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的提出与战略设计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此战略一经提出即刻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得到沿途各国的广泛支持，国内相关省市更是摩拳擦掌，其国际影响与战略意义可见一斑。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为了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1、“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传承

2100多年前，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陆上“丝绸之路”。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海上和陆地丝绸之路把丝绸、茶叶、瓷器输往沿途各国，这条贸易通道是世界经济历史上最重要的商贸大动脉，也搭建起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了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人民友好交往。

当前，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大背景下，沿着陆上和海上“古丝绸之路”构建经济大走廊，加强区域合作，将给中国以及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共同的发展机会。

2、“一带一路”战略规划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3、“一带一路”战略框架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前期框架已基本形成，主要表现为“三不”“四要”

“五通”。

“三不”准则是：中国提出构想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不搞排他性制度设计、不谋求地区事务的主导权和经营势力范围。

“四要”理念为：中国与沿线国家要坚持世代友好，做和谐和睦的好邻居；要坚定相互支持，做真诚互信的好朋友；要大力加强务实合作，做互利共赢的好伙伴；要以更宽的胸襟、更广的视野拓展区域合作，共创新的辉煌。

“五通”构想为：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

二、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时代背景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最高决策层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关乎未来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繁荣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顶层设计”。“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一是国内改革步入深水区，对外开放面临调整转向，经济发展处于换挡期、阵痛期、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阶段，社会改革和发展到了矛盾集聚、风险积压、需要攻坚克难、爬坡过坎的关键期。

当前我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就是“三期”叠加。所谓 “三期”，即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这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新方略，重新定位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国民经济从高速增长到常态平稳增长的“软着陆”，维持可持续发展和适度增长。这就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大资源和市场，寻求新的经济发展驱动力和增长点。习近平亲自挂帅的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总揽全局的顶层设计决策机构的成立，足以表明中央再举改革开放大旗、应对国内国际挑战的决心和勇气。从当年改革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到积极应对、主动出击，体现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进步，决策者的魄力和勇气，也反映了问题之复杂，困难之巨大，挑战之严峻，任务之艰巨。

二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推进，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投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激发区域内的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产业结构进入了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达国家增长乏力，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回落；世界工业生产收缩，制造业处于下行期，原先具有全球产业竞争优势的工业化国家普遍出现了结构性失

衡，新兴经济体加剧了全球工业竞争，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发展速度有所下滑；世界资本流动减速，金融资产增长缓慢，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一蹶不振，原先专注于资本输出的国家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内，使全球资本跨境流动大幅下挫，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市场动荡加剧，投资回报率普遍下降；经济增长的疲软严重拖累世界贸易的增长，世界贸易持续低迷，出口形势急剧恶化，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的出口正在经历深度调整。

世界经济结构的这些变化和调整，呈现如下明显特征：一是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发生变化，过去几十年引领着全球经济增长的发达经济体，受困于高额的政府债务、投资机会的缺乏、欧债危机的冲击、产业创新的缓慢、紧缩的货币环境、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等因素，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已经发生动摇，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始终保持着较高增长率，逐渐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二是世界工业生产格局出现分化，发达经济体工业增长减速，部分产业空心化，而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增长表现不俗，但作为工业增长引擎的制造业要想在全球工业生产格局中凸显领导力，仍尚待时日；三是世界资本流动格局发生逆转，原来的西方发达资本输出国大幅减少境外投资，加速全球资本的回流，恶化了发展中国家融资环境，偿还外债能力减弱，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加剧；四是世界贸易格局进一步分化，美国、欧盟、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商品出口增长较快，日本出口形势则急剧恶化，而在商品进口方面，亚洲发展中国家增长强劲，继续保持领先，美国和欧盟进口则持续乏力疲软。在此情形下，我国对外开放长期以来主要的对象西方发达经济体国家为主的格局，需要调整、转向，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我国周边的东盟、中亚、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亟需通过合作活力激活发展动力。

