)劳动和物质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近乎稳定;(6)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在各国之间差距巨大。卡尔多的经验结论是十分重要的。现代的经验研究进一步证实,卡尔多的第1、2、4、5、6项特征与当前发达国家的长期的统计数据显示出了相当好的一致,第3项特征则与英国经济的特殊性有关(巴罗,中译本2000)。
1.经验性研究十分重要。一方面,这些经验研究的成果是对增长理论结论进行计量检验的重要方式。通过大量的跨国历史数据、长期时间序列的研究,经济学家们可以验证增长理论的合理性。事实上,索洛增长理论取代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成为主流的增长范式,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索洛增长理论更加符合卡尔多的经验结论。因此,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如何往往是通过经验研究证实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会通过经验研究发现目前主流的增长理论存在的不足或缺陷。这些新的经验结果是促使新的增长理论不断涌现的重要推动力。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经验研究的推动。
索洛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趋同性趋势:落后国家,会有比平均水平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低于平均水平。索洛模型暗示,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将收敛于经济增长的稳定状态。然而,经验研究的结果显示出国家间的巨大人均收入差异与索洛模型的收敛性结论存在明显差异。曼昆明确指出,根据索洛模型推算,该模型只能解释数量级略超过2的差异,但是实际上各国之间的差异是大于10倍的。
索洛模型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是外生的技术进步。这就意味着外生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只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然而,索洛模型的这一结论与经验结果明显不符。无论是对一个长期数据的研究,还是对跨国数据的研究,人均产出持续增长,且其增长率并不趋于下降。经验结果与索洛模型结论上的差异促使经济学家重新思考经济增长的源泉到底是什么。
2.经验研究中的三个问题。经验研究无论是在检验理论的解释力,还是在指引理论研究的新方向上都担当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总的来说,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增长理论中最为重要的问题。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对经济增长的核算,也称为增长因素分析。阿布拉莫维茨和索洛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之后在经济增长核算上,乔根森、丹尼森、巴罗、罗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根据索洛的阐述,经济增长核算工作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总量生产函数的分解寻找经济增长源泉。这项经验研究主要是建立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主要思想之上。所以,从理论与经验相互对应的角度上,增长因素分析对应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对应于索洛模型。
索洛将技术进步处理为资本和劳动之外的剩余项,这种扣除法得到的“索洛剩余”中其实反映了所有资本和劳动之外其他增长的源泉,因此“索洛剩余”项对技术进步的计量也是不完全精确的。索洛处理技术进步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他视技术进步为外生因素是一致的。
增长因素分析不仅用于分析经济增长来源的经验研究,而且还相当广泛地用于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在分解经济增长来源的问题上,乔根森、丹尼尔森、马休斯等人对增长因素分析的深入研究都是建立在对索洛分析框架的拓展之上。他们使用了更加复杂形式的资本和劳动——不同种类、不同质量的资本和劳动,更先进的计量方法,大大扩充了索洛增长因素分析的深度。
增长因素分析还被广泛地用于各国经济增长率变动的原因分析。阿尔文·杨在1994年的一篇论文中运用增长因素分析方法研究了东亚国家和地区近30年来增长状况,杨的研究表明,过去30多年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异常高速的经济增长几乎完全来自于投资增加、劳动力参与率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改善(用教育程度衡量),而不是由于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索洛剩余)等其他因素。杨的结论意味着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是生产要素的投入,而不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第二个方面的工作是对R&D的经验研究。对 R&D的经验研究主要是从凹世纪80年代开始的。Griliches、曼斯菲尔德等经济学家首先开始研究企业、国家对R&D投入和产出情况。特别值得指出得是,对R&D的经验研究是与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密切联系着的。经济学家们不满足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技术进步是外生的结论,从理论研究上,阿罗、罗默、卢卡斯逐步试图以模型的方式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从经验研究上,R&D就被看成是内生的技术进步,因此对R&D的研究就是贯彻了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思想。
对R&D的经验研究的主要思路是通过扩展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技术进步包括在生产函数中。Griliches的方法是将知识资本存量作为一个单独生产要素放到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他用R&D代表知识资本存量,构造一个新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t代表了总产出,Dt代表了R&D资本存量,Lt是劳动投入,Kt代表资本投入,A是常数,μ代表了时间趋势。假定资本、劳动的规模报酬不变,要素市场是竞争性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可以表示为:
TFPt=A·Dt·e
经济学家们从上面的公式中得出了R&D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两种形式的关系。一种是存量形式的R&D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logTFPt=logA+β·logDt+μ·t,另一种是采用R&D的密度 (R&D intensity relative to output)形式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之间的关系,βμt
。其中,就显示了R&D的流量相对
于产出的密度水平。选择哪种方法进行经验研究主要取决于经济学家获得数据的形式。
Griliches(1980)是根据存量形式的R&D进行的经验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R&D资本存量1%的上升将会导致产出上升0.05%-0.1%。结合其他经济学家计量研究的结果,我们进一步发现,基础性的 R&D的收益率不同于应用性的R&D,因为基础性的R&D收益率会产生更高的回报。R&D的收益率在不同的产业部门内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般来讲,R&D密度高的部门会产生更高的收益。
第三个方面的经验研究是经济增长趋同性(也称收敛性)研究。这个经验研究与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是否收敛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索洛模型的结论,在所有国家都具有相同的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无限制的获得同样技术水平时,那么落后的国家有着比平均水平更高的增长率,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低于平均水平,这样,最终所有的国家都趋向于相同的稳定状态。
鲍莫尔在1986年研究了16个工业化国家从 1870年到1979年的收敛性,他发现了几乎完美的收敛性——初始收入高出其他国家多少,平均而言,该国随后的经济增长就会相应低多少(Baumol,1986)。然而,随后的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并不支持鲍莫尔的结论。德朗指出了鲍莫尔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罗默、曼昆、巴罗证明,索洛模型的绝对趋同性的结论是不成立的,更全面的统计资料只能支持有条件的趋同性——每一个经济会趋向于它自己的稳定状态,达到稳定状态的快慢是由其自身的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决定的,而国家间的不同稳定状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则体现了国家之间的技术进步差异。
以上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都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经验研究时时刻刻反映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同时也通过经验结论促进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总之,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相互交织在一起,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