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泽民的国家安全观

作者：李瑛

党政干部学刊 2003年09期

　　国家安全观是江泽民同志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的国家安全观，是指对国家安全问题所持有的看法、态度和观点，它是国家安全利益、安全关系和安全活动的观念体现，是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先导。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也已进入到了崭新的阶段。江泽民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洞察跌宕起伏的国际政治风云，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高度、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广度和经济科技因素上升以及中国安全环境的深度上思考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提出了“彻底摈弃冷战思维，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型安全观”。这是江泽民同志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家安全观提出的依据——当代安全形势的嬗变

　　对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准确判断和完整把握是江泽民新的国家安全观确立的现实基础。江泽民同志高瞻远瞩，从当代世界发展基本特征和中国国情角度审视国家安全问题，提出了国家安全的大思路。第一，“当今世界，国际局势正处于深刻的变动之中，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展现出光明的前景”。[1]“从总体上看，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没有改变，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是机遇大于挑战”。[2]同时，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背景下，国内安全形势从总体上说是良好的。第二，冷战后的世界并不安宁。“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尚未根本改变。局部的战乱、紧张、动荡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趋突出，国际经济的发展还很不平衡，特别是不少发展中国家遇到了严重困难，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国际局势的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也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挑战”，[3]说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安全仍然面临挑战。第三，中国的安全形势面临挑战。

　　表现在：美国为了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和进行反恐斗争需要，在亚太地区重新构筑军事包围圈，对中国施压的政策重点不断向经济和军事方面移动。随着彻底解决台湾问题时间表的日益临近，中美之间的冲突日趋显现，不仅使我国统一面临新的困难，而且还使我国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险不断增长，使中国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大；中国周边国家军备竞赛重新抬头，使中国军事安全面临挑战；民族主义的日益膨胀不仅给中国解决“藏独”和“东突”问题带来不利影响，而且使中国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将面临外部新干涉主义的威胁，主权安全日益凸现；中国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并存，特别是入世使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实现经济安全成为中国的首要目标。而诸如环境安全、信息安全等安全问题对中国也构成了压力和挑战。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变化决定了中国必须变革传统的安全观，确立符合国家和世界安全利益的新安全观。

　　国家安全的内涵——多维度的综合安全

　　安全因素多样化、安全利益多元化、安全关系多边化、安全问题国际化，是当前国际安全格局演化的基本趋势。据此，江泽民提出了综合安全观。第一，多元的安全主体。江泽民突破了传统安全观的国家安全本位思想，在安全主体上强调人的安全、国家安全和世界安全三个层次的完整统一，这是安全观内涵纵向上的拓展。人的安全是安全的基本价值取向。把安全重心从国家扩大到对人的关怀不仅是对安全要素的扩展，更是对安全性质的重大变革；国家安全是实现人的安全和世界安全的载体和媒介；世界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保证。“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4]全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外部保障，只有国家间利益的相互依存和安全利益的双赢才是真正的安全。为此，要从国际安全的大视野中审视国家安全，在世界的普遍安全中谋划国家安全。我国国家安全同世界安全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关系，没有世界安全就没有我国的繁荣与稳定，没有中国的稳定和繁荣，世界安全就会受到影响。第二，多维的安全内容。江泽民强调安全要素的整合，这是安全内容横向上的拓展。政治安全，它是一个国家的生存权，在国家安全利益中居最高地位。“根据本国的国情和自己的意愿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是各国人民的主权，也是最大的国家安全”，[5]干涉别国内政就是对他国政治安全的威胁；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是我国安全战略的基本目标，在涉及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我们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经济安全，它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权。江泽民把经济安全提高到关系国家总体安全的战略地位。“发展不但关乎各国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6]科技安全，它是国家安全的支撑点。江泽民强调，要将科学技术纳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科技成果在军事领域的应用首先应该以维护人类的安全为宗旨。军事安全，江泽民强调，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内涵中居重要地位。强大的国防是国家安全的必要保证。“世界新军事革命和全球性军事战略调整正在深入进行，西方军事干涉主义抬头，冷战后一度减弱的军事安全因素又在上升”，[7]强化军事同盟的倾向有所增强，新的“炮舰政策”正在膨胀，局部战争连绵不断，使得国际安全局势面临新的威胁。因此，军事安全仍然是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

　　实现国家安全的模式——合作安全

　　在实现国家安全的模式选择上，江泽民新安全观主张建立共同安全模式。集体安全和共同安全曾是各国追求的安全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没有真正实现各国平等的安全权利。江泽民同志指出，“历史证明，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增加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8]各国必须超越冷战思维，以全球利益为关注点，建立起维护相互安全的预防机制——合作安全，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导致各国的经济依存关系不断加深，安全的“链接性”增大，使得国家利益之间不再是一种简单的“零和”结构，而是一种复杂的“共和”结构，即国家利益的维护既要建立在自立的基础上，也要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不仅需要军事的手段，更需要其它的手段。这就为各国谋求共同的经济安全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政治多极化的条件下，大国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安全利益关系，都力求将彼此的矛盾尽可能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并努力通过协调与合作解决矛盾和分歧。大国间在安全问题上既互相竞争制约，又彼此合作，表现了合作的意愿。“生态环境恶化、贫困失业、人口膨胀、疾病流行、毒品泛滥、国际犯罪猖獗，以及妇女儿童权益得不到保障等等，都是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的逐步解决，不仅要靠各国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国际上的相互配合和密切合作”。[9]基于此，江泽民把合作安全作为实现国家安全的模式，强调要积极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推动世界多极化就是要推动世界各国平等竞争、互利合作、和平共处、共同繁荣。国际政治民主化就是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反对把实力优势、军事同盟、相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作为构成安全的条件来进行“世界权力的再分配”；要以信任取代猜疑，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和谈取代冲突，以人类共同安全取代联盟集团安全。只有这样才能跳出国家安全的困境。合作安全模式既坚持了国家利益的最高原则，又摆脱了国家安全中的“零和关系”，为实现世界安全和国家安全开辟了新的途径。

　　实现国家安全的途径——综合国力的提高

　　当今世界，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因而国家安全已不再仅仅以军事或政治安全作为依托，而是以综合安全为保证。各国在注重传统的领土完整、军事安全的同时，进一步把眼光拓宽到经济安全、政治稳定、环境保护等方面，更加注重“综合安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制约我国国家安全的因素是广泛而复杂的，既有国际上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也有自身的矛盾和困难。因此，江泽民同志在探索国家安全新途径问题上强调，国家安全系数是一个复合变量，安全内涵的多重性决定了军事手段功能的有限性，只有运用综合手段才能捍卫国家安全，这就是把提高综合国力作为实现国家安全的主要途径。为此，第一，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江泽民强调，当代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明显上升，经济全球化使国际竞争的制高点由单纯的军事竞争转变为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之根本，“经济优先，发展至上”成为各国制定安全战略的基本原则。我们的国家安全归根结底也要靠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一是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握好新技术革命给我们的机遇，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在经济领域的“增效器”作用，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经济的跨跃式发展，从根本上维护国家的安全；二是要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经济秩序的良性运行。要把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与对外开放有机结合起来，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来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和化解各种金融风险的能力，切实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三是要继续深化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二，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江泽民指出，国防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为此，必须依靠科技强军，强化质量建军；军事与国防安全必须纳入国家综合安全体系的战略之中，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要“两头兼顾、协调发展”，国防和军队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依托，服从和眼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

作者介绍：李瑛(1962-)，女，辽宁大连人，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政治法律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辽宁 沈阳 11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