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悦悦事件看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建设

　　【摘 要】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引发网友广泛热议。目前中国社会道德败坏现象十分严重，这已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各种媒体发出的“道德滑坡”的惊呼，也透露了从上到下无法掩饰的忧虑和无奈心态。如何重新确立道德理念，进而弘扬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已成为目前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关键词】小悦悦；社会转型；道德文化；道德建设　　　　道德是一个行为正确与否的评判标准，也是调节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更是一个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做出自我决定的文化支撑和精神支柱。人们如果丧失了这种精神支柱，他就失去了评判一切行为的价值观念，即便是他再富有，也会觉得生活空虚、没有任何目的和意义。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指出：“人类不可能长期生活在空虚的条件下，如果他不成长为某一事物，他就不仅仅会没有生气，而且那些被抑制的潜能就会变成病态的和绝望的，最终变成毁灭行动。”小悦悦，一个两岁的孩子，在佛山的五金城内相继被两车辗压，而7分钟之内的18名路人都视而不见，漠然离去，最后小悦悦因伤重而抢救无效死亡。在这里，我们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是什么让我们如此冷漠，将道德丢失在一旁？　　一、社会转换过程中的信念断层　　杜早华在其《“道德危机”的实质及其社会文化根源》一文中曾指出：“‘道德滑坡’不过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危机的表象，并且这一概念是模糊不清的，它不能揭示当前道德危机的实质。这一实质乃是传统道德范式向现代道德范式转换过程中的断层所导致的道德信念危机。”我们现在看到社会上一些不道德的现象，于是我们有感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从表面上看我们的社会出现的是“道德滑坡”现象，但“道德滑坡”没有揭示出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我们不能只是感叹道德败坏的现象，而是要抓住其实质，这样才能不使人们在面对社会的阴暗面时发生迷惘彷徨，而是认清这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的必然，尤其像中国这样的我们就是要顺应社会发展规律去改造它。　　第一，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实质是等级权力实施。传统社会的道德是在一种他律的监督上所形成的。从整个传统中国来看，上至西周，下至民国，统治阶级就为民众设计了一整套严密的“礼法”并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修正和完善。如《周礼》，理学家的三纲五常，这些都是按统治者的意志所形成的道德，再通过对民众的教化，使民众内化并自觉遵守礼数，然后再外化到自己的实际生活行动中去。　　可以这样说，传统社会中的道德是建立在等级结构基础之上的权力外化形式，对道德的信守依靠的是各种形式的外在力量，上自国家政权、各级官僚机构，下自乡、村的族长和地方权贵，掌握着道德标准的设定、道德行为的评判、嘉奖与惩罚。中国古代的教化多种多样，“化风成俗“是其中的重要的一种。秦汉时期，地方设”三老“专职教化，当时十里设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三老”的任务是发现本地区的孝子贤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为民法式的人和事。一经发现，就须奏报朝廷，以门庭悬挂荣誉匾额大事宣扬以示表彰。树立典范加官进爵，树立牌坊，修建祠堂，建立家谱家规等也是通用的方法，如汉代察举制中的“举孝廉”就属于加官进爵这一类。清朝制定乡约民俗最为突出，顺治帝颁发上谕，认为“教化为朝廷首务”；康熙九年清圣祖效法古代帝国“尚德缓刑，化民成俗”，颁发《上谕十六条》作为教化内容，相应还制定了严格的讲约制度和奖罚制度。也就是说，道德的约束力量不是来自个体的理性反思和自我理解，而是来自于各级社会权力的外在强制。而传统社会相对封闭的交往形式造成了一个监督无所不在的“熟人社会”，这就为遵守他律式的道德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第二，现代社会冲击传统价值并重建现代价值。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规律，它本身具有道德的合理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道德经济。没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完善，社会就不能发展；而我们社会要发展，就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中转变而来，并且还存在着计划经济的遗留。