三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原油进口来源和运输渠道比较集中和单一，这种原油进口格局与近年来南海局势的紧张，使得我国原油进口潜在的“马六甲之困”日益突出，能源安全形势加剧。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原油领域的竞争已经超过了纯商业的范围，甚至成了世界大国经济、军事、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近年来美俄因乌克兰局势而交恶掀起的原油价格较量，就是最新的明证。研究表明，自1996年以来，中国原油进口量快速增长，原油进口依存度飙升，进口主要来源地却愈趋集中。据海关统计，2003年-2013年十年间，我国进口原油从9100万吨逐年增加，到2009年突破两亿吨大关，2013年达到2.82亿吨。原油进口来源主要集中在中东国家、非洲的苏丹等地，原油进口来源地区比较集中。原油进口量的80%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对外依存度高达58%，而据外媒报道，国家原油战略储备仅三天。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原油安全保障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

今国际原油市场深受国际政治的影响，使原油进口国的原油供应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原油进口的安全性受到很大挑战。尤其是我国原油进口过度依赖中东地区和马六甲海”，在中东局势动荡、美国插手南海的情况下，我国的能源安全受到严重挑战，潜在威胁加剧。开辟新的原油供应国或地区，开通新的安全输送管道，实现原油进口的多元化，已经是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四是“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国际舆论尤其是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发展和崛起抱有疑虑、担忧甚至戒备、敌意。

西方社会的“中国威胁论”其来有自，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威廉二世就提出所谓的“黄祸论”。到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也曾炒作过“红色威胁”。1950年麦克阿瑟就曾公开辱骂新中国是“共产主义黄祸”。中苏关系紧张时，苏联也兜售过“中国威胁论”。冷战后，“中国威胁论”又开始在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泛滥起来，迄今已经历了四波。第一波是1992-1993年间，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第二波1995-1996年，李登辉访美两岸关系紧张，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对峙。第三波在1998-1999年，亚洲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逆势崛起，经济影响力迅速扩大。第四波是进入21世纪后，内容扩大，如食品安全威胁论、环境威胁论、军事威胁论、粮食威胁论、经济威胁论、网络威胁论、地缘政治威胁论等。

对“中国威胁论”释疑解惑，不仅要加强宣传解释，讲好中国故事，做好中国传播，播好中国声音，还要用实际行动昭示天下，向世界宣告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崛起不以损害别国的利益为代价，不构成对任何国家的威胁。

五是中美战略博弈日益白热化，美国“重返”亚洲再平衡战略与中国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形成越来越激烈的对冲。

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推行所谓的“重返”亚洲再平衡策略，意图围堵中国的发展空间，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在外交、军事、安全、经贸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新举措。如推行“巧实力”外交，强化“美日安保”，企图拉拢日、韩、菲、澳等国缔结“小北约”，打造环绕中国东部的“三条岛链”，构建从日本东京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新月形”包围圈，明里暗里插手东海、南海问题，驻军澳大利亚、重返菲律宾，炒作海空一体战、离岸作战，在APEC之外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意欲继续主导亚太政经格局，遏制中国发展。

与此同时，凭借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成就和累积的国家综合实力，新兴的复兴中的中国积极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战略、新机制，倡导成立了许多新的地区或国际组织。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世界多极化、倡导多边安全机制等前提下，新一届中国领导提

出了亲诚惠容的睦邻政策，全新的亚洲安全观和亚洲梦，并首倡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同时，中国逐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国际对话渠道和合作机制，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G20、APEC等国际事务，参与协调地区事务如东盟10+3、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机制，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发起并主导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中欧论坛、中东欧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东盟10+1、亚信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中-南美、加勒比海国家、中-南太平洋岛国等对话平台；推行中孟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区等区域合作建设项目，倡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金砖国家投资开发银行、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和丝路建设基金；加快自贸区建设和谈判进程，倡导缔结“亚太自贸区（FTAAP）”„„而能把这些新思想理念和对话合作机制落到实处又能统领全局的，恰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战略构想。无论是和平发展、繁荣进步还是睦领友好、开放包容这些理念，也无论是政治、外交、军事、安全还是经济、贸易、文化、科技这些领域，都可以在这“一带一路”战略中得到体现，落地生根，发挥实效。

在这一点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以开放包容原则加强“五通”的具体设想。第一，加强政策沟通。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第二，加强道路联通。上海合作组织正在协商交通便利化协定，尽快签署并落实这一文件，将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在此基础上，积极探讨完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第三，加强贸易畅通。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人口近30亿，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各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各方应该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作出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实现互利共赢。第四，加强货币流通。如果各国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就可以大大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国际竞争力。第五，加强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搞好上述领域合作，必须得到各国人民支持，必须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这“五通”从政策到民心，从道路到贸易，乃至货币，可谓虚实结合、重点突出，为“一带一路”建设指明了方向，确立了机制，落实了内容。而贯穿并统领“五通”的，就是“丝路精神”，就是古代丝路各国共同创造的丝路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战略堪称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妙招，“一子落

而全盘活”的活棋，是理念价值与交流方式、合作机制、具体措施相结合的最佳载体。

三、“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实现战略转变。这一构想已经引起了国内和相关国家、地区乃至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共鸣。之所以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效果，就在于这一宏伟构想有着极其深远的重要意义。

首先，“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顺应了我国对外开放区域结构转型的需要。众所周知，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从1979年开始，我们先后建立了包括深圳等5个经济特区，开放和开发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上海浦东新区，相继开放了13个沿边、6个沿江和18个内陆省会城市，建立了众多的特殊政策园区。但显然，前期的对外开放重点在东南沿海，广东、福建、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成为了“领头羊”和最先的受益者，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始终扮演着“追随者”的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中、西部的区域失衡。“一带一路”尤其是“一带”起始于西部，也主要经过西部通向西亚和欧洲，这必将使得我国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由中西部地区作为新的牵动者承担着开发与振兴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二广大区域的重任，与东部地区一起承担着中国走出去的重任。同时，东部地区正在通过连片式的“自由贸易区”建设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依然是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

其次，“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需要。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我们亟需资本、技术和管理模式。因此，当初的对外开放主要是以引进外资、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主。有数据显示，1979至2012年，中国共引进外商投资项目763278个，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2761.08亿美元。不可否认，这些外资企业和外国资本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管理的现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说，这是一次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性产业大转移。而今，尽管国内仍然需要大规模有效投资和技术改造升级，但我们已经具备了要素输出的能力。据统计，2014年末，中国对外投资已经突破了千亿美元，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一带一路”建设恰好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新趋势。“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将中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优质的过剩产能输送出去，让沿“带”沿“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 第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中国与其他经济合作国家结构转变的需要。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早期，以欧、美、日等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有着资本、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而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就恰好成为他们最大的投资

乐园。所以，中国早期的对外开放可以说主要针对的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今，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全面转型升级的重任。长期建设形成的一些产能需要出路，而目前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却面临着当初中国同样的难题。因此，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比如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他们发展一些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家电、甚至汽车制造、钢铁、电力等，提高他们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生产能力，就顺应了中国产业技术升级的需要。

第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国际经贸合作与经贸机制转型的需要。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中国“入世”对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WTO这一被大多数成员国一致遵守国家经贸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少数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封锁。但是，近年来国际经贸机制又在发生深刻变化并有新的动向。“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紧密联系的。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在建自贸区，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在建的自由贸易区中，大部分是处于“一带一路”沿线上。因此，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必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而得到落实和发展。

四、“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进程

1、金融领域合作初见成果

（1）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4年10月，中国、印度等21个国家签订《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备忘录》，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总部设在北京，计划2015年年底前投入运作。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简称亚投行，AIIB）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宗旨在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总部设在北京。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

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其中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 涵盖了除美日和加拿大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 ，以及亚欧区域的大部分国家，成员遍及五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今后仍可以作为普通成员加入亚投行。

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

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各方商定将于2015年年底之前，经合法数量的国家批准后，《协定》即告生效，亚投行正式成立。

财政部8月24日发布消息表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第六次谈判代表会议24日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举行。会议以共识方式推选现任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为亚投行候任行长。根据亚投行协定有关规定，亚投行正式成立后，将在首次理事会上将候任行长选举为行长。

（2）丝路基金。2014年11月APEC领导人会议期间，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开放性的丝路基金。 2014年12月29日，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注册成立，并正式开始运行金琦出任公司董事长。

丝路基金是由中国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出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按照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原则设立的中长期开发投资基金，重点是在“一带一路”发展进程中寻找投资机会并提供相应的投融资服务。