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以前，社会中的人们所遵守的道德规范，都是权力的行使的使然，人们生活在“熟人社会”中，其一举一动都在他人的监督之下，如果违反了人们所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必然会受到周围环境强大的舆论压力，而违反道德的人又不能逃离其周围的环境，因此他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付出惨重的代价。所以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道德遵守的信念是相当牢固的。　　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资本的扩张，将市场的范围不断扩大从而获得利益。在不断扩大的市场里，人们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都是在熟人看不到环境里进行的。熟人离人们越来越远，其环境对于人来说必然是越来越陌生的，我们称之“陌生人的社会”。在陌生的社会里，人们失去了熟人社会中的权力监督，人的自由程度大大提高，这就为人们违反传统的道德规范提供相当大的条件。在这种社会里，人们往往愿意推脱自己的责任，不负起自己的责任，存在反正没有人知道的侥幸心理。可以这样说，小悦悦事件中的18名路人的冷漠，其实就是个人责任的丢失，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18路人的这种心理其实是代表了现阶段整个中国普遍的社会心理。因此，现代社会在冲击人们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　　现代社会冲击传统价值观念并不是说要完全摧毁、消灭传统价值观念，而是要摧毁以他律为基础的传统价值观念（传统价值观年也有很多精华），建立以自律为基础的现代价值观念。人类文化价值是有很大差异的，但却有最基本的，最共同的道德价值，如“公平”“正义”“善”等等，而现代道德价值就是以现代的方式，即自律的方式将其重建，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是需要成熟的道德支撑的，必须遵守自由卖、公平有序的竞争、诚实信用等基本道德要求，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离不开规则。而这些规则必须深入深入人心，转为人们的自觉，靠人们的内心加以约束规范。这跟“君子慎独”有共同之处。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是建立的时间却不长，要完善的还有很多，因此人们的社会精神生活处在新旧价值转换的进程中, 任何社会成员都可以直截了当地对传统价值观念提出质疑, 敌视甚至否定传统道德价值在一定范围内演变成为一种时髦和风尚。在我们对这种现象的批评的本身，就包含着重新估价传统价值的理性化态度。因此，就有的传统价值已经处在崩溃之中，而新的现代道德价值尚未确立，所以整个社会处于信念断层阶段。

　　二、传统社会文化根源中伦理精神的缺失　　伦理主体是具有道德意识和伦理精神的理性存在者，伦理主体的核心要素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自主之角色以及三者所具有的人性尊严和伦理精神。实事求是的讲，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固有基因中较为缺乏自由、理性和超越精神。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人没有这种精神，只能说这几种精神并没有形成普遍认同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基因。传统中国伦理固有的主流伦理信念是儒家的大丈夫精神和道家顺应自然的逍遥精神——实质上都是一种经世致用、明哲保身的经验的实用主义技术精神。　　在道德中，人格是一种很重要的词。人格是成为人的最普遍的抽象规定性，它独立于自然物，是自由的；独立于身体，是自由的；独立与他者；是自由的。然而身体是自由和精神的实存，在“我”活着的时候，身体与精神密不可分。因此，我是我身体中的那个我，他是他身体中的那个他，我在我身体中是自由的，所以我对他人身体来说是自由的。正因此，每个人对于别人都是自由的，我们应当遵循这个规范，一旦违反就是对他人的不自由，这样就出现了道德问题。而传统中国没有这种自由的理念，从而从固有文化中发展不出现代这种尊重自由的道德。西方文化来源之一是基督教文化，基督教内部向来就存在着个体能够直接与上帝沟通的观念，因为每个人作为上帝的子民都是平等的，这种基督教的抽象平等观念有向现代自由平等发展的趋势，因而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西方尊重自由的风尚，从而形成良好的道德风气。　　和西方相反，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盛行，其背后隐藏的是安身立命之道。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与功利主义结合在一起，使得经济系统的资本逻辑侵入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人们在道德面前，行动的机会成本，是否对自己有利这一切都成为了人们行为是否的指南，因此这行为动机的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因为有目的的道德是称不上道德的。