2、道路联通雏形显露 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 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通达水平。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促进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逐步形成兼容规范的运输规则，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陆水联运通道，推进港口合作建设，增加海上航线和班次，加强海上物流信息化合作。拓展建立民航全面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加快提升航空基础设施水平。

3、贸易投资合作加紧实施

以“一带一路”为依托，沿途区域各类物流中心正在建设中，各种类型的工业园区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据统计，国家级“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项目清单含国内外数百个项目，如新疆、陕西、甘肃、浙江等省，各类产业园区和基础设施项目较集中。

甘肃“一带一路”项目投资近万亿。该省重大项目160余个，总投资约一万亿元，其中有很大一部份是与“一带一路”相关的项目，包括装备制造、交通、

特色农业等领域的国内国际项目。

陕西已在中亚国家开建工厂，如陕煤化集团、陕汽集团等企业已经分别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建立工厂。同时，正在与俄罗斯联手共建的中俄丝绸之路高科技产业园，拟发展中俄航空合作项目、中俄钻石交易平台、汽车合作项目等。在国内建设方面，还包括国际创新产业科技研发服务中心、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基地及国际合作中心等。

新疆也陆续启动“一带一路”重点基建产业项目项目，包括新疆物流合作基地、科技合作交流中心、中塔农业示范园区、中哈农业示范园区、以及涉及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能源多领域的中哈产能合作项目等。

浙江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将以经贸合作为起步，充分发挥在全球轻工、日用消费品生产和国际采购的优势地位，优化浙江产业和企业的沿线布局，扩大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领域和规模。

上述合作项目涉及东南亚、中亚、南亚、中东、中东欧、北非等地的24个国家和地区，覆盖石化、金属冶炼、汽车制造、境外经贸园区建设、电站项目、房屋建筑、通讯工程、交通工程等领域。

4、区域合作不断推进

从国内发展来看，“一带一路”建设将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持续发展创造前提条件，在区域合作新格局中寻找未来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可谓是“一子落而满盘活”。

首先，能够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格局。新的合作格局将进一步深化市场融合、丰富市场形式、扩充市场功能、完善市场机制，并显著提升交易的广度、深度和规模，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其次，能够促进我国全方位开放，一方面促进区域贸易发展，从静态上带来“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从动态上实现“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另一方面通过改善对外贸易结构，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东部地区产业发展“腾笼换鸟”奠定基础，为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做好铺垫。

最后，能够引领国内不同区域逐步走向均衡发展状态，通过“世界上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的有机串联并发挥作用，通过海上互联互通、港口城市合作机制以及海洋经济合作等途径，改变中国西部地区一直以来远离中心市场的局面，进而扭转发展的区位劣势，同时也使东部地区在原有发展基础上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而东西部的整体协同又能够在国内不同区域形成既有内在驱动力又有外部拉动力的发展状态。

总之，“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

入、世界经济不均衡发展格局日益强化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情形下统筹国内区域发展，实现东部经济发展能力持续增强，西部经济实力不断扩大的战略选择。“一带一路”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必将促进区域合作新格局的形成。

五、“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世界形势深刻变化，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意义重大。如何让“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在相关国家间形成共识，取得成功，成为合作共赢的典范，需要妥善处理好以下十大关系。

1、处理好中央、部门、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自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来，商务部、发改委、外交部等部门和全国各省市区都相继参与。因此，统筹和协调中央、部门、地方政府三者间的关系尤为重要。

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强化组织领导，完善组织架构。“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对内对外两方面工作。要跟踪和研判国内外形势，做好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重大规划、重大项目、重大问题等设计与论证工作，要通盘考虑、合理分工、有效配置和整合现有国内外资源，及时出台相关政策和指导意见，指导部门和地方开展工作，有效沟通和协调部门、地方的关系。合理引导地方政府“一带一路”建设，自上而下规范地方行为，谨防国家利益的“地方化趋势”。同时，要建立和完善“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提高工作效率；其次，部门之间要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等各有关部门要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要勇于担当，各负其责。加快构建、实施有关磋商和协调机制，积极做好规划、方案和具体事项的推进落实。第三，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加强各地政府之间的协调。目前，全国几乎所有省份都积极谋划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并提出各自的建设方案。但有些地方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理解出现偏差，更多是从“要政策、争项目和拿投资”的角度参与到该战略中来，因此导致这些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定位重合、项目投入重复、盲目竞争等现象。这就要求地方政府要充分理解和正确把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意图，找准定位，把中央的战略规划与地方发展有效结合，充分发挥各地优势，加强沟通磋商，分工合作，共同发展，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最后，建立督查评估机制。中央、部门和地方要围绕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制定督查方案和工作计划，层层把关，对政策落实和项目进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和综合评估，及时解决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总的原则是市场运作，政府引导。“一带一路”建设首先是经贸问题，在推进过程中应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也是外交和安全问题，必须要服从大局，在政府的统一规划和指导下进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首先，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体，要充分调动和发挥企业的积极性、自主性。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和利益导向机制，以商业化原则、市场化机制和手段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市场能解决的，鼓励企业商业化经营；市场难以解决的，采取政府介入等形式加以解决。要促进沿线国家中小企业的合作，以企业为纽带，将各国利益捆绑在一起，逐步实现市场一体化。其次，政府部门要着力在宏观布局、政策支持、信息传递、平台建设、资金保障、人力资源保障、海外保护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通过减少国内行政审批、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完善保险机制、加强政府和组织间合作等多种形式为企业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尽可能减少企业对于各种风险的顾虑，切实解决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困难，降低企业风险和成本。第三，注重引入民营资本和民间力量参与，发挥民间外交的推动作用，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参与、民间促进的立体格局。

3、处理好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沿线各国的关系

处理好与世界主要大国和沿线重要国家的关系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前提之一。积极主动、全面系统地对这一构想做好外宣工作，有助于消除疑虑，增进理解。

（1）俄罗斯是中国最重要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最为关键的一环。我们应充分发挥中俄高层交往的引领作用，扩大中俄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利益融合，提升中俄经贸合作水平，与俄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使其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参与方和推动者，进而带动与之关系密切的中亚各国积极参与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来。在深化中俄关系同时，还应避免给外界尤其是美欧传递中俄结盟对抗西方的信号，减轻不必要的战略压力。

（2）自美方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中国任何深化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行为均将被美国视为潜在威胁。因此，美国因素将成为影响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成败的重要因素。现阶段看来，美方虽然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意图存在较大疑虑，对前景的看法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反应尚处于初步阶段，客观上也为中方提供了向美方增信释疑、增强双方良性互动的机会。因此，一方面我们应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对美政界、学界、商界等开展公共外交，强调“一带一路”建设的开放性、合作性和互利共赢性，淡化零和博弈及对抗色彩。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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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要在能源、反恐、维护地区稳定等领域探索和加强中美务实合作的基础，使中美关系在亚太地区形成良性互动格局，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3）相对良好的政治关系和互补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中欧合作前景广阔。我们应继续深化与欧盟的沟通与合作，拓展合作渠道，争取欧洲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把“一带一路”与欧盟投资计划相结合。

（4）由于沿线国家存在着经济水平参差不齐，文化差异性大，有些国家国内政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较差，国家间关系、民族宗教状况错综复杂，利益诉求多元化等诸多消极因素，势必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不利影响，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政府间合作。要加强高层互访，建立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政府间交流机制，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作为高层互访和双边交流的重要内容，增强政治互信，形成政治推动力；提升双边各领域合作水平，丰富合作内容，深化利益融合，调动沿线国家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分国施策，不急于大面积铺开，成熟一个，推进一个，通过成功示范，逐步与沿线国家形成共识；要加强对外宣传，尽可能消除沿线国家的安全疑虑；要加大对沿线受援国家的援助力度，发挥援外资金的导向性作用，增强对外援助的战略性和实效性。

4、处理好道义与利益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正确的“义利观”