与传统中国缺乏自由、民主、平等相对应，中国很重视近亲远疏的规则。因此，对于陌生人的道德救助就显得没什么关联了，认为那不是自己该管的事情，因此社会冷漠就这样产生了。因此中的现代道德的确立有着文化上的困难。　　三、中国的现代道德建设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充满风险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异质的陌生人社会，传统的社会道德基础已经难以适应日益现代化的社会发展要求，因此社会道德建设的意义显得非常重大。然而道德建设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　　第一，理论工作者要加大理论研究工作。由于中国现代伦理学、社会学理论的贫乏，以往的研究很多是照搬西方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方法，并没能对中国现实有很清晰的认识，有时还会产生许多困惑。这样给我们的道德实践工程带来很多困难。西方学术界人才辈出，流派众多，孕育出众多优秀的思想体系，这些理论的运用，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升华，又不断地推动着实践的进步。中国的理论研究要立足中国国情，道德内容的宏观层面基本是确定的，都是正义、公平、善等等，然而在实施的方面鲜有人能提出系统性、实质性和可操作性的工作方法。　　第二，组织实施道德教育运动。这些运动必须在要在实际中展开，而不是流于形式，对象主要针对青少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了道德教育的复兴，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是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毕竟青少年是未来的主人，社会的道德水平最终还是取决于他们。我们缺乏的不是目标，而是落到是实处的行动。在道德教育实践中，应注重弘扬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优良传统，根据新的社会环境进行整合，形成适宜青少年接受的，能够有明显效果的教育活动。这涉及到实践中的工作方法，西方的隐形教育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让对象在不知不觉中受到道德的教化。　　第三，营造惩恶扬善的社会环境。建立健全惩恶扬善的社会环境，保护和激励人民群众善的行为。使见义勇为，救死扶伤成为公众本能的行为、自然而然的行为，而不是事前事后谈起认识来，人人出口成章、口若悬河，但在下一个残酷的现实面前又展开新一轮的讨论，本质上仍然旧话重提。只有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给公众的道德予与正面的激励，败坏的环境只有反面激励，造成恶性循环。其中，媒体的舆论导向至关重要。新闻媒体如用放大镜般地把那些极个别的挑战公众善举的事例拿出来赚取观众眼球、博取收视率，导致一些没有是非辨别能力的人也跟着起哄，社会互信的状况就会被负面案例不断蚕食，报道的多了，仿佛让人觉得善人恶报这是一种普遍现象，那么社会本来良好的道德水平就被自己所拉下了。因此媒体在享有新闻自由权利的同时，更要真正担负起社会责任。　　第四，社会精英要担负起时代责任。道德上出问题，精英和上层社会显然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美国在20世纪初经济飞速发展时，也曾出现各种社会溃败之相。美国度过那段危机，靠的是记者、知识分子、律师等等精英阶层一波又一波持之不懈的努力，比如闻名全球的记者“扒粪运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一次次洗涤矫正，才促成了制度和意识的双重进步。今天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有影响力的社会精英，没有任何道德优越感斥责他人。社会精英享受了社会更多的资源，又受到了最好的教育熏陶，应当而且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连他们都不承担或者都承担不起，那么就要对他们在社会中享受更多社会资源的合理性与其本身的存在性产生质疑。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社会“道德滑坡”是一种现象，其实质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道德信念断层。而传统社会文化根源中伦理精神的缺失，与西方那种自然而然的现代道德的形成相比，我们的道德建设面临着文化上的困难。因此面对这样一种浩大的系统工程，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加强理论研究工作，配之于实践活动和社会环境的改造，在社会精英的带头下，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最终促成中国现代道德体系的建成。　　　　【参考文献】　　[1]杜早华.“道德危机”的实质及其社会文化根源[J].中南大学学报，2011，17（1）.　　[2]杨建华.李传喜.道德底线失落的历史文化原因分析[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1，（1）.　　[3]任丑，岳跃等.伦理学基础[M].重庆：西南师范出版社，2011.　　[4]郑永廷，胡树祥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