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义利观”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是中国处理同各国关系的行为准则。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应将义利兼顾的理念融入到“一带一路”建设的方方面面。在政府层面，要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大小国家平等相待，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为一己之私损害他人利益、破坏地区和平稳定。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不能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对外援助要重义轻利、多予少取。要尊重别国的核心利益，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充分尊重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要积极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义务，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积极参与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多边进程中；要理性承担国际责任，坚持责任、权利与能力相一致的原则。在企业层面，要守法经营，不能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特别不能以破坏当地人文和自然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利益。要在驻在国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打造与当地政府、上下游企业乃至老百姓牢固的利益、责任和情感纽带，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高度利益融合，用“义”的感召力获得沿线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与信任。在坚持正确义利观的同时，还要确保国家核心利益的安全。习近平曾指出，“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国家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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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利益的苦果。”在尊重各国平等、合理、合法权利的同时，决不放弃正当权益，决不以国家核心利益做交易。

5、处理好经济合作、人文交流之间的关系，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是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内经济合作。同时对于加强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充分发挥沿线各国比较优势。优先推进包括交通基础设施、能源通道建设、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等在内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全面提升包括优化贸易结构，培养贸易新增长点，创新贸易方式，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新的商业形态，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巩固和扩大传统贸易，大力发展现代服务贸易等内容在内的经贸合作水平；大力拓展产业投资领域，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推动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深化金融领域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以人文交流为支撑，弘扬和传承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发挥孔子学院的文化合作交流平台作用，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加强新闻媒体对外合作，与沿线国家间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支持沿线国家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开展世界遗产的联合保护工作；加强与沿线国家旅游合作，扩大旅游规模，互办旅游推广周、宣传月等活动，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积极开展体育交流活动，支持沿线国家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强化与周边国家在传染病疫情信息沟通、防治技术交流、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提高合作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加强科技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海上合作中心，促进科技人员交流，合作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充分发挥政党、议会、传媒、智库、非政府组织等桥梁作用，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民意和社会基础，不断提高中国在沿线国家的政治影响力、经济合作力、形象亲和力，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6、处理好“一带”与“一路”的关系

“一带”与“一路”各有优势，各有侧重，因此在推进过程中必须要协同发展、相互支撑，相得益彰，最终实现“两翼”齐飞。在现有基础和能力下，要明确主攻方向，突出重点战略。“一带一路”并行推进的同时，战略上要有所选择和侧重。在路线上应确定重点国家和关键项目，分类施策，采取不同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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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与沿线国家具体情况，应由近及远，由易到难，循序渐进，集中力量取得突破，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7、处理好“一带一路”与区域内现有合作机制、合作平台的关系

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对接区域内现有合作机制与平台。首先要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发挥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其次应继续发挥沿线各国区域、次区域相关国际论坛、展会以及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欧亚经济论坛、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及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前海合作论坛等平台的建设性作用。第三，要继续探索建立“一带一路”多边合作机制和平台建设工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8、处理好“一带一路”与区域开发开放的关系

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以沿边地区为前沿，以内陆重点经济区为腹地，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为引领，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推动“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取得新进展。最终形成东西部联结、南北方贯通的国内互联互通局面，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在全国范围内大流通，更好地推进区域开发开放。

9、处理好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传的关系，做到宣传到位，内外有别

要加强官方及非官方媒体督导，把握好宣传尺度。用恰当话语体系，准确阐释“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和重大意义。要全面跟进，及时消除对“一带一路”的种种误读甚至是曲解，营造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良好舆论氛围。要立足于国外受众，做好外宣工作。通过各种媒介、各类渠道，大力宣传“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强调“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突出“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包容性。要慎用西方话语体系，严防意识形态陷阱。要加强文化交流合作，开辟交流途径，创新形式内容，传递好中国声音，讲述好中国故事。

10、处理好“一带一路”战略近期、中期、远期目标的关系

“一带一路”建设是长期性、系统性的对外战略，既要注重近期收获，也要着眼长远。近期目标是夯实基础，应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磋商沟通，与部分国家签署地区合作规划与实施方案；在基础设施建设、自贸区谈判、产业投资、金融、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快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国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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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体系和协调机制进一步完善；促进沿线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内涵、目标、任务等方面的进一步理解和认同。中期目标是稳步推进，当前高标准自贸区和国际合作经济走廊骨架初步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发展；重点领域合作取得重大突破，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性经济新体制全面建成。远期目标是全面实现战略构想。“一带一路”齐头并进，“五通”目标基本实现；以中国为主的亚太自贸区和“一带一路”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基本建立；中国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沿线国家形成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全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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